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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清朝是否出过昏君？清朝是否因「气数已尽」而亡？

回答
清朝这艘庞大的帝国战舰，航行了两百多年，最终在风雨飘摇中沉没。关于它是否出了“昏君”以及亡国的原因是否是所谓的“气数已尽”，这是一个复杂而引人深思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穿越历史的尘烟，深入地审视清朝皇帝们的作为和时代的大势。

清朝是否出过昏君？

要界定一个皇帝是否“昏君”，标准往往是多维度的，不能简单地用一两个标签来概括。然而，如果从施政失误、决策失当、对国家发展造成严重阻碍等方面来看，清朝确实出现过一些在历史评价中带有负面色彩的皇帝。

道光皇帝（18201850在位）： 道光帝即位之初，确实有过中兴的抱负，例如严禁鸦片贸易，展现了一定的决心。然而，他在面对内忧外患时，表现出了性格上的犹豫不决和改革上的保守。在与西方列强的交锋中，尤其是鸦片战争，他未能看到世界大势的改变，依旧抱持着天朝上国的观念，最终签署了屈辱的《南京条约》。虽然他努力节俭，但国家的积弊和外患的压力，使得他的统治难以扭转颓势。更重要的是，他对西方先进的军事和科技缺乏真正有效的学习和引进，这为后来的历史埋下了更深的隐患。

咸丰皇帝（18501861在位）： 咸丰帝继位之时，清朝已是风雨飘摇，内有太平天国起义，外有列强的侵扰。他虽然年轻有为，也曾试图进行一些改革，例如起用汉臣，推动洋务运动的早期尝试。然而，他的统治时间短，且大部分时间都在逃亡和与太平军周旋中度过。他的最大失误可能在于，他虽然认识到需要改变，但缺乏彻底的决心和长远的规划。此外，他的个人生活放荡，身体也因此每况愈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执政能力。他在晚年对慈禧的依赖，也为后来的政治格局埋下了隐患。

光绪皇帝（18751908在位）： 光绪帝的一生可以说是悲剧性的。他在内忧外患的夹缝中成长，渴望改革，亲政后推动了“戊戌变法”。然而，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由于触动了守旧派的利益，最终被慈禧太后扼杀，他本人也被囚禁瀛台。从他的角度看，他是一位积极求变、充满改革热情的皇帝。但从实际结果来看，他的改革失败，未能挽救清朝的命运，而且他的被软禁也反映了他作为皇帝的实际权力是多么有限。如果仅仅以“能否有效治理国家”来评判，他在慈禧的严密控制下，很难称得上是一位成功的君主。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皇帝，如晚清的宣统帝（溥仪），虽然年幼登基，但其统治的短暂和最终的退位，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需要强调的是，评价一位皇帝是否“昏君”，不能脱离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清朝后期，尤其是到了道光、咸丰以后，国家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明君”或“昏君”的个人能力问题，而是整个封建制度的衰败、内部矛盾的激化以及外部世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即使是再有能力的皇帝，也难以凭一己之力扭转乾坤。

清朝是否因“气数已尽”而亡？

“气数已尽”是一个带有宿命论色彩的说法，通常用来解释王朝的覆灭。在历史上，王朝的更替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将其简单归结为“气数已尽”未免过于片面。清朝的灭亡，是其自身积累的矛盾与时代浪潮冲击下的必然结果，而并非仅仅是一种“气数”的终结。

一、 内部矛盾的积累与激化：

政治腐败与低效： 晚清政治的腐败程度令人触目惊心。官场贪污横行，买官卖官屡见不鲜，官员素质普遍低下。这导致了政府的决策效率低下，资源的配置扭曲，以及民怨的不断积聚。科举制度的僵化也使得人才选拔机制失灵，无法为国家输送真正有能力的人才。

经济的衰败与民生凋敝： 尽管有洋务运动等一些自救的尝试，但清朝的经济基础仍然非常薄弱。传统的农业经济难以支撑庞大的国家机器和日益增长的人口。连年的对外战争赔款，更是极大地消耗了国力，加剧了财政的危机。同时，人口的快速增长也带来了巨大的土地压力和就业问题，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民族矛盾的加剧： 清朝是满族建立的王朝，虽然其统治者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汉化的政策，但满汉之间的民族隔阂始终存在。在国家危难之际，这种矛盾更容易被激化。太平天国起义就带有强烈的民族和阶级色彩，对清朝统治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后来的革命党人也常常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作为口号，这表明了民族主义在推翻清朝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二、 外部冲击的巨大压力：

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封锁：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不仅割地赔款，剥夺了中国的主权，更重要的是，它们将中国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阻碍了中国自身经济的独立发展。

世界格局的改变与中国落后： 当西方国家经历工业革命，科技飞速发展，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革的时候，清朝依然固守着传统的封建统治模式和思想观念。这种巨大的落差使得中国在军事、经济、科技等各个方面都远远落后于西方。当面对现代化的西方国家时，清朝的落后就显得尤为明显和致命。

革命思潮的传入与传播： 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民族危机的加深，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反思中国的传统，并从西方引入了各种新的思想，包括民主、共和、民族主义等。这些革命思潮的传播，为推翻清朝统治提供了思想武器和组织基础。

三、 自救措施的失败与转型困境：

洋务运动的局限性： 洋务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引进了西方的技术和军事装备，但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使得改革仅仅停留在器物层面，未能触及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的根本。最终，甲午战争的惨败证明了洋务运动的局限性。

戊戌变法的夭折： 戊戌变法的失败，标志着依靠自上而下的改良来挽救清朝的可能性几乎破灭。慈禧太后及其背后的保守势力，坚决反对任何触及他们利益的根本性改革，使得有限的改革努力付诸东流。

清末新政的滞后与虚伪： 到了清末，清政府才开始进行一些表面上的改革，如废除科举、编练新军等。然而，这些改革往往是出于缓和矛盾、维持统治的考虑，缺乏诚意和彻底性。例如，在预备立宪的过程中，清政府试图通过“皇族内阁”等措施来巩固满族的统治地位，这反而激起了更大的不满。

结论：

清朝的灭亡，并非仅仅是几个“昏君”的个人问题，更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气数已尽”。它是一个庞大的封建帝国，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内外矛盾激化、时代变革等多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最终走向了覆灭。

可以说，清朝的灭亡，是其自身的制度性弊端、经济的衰败、政治的腐朽、民族矛盾的激化，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冲击和世界历史发展大势的共同作用下的历史必然。 将其简单归结为“气数已尽”，是对这段复杂历史的简化和对历史规律的忽视。清朝的覆灭，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后来的社会变革奠定了基础。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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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自有国情在此，从一开始就没啥气数。鞑清是捡来的江山，继承了除了老朱家以外的明朝一切BUG，并增加了不少BUG。

一个BUG满身，全靠微操活着的王朝，不是神君就意味着是昏君，这就是清朝的基本国情。

除康雍乾外，鞑清无一处不是槽点。要不是康雍乾连续三代神君，清朝连撕逼的价值都没，妥妥伪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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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哪位的文章。

评论中有同学说是：

张宏杰老师的著作《饥饿的盛世》的自序《得不偿失的盛世》。

一
公元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夏天，英国派出的第一个访华使团到达中国。
英国人对这个神秘的国度充满好奇。他们相信，中国就像马可波罗游记中所写的那样，黄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绫罗绸缎。
然而，一登上中国的土地，他们马上发现了触目惊心的贫困。清王朝雇佣了许多老百姓来到英使团的船上，为英国人端茶倒水，扫地做饭。英国人注意到这些人“都如此消瘦”。“在普通中国人中间，人们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这些普通中国人“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剩饭，都要千恩万谢。对我们用过的茶叶，他们总是贪婪地争抢，然后煮水泡着喝。”
使团成员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说：“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除了村庄周围，难得有树，且形状丑陋。房屋通常都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偶尔有一幢独立的小楼，但是决无一幢像绅士的府第，或者称得上舒适的农舍。……不管是房屋还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英国泰晤士河边的两个城镇）相提并论。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二
毫无疑问，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有的评论者甚至还去掉“之一”二字。
确实，乾隆统治下的中国，纵向比，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人口最多、国力最盛的时期。横向比，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盛世，毫不为过。何以我们五千年文化结出的总结性的盛世在英国人眼中居然如此黯淡？
原因是，乾隆时代的普通英国人生活水平差距实在太大了。
十四世纪，欧洲人并不中国人富裕多少。他们的食物中肉食比重并不算高，一大块面包加一碗浓汤就已经让辛苦了一天的英国农夫心满意足。但是随着经济的质变，欧洲人与中国人生活水平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大。
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前期，英国汉普郡农场的一个普通雇工，一日三餐的食谱如下：早餐是牛奶、面包和前一天剩下的咸猪肉；午饭是面包、奶酪、少量的啤酒、腌猪肉、马铃薯、白菜或萝卜；晚饭是面包和奶酪。星期天，可以吃上鲜猪肉。工业革命后，英国人的生活更是蒸蒸日上。1808年英国普通农民家庭的消费清单上还要加上2.3加仑脱脂牛奶，1磅奶酪，17品脱淡啤酒，黄油和糖各半磅，还有1英两茶。
乾隆年间的中国人吃的是什么呢？
几千年来，中国农民主要食物是粗粮和青菜，肉蛋奶都少得可怜，通常情况下，在春荒之际，都要采摘野菜才能度日。乾隆时代，民众吃糠咽菜的记载笔笔皆是。据《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业卷》介绍，普通英国农户一年消费后，可剩余11镑，约合33-44两白银。而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而年支出为35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才能过活，根本没有生产剩余。所以一旦遇到饥荒，普通人家会立刻破产，卖儿卖女十分普遍。

三
乾隆盛世的贫困，不仅仅体现在物质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精神上。
到达浙江沿海后，因为不熟悉中国航线，英国人请求当地总兵帮他们找一个领航员。总兵痛快地应答了。
英国人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总兵的办法是派出士兵，把所有从海路去过天津的百姓都找来。使团成员巴罗说：“他们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带回了一群人。他们是我平生所见神情最悲惨的家伙了，一个个双膝跪地，接受询问。……他们徒劳地哀告道，离家远行会坏了他们的生意，给妻子儿女和家庭带来痛苦，总兵不为所动，命令他们一小时后准备妥当。”
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一幕让英国人不寒而栗，在欧洲这是不可想象的。英国人说：“总兵的专断反映了该朝廷的法制或给予百姓的保护都不怎么美妙。迫使一个诚实而勤劳的公民，事业有成的商人抛家离子，从事于己有害无益的劳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为。”
这仅仅是英国人一连串吃惊的一个开始，比这更让他们震惊的事还在后面。
在船只行使于内河时，英国人注意到，官员们强迫大批百姓来拉纤，拉一天“约有六便士的工资”，但是不给回家的路费。这显然是不合算的，许多百姓并不想要这份工资，拉到一半往往连夜逃跑。“为了找到替手，官员们派手下的兵丁去附近的村庄，出其不意地把一些村民从床上拉出来加入民夫队。兵丁鞭打试图逃跑，或以年老体弱为由要求免役的民夫的事，几乎没有一夜不发生。看到他们当中一些人的悲惨状况，真令人痛苦。他们明显地缺衣少食，瘦弱不堪。……他们总是被兵丁或什么小官吏的随从监督着，其手中的长鞭会毫不犹豫地抽向他们的身子，仿佛他们就是一队马匹似的。”
乾隆盛世的秩序原来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四
而同时代的欧洲，人权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一个人不管地位多高，都不能任意将另一个人置于脚下。
1747年，也就是乾隆十二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建了一座夏宫，叫无忧宫。没想到这个无忧宫却给他带来了麻烦。原来他的这个王宫选在了一个平民百姓的风磨边上。在修建期间，磨坊主向法院起诉国王，说新建的王宫挡了风，不利于风磨转动。最后国王不得不屈膝让步，同意对磨坊主陪偿。
这个故事有助于我们理解英国人何以对乾隆年间中国人的人权状况如此吃惊。

五
乾隆盛世的出现，有赖于乾隆皇帝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传统人治明君的所有技术资源，挖掘了中国传统体制的全部潜力。如果乾隆生活在汉朝或者唐朝，他也许无愧于伟大二字。因为那个时候，野蛮和贫困横行于整个地球。
然而，乾隆时代的世界，与汉唐已经截然不同。在乾隆出生以前，世界就已经进入了全球化过程。
1522年，麦哲伦船队完成了环球航行，标志着地理大发现的完成。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相继来到中国南面的海域，频频叩打中国的大门。全球化过程从此开始。任何国家想永远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
而乾隆所处的十八世纪，更是人类历史伟大的转折点。正是从这个世纪起，历史开始跑步前进，速度达到了令人头晕目眩的程度。“乾隆在位六十年，正好是英国经历了产业革命的全过程。”“在此之前，……地球的底层蕴含着庞大的资源和能量，人们一直在探求而少收获。十八世纪，一下子得到了打开宝库的钥匙，新的生产力像蛰伏地下的泉水，突然地喷涌进射出来。工农业产量几百倍、成千倍的增加，物质财富滚滚而来．源源不绝。”
而这个世纪政治文明的进步并不慢于物质文明。乾隆十三年（1748年），孟德斯鸠发表了名著《论法的精神》。1776年，也就是乾隆四十一年，美国宣布独立。1789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四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发表《人权宣言》，提出了“主权在民原则”。1795年，乾隆皇帝退位后的第二年，华盛顿宣布拒绝担任第三任总统。
十八世纪，世界文明大潮的主流是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法律的笼子里”。西欧社会的政治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普通人的公民权利保障大为提高。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空前的解放。

六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乾隆皇帝却在做着相反的事情。虽然乾隆的爷爷康熙皇帝已经知道地球是圆的，知道世界上有五大洲，知道有人环绕过地球。虽然乾隆年间西方传教士已经向他介绍了日心说，虽然英国使团给他带来了天体运行仪、地球仪、赫歇耳望远镜、帕克透镜、巨型战舰“君王”号舰艇模型，甚至还有热气球和复滑车表演，他却对世界大势的变化没有丝毫敏感。他视民间社会的活力和自发精神为大清江山永固的最大敌人，积六十余年努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民众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
大清社会各个层面都处于他的强力控制之下：
他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杜绝了皇族、外戚干政的可能，使他们只能老老实实安享俸禄，不敢乱说乱动一下。他以高明的权术和超常的政治恐怖把大臣们牢牢控制在自己的股掌之间，以确保君主的意志在任何时候，任何领域都畅通无阻。
对敢于反抗的“刁民”，他的态度是一味镇压。在他眼中，皇帝、官员和百姓，是父亲、儿子和孙子的关系。不管父亲如何虐待儿子，儿子也不许有丝毫反抗。因此，老百姓无论被贪官污吏如何压榨剥削，走投无路，也只能听天由命，不得“越级上访”。对于群众聚众抗议，维护自己的权利，他总是视如大敌，一再强调要“严加处置”，甚至“不分首从，即行正法”。
对于知识分子，他更如临大敌。他以超级恐怖为手段，扫除一切可能危及统治的思想萌芽。乾隆年间仅大的文字狱就出现了一百三十件。三十余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入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完成了从外到里的全面清洁，消灭了一切异端思想萌芽的完美局面，打造了一个他自认为万代无虞的铁打江山。

七
因此，乾隆盛世是逆人类文明主流的产物。
乾隆盛世的功绩是创造了空前的政治稳定，养活了数量空前的人口，奠定了今天的版图。
然而乾隆时代给中华民族精神上造成的永久性创伤，远大于这一时一世的成就。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认为，只要让全体中国人都“做稳了奴隶”，就是最大的德政，不管采取什么手段。横向对比十八世纪世界文明的发展，乾隆时代是一个只有生存权没有发展权的盛世。纵向对比中国历史，乾隆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民众权利被剥夺得最干净，意志被压制得最靡弱的时代。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僵化的盛世，是基于少数统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设计出来的盛世。乾隆时代的中国人，是“做稳了的奴隶”，只许有胃肠，不许有头脑。只有这样，大清江山才能亿万斯年。
乾隆的盛世监狱精心塑造出来的国民，固然是驯服、听话、忍耐力极强，却无法挺起腰板，擦亮眼睛，迎接扑面而来的世界大潮。
英国人一到中国，马上发现中国人远不是传说中的那样，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他们发现中国人普遍缺乏自尊心、自私、冷漠、对公众事物漠不关心。
英国人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接触过中国人，那些人看起来都很正常。在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槟榔屿，“和其他我们东印度公司属地”，中国移民的“诚实跟他们的温顺和勤奋一样出色。……在那些地方，他们的发明创造和聪敏似乎也跟学习模仿的精确一样出色”。然而，生活在自己国家中的中国人，却远没有海外中国人那样活泼自然，也缺乏创造力。他们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更胆小，同时也更冷漠、麻木和残酷。
使团的船经过运河时，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河中的一艘小船，许多人掉进河中。巴罗说，“虽然这一带有不少船只在行驶，却没有一艘船前去救援在河里挣扎的人。……劝说我们船上的人开过去援救也得不到响应。不错，我们当时船速是一小时七英里，这居然就成了他们不肯停船的理由。我确信这些不幸的家伙中有几个一定是丧命了。”
英国人分析说，这是中国统治者精心塑造的结果：“就现政权（满清）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马戛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更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他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八

虽然登峰造极，但乾隆的统治并没有任何新意。乾隆盛世不过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大总结和大重复。不幸的是，这个盛世出现在不应该出现的时候，因此其成就如果烛火遇到了太阳，一下子黯淡无光。

面对几千年未有之世界大变局，如果中国的专制统治不那么密不透风，中国社会不那么铁板一块，西方涌来的文明新潮才有可能自然地浸润这片古老的土地。可惜，中国恰逢了一个执政能力空前提高的“盛世”。以乾隆为代表的专制精神造成的中华民族精神上的孱弱、保守、僵化，不但是鸦片战争中中国失败的原因，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现代化路上走得如此跌跌撞撞、艰难曲折的原因之一。在乾隆死去二百多年后，仍然有人连篇累牍地歌颂乾隆盛世的稳定和伟大，研究揣摩乾隆治术的高深。许多人仍坚定地认为，只有乾隆的风格和方法才适合这片独特的土地。

只有透彻了解了乾隆时代的另一面，对这个时代的得与失进行一个全面准确的评估，我们这个民族才算没有白白经历“乾隆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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