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香港的现状如何?较之以前变差了吗?为什么?

回答
香港的现状是一个复杂且充满争议的话题,很难用简单的“变好”或“变差”来概括。很多人认为香港的现状确实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中不乏负面影响,但也有一些方面可能保持稳定或有所发展。理解香港的现状,需要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维度进行深入剖析,并与过去进行对比。

一、 政治层面:自治权受侵蚀,政治光谱收窄

这是目前讨论香港现状时最核心也最敏感的部分。自2019年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以来,香港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

《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及其影响: 2020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简称《国安法》)正式实施。这项法律旨在打击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以及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行为。

对政治表达的限制: 国安法大幅收窄了香港的政治表达空间。过去一些被认为是表达政治诉求、批评政府的言论和行为,现在可能被视为触犯国安法。许多政治人物、社会活动家和普通市民因涉嫌违反国安法被捕、起诉或判刑。
民主派的式微: 大量民主派议员辞职或被取消资格,许多民主派组织解散。活跃的民主派政治力量受到严重打击,政治光谱明显收窄,温和派的生存空间也备受挤压。
选举制度的改革: 为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香港的选举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包括大幅减少直选议席、增加功能组别议席以及设立资格审查委员会等。这确保了进入立法会和区议会的人士都经过了“政治审查”,结果是立法会和区议会中的非建制派议员几乎消失。
“爱国者治港”的含义变化: “爱国者治港”的定义被重新解读,更强调对中央政府的忠诚,对国家安全和中国主权的认同。

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控制力增强: 《基本法》规定香港享有高度自治,但国安法的实施和选举制度的改革被许多人视为中央政府加强对香港直接管治和干预的体现。过去中央政府更多是通过“一国两制”框架下的高度自治来实现对香港的影响,而现在其直接控制力更为明显。

与以前相比,政治层面的变化可以说是香港现状中最显著的“变差”之处,尤其是对于追求普选和更大程度自治的港人而言。 以前,香港拥有相对自由的政治讨论空间,民主运动活跃,反对派议席占有一定比例,政治光谱宽广。现在,这些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二、 经济层面:优势面临挑战,韧性仍存但前景不明朗

香港的经济模式是以自由市场、低税率、自由贸易和金融服务为核心的国际都会。

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虽然受到一些挑战,但目前仍保持着重要地位。其最大的优势在于连接中国内地与国际市场、健全的法治基础(尽管对法治的担忧有所增加)以及相对自由的信息流通(尽管也受到一些限制)。

挑战: 地区竞争加剧(如新加坡、上海等地的崛起)、地缘政治紧张(中美关系)、以及一些国际企业对香港政治稳定性和营商环境的担忧,都给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带来压力。过去几年,一些国际公司和人才流向其他亚洲城市。
韧性: 尽管面临挑战,香港的金融市场依然庞大和成熟,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功能仍在发挥作用。政府也在积极吸引人才和企业,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如金融科技、绿色金融等。

自由贸易港地位: 香港的自由贸易港地位依然存在,但部分商品的进出口也开始受到一些限制,尤其是在国际制裁的背景下,香港的转口贸易和中转功能面临一些影响。

旅游业和零售业: 过去几年,社会运动和新冠疫情对旅游业和零售业造成了严重打击。虽然随着边境开放,旅游业有所复苏,但与疫情前相比,游客数量和消费能力仍有差距,尤其是一些内地游客的消费习惯和来源地可能发生了变化。

人才流失与引进: 部分专业人士和技术人才因政治环境或经济前景不明朗而选择离开香港,这可能影响香港的长期竞争力。与此同时,香港政府也推出了各项计划吸引全球人才,但其效果仍待观察。

经济数据的波动: 近几年的GDP增长率、失业率等经济指标出现波动,受到疫情、地缘政治和内部经济调整等多重因素影响。

与以前相比,香港的经济优势受到了更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在营商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方面。 过去,香港被认为是高度自由、透明且稳定的营商环境,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和人才。现在,虽然基本框架还在,但一些外资对潜在的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有所顾虑。经济增长的动力也面临结构性调整的压力。

三、 社会层面:社会撕裂、民生压力与生活方式的变化

社会撕裂与对立: 2019年的社会运动加剧了香港社会的撕裂,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们之间存在深刻的隔阂和不信任。这种撕裂感虽然可能有所缓和,但其根源并未完全消除。

民生问题: 高昂的住房成本一直是香港的长期民生痛点,这在近年来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反而可能因经济放缓和人才流失而更加复杂。贫富差距、老年化等问题也依然存在。

生活方式与价值观: 一部分港人对香港的未来感到迷茫或担忧,可能影响了他们的生活选择和对香港的归属感。对于一些追求自由和民主价值观的港人来说,他们可能感到生活方式和自由度受到限制。

城市认同的变化: 一部分港人对香港的城市认同和文化身份的认知也可能发生变化,尤其是在与中国内地的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

与以前相比,社会层面的变化体现在社会信任的下降、部分港人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增加,以及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的潜在波动。 以前的香港社会相对更为多元包容,虽然也存在社会问题,但不同群体之间的对话和沟通渠道更为畅通。

四、 文化与自由层面:言论自由的收窄,文化表达的限制

言论自由: 如前所述,国安法的实施对言论自由产生了明显影响。过去许多在街头巷尾、媒体、网络上能够自由讨论的政治话题,现在可能存在风险。一些媒体被关闭或改变立场,书籍被下架,艺术展览和文化活动也可能受到更严格的审查。

新闻自由: 香港的新闻自由度在国际排名中显著下降。许多媒体机构在国安法下选择自我审查,或者因经营困难而倒闭或转型。

学术自由: 学术界也感受到了一定的压力,部分学者因言论或研究内容而面临质疑甚至更严重的后果。

文化自信与表达: 一些人认为,香港的独特文化,包括其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汇点的特质,可能面临被同质化的风险。文化产品的创作和传播也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与以前相比,文化与自由层面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变差”之处。 香港过去享有相对广泛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学术自由,这是其作为国际都会和文化枢纽的重要基石。现在,这些自由受到显著侵蚀,对香港的国际声誉和吸引力都带来了负面影响。

总结:香港的现状是复杂的,在某些方面确实发生了令人担忧的变化。

政治上: 自治权和政治自由受到侵蚀,是许多人认为香港“变差”的最主要原因。
经济上: 优势面临挑战,营商环境的稳定性受到质疑,但仍保持一定的韧性。
社会上: 社会撕裂和民生压力依然存在,部分港人对未来感到不确定。
文化与自由上: 言论、新闻和学术自由的收窄,是香港失去吸引力的重要因素。

变差了吗?从许多港人,特别是那些重视普选、政治自由和原有生活方式的人的角度来看,答案是肯定的。 香港的政治生态和自由度与过去相比,无疑是大幅度后退了。它失去了许多曾经引以为傲的自由和多元的特质。

然而,对于支持“一国两制”和“爱国者治港”原则的人来说,他们可能认为这些变化是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稳定的必要之举,是为了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他们可能会强调香港在经济上的某些发展,或认为过去所谓的“自由”被一些人滥用。

因此,评价香港的现状是否“变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评价者的立场和价值观。 但不可否认的是,香港正在经历一个深刻的转型期,其政治、社会和文化的面貌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些变化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和损失。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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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下面的图,智商和人均收入相关性这么高,估计排名第一的答主很开心。但很不幸,我是来打脸的。智商和收入的关系10多年前就有研究猜想了,书名为《

IQ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

即便我们依照排名第一答主的逻辑,忽视学术界对原书猜想的质疑,那么也应该是大陆比香港更差才对,因为香港是全球智商排名第一的地方,而大陆才排名12而已。

所以按照排名第一答主的逻辑,是不是要再发个姊妹问题“大陆是怎么变的更坏”?

呵呵。

不要搞个大新闻,罢工、抗议、排外,这些事是正常国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因为大家都有表达自己的权利,低价劳工伤害了我的权益,我自然上街。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成天争非法移民争什么,难道美国也没有前途?上海人那么排外,而且150前就没几个上海人,现在的上海人大部分来自农村,所以上海就没有前途?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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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南岸中部深水湾,南朗山半山腰,有一座4层高白色豪宅,豪宅修建历时7年。


李嘉诚祖孙三代深居于此,多年来,李超人一直抱怨房间不够用,但却不愿搬离。


退休后,他依旧保持平日习惯,清晨6点起床,外出打一个半小时高尔夫,然后看新闻吃早餐,白天偶尔看电影,喜欢代入角色,“过他们的生活”。


有时,他还会在家中给孙辈开课。课程案例都由李嘉诚亲手准备,文化历史,经济金融,无不包容。


白日时光变得漫长,但对90岁老人而言,浮生也不过转瞬。他在山腰隐居,但没人觉得他告别了香港中心。


当年被张子强腰缠炸弹,上门索要10亿港币之后,李嘉诚便加强了家中安保。


翻修后的豪宅全换防弹玻璃,廓尔喀雇佣兵随时巡卫。楼体传感系统直连香港警署,一有风吹草动,特警便蜂拥出动。港岛为之一倾。


豪宅每层都建有宽敞试衣间,同时也是暗藏装甲的安全屋,从试衣间前行至落地窗,香港的山海便扑面而来。


寿臣山余脉俯首低头,南太平洋海水温顺入湾,香港风水师不喜锋锐,追崇圆柔,李家所在的圆山,正是运势高点。


从李宅沿盘山路而下,一路驱车至香港中环,长江集团大厦,那是李嘉诚人生另外一个高点。


他的专属办公室在大厦70层,临窗下望,汽车如奔忙又渺小的蝼蚁。


李嘉诚坐镇于此,执掌长和帝国68年,20年来,香港首富,从未易主。


他的办公室陈设简单,桌面唯一生动摆设是李嘉诚卡通公仔。


过去,香港人喜欢喊他李超人,因为他也曾和他们一样,走泥地,挤陋巷,跑着跑着飞起冲天。


最近这些年,依旧喊超人,但更像是说超人一等。毕竟在长江大厦下仰望,楼尖已藏云雾深处。


云端的神明,举手投足便能左右人间。


在香港,卖家电的丰泽电器属于李家,卖药妆的屈臣氏属于李家,卖百货的百佳属于李家,香港岛南丫岛的电力属于李家,香港七分之一住宅,开发商也是李家。


2010年,香港青年庞一鸣做实验,尝试“告别李嘉诚”的生活。


他租破屋,骑单车,去小杂货铺买日用。然而最后发现,路灯和电话都是李家的,甚至连常喝的矿泉水也属于李家。


有香港小学生写作文说,这是香港,李嘉诚,李家的城。


香港法规规定,台风过境,天文台判定风力达到等级,市民可不用上班,然而多年来,大风多次肆虐,但风力常定低级。


民众认为天文台被资本左右,并最后把怒火指向李嘉诚,戏言香港有“李氏力场”,力场无形无影,又无处不在,笼罩着香港的一切。


网友制作了Flash小游戏,只要开启“李氏力场”,便能弹走台风。


热播剧《冲上云霄II》,张智霖台词广为流传,“你不知道香港有堵墙保护吗?”


那墙在暮色中,威严牢固。


2017年,香港十大富豪排名发布,除了第四名和第五名对调外,和过往十年并无多大变化。


大亨们垄断如巨网,笼罩香港食物链全环节。


郭氏兄弟掌控九龙巴士,李兆基控股中华煤气,郑裕彤手握两家巴士公司新巴和城巴,包玉刚则买下了天星小轮和港岛电车。


1994年以来,香港出租车牌照数量一直没有增加,公共小型巴士牌照从1976年起冻结。沃尔玛和家乐福对香港望而却步,千禧年后,香港没诞生任何知名互联网公司。


大亨们的后代已不需再赚第一桶金,香港的房地产、港口、电力和超市行业已被他们的家族牢牢控制。


李嘉诚退休时,香港时事评论员称“这是李氏商业王朝传承的开始”。


香港的繁华无限压缩,最后折叠成大亨手中的积木。


2010年,60岁香港富豪田北辰,参加《穷富翁大作战》真人秀,与底层人士同吃同住同工作。


体验了两天环卫工生活之后,他放弃了原本五天的节目安排。


他说,“来来去去都在死胡同”。




长江集团大厦不远的地下,是港铁中环站。


中环站有十三个出口,面朝东西南北,上班高峰时,人流像决堤洪水。


出口附近,偶尔会响起义勇军进行曲,激昂的音乐配合前行的脚步,生活就是一场战斗


每一个在中环上班的白领,都练就了在地铁上站立睡眠,到站即醒的本领。即便长时间低着头走路看手机,也从不迷路。


他们最终钻入由巨型玻璃和不锈钢搭建的摩天大厦中,在有限空间内,奔忙求生。


中环午饭高峰是中午一点,而晚饭时间通常是晚七点半以后。大多数人会工作到午夜,再奔波于夜色中。


最晚的港岛线开到凌晨一点,专为上班族准备。大多数人,要赶往九龙或更远角落,回到那些几十平米的出租屋内。


这些中环人,一生所想,不过是拥有一套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


港人把首次买房叫作“上车”,寓意买房便是搭上人生顺风车。从此之后不用努力,仅靠房价涨幅,便能获得足够收益。


2017年,TVB播出节目《有楼万事足》,有一个五十蚊哥,强制自己每天消费在50元港币之内。


他用2G手机,每天在家吃饭,去大学淋浴室洗澡,不谈恋爱,更不去外地游玩。


这样的日子他过了8年,终于存够了300万港币,再贷款300万,买了一间不到60平的房子。


这就是折叠空间里的人生,而对很多白领来说,上车仅仅是个开始。


一位叶姓工程师,妻子任职贸易公司,家庭月入近4万港币,是典型香港中产。


然而,他每月供楼需支出收入30%。此外,算上5岁儿子学费、课外活动费、家人保险费等开支,其他70%收入也会极速蒸发。


“现在家庭活动以不消费为原则”,他最担心公司裁员。


2016年,香港基尼系数0.539,与部分拉美国家持平。贫富差距急速扩大,折叠压力更重。


当年李嘉诚卖塑料花白手起家,而现在港人连创业都难。


铜锣湾和旺角,路边鱼蛋小吃摊位,买断价要1亿港元,每月租金要25万。


每天至少要卖1000串鱼蛋,才够钱交租。


小企业主说,上世纪80年代他还能开厂创业,而儿子将来已经没这可能。


上世纪末,香港中学生课外活动寥寥,如今却是越多越好,会一项才艺才算勉强及格。


有小夫妻月入6万港币,但还房贷占去其中四成,其余两成要均摊在3名子女教育上。


他们在狭小的电梯中与邻居相逢,礼貌微笑,维持体面。


旧电梯轰隆上升,但总是很快就戛然而止。




香港如老迈的怪兽,740余万人挤在狭长的都市,有长长的隧道,有迷离的霓虹。


生存在折叠最底层的年轻人,总需有强大意志力,才不至迷失。


他们的起点有时在笼屋之内。不到5平的房间被密集床铺重重分割。夜晚入睡时,绝不能翻身。


他们奔忙于神明忽略的都市角落,商场的后门,污浊的小巷,以及远郊的公路上。


香港女搬运工朱芊佩,今年30岁,去年,有人把她在半山区搬运货物的视频发到网上。观看次数达上百万。


视频里她穿军绿色背心、超短裤、工装靴,一个人拉一车比她个子还高的货物。


网友说她打扮像古墓丽影里的劳拉,所以喊她搬货劳拉。


今年,作家丁丁张在搜狐视频的《送一百位女孩回家》节目中观察了她一天的生活,节目也记录下另外的香港。


香港人管朱芊佩的工作叫“跟车”。每天早上7点半,她要去新蒲岗的仓库清点并搬货上车。


货物以粮油为主,一般是8板货,七八吨重,满满一卡车,送去九龙和港岛20至30个不同地点。


送货太慢,会被顾客催。朱芊佩会扛着30公斤一袋的米小跑,也会一手提一罐15公斤的油。她最多可以扛起90公斤重物。


一周六天班,除了周一稍轻松,可五点前下班,其他日子都要干到晚上八九点。

“香港有句话说:赚到快钱的人,才是有能力的人。但我自问没有这种能力,那不是长久之道。现在的工作对我来说,有种比较实在的感觉。”


她已做了十年运输和搬运。货车驾驶室很高,视野开阔,常有自由的错觉。


她说,这不是她要的香港,但是是她眼前的一条路。


很早之前,她做过文员、酒店前台、保安,最后还是搬运最自在,她喜欢“有汗出、有粮出”的感觉。


她包里总装着大量零食,低卡是白领要考虑的问题,她干活饿,需补充体力。


入夜,她返回红磡世界殡仪馆斜对面楼内,一间不到5平米的小出租屋。屋内太挤,房门都开不全。


几个月前,她在屋里哭了两次,两个朋友死了,死于欠债自杀和突发哮喘。


折叠空间中伸展不开悲伤。她说,人是很化学的,不过一缕烟,一口气。


最起码在这适者生存的地方,她还活着。


《送一百位女孩回家》中,她和丁丁张站在维多利亚海湾边,隔岸的大厦如蒸腾的幻影。


她说,有时她会从三家村码头出发,坐船去油塘看闺蜜。


拉着她的船,拉着蚊哥的船,在倒映神明脸庞的维多利亚湾相遇。


船与船交错而过,最终只留下几道白色的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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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中产”(modern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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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还是那个香港,营生也还是那些营生,只是干那些营生的换了更年轻的,老而狡猾的退休了,衰而凶残的上位了。

改变了的是大陆,又老又穷的过去了,现在是暴发户年代,于是冲突大了,等平和一代起来的时候,就不会有香港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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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香港的服务业的现状很显然是大量的低素质劳动力涌入服务行业造成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

一是地区保护政策,本地商家必须优先聘用本地居民。服务员这种岗位毫无技术含量,所以必然全部被本地居民所占据。而作为香港本土居民,有能力高素质的则早已进入高端岗位,尤其是大陆的经济飞速发展和大陆市场的完全开放,早就去大陆发展了,最终留在本土的自然都是低素质的。

当然,这种地区保护政策并非香港特有。


二是旅游业,低端服务业不受重视。最好的例子就是隔壁的澳门,在香港受到的所有歧视,在澳门你都基本感觉不到。这是因为澳门的主要支柱产业是观光旅游和赌博,政府重视旅游业,从业人员素质高,政府监管到位,自然就会好很多了。


地方保护主义导致低端服务业长期被低素质人员占据且基本没有竞争,而政府的不重视和监管失位则是造成乱象横生的推手。

香港的阶层正在经历剧烈的撕裂,就我浅薄的认识,香港近代一直都是处于阶层撕裂的状态,否则如何解释一个城市的房产卖到天价却还有将近一半的土地没有开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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