一线城市的所谓“眼界”、“见识”,你都可以理解成“智商税”的同义词。但一线城市的“机会”,其实有两重含义:在现在的环境下,一线城市发大财的“机会”实际上已经微乎其微了——但失业以后找到下家的概率,一线城市远比二三线城市高。
市场化的、高速发展变化的新兴产业,企业从兴盛到死亡可能只是几年的事情,人员流动非常巨大,而新兴产业却不比像旧有的制造业一样依赖自然资源和交通运输而被限制死地理位置,而员工搬迁的成本,尤其是有家有口的中年员工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成本实在太高。所以市场经济下更有效率的自然分布的导向,其实就是产业和人口进一步集聚造就更大的城市。
所以在市场化的条件下,特大城市、中心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几乎是世界性的,日本东京都市圈在日本全国人口萎缩的情况下仍然保持正增长,伦敦、巴黎的人口近20年来在迅速增加,美国前20位的大都市圈(MSA,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占总人口的比例一年比一年高。甚至传统上被誉为是小城市建设搞得好的德国,首都柏林的房租也是连年大涨,搞得民众叫苦不迭。
记得之前某外企大裁员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因故去了某大厂办事,顺便在楼下喝咖啡,旁边恰巧就是该司HR在勾搭被裁的外企员工,顺便高谈阔论地tree new bee——一个年近40,技术栈老旧的中年大叔,仍然有机会找到一份收入不降低(非常可观)甚至更高的工作。设想一下,假如他在一个二线城市,他还能这样幸运吗?今年初“互联网寒冬”的时候,网上叫苦声最高的是杭州的互联网人,为啥?因为杭州大厂只有有限的几家,选择太少,一旦被W厂裁员,又没进A厂,那处境就非常尴尬,即使大幅降低工资,都可能被认为是overqualify而无法就业。
所以X国大城市面临的诸多问题本质上行政者反市场化、反效率的行为导致的,突出手段就是卡死土地供应(所谓的“耕地红线”居然是分摊到各个城市,一个大城市竟然可以一整年都没有住宅供地),卡死户籍,税收资源跟人口流动脱钩进行天量基建,强行逼迫人员倒流。但人员倒流的后果就是我上面说的风险——你们城市相应产业的就业单位很可能只有那几家,一旦被裁员,你准备怎么办?
所以要回到二线甚至是三线城市,最好还是能进体制内,吃转移支付的红利,把失业的风险降到最低。否则如果是在体制外,觉得月薪一万很舒服,那你面临的风险甚至可能比一线城市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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