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日本工会总评议会（总评，社会党的重要支持母体）是如何产生、兴起与衰亡的？今日日本工会情况如何？
要讲述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简称“总评”）的兴衰，就不能不将其置于日本战后社会变迁的宏大历史背景中。总评，作为二战后日本劳工运动的核心力量，与日本社会党休戚相关，其起伏轨迹，深刻反映了日本政治经济的演变、意识形态的潮涌以及劳工阶层自身力量的变化。
产生：废墟上的萌芽与意识形态的土壤
日本战败后，社会秩序崩溃，经济一片凋敝。在此背景下，工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重建社会和争取工人权益的重要力量。总评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以下几个关键因素：
战败的冲击与反思： 战前的日本，劳工运动受到严酷压制，工人权利几乎为零。战败促使日本社会开始反思战争的根源，包括国内的压迫性政治体制和经济模式。工人阶层也开始意识到团结起来争取自身权益的必要性。
盟军占领下的解放与鼓励： 以美国为主导的盟军占领当局，在初期出于改造日本的目的，鼓励和支持工会组织的建立。这为日本劳工运动的复兴提供了外部的有利条件。在这一时期，日本劳动组合中央协议会（简称“产协”）等早期工会组织逐渐形成。
社会党的影响与支持： 战后，日本社会党成为唯一一个以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为旗帜的政党，并迅速成为战后日本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一股力量。许多在战前被镇压的左翼知识分子、工运领袖重新活跃起来，他们积极组织工会，并将社会党视为其政治诉求的代表。总评的诞生，很大程度上是这些社会党力量在工人阶层内部动员和组织的结果。1946年，总评正式成立，其前身便是产协等早期工会组织。
经济恢复与工人阶层壮大： 随着日本经济的逐步恢复，尤其是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日本工业开始迅速发展，制造业的工人阶层不断壮大，为工会运动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兴起：政治动员与经济增长的共振
总评的兴起并非一帆风顺，但其发展势头强劲，一度成为日本劳工运动的代名词。
“春斗”的威力： 总评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成就之一，便是成功组织了被称为“春斗”（Shunto）的全国性联合工资谈判。每年春天，全国各行业的工会会在总评的协调下，同时进行工资增长的谈判。这种集体行动的威力巨大，迫使企业大幅提高工人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
政治结盟与影响力： 如前所述，总评与日本社会党形成了紧密的政治联盟。总评是社会党最重要的资金和票源支持者。这种关系使得总评在政治舞台上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能够通过社会党在国会和地方议会中推动有利于工人的政策。社会党也曾多次执政，虽然任期不长，但为总评的诉求提供了直接的政治平台。
意识形态的驱动： 总评的成员中，许多人深受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们不仅仅是为了工资和福利而斗争，更将工会运动视为改变社会结构、实现更公平社会的重要途径。这种意识形态的驱动力，使得总评在劳工运动中展现出强大的组织力和凝聚力。
社会变革的参与者： 总评积极参与到战后日本的各种社会运动中，包括反对美日安保条约、反对越南战争等。通过参与这些政治性更强的运动，总评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日本左翼力量核心的地位。其成员遍布各大企业、行业，甚至延伸到政府部门和公共事业部门。
衰亡：挑战与转型的阵痛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日本社会结构的变迁，总评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并逐渐走向衰落。
“经济奇迹”的负面效应： 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一方面，企业开始在全球化竞争中寻求降低成本，对工会力量进行制衡。另一方面，服务业和白领阶层的兴起，以及兼职、派遣等新的劳动形式的出现，使得传统的产业工人阶层在总评内部的比例下降，工会组织的代表性受到挑战。
社会党的分裂与衰落： 日本社会党内部的路线之争日益激烈，从激进的社会主义到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分歧不断。这导致社会党的支持率下降，甚至出现分裂。作为社会党主要支持母体的总评，其政治影响力也随之削弱。社会党未能成功适应日本政治经济的现实变化，其保守化的倾向也疏远了部分左翼支持者。
工会运动的内部分化： 并非所有的工会都认同总评的政治路线和斗争方式。一些企业工会更倾向于与企业进行合作，追求稳定发展，而反对激进的政治抗争。这种工会内部的分化，削弱了总评的整体力量。例如，全日本产业别劳工组合（全产业别）等其他工会组织也在发展，与总评形成竞争或并行关系。
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下降： 随着日本经济的繁荣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单纯的意识形态宣传对年轻一代劳动者的吸引力逐渐减弱。追求个人发展、工作与生活平衡的价值观开始占据主流，而总评所代表的集体主义、阶级斗争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显得与时代脱节。
政治环境的变化： 战后初期，社会党曾经是自由民主党的主要竞争对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民主党逐渐巩固了其执政地位。日本政治格局的变化，也使得总评的政治影响力相对减弱。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总评的会员数量大幅下降，其在劳工运动中的主导地位也逐渐被动摇。最终，在1989年，总评宣布解散，其成员被吸纳进新成立的“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简称“联合”）。联合在成立之初，试图整合日本的各种工会力量，并与民主党结盟，但其影响力与当年总评的鼎盛时期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今日日本工会情况：多元与挑战并存
今天的日本工会，与总评时代相比，呈现出更加多元化和分散化的局面。
“联合”的主导地位： “联合”是目前日本最大的工会联合组织，拥有约700万会员，覆盖了约四分之一的劳动人口。它吸纳了原总评和原全产业别等主要工会组织的成员。
政治上的中道化： 相较于总评与社会党激进的政治联系，“联合”更加倾向于中道，并与日本民主党（现已解散重组为国民民主党）及其他中间偏左政党保持合作关系。其政治诉求也更加务实，更侧重于改善劳动条件、促进性别平等、应对老龄化等具体议题。
工会覆盖率的下降： 尽管“联合”规模庞大，但日本整体的工会覆盖率与总评时代相比已经显著下降。这反映了前文所述的产业结构变化、劳动形式多样化以及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兴起。许多非正式雇佣的劳动者（如派遣员工、兼职人员）难以被传统工会组织所吸纳。
劳资关系的缓和： 随着日本经济的调整和劳资双方关系的演变，大规模的罢工和激烈的集体谈判在现代日本已不常见。劳资双方更倾向于通过协商和对话来解决问题，虽然这带来了劳资关系的稳定，但也可能削弱了工会的议价能力。
新类型工会的出现： 随着劳动市场的变化，一些新的工会组织也开始出现，它们可能更专注于服务特定群体，例如针对年轻劳动者、派遣员工、网络服务从业者等。这些新工会可能采取更灵活、更网络化的组织形式，以适应新的就业形态。
关注社会性议题： 除了传统的工资和劳动条件，当代日本工会也更加关注社会性议题，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育儿支持、职业培训、环境保护等。这反映了日本社会整体价值观的转变，也促使工会组织不断调整其议程。
总而言之，从总评的产生、兴起直至解散，再到今日日本工会的发展，这段历程不仅是日本劳工运动的历史，更是理解日本战后社会变迁、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的一把钥匙。总评的时代，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时代，它塑造了日本战后经济的早期发展，也留下了深刻的政治印记。而如今的日本工会，则在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下，艰难地探索着自身的转型与定位，在多元的挑战中寻求新的出路。
网友意见
主要起源于战后美国在日本实行民主化改革。
在GHQ的指令下，分别出现了日共系统的全日本产业别劳动组合会议（略称产别、旧产别）和社会党系统的日本工会总同盟（略称总同盟）。总同盟中有一部分工会来自战前产业报国会等官方背景的所谓“工会”改头换面的结果，而日共的旧产别反而主要来源于战后GHQ指令催生的工会[10]。
正是因为这个背景，社会党的总同盟有时与旧产别处于对抗状态。毕竟社会党刚呱呱坠地时是一个右派优位的政党。
在日共和GHQ的蜜月期结束后，产别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内部分裂，并由此出现了新的“民主化同盟”组建的“全国产业劳动别组合联合会”（略称新产别）。
新产别与总同盟一起组建了大名鼎鼎的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2]（旧产别的残余部分于50年代末自行解散，部分工会并入总评）。
总评通过整合左右派工会组织一跃成为日本最大工会团体[4]，但是在其成立之初就注定要发生分裂。
首先是其支持政党社会党在当时内部分为左右两派，宛如两个政党。比如片山内阁时期，社会党左派无一入阁，被人戏称为“与党野党”。而五十年代左派势力壮大，曾经是党内主流派的社会党右派一转成为党内非主流派。再加上两派意见不一、摩擦不断，随后直接分裂成了左派社会党和右派社会党。
其次，不仅党内左右派隔阂加深，总评工会内部也存在完全的反共主义。部分工会对于左派控制下总评“容共”[1]、“斗争”的政策不满，声称总评是像旧陆军一样的一言堂（昔陆军，现总评），选择脱离总评组建全日本劳动组合会议（略称全劳会议），全劳会议在此后和总同盟右派组建了日本劳动同盟（略称同盟）。
这对于总评来说不是致命伤。总评依旧是支撑社会党第一野党地位的存在。整个昭和中期都是总评巅峰时期。
有一半以上的社会党议员来自总评系统。总评提供给社会党的选票和资金足以和自民党分庭抗礼。同盟系支持的所谓“稳健左派”社民党（社会党右派的西尾派【含出走的部分河上派[3]离党结成的政党）不断被总评支持社会党打败。总评一直位居四大工会之首。春斗的主导权也牢牢把握在总评手中。
七八十年代，看似日本的革新阵营前途一篇光明，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8]，局面却是危机四伏。
首先，总评所属的民间工会迫于经济压力（比如说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首先开始右转，开始与同盟系工会相接近。接着便是总评上层整体以“现实化”名义右转，开始研究新的社公（公指公明党，常年国会第三位的政党）联合路线（与公明党联合的这一路线经常为作为社会党右派非自民非共产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是抛弃社共共斗中的日共另起炉灶，比如说社【会】社【民联】公【明】路线、社【会】民【社】公【明】路线等）。总评内部的政治最左翼的国企机关事业单位工会也在三公五现（日本的垄断国企，三公指国铁、电电、专卖三公社，五现指林业、酒精、邮政、造币局、印刷五现业）民营化的改革中遭受打击，一蹶不振。
与此同时，作为总评指导部存在的社会党也开始出现问题。首先是社会党左派衰退。其次是随着总评组织率下降、社会党老龄化加剧[9]等问题的出现，党内为了谋求选票最大化，也出现了“不斗争”路线与右倾化加剧的局面[5]。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日本第一大工会的总评于87年选择"为了工会间的联合、实现工人阶级在统一"而自我解散，并入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俗称联合）。这种由为了照顾右倾派情绪而作出的草率决定不仅断送了日本的工人运动，也断送了日本的革新阵营[6][7]。
备注：
1.认为总评仅仅是容共而不是拥共的依据之一是总评出现支持政党增加日共的议题而未获通过。
2.总评的建立是当局推动的结果，本意是想建立一个受控制的黄色工会团体，结果却是“用鸡蛋孵出了鸭子”。
3.河上派是社会党右派的一支。河上不仅因为社会党身份遭到过日本右翼刺杀，还在社会党崩溃之际与其儿子一起选择留在社会党，比某些脱党前往民主党的社会党左派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4.总评“团结着有组织工人的一半以上”。
5.比如村山前首相虽然属于社会党左派谱系，但是其实质属于社会党右派，可作为连社会党左派都开始出现右倾化的证据。首先，其钦定的新党名社会民主党其实是战后社会党右派曾经用过的一个政党名字；其次，排除共产党、解散社共共斗往往是社会党右派的主张；第三，社会党大多数右派仅停留在非自民非共产阶段，而村山主张社（会）自（民）联合。
6.总评解散的直接后果是，部分碍于总评框架给社会党投票的总评系工会彻底右转，停止给社会党投票，部分总评系工会成员选择停止给社会党投票。这一系列导致社会党为了获取更多选票维系第一野党的地位不断右转，最终导致本就遭到打击的左翼工会选票也跟着丧失，最终导致了社会党总崩。
7.社会党崩溃后，第一野党地位被保守系政党取代。
8.七八十年代社共共斗拿下多个重要都市知事选，几次国会选举也出现保革伯仲的局面。
9.社会党后期青年党员只有几千人不到
10.当时日本的多数工会是由GHQ相关指令下催生的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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