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生在1894年，你会如何选择自己的政治立场？
首先，我会审视我所处的环境和阶层：
如果我是一个出身显赫的官僚或士大夫家庭：
可能的立场：维新改良派/立宪派。 家族中的长辈可能还在朝廷中任职，或者与朝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见证了晚清的衰败，可能已经意识到固守旧制无法救国。因此，我会受到家族的影响，倾向于支持温和的改革，希望通过君主立宪的方式，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制度，但同时保留清朝的统治，以求稳定和秩序。我可能会阅读梁启超、康有为等人的著作，关注戊戌变法后的改革措施，对袁世凯的政治手腕抱有一定期望，寄希望于通过渐进式的改革，让中国走向富强。我可能会参与一些立宪团体，或者在报刊上发表支持立宪的文章。
可能的立场：保守派/守旧派。 也有可能，我的家族是顽固的守旧派，认为一切变革都是对祖宗成法的颠覆，对西方文明充满警惕和敌意。他们可能会怀念过去的盛世，认为列强的侵略是由于自身的不德，而非制度的弊端。在这种环境下，我会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对推翻现有秩序持抵触态度，可能会选择支持抵抗西方文化渗透，维护传统道德和礼教。我可能会对革命党人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们是扰乱秩序的乱臣贼子。
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百姓，生活在农村或城市基层：
可能的立场：顺应潮流/观望派。 作为普通百姓，我的首要关注点可能是生计问题，如赋税、饥荒、兵乱等。我可能对政治变革的宏大叙事并不特别关心，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安居乐业。我可能会受到周围环境和消息的影响，比如听到革命党人煽动反清起义的消息，或者看到官府的镇压，我会选择观望，看哪一方能带来更好的生活。
可能的立场：朴素的革命思想（受反清情绪影响）。 如果我生活在遭受压迫严重的地区，比如因为条约割让给外国，或者官府腐败，民不聊生，我可能更容易被革命思想所吸引。我可能会听到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被“推翻满清统治”的愿景所打动。我可能会加入一些秘密会党，或者在背后支持革命活动，但由于缺乏组织和教育，我的政治认知可能比较模糊，更多的是一种朴素的民族主义和反抗精神。
如果我是一个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或者来自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家庭：
可能的立场：革命派（孙中山思想的追随者）。 这是最有可能的坚定政治立场之一。如果我能够接触到西方民主思想、科学技术以及日本、欧美等地的革命思潮，我可能会深刻认识到清朝统治的腐朽和无能，以及国家面临的生死存亡危机。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会给我带来巨大的启发。我会认为推翻帝制，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是唯一的出路。我可能会积极投身于革命活动，加入同盟会，或者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革命思想，组织起义。我会认为武力革命是必要的手段，即使会带来动荡。我会关注辛亥革命的进程，并为之贡献力量。
可能的立场：无政府主义/激进主义。 在那个年代，也存在一些更激进的思想流派，如无政府主义。如果我更倾向于彻底的社会变革，不仅仅是推翻帝制，还包括废除一切等级制度和国家权力，我可能会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我会批判一切形式的压迫，追求个体自由的极致发展。
二、我将如何形成我的政治立场？
无论出身如何，我的政治立场的形成都会经历一个过程：
1. 信息的获取与辨别： 我会通过以下渠道获取信息：
家族和师长： 他们的思想观念对我的早期影响至关重要。
报纸和书籍： 那个年代的报刊业蓬勃发展，涌现出大量进步的媒体，如《民报》、《新青年》（虽然创刊较晚，但其思潮在之前已有酝酿），以及翻译的西方书籍。我会努力阅读这些刊物，了解国内外的局势和各种政治思想。
口耳相传： 革命党人、改良派的宣传，以及社会上的各种传言，都会在我心中留下印记。
亲身经历： 亲眼目睹的社会不公、战争的破坏、民族的屈辱，都会加深我对国家命运的思考。
2. 价值观的塑造： 我会思考什么是“好”的政治，什么是“好”的国家。我会问自己：
人民的福祉在哪里？
国家的独立和尊严如何维护？
什么样的制度能让中国变得强大和公平？
我是否愿意为实现这些目标付出代价？
3. 理性的权衡与选择：
改良 vs 革命： 我会权衡改良的效率和革命的风险。改良可能更温和，但效率低下，难以根除弊病；革命可能更彻底，但代价巨大，可能导致更大的混乱。
国家利益 vs 个人利益： 我会思考在动荡的时局下，我的个人前途和国家命运如何抉择。
不同派别的优劣： 我会分析不同政治派别的纲领、行动和代表人物，判断哪种更能代表国家的未来。
三、我的具体倾向和行动（如果我受过较好的新式教育，并接触了革命思想）：
如果我具备了上述条件，我可能会倾向于革命派，并采取以下行动：
学习与传播： 我会深入学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解其内涵。同时，我会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知识，并尝试将这些知识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给更多人，例如通过写文章、发表演讲、组织读书会等。
参与革命组织： 我可能会设法加入同盟会或其他革命组织，积极参与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如果条件允许，我甚至会考虑从事秘密联络、募捐、甚至是武装斗争的准备。
支持推翻帝制： 我会将推翻腐朽的清朝统治视为首要任务，支持革命党人的起义行动。
关注民生问题： 在支持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同时，我也会关注民生问题，思考如何通过革命实现国家富强，让普通民众过上好日子。我会关注土地问题、经济发展等议题。
警惕外国干涉： 我会警惕外国列强利用中国内乱进行干涉和瓜分，强调国家独立和主权的重要性。
最终的抉择，将是一个充满痛苦和挣扎的过程。 那个年代的中国，没有明确的“正确”答案，每一种选择都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我会努力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各种思潮的碰撞中，找到最能引领中国走向光明未来的道路。我深知，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但如果我能够成为一股微小的力量，为国家的进步贡献哪怕一分一毫，那也将是我的荣幸。
总而言之，如果我生在1894年，我会努力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在了解不同政治主张的基础上，做出我认为最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选择。考虑到那个时代中国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我更倾向于接受和传播激进的变革思想，比如革命派的主张，并尽我所能去推动中国的进步。
网友意见
1894年，大清光绪二十年，这年夏天，甲午海战爆发。
这一年，中国人口3.3亿。
士的比例，占0.96%；杂工的比例，占10%，这部分人，兼要种地；小商小贩，卖馒头、当货郎的，占2.9%，这部分人，还是要兼顾种地；不上学、没其他活，只能种地的，占85%以上。一家六七口人，每家分得十亩地就不错了，一人一亩来地，全家人就指望这点粮食过活。一亩地打一百多斤粮食，每石一两多银子。更多家庭只有三五亩地，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地，只能当长工或麦客，饿不死就是最大追求。
想看新闻？
识字吗？
你不识字。
城镇人口少，识字率较高，占到三分之一。咱可没那命，你就一种地的，农民识字率不足五分之一，你要是确信你谦虚好学，能读得起书，可以光吃不干，那么你是能认字的。
认字就能看新闻吗？
没有的事儿。报纸虽然早有发明，但自古邸报都是官人和富户的用品。村里谁见过报纸？1898年，《京报》才创出来，1901年，北洋才创办了一份官报。
你从哪儿看新闻呢？
说真的，你能借到两本三十年来的新作就不错了。两年前的山西特大洪水，让晋北遭遇灭顶之灾，你也没听说过。唯一和你有关的新闻，就是县城来了个洋鬼子，办了个教堂，专门骗小孩进去挖心肝。实际上，教会里的人并没有挖心肝的爱好，教会的人，只是强占了县郊的田地，敲诈勒索、凌辱百般，有司判案，一律一等洋人二等官，三等教民四等汉，分明不给人活路。教会神父位同州县长官，教众滥行赋税，“一旦入教，便可无所不为耳”，保障传教的不是善良，而是屠刀，“战舰成为推动传教事业中决定命运的主角！”有人聚众捣毁教堂，被活活打死了，对此你恐惧而又痛恨。
看新闻吧。
我们不看清政府的说法，不听无知群众的狂吠乱吼，只看欧美新闻：
《震惊！无知山东农民，打死传教士！》
《育婴堂：修女是如何被泼污的》
……
你如何选择你的政治立场？
有的人，读过书、写过字，考取功名的，有机会去日本深造。这群人知道，我们打了败仗，很惨，我们要改变，我们要自救！
1903年，张之洞拟定鼓励游学之章程。
十年。
你等不了，眼下，入教的那个欠你钱的家伙，反诬你欠他钱，打官司，神父插手，只用了一张函片。官府不敢管，反责令你赔钱，你一下倾家荡产了（《山东义和团案卷》泰安府案）。你参加了义和团，杀了传教士，打死了教民。
在现代这个新闻发达的时候，你就是个暴民。
你是无知、愚昧、残暴的代名词。
你没得选。
因为你是当时中国94%的底层人。其余6%，也不全有的选。家庭环境极好，家长又开明的，可以出去留学。留学欧美，每月需要一百两白银，一年最少一千二百两白银，这就要把中产祖宗八辈的血汗全拿出来。去日本还有点念想，但家里不富裕，想也别想。
有钱出国自然是好的，学成归国，立场就变了。
周树人、蒋介石、汪精卫、陈独秀……
这也是中国未来革命之中坚力量。
也许在那时候，就有人想到过——不是你选择什么样的立场，而是你有没有资格选择立场。一百多年过去了，当我们回首往事，预设了自己的自信与全知，相信自己起码是个参加公车上书的有识之士，却不知参加公车上书的，是在京城应试的举子，全省三年才有五十个名额。没人愿意相信在那时自己最大的可能其实就是个种地收麦的农民，也没人愿意相信自己会成为自己鄙视的暴民。他的头脑很清醒，眼光很独到，他还有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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