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香港在1997年前是亚洲情报中心?

回答
在探讨香港为何在1997年前成为亚洲情报中心之前,我们需要理解“情报中心”这个概念并非一个官方设立的、拥有明确机构名称的机构,而是一个动态的、由多重因素塑造的地理和政治概念。它指的是一个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政治环境、经济活力和信息流通能力,自然而然地聚集了大量的各国情报机构、信息收集活动以及相关的专业人士。

在1997年回归中国之前,香港之所以能够扮演亚洲情报中心的角色,其原因复杂而多维,可以从以下几个关键方面进行阐述:

1. 地理位置的独特优势:

连接东西方的枢纽: 香港位于东亚和东南亚的交汇点上,毗邻中国大陆,同时也是通往东南亚乃至更远地区的重要门户。这种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各国观察和了解中国大陆局势的理想跳板,同时也便于情报人员在亚洲各地进行部署和活动。
战略港口与交通节点: 作为世界级深水港和繁忙的国际航空枢纽,香港拥有便捷的海陆空交通网络。这为情报机构的物资运输、人员往来、秘密通讯以及信息传递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和飞机在这里停泊或转运,本身就为情报收集提供了天然的掩护和机会。

2. 政治和法律环境的特殊性:

英国殖民统治下的“自由港”: 在回归前,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但享有高度自治权。英国为了维持其在亚洲的利益,尤其是在冷战时期,为香港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和法律环境。与同期亚洲许多国家相比,香港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信息流通相对更加开放。这使得情报机构可以在相对不易引起过多注意的情况下开展工作。
“一国两制”的过渡期模糊性: 随着1997年回归日期临近,香港的政治地位变得复杂。一方面,它仍然在英国的管辖下,另一方面,它即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种过渡期的“模糊性”反而为各国情报机构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活动窗口。它们可以利用这种不确定性,观察中国大陆对回归后香港的政策走向,评估香港的政治和经济前景,并进一步收集与中国大陆相关的各种信息。
“避风港”效应: 对于一些流亡人士、异见者或者寻求庇护的人来说,香港在回归前也是一个相对安全的“避风港”。这些人群本身可能就是情报机构关注的对象,或者他们携带的信息对情报机构有价值。

3. 经济繁荣与信息流通的自由度:

国际金融与贸易中心: 香港是亚洲最重要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之一。这种经济活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银行家、投资者以及相关从业人员。这些人本身就可能成为情报活动的目标,他们的商业往来、资金流动、技术转移等信息,对于各国来说都极具价值。
自由的信息流通: 相较于许多亚洲国家当时实行的严格信息管制,香港在信息获取、传播方面更加自由。国际媒体在这里设有分支机构,出版物可以自由流通,各种社交和商业活动频繁。这为情报机构获取公开信息(OSINT)提供了便利,也为他们的秘密信息收集活动提供了相对容易的掩护。

4. 各国情报机构的聚集与活动:

冷战时期的战略重要性: 在冷战时期,亚洲是东西方阵营对抗的前沿。中国大陆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国家,其一举一动都受到西方情报机构的高度关注。香港作为距离中国大陆最近且具有特殊政治地位的地区,自然成为西方(尤其是美国、英国、苏联)情报机构的主要活动场所。它们在此设立联络点、招募线人、收集情报、监视人员、分析信息。
观察中国大陆的窗口: 各国情报机构利用香港作为基地,派遣人员进入中国大陆进行渗透,或者在边境地区进行监视。同时,他们也通过香港的各种渠道,包括贸易、学术交流、文化活动等,收集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方面的信息。
竞争与合作并存: 在香港,各国情报机构之间既有竞争,也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默契或非正式的合作(例如在某些反恐或打击毒品犯罪等领域)。这种高密度的情报活动,进一步巩固了香港作为情报中心的地位。

5. 人才与专业服务的汇聚:

汇聚专业人士: 香港的繁荣吸引了大量的金融、法律、媒体、科技等领域的专业人士。其中也包括一些具有特殊技能和背景的人员,他们可能被情报机构所招募或利用。
提供支援服务: 繁荣的经济也意味着香港能够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例如通讯、交通、翻译、住宿等,这些都为情报机构的运作提供了支持。

总结来说,香港在1997年前成为亚洲情报中心,是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相对自由的政治法律环境(尤其是在回归前的过渡时期)、蓬勃发展的经济和信息流通自由度,以及冷战时期国际战略格局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多方角力下的特殊现象,各国情报机构利用香港的这些优势,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观察、收集和分析亚洲,特别是中国大陆情报的基地。香港的“自由港”和“中转站”性质,以及回归前夕的特殊政治氛围,为这些活动提供了土壤。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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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要夸大其词,97以前,尤其80年代以前,大陆几乎不开放外国记者访问,那么香港这个与大陆山水相连,却完全是英美体系的飞地,就成了非常理想的获取新闻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宝地。

各大报社通讯社电台电视台的驻华记者事实上驻港,混迹于酒楼茶肆,互相之间通报一些从半文半白的香港人那里打听来的,二手三手的中国消息,择其涉军事涉高层政治部分,则编辑成了所谓的情报,真也不禁令人啼笑皆非。

回想起戊戌变法,两个操粤语的广佬,如何拿“闷龃”、“技摇”,把闷在深宅大院里的光绪帝忽悠瘸的,就觉得语言的沟通效率是个大事件;那么当年港式英语忽悠了多少CIA,也可想而知,况且他们好多人都隶属于早年的东江纵队后来的十三局。

但CIA的人又不傻,这也不过是口糊口的饭碗。开放深了以后,哪里不比香港情报多呢?但是香港好吃好喝啊,司法执法环境还安全,所以,做做局,把业务都structure到香港,你好我好大家好嘛,就这样香港成了情报中心,套用蚪茵的三大声响效果,那就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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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1997年以前的香港是亚洲情报中心(甚至还有说是世界情报中心的)纯属是媒体为了吸引眼球而故意夸大。

真正懂情报工作的人都知道:1997年以前的香港(特别是在冷战时期)根本不具备成为情报中心的基本条件。

所谓情报中心(Spy Hub),不是指这个地方有很多军队、机关、科研机构等重要目标供你搜集情报,而是指这个地方适合于间谍们接头,并且不担心被抓获。

那么你看看那些真正的冷战时期的情报中心:

瑞士的日内瓦,间谍们在这里活动就不怕被抓获(除非不遵守游戏规则),因为瑞士是一个永久中立国,既不属于西方阵营,也不属于东方阵营。

奥地利的维也纳,原因同上,奥地利也是永久中立国。

此外,还有一个情报中心,但很少被人提及,就是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因为比利时也是永久中立国。

而且同一个城市是不是情报中心,是随着历史时期的不同而变化的。

比如二战前维也纳也是一个情报中心,但被纳粹德国吞并后就不是了。

原因很简单:英美苏的间谍肯定不会跑到盖世太保的眼皮底下去和线人接头的。

(盖世太保维也纳办公室人员)

所以,那一时期的间谍中心是日内瓦、里斯本和卡萨布兰卡,原因还是它们的中立状态。

虽然上面三者中的卡萨布兰卡实际上是由法国维希政权控制的,倾向于轴心国一方,但显然不像德占区那样受到盖世太保的严密监控。

从电影《卡萨布兰卡》(又名《北非谍影》)里的情节就能看出来:当地的法国维希政权的警察局长不但没抓身为纳粹德国的敌人的男主角,甚至还动员男主角和他一起加入自由法兰西抵抗运动,去抵抗纳粹德国。毕竟对于法国人来讲,德国是侵略者。

那么话说回来,冷战时期的香港是一个中立的地方么?

显然不是,因为冷战时期香港的反间谍工作牢牢的掌握在英国反间谍机关----MI5手上,具体是通过当时的香港警察政治部来实施的。

那么显而易见,如果一名苏联克格勃间谍觉得在伦敦和他的英国线人会面太危险,想换个地方会面,他会选择香港么?

当然不会。

同样的道理,一名东德斯塔西间谍也不会和他的美国线人到香港会面。

所以,冷战时期的香港并不是一个中立的地方,不具备成为情报中心的基本条件。

间谍们愿意到日内瓦、维也纳、布鲁塞尔活动,是因为当地反间谍机关一般不会对他们采取行动。因为他们只是到那里和自己的线人会面,并没有针对这些国家开展间谍活动。

而冷战时期的东方阵营的间谍到香港活动,本质上是在从事破坏西方阵营利益的事情,那么控制着香港的西方阵营自然不会坐视不管。

(1972年,香港警察政治部破获苏联克格勃间谍网的新闻报道)

至于媒体上所说的诸多原因,那些根本说明不了问题。

按照他们列出的那些原因,所有国际化大都市都是国际情报中心了。英国的伦敦是,日本的东京是,俄罗斯的莫斯科是,法国的巴黎更是。

但实际上它们全不是,因为它们都不是中立的地方。

可以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子:

众所周知,冷战时期朝鲜在东亚的情报前哨站是澳门,而不是香港。

明明是香港比澳门要发达繁荣,外国人更多,为什么朝鲜不选择香港呢?

道理在上面讲过了,香港是被西方阵营控制的,而朝鲜是东方阵营的。

而葡萄牙是中立国,那么对于朝鲜间谍来说,自然是澳门要安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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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法》落实前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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