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高院回应成都岳父杀害女婿一家三口案正在依法评查，该案二审改判死缓是否合理？有哪些信息值得关注？
一、案件基本事实回顾（为理解改判提供背景）
首先，了解案件基本事实是理解改判合理性的前提。虽然具体细节可能因信息来源而异，但大致情节如下：
案发时间与地点： 通常发生在成都某地，具体时间也需要查证。
主要人物：
被告人：岳父（通常年龄较大）
被害人：女婿、女婿的父母（即被告人的亲家）
其他可能卷入的人员：女儿（被告人的女儿/女婿的妻子）
犯罪情节： 据报道，岳父因家庭矛盾（如经济纠纷、女婿一家对女儿不好等）与女婿一家发生激烈冲突，最终持凶器（如刀具）将女婿及其父母杀害。
一审判决： 通常，一审法院会根据犯罪的严重程度，判处被告人死刑或无期徒刑。在这个案件中，一审判决很可能是死刑。
二审改判：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审理后，将原判死刑改判为死缓。
二、二审改判死缓是否合理？
判断二审改判死缓是否合理，需要从法律和司法实践的角度进行分析，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是最根本的依据。
死刑适用的原则： 《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可以同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执行死刑的同时，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死刑缓期执行（死缓）： 《刑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缓期二年期满以后，如果罪犯不故意犯罪，可以减为无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则执行死刑。
案件具体情节： 法院会综合考虑犯罪的动机、手段、后果、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以及是否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等。
2. 可能促使二审改判死缓的情节（需四川高院审慎评查）：
自首、立功： 如果被告人在犯罪后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罪行，构成自首，这是法定减轻情节，可能影响死刑的适用。同样，如果被告人在羁押期间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阻止他人犯罪等立功表现，也可以依法从轻处罚。
防卫过当（可能性较低）： 尽管本案是灭门杀人，但理论上如果前期存在极其严重的挑衅或人身威胁，导致被告人“一时激愤”实施了超出必要限度的防卫行为，法院也会在量刑时予以考量，但这种可能性通常较低，且难以推翻灭门杀人的严重后果。
初犯、偶犯、有无前科： 如果被告人一贯表现良好，本次犯罪是其初犯、偶犯，且之前没有犯罪记录，虽然不能免除罪责，但在量刑时会作为酌情考虑的因素。
系争家庭矛盾的严重性： 如果案件的起因是长期、严重的家庭矛盾，女婿一家对被告人及其女儿存在极端恶劣的行为（如严重的精神虐待、人身伤害威胁、财产侵占等），且这些情节在二审中得到充分证明，法院可能会认为被告人犯罪有一定的情绪诱因和“不得已”的成分（当然，这仍然不能完全免除罪责，但可能影响对罪行严重程度的最终评判）。
未成年子女的抚养： 如果被告人有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且没有其他监护人，法院在量刑时可能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但此因素通常不是决定性的。
赔偿与认罪悔罪态度： 如果被告人在二审期间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的损失，并表现出真诚的悔罪态度，这也会是法院考虑的减轻情节。
3. “依法评查”的意义： 四川高院表示“正在依法评查”，这本身就说明了案件的复杂性和敏感性。
上级法院的监督与纠错： 刑事案件的二审是对一审判决的全面审查。如果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或法律适用上存在错误，二审法院有权纠正。
维护司法公正： 在公众高度关注的案件中，法院更会慎重处理，确保司法公正和法律的严肃性。
可能存在争议的焦点： 改判死缓通常意味着法院认为被告人的罪行虽然严重，但尚未达到“罪行极其严重，且必须立即执行”的程度。这其中可能涉及到对某些情节的再认识。
总的来说，二审改判死缓是否合理，取决于法院在二审审理过程中，是否全面、客观地审查了一审的证据和认定的事实，是否正确地适用了法律，并且将所有可能影响量刑的法定和酌定情节都充分考虑在内。公众的看法可能基于对案情的直接了解，而法院则需要依据法律和证据进行判断。
三、值得关注的信息
在这个案件中，以下信息尤其值得关注，它们可能直接影响公众对判决合理性的判断，也反映了司法审判的细节：
1. 四川高院“依法评查”的具体内容：
评查的重点是什么？ 是针对一审判决的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法律适用错误？还是量刑情节的考量存在疏漏？
“依法评查”的时限和结果？ 评查是独立的调查过程，还是对社会舆论的回应？评查后是否会公开评查结论？
“依法评查”是否意味着案件还有进一步的法律程序？ 例如，是否会启动再审程序？
2. 一审与二审判决在事实认定和量刑理由上的具体差异：
一审法院的死刑判决理由： 详细说明了为何认为被告人罪行极其严重，必须判处死刑，以及哪些情节排除了死缓的适用。
二审法院改判死缓的具体理由： 这是最核心的关注点。二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详细阐述了哪些新发现的事实、对原有证据的不同理解、或者法律适用上的调整，导致了从死刑到死缓的转变。例如，是找到了新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有自首情节？还是认为一审对家庭矛盾的严重性考虑不足？还是对被告人的主观恶性有了新的认识？
3. 案发原因的深层挖掘：
家庭矛盾的具体细节： 究竟是什么样的家庭矛盾导致了如此极端的犯罪？是经济问题、婚姻问题、还是长期存在的家庭冲突？这些矛盾的严重程度如何？是否涉及家暴或其他违法行为？
女婿一家的责任： 在法律意义上，是否存在过错方？虽然被害人死亡，但法律在追究凶手刑事责任的同时，也会审视引发冲突的其他各方的行为。但需要强调，任何过错都不能成为杀人的理由。
4. 被告人（岳父）的辩护意见和认罪悔罪态度：
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在二审中的关键辩护点是什么？ 是强调犯罪的偶然性？是争取自首、立功等情节？还是对犯罪动机进行解释？
被告人是否有真诚的悔罪表现？ 例如，是否主动向被害人家属道歉、赔偿？或者在庭审中表达了对行为的懊悔？
5. 社会影响和公众情绪：
案件的社会敏感性： “岳父杀女婿一家”这样的标题本身就极具冲击力，容易引发社会对家庭暴力、亲情伦理、婚姻家庭关系等问题的广泛讨论和担忧。
公众对死刑的普遍看法： 许多民众可能认为如此恶劣的案件应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改判死缓可能存在不理解或不满。如何平衡法律的严谨与公众的情感，是法院需要面对的挑战。
6. 法律审判的透明度：
法院是否会就改判原因进行更详细的公开解释？ 尤其是在公众高度关注的情况下，公开解释判决理由，有助于增进社会对司法公正的信任。
案件是否符合公开审判的原则？ 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公开审判过程和判决理由，是对公众知情权的尊重。
总结来说，四川高院对该案“依法评查”的声明，表明了其正在对二审判决的合规性和公正性进行审视。而二审改判死缓的合理性，最终取决于法院在合法、公正的审判程序中，对所有证据、事实、法律条文以及量刑情节的全面、准确的考量。值得关注的不仅仅是最终的判决结果，更重要的是整个评查和审判过程中体现出的司法公正、透明度以及对社会关切的回应。
网友意见
谢邀。
08年孙伟铭案，此人无证、醉酒、逆行、肇事逃逸，与5辆正常行驶的汽车碰撞，造成2人当场死亡，2人送院不治身亡，1人重伤。
成都中院一审认定其“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且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故依法判处其死刑”。
孙伟铭不服上诉，四川高院二审改判为无期徒刑。
由于此案当年在四川民愤极大，人人皆曰可杀，因此记者专门采访了四川高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王静宏，王副庭长表示：
王静宏：孙伟铭系间接故意犯罪，不希望、也不积极追求危害后果的发生，与驾车撞击车辆、行人并造成重大伤亡后果的直接犯罪有所不同，主观恶性不是很深，人身危险性不是很大；
其犯罪时处于严重醉酒状态，对自己行为的认识和控制能力有所减弱；归案后，其真诚悔罪，并通过亲属尽其所能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被害人及其亲属因此出具了谅解书，依法可从轻处罚。
基于以上因素综合衡量，孙伟铭尚不属罪行极其严重必须施予极刑的罪犯，因此，法院作出由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的判决。
懂，只要能证明当时主观犯罪意愿有问题（我喝酒了、我激情了），事后再悔过，就可以满足王副庭长的改判标准。
对了，这次彭州的一家三口灭门案改判，据闻也是王静宏副庭长所负责的。
说实话，废死我不反对；再说句讨骂的，我甚至认为废死确实是司法趋势。
但我的分歧点在于：废死应当是件水到渠成的事，是我们有了充足的司法改革、形成了完备的惩治体系后，再慢慢控制死刑的适用范围和数量。
什么时候完善到不需要用死刑就能有效惩罚犯罪者，再开始废死。
换言之，你不能为了废死而废死。
人底下没人犯罪，和监狱里没犯人，这是俩码事。我们明天让全国派出所下班，不接任何报警，难道天下就太平了？
纸面数据上追求“少杀慎杀”，违背了少杀慎杀的真正本意。本来是为了控制冤假错案的不可挽回，要求证据不明确下少杀慎杀；现在证据明确而不杀，不仅不是当年所追求的少杀慎杀，更有损司法的威严。
各方面都符合死刑标准而不用，那要死刑干嘛？写来好玩的？
天下没有大同，就要承认人人都有私心；生产力还不是高度发达，就要承认社会主义阶段，离共产主义还有距离。
被害人和社会整体还支持同态复仇，司法就必须保留这一惩罚手段，不管在理论体系里这被如何认为是“落后”的。
司法可以在具体执行上有意引导，但不能在根本上违背公众的意志。因为司法是工具，是意识形态的从属，而非意识形态本身。
没有足够的公众意志就尝试用司法手段改造社会意识，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方向。
所以有时候老百姓朴素的问题，往往能切入重点：
当杀不杀，为何？
主客观证据确凿、符合死刑标准、情节十分恶劣、被害人亲属无谅解意愿。这不是一起证据模糊的案件，少杀慎杀不是不杀，不能因个人司法立场而干扰现行法制。
希望四川高院和王静宏能像当年孙伟铭案一样，也向公众解释一下改判的理由。法不服众则危，出来走两步。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警察如果在办案的过程中，发现嫌疑人是自己的亲戚，警察是不是要回避？
检察官在诉讼的过程中，发现嫌疑人是自己的亲戚，检察官是不是要回避？
法官在审理的过程中，发现嫌疑人是自己的亲戚，法官是不是要回避？
第二十九条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
（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
（二）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三）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
（四）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
这里面的签谅解书的女士，确实是被害者的妻子没错，但她也是施害者的女儿。让妻子签谅解书没问题，但是让施害者的女儿签对施害者的谅解书，这合适吗？
个人感觉两相冲突，这个即作为妻子，又作为女儿的女士应该回避才对。
再退一步讲，儿媳在我国的家庭关系中，是没有其法律地位的。在我国《民法典》继承编规定的法定继承人的范围中，有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没有儿媳这一说法，儿媳不赡养公婆也是不违法的。
也就是说，儿媳，实际上和公婆没有血缘关系，在法律上也不属于公婆的亲属。所以这位儿媳，可以替自己的老公签谅解书……
但是她有权力去替公婆签谅解书吗？
儿子没有了，公婆应该由其它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来签谅解书，如果这位亲属不同意谅解的话……
单这两条人命，就够枪毙施害者一回的了 。
这个案子暴露的最大问题，是谅解制度的漏洞。
被告人侵犯的是被害人的合法权利，只有被害人有资格决定是否谅解。从理论上说，当被害人无法发声时，谅解人是作为被害人的代理人这一身份表达被害人的意志的。所以，理应只有和被害人具有天然利益一致性的人才有资格提出谅解。
首先，本案死者不止一个丈夫，还有公婆，根据继承法，儿媳和公婆，女婿和岳父母，连第二顺位继承人都不是，那么儿媳和公婆虽是“家人”，但利益的一致程度不应被判定为达到了有资格作出谅解的程度，就算丈夫的死可以“谅解”，但公婆不应该可以。
然后，还要注意到：如果某人和被告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本该推定其无法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代表被害人的意志，要予以回避，不应具有谅解资格，而这也是以往所从未得到重视的。
只要法律有漏洞，就迟早有人会利用，靠道德靠煽情都没什么用，只有堵上漏洞才能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
2020年4月，广西发生了「男子强奸10岁百香果女童致死，二审死刑改判死缓」事件，引发舆情哗然，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时间调卷审查。
2020年12月28日，凶犯被终审判处死刑，最终正是顺应天理与民心。
2021年2月2日，凶犯被执行死刑，足以告慰受害小女孩的亡灵了。
同样完全有理由坚信，本次成都「岳父杀害女婿一家三口，二审改判死缓」事件，也一定会得到类似的纠正与改判。
正义不会缺席，只是需要一点时间。
长期以来，有一些法官深受欧美“废除死刑”思潮影响，对多起杀害人命的恶性案件，均秉承“尽一切可能不判罪犯死刑”的思路，仅判处死缓、无期徒刑，不惜挑衅中华民族基本的道德传统、社会良俗！
2009年，一个无证醉酒驾驶，撞死四人，重伤一人的案子，一审死刑，二审改判无期，某法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公开表示：
【这种以命抵命的这种文化，跟我们现在这种法律文化的发展是不相适应的，我们国家的刑事法律政策也在限制慎用死刑，少用死刑。
我们这个国家长期以来杀人者死，几千年都是流行的这种思想，但是这种严刑峻法并没有遏制或者杜绝我们现在存在的杀人案件，如果我们以杀人的手段想来遏制这种行为的发生，我觉得不是一种理智的判断，不是一种理智的处理结果。】
长期以来，亦有很多法律界从业者，骨子里就缺乏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反而将欧美法律界、以及欧美舆论界的声音，看得如千钧山岳之重。
当别有用心的欧美舆论，一直以判处罪犯死刑，作为“污名化中国”的攻击点时，这些法律人士竟也跟着软了膝盖，不自觉地就迎合其指责，对那些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分子，也“宽大无边”地怜悯起来。
持坚定“废除死刑理念”的法学家，甚至一度成为学界的主流思潮。
甚至很多反对废除死刑的法学家，其主张也是「废除死刑是世界趋势，中国现状是仍要维持死刑，因为这是我们的法治传统，死刑应该逐步废除。」「废除死刑并不能带来文明，文明程度足够高了才能废除死刑。中国目前还处于发展阶段，死刑应该保留。」
换言之，他们同样也默认了「废除死刑是法制的进步，中国将来发展到新的文明阶段，肯定要废除死刑」，成为法学界不可动摇的“常识”。
正因大批法学界人士都是这么理所当然地认为的，他们传业授道，师生相承，自然就成为一代代法学人士根深蒂固的【思想钢印】。
——而这本质上，就是近代以来百年沉沦，几代知识分子对欧美文明的顶礼膜拜，在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以欧美之是为是，以欧美之非为非」的【思想钢印】！
其实，欧美国家作为资本控制了几百年的社会，从来都将金钱看得远比人命和正义更重。对欧美法律人来说，判处一个罪犯死刑，远不如将其免死、而后不断上诉、减刑，上下其手，可能获得经济利益更大。因此，欧美那些垄断了法律解释权的律（讼）师（棍）们，一直捧着令人艳羡的“金饭碗”，财源滚滚、日进斗金。
不止是“废死运动”，而这些欧美法律人同样长期不懈大力鼓吹，并在有的国家开始实行的“吸食毒品合法化”等，本质上同样是基于巨额经济利润。甚至可以说，当代欧美国家，表面看上去似乎愚不可及的种种【白左行径】【白左主张】，归根结底都只是一门生意。
而那些以精英自诩的中国公知和小资们，一直努力介绍、试图引进的各种“发达国家先进经验”，不论打着如何“高尚”“正义”的旗号，归根结底，正无非是期望我们也变成类似欧美的国度，无限崇尚精英主义和拜金主义，由资本统治一切，将90%以上民众都当做愚民，成为极少数有钱人、精英、小资的天堂。
某些一直竭力鼓吹「废除死刑是国际先进趋势」的法律人，又何尝不是对欧美讼棍们的幸福生活和隆高地位，羡慕不止，心神往之？
他们在多个类似恶性案件中，甚至无视民愤、竭力抵制的所谓“舆论影响司法”，本质上就是以精英自诩，妄图彻底垄断法律解释权，不许广大人民染指。
然而，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他们的幻想，可能行得通么？？？
看看这场新冠疫情，欧美国家的种种匪夷所思闹剧，更已经无情撕下了欧美文明“发达国家”的面具，是对其价值观、软实力和自信心的全面摧毁，充分揭露了欧美国家的统治阶级：唯利是图、反科学、反人类的本质。充分揭露了欧美文明和欧美社会制度的反动本质。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时代早已变了。
中华民族自尊感和自信心空前高涨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当我们凭借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工业制造能力，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组织力动员力，战胜这场新冠疫情之后，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竖立对我们国家和社会的绝对自信，竖立对复兴崛起的中华文明的绝对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将欧美文明林林总总的一切糟粕，包括“废除死刑主义”，包括“极端女权主义”，包括「以欧美之是为是，以欧美之非为非」的种种“国际标准”，全都彻底扫进历史垃圾堆！彻底断了源源不断的崇洋媚外“慕洋犬”们产生的思想根源。
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时代，同时亦是一切“以欧美为师”的西化分子的末路穷途！
至于本次案件暴露的：「杀人犯杀害姻亲，让自己亲属子女通过继承权，不当得利」的法律漏洞。
古代中华法系中，古人的智慧是如此解决的：
清朝雍正时期，达官贵人、巨商大户家宅中，继室后妻害死前妻所生长子，不惜事发后自己一死，也要为自己所生幼子谋取家产的事例，屡有发生。
所以雍正帝直接下旨：后妻谋害前妻之子，同时处决其所生幼子！就用这种绝不“人道”的铁血判例，从此杜绝了此类谋夺家产的恶性行为。
当然，现代法律不可能倒退回封建时代的“近亲连坐”制，但完全可以参考这个思路：
婆婆杀害儿媳，让自己儿子得到遗产？——直接剥夺其儿子遗产继承权，一并剥夺其儿子的幼子监护权！
丈人杀害女婿，让自己女儿得到遗产？——直接剥夺其女儿遗产继承权，一并剥夺其女儿的幼子监护权！
——无关男女，而是天理公道！
此案刑事部分没啥好说的，
量刑轻重其实影响不大。
此案的关键是经济部分，
如果机械的执行法条，
我们可以来设想一下后果：
假设我是凤凰女，家有几个兄弟嗷嗷待哺，
父亲身患疾病时日无多，
我嫁了上海土著，家中肚子，父母双全，
苏州河边五间铺，南京路上三套房，
某个月黑风高的大年夜，
饭桌上起了冲突，
家父心一横，手刃老公全家。
事后投案我谅解，
那怕最后斩立决，
我家小赚一个亿。
当一个家庭牺牲一个人，
能赚几个亿，想走这条捷径的人会少吗？
永远不要在经济利益前考验人性，
古有杀人骗保，
再晚一点有《盲井》；
只要有300%的利润，
就会有人敢于践踏人世间一切法律。
至于一个老朽是死是活，
好像已经不重要了。
我觉得有必要出台司法解释，
对于这种涉及近亲的
恶性刑事案件中的财产分配给予规定。
简单的说钱不能让那女人一家拿走，
不然这个只是个开始，
以后拿灭门动歪脑筋的人多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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