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客观评价太平天国运动？

很Low又很牛。

说Low，是因为它的确很土，土到把戏曲当成学习资料，用评书段子搭建政权。我之前吐槽过天国的官职设置：

上海文化在陈行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富人生活和穷人在空间上近乎完全隔离。鲁迅笔下的乡民和孔乙己，对几十里外的“举人老爷”已经敬如神明，完全想象不出更高层次的权贵会怎样生活。太平天国造反，最高级的官职不是丞相，而是“军师”；最荣耀的封号是“九千岁”，这显然是从街头评书学来的“贵族范”。看来“皇帝用金斧头砍柴”的笑话并没有过分夸大普通人和上层社会的隔膜。

同一篇文章也指出了为何太平天国这么土——没有传统士人加入，全靠底层工农的见闻和想象力去建立军政体系。

前面说太平天国以“军师”为最权威的官职，另一原因就在于中国大多数基层社区奇缺知识分子，普通儒生也没有搞平民教育的兴趣。只有半巫半医、见多识广的道士（或其他宗教人物）成了极少数能带来外界信息，掌握地理、历史知识（未必正确，但聊胜于无）的人。所以，乡民们相信这种呼风唤雨、料事如神的军师是“干大事”的必备条件。为了迎合普通人的想象，诸葛亮、刘伯温、吴用等形象一步步地被修正，最后变成了今天的儒道佛妖兼修的半神形象。

太平天国运动震动全国，内地有17个省份被太平军攻占过城市，鼎盛期控制了近一亿人口，数十万军队，而且不像少数民族武装那样根据地在边疆，而是占据了中国经济-文化的核心区。按照历代的“规矩”，至少在它的上升期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和旧官僚投奔，不说封疆大吏，起码也得有一批翰林进士加盟才是。

然而，这么大的一个军政力量，即便面对清朝抢占了汉族“正统”身份，却依然没有一个举人主动加入（仅在鼎盛时期胁迫了几个举人），进士更不要提。政权内的旧知识分子只有寥寥几十个失意秀才，所以太平天国的官制、军制都和明清毫无继承关系，完全是自成一套；天国的税务、考核体系也杂乱无章，未能让江南财赋重地发挥应有的经济支持。从这个角度说，天国很Low。

然而，前面的事实反过来想，却指向另一个惊人的结论——在完全拒绝旧知识分子的情况下，从零开始搭建军政体系，颁布自成体系的典章制度，在内外敌人的打击下坚持十几年，距取天下只有一步之遥，这是真正的NB啊！你招募一群连乡长都没有当过的“低端人口”起事，就算不用打仗，有人把国家凭空交到你手里，有把握做的更好吗？

纵向比较，历朝历代的农民造反，要么因为没有旧知识分子加盟而迅速溃散，要么和儒-法官吏结合，迅速转化为自己曾经反对的体制。唯有太平天国两条路都没有选，硬是把第三条路走到接近胜利。所以我们的课本上说：

太平天国运动是农民运动的最高峰。

当然，唯物主义者不相信任何天才论，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并不是神仙转世，天国领袖的才能和武力也并不明显超出李自成、绿林军。但他们生在了古代社会的末尾，接触到了近代社会的一些新思想和新技术；而太平天国的对手——儒-法官僚体系又恰好受到工业资本主义帝国的冲击，转型艰难，摇摇欲坠。此消彼长，太平天国借历史大势攀到了农民运动的最高峰。

马前卒：明清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有多发达（特指鸦片战争前）？

清朝的外贸依赖更严重。贸易路线的改变就能制造失业，进而导致内战。

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到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之间，中国对外贸易继续保持顺差，只是因为英国条约规定五口通商，打开了上海这个长江口要道，广州不再是准垄断的贸易港，国内贸易路线瞬间改变。尤其是长江流域的物资，过去要走秦始皇征岭南的路线，从湘江上源翻越分水岭，进入珠江流域，现在直接到长江口就能交换洋货。

于是上海兴起，珠江上游和湘江的物流业骤然消亡，连带配合的第三产业也衰落，制造了大量失业人口——这正是太平天国起家和壮大的路线。而太平天国的两广军官团最后选择南京为根据地，恰好是新的物流枢纽的上游，和他们在珠江上游的老家过去的地位有相似之处。

这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杨秀清——世代烧炭，为广州这个外贸工业基地兼物流中心服务。十几岁的时候，杨秀清不甘心只当烧炭工，和朋友一起搭伴去做生意，跑的就是两广——湖南一线。把中国手工业品搬到广州，把洋货搬到湘江方向。1843年上海开埠，中国主要贸易路线转到上海——长江，20岁的杨秀清立刻失业，回家想继续烧炭发现也越来越难做，他和类似境遇的人，如炭工萧朝贵、炭工领袖冯云山、矿工秦日纲、船工罗大纲成了太平天国初期的骨干力量。1851年杨秀清28岁，太平军在金田聚会起事，不到30岁，杨秀清率军攻入南京。

所以，太平天国运动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爆发并非偶然，而是经济转型的一个必然结果。就算洋人的条约不包括传教，只要英国人开了上海港，洪秀全杨秀清等人也能用其他理由集结起这些两广准失业人口，一路裹挟湘江赣江衰落的物流业运力，去长江流域讨生活。就在太平天国起兵的同时，天地会等势力也在两广造反，甚至还有一个和太平天国并列的“升平天国”，也想走广西——湖南——上海路线求生，只是在湖南遇上早期湘军，被拦下来而已。

说起太平天国的新思想和新技术，课本上已经讲了不少，比如改造过的基督教，比如李秀成的西洋步枪和欧美志愿军，比如洪仁玕的改革方案。我这里说一个新思想和新技术结合的代表——印刷厂。

论太平天国的印刷业

起兵就建印刷厂，历代农民造反可曾见过？要知道唐朝已经有了雕版印刷，宋朝连活字都出来了。但开局就要搞印刷，不要说农民武装，很多贵族军事集团也是想不到的。

太平军重视印刷厂。固然有读书人太少，抄写员不足的原因，但也反映出太平天国对近代宣传模式的重视——洪秀全从西方学到的可不止是基督教的形式。而且太平天国很清楚宣传机器（比喻和字面意思）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一旦有先进传播模式和技术，他们绝不会放过：

南北战争如何影响太平天国？

在宣传员中，最富戏剧性的是罗孝全，他是美国传教士，当年洪秀全、洪秀仁曾跟随他学道，前后3个月，洪秀全多次提出想入教，但罗孝全对其入教动机没把握，因而拒绝了他。1853年，他收到太平天国的邀请，想到能成为一个新王朝的国师，罗孝全心潮澎湃，1860年，他终于到达天京。

让罗孝全失望的是，洪秀全并没和他攀谈，也不准备继续接受他的宗教教育，他被安排在洪仁玕的楼下住，从此成为他的笔杆子，让罗孝全吃惊的是，此时洪仁玕已纳了妾，公开违背了天主教一夫一妻的教规。

虽然如此，罗孝全还是留了下来，写了很多“匕首与投枪”式的文章，它们被太平天国唯一的新式印刷机印成各种传单、文件，而这台印刷机完全由洪仁玕掌握。

从历史发展来看，太平天国之所以能脱离旧知识分子搭建军政体系，很重要的原因是印刷术（在儒家体系之外）普及了最基本的社会学知识，也给新政权提供了更先进的宣传手段。太平天国既是印刷术普及的结果，也是新型印刷技术的推广者：

太平天国前14年图书刻印及利用

太平天国镌刻、印行的图书利用率相当高，他们采取一切措施传播这些书籍。“贼到处必散伪书数种”(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布散伪书，令人诵读”。“初犹每馆一本，既则人各一本”。“所到必刻伪经示众”。在克武昌、南京等地后，散发《天父下凡诏书》、《太平诏书》、《颁行诏书》、《天条书》等，北伐途中曾送《幼学诗》等书。

太平军还设法将图书在清军中散发，以达到宣传瓦解清军之功效。1853年英国“何木斯号”舰长在访天京后说：“离开南京以前，他们赠给我们许多他们所印行的书籍，他们似乎储存极多，因为他们采用一切办法来传播这些书籍。‘何木斯号’的几个军官曾看见他们用小船装满书，从江上漂送到清军的小艇队中间去”。

太平军也常以典籍回赠进贡者，如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旧遗诏圣书》中记载：“十月二十二日，刘悔庵等三十三人赴安徽进贡，翼王五千岁比给诰谕、训谕及旨准颁行共十三部”。江西“南、新二邑以豕鸡鹅鸭银米进贡者不知凡几，相见皆呼以兄弟，甚属亲热，即报以《太平诏书》、《天条书》、《幼学诗》、《三字经》数卷，执帖一张，物重者或报以棉花油盐衣服等物，乡民皆快焉”。

太平天国提倡文学改革，反对专门玩弄词藻而内容空洞的文章

“照得文以纪实，浮文所在必删；言贵从心，巧言由来当禁。……是以前蒙我真圣主降诏，凡前代一切文契书籍不合天情者，概从删除，而‘六经’等书亦皆蒙御笔改正，非我真圣主不恤操劳，诚恐其诱惑人心，紊乱真道，故不得不亟于弃伪从真，去浮存实，使人人共知虚文之不足尚，而真理自在人心也。况当开国之际，一应奏章文谕，尤属政治所关，更当朴实明晓，不能稍有刺激、挑唆、反间，故令人惊奇危惧之笔”

第十四章 太平天国时期的档案事业

这套深入基层，以我为主的宣传玩法，大清的军队不会做，历代农民军也不会做，甚至北洋军也不怎么明白，倒是后来的国民党北伐军发扬光大，土八路借此解放全国。所以太平军长期保持了二元体制，而杨秀清也并不急于一元化——没有洪秀全和印刷厂系统，太平军就有可能丧失重要的优势。从这个角度看，太平天国显然不能看做纯粹的贫民造反，也不同于历代的农民军，已经带上了几分现代化的气息，所以被后人评价为“农民运动顶峰”。

100年后，另一个政权为太平天国发行纪念邮票，图案就选用了太平天国的印刷品：

诚然，顶峰的农民运动也还是农民运动，但有这么一场NB的运动给中国旧时代送葬，也预示着中国的内部力量将以更新的形式迸发出来。等到中国的农民军和西式知识分子结合，拿起共产主义这个武器，新时代就要来了。

马前卒的相关回答：

这问题像那个骑士斩杀恶龙最后被恶龙宝藏诱惑的故事一样，怪不得骑士，相较于碌碌之众，人家当时至少反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