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今本《竹书纪年》里的商王私名有能和甲骨卜辞对应的吗?

回答
咱们来聊聊今本《竹书纪年》里的商王私名跟甲骨卜辞有没有能对应上的事儿,这事儿挺有意思的,也牵扯到不少历史研究的细节。

简单来说,答案是 有部分能对应,但并非全部,而且对应的情况也比较复杂,需要仔细辨别。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是”或“否”能概括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复杂性?

要理解这个问题,咱们得先弄清楚几个关键点:《竹书纪年》的来源,《甲骨卜辞》的性质,以及它们各自的局限性。

1. 《竹书纪年》的来源问题:
咱们现在看到的《竹书纪年》,是经过多次辗转流传,其中掺杂了很多后人的整理、增补甚至改动。最著名的一次是晋代汲县(今河南汲县)发现的魏王墓竹简,这批竹简包含了《纪年》,所以被称为“汲冢本”。但即便是“汲冢本”,也不完全是原始状态,后来经过历代学者校勘、辑佚,才有了我们现在读到的“今本”《竹书纪年》。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今本《竹书纪年》里的信息,虽然以古老史书记载的形式存在,但它已经不是最原始、未经任何加工的记录了。中间可能存在转写错误、理解偏差、甚至是后人为了某种目的进行的补充。

2. 甲骨卜辞的性质:
甲骨卜辞是商代王室用于占卜的记录,刻在龟甲和兽骨上。它们记录的是当时王室关心的具体事件,比如祭祀、征伐、天气、疾病等等。
这些记录非常“即时性”和“具体性”。它们是当时实际使用的文字,所以非常珍贵。
然而,甲骨卜辞的记录方式也有其特殊性。它们通常只记录了与占卜相关的部分,很多时候信息是碎片化的,并不像后世的史书那样有完整的叙事。比如,它可能会提到“贞曰,王往征方”,但“王”具体是谁,有时候需要结合上下文、其他卜辞甚至其他资料来判断。

对应上的情况:

在研究中,学者们确实发现了一些今本《竹书纪年》里的商王私名能够和甲骨卜辞中的某些记录对得上号。这通常是怎么发生的呢?

商王世系对照: 商朝有很多国王的名字,在甲骨卜辞中,有时候会以某种方式提及国王的名字或与其相关的事件。例如,在某些卜辞中可能会出现“丁”、“庚”、“辛”等字,这些字在甲骨文中常被用作国王的“日名”(即以天干作为称谓),而这些日名也恰好能和《竹书纪年》中记载的商王世系中某些国王的私名(或称“庙号”、“谥号”)产生对应。
举个例子: 《竹书纪年》记载了商王“盘庚”,而甲骨卜辞中也发现了一些提到与“盘庚”之名相关的记录。虽然不是直接说“盘庚王”,但通过占卜内容、祭祀对象等线索,可以推测这些记录指向的就是这位盘庚王。再比如,“武丁”这个名字在甲骨卜辞中出现得非常频繁,而且在《竹书纪年》中也记载了这位商王。

特殊的称谓或事件关联: 除了直接的名字对应,有时会通过特定的称谓或者与该商王相关的重大事件来间接印证。比如,某个卜辞记录了与某项重大战役相关的占卜,而战役的领导者恰好是《竹书纪年》中记载的某位商王。

对应不上的情况以及难度在哪里?

尽管有对应,但情况远非完美。主要困难在于:

1. 商王私名与卜辞称谓的差异:
《竹书纪年》的称谓: 《竹书纪年》里的商王名字,很多是后人根据其庙号(如太甲、沃丁)、谥号(如武丁)、或者其他习俗(如盘庚、康丁)来称呼的。
甲骨卜辞的称谓: 甲骨卜辞中对商王的称呼方式更加多样和灵活。有时会用“王”(泛指)、有时会用“日名”(即上文提到的天干字,如“大乙”指成汤,“大丁”是太丁等)、有时也可能直接出现他们的庙号、谥号,但并非每次都如此清晰。
这种称谓上的差异,使得直接比对变得困难。比如,一个卜辞里提到“贞曰,王往狩,有获”,这个“王”可能是很多位商王之一。即使卜辞里出现某个字,如果它不是一个明确的王名,而是日名或者其他代称,我们就需要结合更多的上下文和考古证据来判断它到底指向的是《竹书纪年》中的哪位商王。

2. 甲骨卜辞记录的局限性:
非详尽记录: 甲骨卜辞不是商朝的“国王传”,它们是占卜记录,因此不会事无巨细地记录每一位商王的生平。很多商王的名字可能就根本没有出现在我们所发现的甲骨卜辞中,或者以我们尚未完全解读的方式出现。
碎片化信息: 甲骨卜辞的信息是碎片化的。即使某个卜辞提到了一个名字,但这个名字是否就是《竹书纪年》中的那位商王,还需要通过其他卜辞、文献、甚至考古发现来相互印证。如果信息太少,就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

3. 《竹书纪年》本身的考证问题:
正如前面提到的,《竹书纪年》经过多次流传,其文本的准确性也需要反复考量。某些记载是否是后人的附会,也难以完全排除。这给与甲骨卜辞进行比对时增加了不确定性。

举个更具体的例子来说明难度:

假设《竹书纪年》说“小甲在位”。我们去看甲骨卜辞,可能会发现一些卜辞提到“小乙”或者其他与“甲”相关的名字。这时,我们就不能直接断定说“小乙”就是《竹书纪年》里的“小甲”。我们需要知道:

甲骨卜辞里的“小乙”是否在《竹书纪年》的世系中排在某个“甲”之后?
有没有其他卜辞或者铭文提及“小甲”其人?
“小乙”在甲骨卜辞中的活动,是否和《竹书纪年》记载的“小甲”的在位时间、经历有重叠或者支持之处?

总结一下:

今本《竹书纪年》里的商王私名,与甲骨卜辞确实存在部分对应关系,这为我们了解商代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印证。学者们通过细致地比对王名、称谓、活动事件等线索,能够找到一些支持性的证据。

但这种对应并非“一对一”的精确,原因在于两者记载方式、内容侧重点以及文本流传过程中的差异和局限。甲骨卜辞更像是当时社会生活和王室活动的“快照”,而《竹书纪年》则是经过后人整理的史书,中间存在信息丢失、转写、甚至补充的可能性。

因此,要说两者有没有对应,更准确的说法是: 存在可以相互佐证的对应点,但许多商王的名字在甲骨卜辞中可能并未直接以《竹书纪年》中的形式出现,或者需要借助更复杂的考证才能建立联系。 这也是古代史研究的魅力所在:在零散的史料中,抽丝剥茧,寻求真相。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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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题主你知道吗,你提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

有多好呢?

有可能改变我们对于殷商国家政体的看法

我们知道,甲骨铭文是商代占卜的工具,卜辞是生人和神明鬼怪的交流记录。在大部分甲骨卜辞中提到的商王除了单称为“王”的现任商王,大部分是以“日名”称呼的故去先王,如上甲、大乙、武丁等。这是不刊之论。

与此同时,甲骨文学者也注意到了《竹书纪年》中对殷商王私名的记载,那么有没有可能将这些私名与甲骨卜辞一一对应起来呢?

先请出殷商世系表

其中

《竹书纪年》:南庚名更。

在甲骨卜辞中有

壬……卜,王更……虎。(合集,10952)
……丑卜……,王更……麋。(合集,10380)

意思就是壬日占卜,王更捕猎老虎。丑日占卜,王更捕猎麋鹿。

有趣的问题来了,我们知道,根据地层关系殷墟出土的最早的甲骨文卜辞是武丁时期的,这两片甲也概莫能外。那么是不是武丁向南庚告祭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片甲骨的内容并不像是和祖先交流,其中的“王更”更像是捕猎老虎和麋鹿的实施者。

同时,我们思考一下也不难发现“王更”这两个字的特殊之处,没有日名,说明占卜时“王更”尚活着;而商代卜辞中,绝大部分王的卜辞都是直接将时王称为“王”的,为什么要跟上私名呢?

那么是不是南庚时期的卜辞混入了武丁时期的卜甲中呢?从甲骨本身上看不出这一点。

细思恐极。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往下看。

竹书纪年里还说

小辛名颂

而卜辞中也有

己未卜贞,王颂来女。(合集,10560)
颂王入。(合集,9376)
贞,王颂不佳,有祟。(合集,11395)

第一条卜辞是说,己未占卜,王颂会送来女人。

第二条卜辞,颂王进贡物品。

第三条卜辞,占卜结果是王颂情况不太好,是鬼神作祟。

这就奇了怪了,这几条卜辞明明白白地说,王颂还是一个活着的人啊,不是死掉的先王!

更为吊诡的是,在一片甲骨上,王颂竟然和小乙同版,王颂是私名,小乙是日名,说明小乙死在王颂之前,难道是殷代世系表错了?

还有例子

《竹书纪年》:康丁名嚣

而卜辞也有

庚寅卜,翌日辛,王嚣省鱼。(屯南,637)
丁亥卜,翌日戊,王嚣田,大雨。(合集,28663)

这两条卜辞中,王嚣巡查渔业和田猎,也分明是一个生者的姿态做着世俗的事情。

我们继续往下看,在武丁时代有一片卜辞更加震撼了我们

乙酉卜,王占,我母娩。

whaaaaaaaaaaat?王亲自占卜,王的母亲生孩子了!!!!!!什么鬼!太后竟然生孩子了!小乙他老人家被绿了?

让我们按捺住激动的心情,这片武丁时期的卜骨告诉我们,武丁的母亲分娩了。

那么很有可能,武丁占卜、武丁母亲分娩的时候,武丁的父亲小乙确确实实还活着,甚至二老身体都很好,还能给武丁生一个弟弟。

如果我们将此前对“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观念搁置,我们不妨对这些带王名的甲骨重新审视:

1.以上甲骨中,在制作卜辞的时候,“王某”都还活着;
2.这些活着的商王,全都是以“王”+“私名”的形式体现,和时王境称之为“王”有所区别;
3.除了称谓之外,这些“王某”的日常活动和时王类似,包括“省”“田”等,但是地位都有所区别,会向时王进贡,显示其地位可能类似于殷商诸侯;
4.这些“王某”和时王关系都相对不错,双方多有交流

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看法,那么这些看法显然会导向一个事实:殷商的王位更替并非以先王死去为界,一个商王很可能在活着的时候逊位,而后任商王仍然优待于他。

有趣的是,上面我们提到的这几位可能活着的商王,都活跃于武丁之前,被称之为殷商“九世之乱”的时期,按照此说,王位频繁的更迭可能并非是由于商王天不假年,甚至也不是血腥的王位争夺,而是来自于殷商统治集团的内部调整——没有功绩的商王逊位于后王,殷商统治集团在试错。

那么在历史上我们是否可以找到这样王位传承的蛛丝马迹呢?还真有。

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
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嘉之,乃用《太甲训》三篇,褒帝太甲,称太宗。——《史记·殷本纪》

过去曾有人认为伊尹放太甲又归政是儒家的一厢情愿,这其中一定有血腥的政治斗争,并引述《竹书纪年》的说法

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然而根据近代的甲骨文释读,伊尹在商代享受非常高规格的祭祀,每每与成汤、太甲一起享受祭祀,显然地位尊崇,如果伊尹真的是被太甲杀死的,这样的场景就不太好理解了。

如果我们按照上文中,殷商统治集团会废除政绩不佳的商王的王位另立新王,那么伊尹放太甲就很好理解了:太甲即位三年政绩不佳,伊尹代表殷商统治集团废除了太甲的帝位,在三年之后重新考察了太甲,认为合格,又复太甲之位。

当然,以上都是来自于史学家的推测,要定论需要更多的证据。不过这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新颖的读史角度,开阔了视野。并且告诉我们,甲骨宝库里的好玩意多着呢!

以上内容当然也不是我一个末学能够推理出来的,来自于晁福林先生的名作《先秦社会形态研究》,非常推荐阅读。

所以说,题主,你提了一个多好的问题你知道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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