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年在排华的同时，有排斥日本人吗？当年在美国的日本人过着和中国人怎样不同的生活？
在美国历史上，排华法案是极为黑暗的一笔，但同时期美国对日本移民的态度也并非全然友好，虽然在形式和具体政策上与排华有所区别，但歧视和排斥的阴影一直笼罩在日本移民群体之上。
排华浪潮与对日本人的态度：并非零和博弈
严格来说，美国并没有在“排华”的同一时间颁布专门针对“排日”的法律，至少不是像《排华法案》那样全面禁止和系统性的法律。《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于1882年通过，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针对特定族裔群体的排斥性移民法案。 此法案的出现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当时美国社会经济变迁和种族主义思潮共同作用下的产物。西部开发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经济衰退时就有人为失业寻找替罪羊，而华人移民因其独特的文化和较低的社会地位，成为了最容易被攻击的目标。
在排华法案通过前后，美国对日本人的态度也日益紧张。虽然没有明确的立法禁止日本人入境，但社会上的排斥情绪和地方性的歧视政策并不少见。
间接限制与歧视： 许多地方性的规定和雇主政策开始限制日本人的就业机会，尤其是在农业、矿业和铁路等领域，这些是早期华人劳工的主要聚集地，后来也吸引了大量日本劳工。一些工会也抵制雇佣日本人。
“体面”与“威胁”的区分： 在一些美国人眼中，日本人与华人相比，似乎更能“融入”美国社会，或者说他们被认为拥有“更文明”的文化，这可能与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近代化的国际形象有关。因此，最初针对日本人的排斥更多体现在社会层面的歧视和经济上的排挤，而非法律上的全面禁止。
“亚洲人威胁”的泛化： 随着排华浪潮的加剧，排斥亚洲人的情绪也逐渐泛化。当华人移民被视为主要威胁后，目光自然会转向其他亚洲移民群体，特别是日本人。这种“黄祸论”（Yellow Peril）的观念，认为整个东方民族对西方文明构成威胁，逐渐渗透到美国社会，为后续的排日政策埋下了伏笔。
《1907年劳工协议》（Gentlemen's Agreement of 1907）： 这是一项由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与日本政府达成的一项非正式协议。日本政府同意限制其劳工的移民美国，作为回报，美国承诺不再颁布更严厉的排日法案，并且承认日本移民在日本国内的“荣誉公民”地位（尽管这更多是外交辞令）。这项协议直接限制了日本向美国的移民数量，其效果与法律禁令类似，但避免了直接的外交冲突。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默契的排斥”。
《1913年加州外籍人土地法》（California Alien Land Law of 1913）： 这是一项针对日本移民（以及其他不被允许成为美国公民的外国人）的歧视性法律。该法禁止非美国公民拥有土地，实际上极大地限制了日本移民在美国从事农业的权利和发展机会。虽然该法案在文本上没有明确点名日本人，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其主要目标就是限制日裔美国人在农业领域的经济活动。
在美国的日本人过着怎样的生活？与中国人有何不同？
尽管面对共同的歧视和排斥，在美日本人和中国人在具体生活体验上，确实存在一些差异，这些差异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各自国家的国情、移民的初衷、以及美国社会对其的认知程度不同。
共同面临的困境：
经济上的压榨与剥削： 无论是华人还是日本人，早期都主要从事低薪、高强度的工作，如在铁路建设、矿山、农场和工厂。他们往往被雇主剥削，工资低于白人劳工，且工作条件恶劣。
社会隔离与歧视： 两个群体都生活在隔离的社区，如唐人街（Chinatown）和日裔聚居区（Japantown）。他们遭受语言障碍、文化冲突、种族歧视、暴力袭击等。公共场所的设施和服务往往不对他们开放，或者受到限制。
法律上的不公： 如前所述，虽然排华法案直接针对华人，但《1907年劳工协议》和《1913年加州外籍人土地法》等，都直接或间接地限制了日本人的权利。两者都无法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这使得他们在法律上处于弱势地位，无法充分参与政治生活，也难以获得与公民同等的保护。
生活上的不同之处：
1. 移民原因与结构：
中国人： 早期大部分华人移民是为了淘金、修铁路而来的男性劳工，他们通常是单身来到美国，希望能赚够钱后寄回家乡。家庭团聚的机会非常有限。
日本人： 日本移民中虽然也有大量劳工，但相对而言，女性和家庭单位的比例比早期华人要高一些。许多人是抱着在美国长期定居的想法来的，也更积极地寻求在美国建立家庭和社区。这种相对更稳定的家庭结构，使得他们在社区建设和文化传承上，可能采取了与华人不同的方式。
2. 经济发展模式与职业：
中国人： 在最初的劳工阶段过后，很多华人开始转向小生意，如洗衣店、餐馆、杂货店等，这些生意对语言要求较低，且能满足华人社区内部的需求，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经济自救方式。
日本人： 除了从事传统的劳工外，日裔移民在农业领域，尤其是蔬菜和水果的种植与销售上，表现出了更强的适应性和组织能力。尽管受到《1913年加州外籍人土地法》的限制，他们仍通过租赁土地、依靠家人的共同劳动以及建立合作社等方式，在农业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甚至在某些地区成为重要的农业生产者和供应商。这种在农业上的突出表现，也使得他们与主要从事服务业和体力劳动的华人有了职业上的区分。
3. 与美国主流社会的互动方式：
中国人： 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隔阂较大，加上美国社会对华人的普遍敌意，华人社区往往更加内向和自治，更多地在社区内部寻求支持和认同。
日本人： 一方面，日本政府通过驻美使领馆更积极地关注和保护日本移民的权益，提供一定的组织和法律支持。另一方面，一些日裔移民更积极地学习英语，适应美国的生活方式，试图在教育和职业上寻求更高层次的发展，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摆脱歧视。一些日裔美国人也更积极地参与到美国的政治活动中，尽管他们的投票权受限，但会通过请愿、游说等方式表达诉求。
4. 社区的组织与文化：
中国人： 华人社区的组织形式往往围绕着同乡会、宗族会馆等，这些机构在互助、纠纷调解和维持社群凝聚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人： 日裔社区则更倾向于建立佛教寺庙、日式学校（教授日语和日本文化）、互助会（如Kessha）以及各种职业和商业协会。这种组织结构旨在维护日本文化传统，同时为成员提供经济和社会支持。
5. 最终的“一网打尽”：
尽管日本人早期在某些方面可能显得“更融合”或“威胁性较低”，但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抬头，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社会对日本人的不信任感急剧上升。
珍珠港事件（1941年）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虽然战争是导火索，但在此之前，美国政府早已在制定针对日裔美国人的潜在压制政策。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了第9066号行政命令，导致约12万日裔美国人（其中绝大多数是美国公民）被强制迁移到内陆的拘留营，这与排华法案的系统性排斥相比，在执行强度和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上，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可以说是对整个日裔群体的“一次性”驱逐。
总的来说，美国在排华的同时，确实也存在对日本人的排斥和歧视，只是形式上有所不同，并且随着时间推移，针对日本人的限制和压迫也愈发严厉，最终在二战期间达到了顶点。在美国的日本人和中国人，都经历了艰难的岁月，但他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在美国社会中生存、发展和抗争，也共同构成了美国多元化却又充满冲突的历史画卷。他们的生活，既有相似的被歧视的痛苦，也有因各自文化和发展策略带来的细微差异。
排华浪潮与对日本人的态度：并非零和博弈
严格来说，美国并没有在“排华”的同一时间颁布专门针对“排日”的法律，至少不是像《排华法案》那样全面禁止和系统性的法律。《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于1882年通过，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针对特定族裔群体的排斥性移民法案。 此法案的出现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当时美国社会经济变迁和种族主义思潮共同作用下的产物。西部开发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经济衰退时就有人为失业寻找替罪羊，而华人移民因其独特的文化和较低的社会地位，成为了最容易被攻击的目标。
在排华法案通过前后，美国对日本人的态度也日益紧张。虽然没有明确的立法禁止日本人入境，但社会上的排斥情绪和地方性的歧视政策并不少见。
间接限制与歧视： 许多地方性的规定和雇主政策开始限制日本人的就业机会，尤其是在农业、矿业和铁路等领域，这些是早期华人劳工的主要聚集地，后来也吸引了大量日本劳工。一些工会也抵制雇佣日本人。
“体面”与“威胁”的区分： 在一些美国人眼中，日本人与华人相比，似乎更能“融入”美国社会，或者说他们被认为拥有“更文明”的文化，这可能与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近代化的国际形象有关。因此，最初针对日本人的排斥更多体现在社会层面的歧视和经济上的排挤，而非法律上的全面禁止。
“亚洲人威胁”的泛化： 随着排华浪潮的加剧，排斥亚洲人的情绪也逐渐泛化。当华人移民被视为主要威胁后，目光自然会转向其他亚洲移民群体，特别是日本人。这种“黄祸论”（Yellow Peril）的观念，认为整个东方民族对西方文明构成威胁，逐渐渗透到美国社会，为后续的排日政策埋下了伏笔。
《1907年劳工协议》（Gentlemen's Agreement of 1907）： 这是一项由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与日本政府达成的一项非正式协议。日本政府同意限制其劳工的移民美国，作为回报，美国承诺不再颁布更严厉的排日法案，并且承认日本移民在日本国内的“荣誉公民”地位（尽管这更多是外交辞令）。这项协议直接限制了日本向美国的移民数量，其效果与法律禁令类似，但避免了直接的外交冲突。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默契的排斥”。
《1913年加州外籍人土地法》（California Alien Land Law of 1913）： 这是一项针对日本移民（以及其他不被允许成为美国公民的外国人）的歧视性法律。该法禁止非美国公民拥有土地，实际上极大地限制了日本移民在美国从事农业的权利和发展机会。虽然该法案在文本上没有明确点名日本人，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其主要目标就是限制日裔美国人在农业领域的经济活动。
在美国的日本人过着怎样的生活？与中国人有何不同？
尽管面对共同的歧视和排斥，在美日本人和中国人在具体生活体验上，确实存在一些差异，这些差异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各自国家的国情、移民的初衷、以及美国社会对其的认知程度不同。
共同面临的困境：
经济上的压榨与剥削： 无论是华人还是日本人，早期都主要从事低薪、高强度的工作，如在铁路建设、矿山、农场和工厂。他们往往被雇主剥削，工资低于白人劳工，且工作条件恶劣。
社会隔离与歧视： 两个群体都生活在隔离的社区，如唐人街（Chinatown）和日裔聚居区（Japantown）。他们遭受语言障碍、文化冲突、种族歧视、暴力袭击等。公共场所的设施和服务往往不对他们开放，或者受到限制。
法律上的不公： 如前所述，虽然排华法案直接针对华人，但《1907年劳工协议》和《1913年加州外籍人土地法》等，都直接或间接地限制了日本人的权利。两者都无法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这使得他们在法律上处于弱势地位，无法充分参与政治生活，也难以获得与公民同等的保护。
生活上的不同之处：
1. 移民原因与结构：
中国人： 早期大部分华人移民是为了淘金、修铁路而来的男性劳工，他们通常是单身来到美国，希望能赚够钱后寄回家乡。家庭团聚的机会非常有限。
日本人： 日本移民中虽然也有大量劳工，但相对而言，女性和家庭单位的比例比早期华人要高一些。许多人是抱着在美国长期定居的想法来的，也更积极地寻求在美国建立家庭和社区。这种相对更稳定的家庭结构，使得他们在社区建设和文化传承上，可能采取了与华人不同的方式。
2. 经济发展模式与职业：
中国人： 在最初的劳工阶段过后，很多华人开始转向小生意，如洗衣店、餐馆、杂货店等，这些生意对语言要求较低，且能满足华人社区内部的需求，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经济自救方式。
日本人： 除了从事传统的劳工外，日裔移民在农业领域，尤其是蔬菜和水果的种植与销售上，表现出了更强的适应性和组织能力。尽管受到《1913年加州外籍人土地法》的限制，他们仍通过租赁土地、依靠家人的共同劳动以及建立合作社等方式，在农业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甚至在某些地区成为重要的农业生产者和供应商。这种在农业上的突出表现，也使得他们与主要从事服务业和体力劳动的华人有了职业上的区分。
3. 与美国主流社会的互动方式：
中国人： 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隔阂较大，加上美国社会对华人的普遍敌意，华人社区往往更加内向和自治，更多地在社区内部寻求支持和认同。
日本人： 一方面，日本政府通过驻美使领馆更积极地关注和保护日本移民的权益，提供一定的组织和法律支持。另一方面，一些日裔移民更积极地学习英语，适应美国的生活方式，试图在教育和职业上寻求更高层次的发展，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摆脱歧视。一些日裔美国人也更积极地参与到美国的政治活动中，尽管他们的投票权受限，但会通过请愿、游说等方式表达诉求。
4. 社区的组织与文化：
中国人： 华人社区的组织形式往往围绕着同乡会、宗族会馆等，这些机构在互助、纠纷调解和维持社群凝聚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人： 日裔社区则更倾向于建立佛教寺庙、日式学校（教授日语和日本文化）、互助会（如Kessha）以及各种职业和商业协会。这种组织结构旨在维护日本文化传统，同时为成员提供经济和社会支持。
5. 最终的“一网打尽”：
尽管日本人早期在某些方面可能显得“更融合”或“威胁性较低”，但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抬头，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社会对日本人的不信任感急剧上升。
珍珠港事件（1941年）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虽然战争是导火索，但在此之前，美国政府早已在制定针对日裔美国人的潜在压制政策。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了第9066号行政命令，导致约12万日裔美国人（其中绝大多数是美国公民）被强制迁移到内陆的拘留营，这与排华法案的系统性排斥相比，在执行强度和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上，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可以说是对整个日裔群体的“一次性”驱逐。
总的来说，美国在排华的同时，确实也存在对日本人的排斥和歧视，只是形式上有所不同，并且随着时间推移，针对日本人的限制和压迫也愈发严厉，最终在二战期间达到了顶点。在美国的日本人和中国人，都经历了艰难的岁月，但他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在美国社会中生存、发展和抗争，也共同构成了美国多元化却又充满冲突的历史画卷。他们的生活，既有相似的被歧视的痛苦，也有因各自文化和发展策略带来的细微差异。
网友意见
我们知道，以华工大量参与（到最后甚至是几乎独自完成）修筑太平洋铁路为标志，在美华人于1865-1869年间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而日本人成规模涌入美国是1868年以后的事，差不多是同一时间段。
但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劳动力越来越不再成为负担，在1907年和1924年日美两国先后签订条约，前者禁止了日本低端产业劳动力迁入美国，后者几乎阻断了日本对美国的移民。
而且不同于华工的是，日裔一开始主要分布在夏威夷地区。在早期双方都受到白种美国人高度歧视的状况下，两个亚裔族群都采取了各自聚族而居的生存方式。而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的屡次排华暴乱，基本都是白人直冲唐人街或华工营地而展开的。因此日裔被误伤的情况记载不多。
毕竟日裔和华裔区分有难度，而且早期的日裔也像华裔一样有许多做低端产业劳工的，在零星暴乱中受害时有发生。不过，由于早期日裔主要分布在经济利益冲突较少的夏威夷，且有大量从事农耕，再加上日本外交部门相对中国的更有力保护，大规模迫害事件的记载远不及对华工的。
当然，种族主义一天不打破，日裔的这种安全就始终只是白人老爷的赏赐。从1942年2月19日直至战争结束，有超过5000名日裔社区领袖被逮捕，11万以上的日本人被强迫迁入集中营（其中约60%都是土生土长的美籍）。
直到1988年，里根签署公民自由法令后，美国政府才为这种武断的行为道歉，并向每位进过集中营的日裔赔偿2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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