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刘瑜关于Metoo的文章？
首先，刘瑜在她的文章中，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Metoo运动背后的一个核心张力：个体经验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以及权力结构在其中的作用。 她不会回避那些令人不适的细节，但更重要的是，她会去分析这些细节是如何在特定的权力关系下发生的，以及为什么这些行为长期以来不被看见或被压制。她可能会指出，Metoo不仅仅是关于个人的“不幸遭遇”，更是对一种长期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的权力体系的挑战。这种体系可能体现在职场、家庭、社会交往的方方面面。
其次，刘瑜对“真相”的复杂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她不会轻易地断定谁是谁非，而是会去探究在指控和辩护的过程中，信息的不对称性、记忆的模糊性、以及社会舆论的导向性是如何共同作用的。她可能会讨论到，在一些情况下，即使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达到法律意义上的“定罪”，但那些被指控者行为中所包含的、对他人权益的漠视和伤害，仍然是真实存在的，并且需要被正视。这种对“真相”的审慎态度，避免了将Metoo简化为一场简单的“二元对立”式的审判。
再者，刘瑜的文章常常关注Metoo运动对社会规范和法律体系可能带来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所伴随的潜在风险。她可能会提出一些问题，例如：如何在保护受害者的同时，也避免对无辜者造成不公正的伤害？如何平衡个人叙事的强大力量与证据主义的原则？这场运动是否会引发一种“过度反应”，导致社会共识的撕裂？她可能不会直接给出答案，而是通过抛出这些问题，引导读者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去理解这场运动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此外，刘瑜擅长将Metoo置于更宏大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去理解。她可能会联系到历史上的女性主义运动，或者其他关于权力滥用和社会变革的讨论，来为Metoo提供更深厚的背景。她可能会关注到，这场运动的兴起，不仅仅是技术（如社交媒体）的推动，更是社会价值观在悄然发生变化的一个缩影。人们对平等、尊严和个人权益的追求，在Metoo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然而，理解刘瑜的文章，也需要注意她的一些倾向性。她的语言风格往往是理性的、分析性的，有时候可能会显得有些疏离。这并不意味着她缺乏同情心，而是她更倾向于通过分析来理解和表达，而不是直接宣泄情绪。对于一些期待直接情感共鸣的读者来说，可能会觉得她的文章不够“激昂”。但正是这种理性分析，让她能够提出一些别人可能忽略的、更具穿透性的观点。
总的来说，刘瑜关于Metoo的文章，不是一篇简单站队或指责的檄文，而更像是一次深度的社会学和伦理学上的探讨。她试图在我们情绪化的反应之外，提供一个更冷静、更周全的思考框架。她让我们看到，Metoo不仅仅是关于性骚扰和性侵犯本身，更是关于权力、关于社会结构、关于我们如何定义和维护彼此的尊严的根本性问题。她的文章，更像是在为我们提供一把“手术刀”，让我们能够更清晰地解剖这个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将它扫进历史的角落。这对于我们理解当下，以及思考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网友意见
套用刘瑜老师当年回应对democracy 在中国的发展程度的指摘来评价吧：明明我们还营养不良呢，有些人就开始说你得减肥了。（原话不记得了，大概这个意思）
她终于也变成了“有些人”。
一
最近不少归为“metoo”的事件，一直在持续发展。虽然之前频有受害者站出来控诉，但引爆这一次“metoo”新闻热点的，是一位ID为“猪西西爱吃鱼”女性，指控资深媒体人章文强奸了她。随后有蒋方舟、易小荷等多位女性指控章文对她们进行性骚扰性侵。紧接着著名作家春树，也站出来指控文化人孙冕，以及张弛对她进行了性侵和性骚扰。再之后，又有多位女性站出来指控其他一些人对她们的性侵和性骚扰。
而后就是一些扩展和波澜，譬如章文发表了一篇充满肮脏下作小心思，试图发起“荡妇羞辱（Slut shaming）”的回应。而他的猪队友如鄢烈山之流，也和章文如出一辙，在微博上试图以对蒋方舟等人进行荡妇羞辱来声援章文。它们都阴阴而龌龊地说，指控章文的女性们，或有诸多男朋友，或是离了婚经常出入酒局，等等，等等。话里话外无非就一个意思：她们私生活很随便，所以睡她们不算强奸。非常典型而标准的荡妇羞辱手法，堪称当代活标本。
令人高兴的是，现在已少有人吃它们这一套了。章文们发动的“荡妇羞辱”，不但没有达到它们想要的效果，反而使得相当多的人愈发愤怒。绝大多数人都坚持一点，那就是哪怕有个人夜夜换性伴侣，也不等于章文们可以强奸她。对方的私生活如何，和章文们有没有强奸她，完全是两码事。
只是除了事件的后续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有一些朋友开始担心，“metoo”的兴起会不会出现被人诬陷而无法辩白的情况。如以写政社杂文见长的刘瑜女士，更是将之与文革大字报类比。
在我看来，这是多余的担心。
首先要说的是，在所有的性侵性骚扰的指控中，有没有诬陷的？
答案当然是肯定有了，这没什么好说的，自古到今都有。不过呢，从逻辑上讲，如果一个有人想诬陷你，那么无论有没有“metoo”，它都会诬陷你，是不是？在中国，搞臭一个人毫无疑问大多会从攻击私生活下手。所以如果有人想诬陷你性骚扰，这其实和“metoo”无关，只和对方为什么想要诬陷你有关。实际上，有没有“metoo”，它都会说你性骚扰的，因为这一直以来都是很有效的构陷手段。
其次依然是一个逻辑问题。那就是在“metoo”之前，就没有以性骚扰为名的诬陷了吗？答案还是当然有，而且一直都有。然而“metoo”运动是起自2017年10月的美国，也就是去年下半年，到现在还不满一年，具体到中国也就是这个月出了章文事件才广为人知。所以如果有人以性骚扰诬陷你，这个帽子扣不到“metoo”身上。
再其次，当“metoo”蓬勃发展之后，会不会导致有人觉得可以乘势以性骚扰诬陷人？
这个问题的答案，依然是肯定的：当然会有。但是，这个问题最终又会回到问题一，那就是有没有“metoo”，它都会构陷你，只不过现在“metoo”声势大，于是它觉得有机可乘，就用一下。所以本质上，如果没有“metoo”，它一样可能用性骚扰构陷你，无非是现在成功的概率可能要高一些，而已。这个理，没错吧？
其实我想说的并不是这个。
我真正想说的是，我认为“metoo”目前没有太大的可能在中国蓬勃发展，可以预见的近期，也不太可能发展得比目前更壮大，刘瑜女士真的是多虑了。
“metoo”在中国，仅仅是一些“精英”阶层人群的吼声，而已。甚至都不是全部“精英”阶层，只是一些，而已。现在是这样，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依然是这样，“metoo”还触及不到中国整个社会，甚至连万分之一的人群都触及不到，更谈不上运动了。所以也就压根就出现不了刘瑜女士担忧的局面。
不客气地说，这是杞人忧天。于我而言，我更担心“metoo”发展不起来，而不是现在就开始担心诬陷之类的肉糜事。
原因其实很简单，待我一一道来。
其一，现在发声的是什么人？
首先站出来控诉章文的女性，就目前所知应该是律师出身。其他几位，如蒋方舟是《新周刊》杂志的高管，易小荷也是资深媒体人，王嫣芸应该就是那位苏紫紫的王嫣芸（我没有太仔细查证，所以说应该是）。这些女性的一个共通点，就是现在的她们，基本上无惧也无损于来自荡妇羞辱的伤害。也就是说，她们有足够的抗这类击打的能力。这些能力，来自于她们财产和收入的支持、生活环境（朋友、家庭、工作）的支持，以及身份地位（提供公信力和话语权）的支持等等各方面。
简单说就是她们具备足够强的对抗社会压力和某种程度权势的能力，不但如此，而且基本上可以说，章文们几乎已无法伤害到她们。甚至某种程度上，现在她们比章文更强大，然而这和“metoo”无关，这种能力并非来自“metoo”，完全是来自于她们自己。“metoo”只是鼓励她们无惧于各种压力，站出来控诉，使更多的人免于性侵和性骚扰的伤害。
其他几例控诉性侵性骚扰事件里，几乎所有女性，也都有足够的知识水准，且具备相当的独立谋生能力。
概括起来，就是我认为目前归结为“metoo”的这些案例，敢于站出来的，几乎清一色来自于思想高度足够、认知足够、知识足够，生存生活能力极强，哪怕对方荡妇羞辱成功，也不会大幅度危及当前生活的阶层。
我不知道该如何准确描述，说精英阶层吧，也许人家不接受，说文化人也一样。所以我只能用了这么多的描述来定义。总之，综合衡量的话，我认为她们几乎都位于中国社会阶层的上层，或者说职业阶层的上层。
那些工厂工地商店饭店的打工妹、打工仔，服务业的小妹、小弟，KTV和酒吧的少爷、小姐，都不属于这个阶层。
但是他们数量远大于这个阶层。
以及，他们非常脆弱，根本经受不住略大一点的打击，就目前我国的状况而言，无论从经济上还是身份上还是社会压力上，他们都毫无“metoo”之后所需要的抗击打能力。
从我的过往经验和当前认知看，“metoo”也照耀不到他们。甚至可以说，哪怕我给你足够的传播时间，半年之后你去问他们，他们依然不知道“metoo”为何物。这才是本朝现状。这就是我想说的一部分话语。
二
很多年前，我在深圳管理过不下三个规模为数百人的服装厂。最大的一个，大概有四百多人，所以我对服装厂很熟悉。就假定一个服装厂来说明吧。
众所周知，服装厂女工极多，多到男女比例普遍是10:1，甚至女性比例更高。但是，几乎所有的管理者，都更喜欢用男工，因为他们普遍技术更好，产能更高。然而男工在这个行业里非常少。也所以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出现了——在服装厂，虽然女性占绝对优势，但相当部分基层和中层管理者都是男性，譬如小组长、车间主任等等。
服装厂大多是以小组为基础单位，车工一个小组十几二十多人，多的三四十人，几个组为一个车间，全厂可以分几个车间，包括车工、后道、包装、质检等等。这些数量众多工种不同的小组，组长和车间主任，相当部分是男性。
在这么一个现状和环境里，如果一个男性组长言语骚扰女车工，我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可能得到处理——其实我可以把“几乎”二字去掉，直接说没有没有可能的。不过做考据的习惯很难改，此处不用“几乎”我心里不踏实……
如果他性骚扰女车工，譬如走过时候公然摸了一位女车工的臀部，也几乎没有可能得到处理——此处其实依然可以去掉“几乎”二字。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在那个环境里，这行为和他在女车工面前讲个荤段子，在程度上没人会认为有区别，它们就是没区别。
要得到处理，除非发生非常严重的猥亵或者强奸。而且这种处理，绝大多数时候不会报警，也就是不会走法律途径，各方面的人都会建议私了算了。工厂也许会开除施暴者，但绝对不会主动报警。报警，只能是受害人自己发起。
但这还不是我想说的全部。
我真正想说的，是在这么一个环境里，我让你担任一个非常常见而普通工人的角色，然后我来告诉你会发生什么。
你是一个女性。家在中部山区，人在深圳服装厂打工。你每月往家里寄钱，一方面补贴家里用度，一方面给自己攒嫁妆钱，家里条件显然无法提供全部嫁妆，别说在城里买房了，所以你最终还是会回去。不过回去的前提是攒够钱，不然你回不去也嫁不出。
你住厂里，八个人一间宿舍。说是朝九晚五，其实不可能，一天至少工作10小时以上，计件制，多做一件就多一件的工分。你技术比较好，所以是车衣领的，这活工分也高，这个由组长分配，那是他的权力。
昨天晚上，你在过道里被组长摸了一把胸。
然后你想怎么样？
从管理角度看，一个熟练的能力好的组长，可以提高相当的产能。你所在小组日产二百件衬衣，别人组一百六、七。所以你们组收入也高。
你找资本家，本朝资本家肯定不会因为这事开除和处分这位小组长。他会告诉你，这也算个事？你想多了。
略微好些的状况：安抚你一下：啊？这小子胆子这么大！我会骂他！你安心工作，放心吧，以后不会了！然后你会发现你第二天被组长安排去车大身，活多还不出工分，然后被各种小鞋，最后你只能另找工作走人。
最好的状况：老板把你换去其他组，这事实际上就是不了了之。
你想要资本家处理组长？凭什么？一个组长对服装厂来说，是很重要的基础，不夸张地说，无论从产能还是完成作业的角度看，至少可以占百分之十以上的管理比重。如果厂小，可以占百分之二十以上的比重。要完成几乎排满的订单，严重需要和依赖于好的组长、车间主任们。
而且吧，在深圳这种地方，一旦要换基层或中层，最常见的问题很可能 就是这组人会被带走大部分甚至全部走掉。能瞬间破坏掉资本家们完成订单的计划，如果不能按期交货，LC就无法从银行兑付，资本家就要完蛋。
至于车工……招就是了。
你想“metoo”？如果你试图不依不饶做秋菊，那么，老板会说：很遗憾，X小姐，你被辞退了，你跟保安大哥去财务那里结账，然后离开。
保安会跟着你，监督你把所有工具交还工厂，把个人物品清理走并检查过里面没有工厂的东西，然后要你马上搬离宿舍。如果你在本市没有相好的同乡和朋友可以借宿，你只能住酒店或露宿街头了。住酒店你其实住不起，因为你还要找工作，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一不小心就是几千块。你还要吃饭，你还要给家里补贴家用。所以你充其量只能去住几十块一百出头的小旅馆。
所以，你想好了，你要不要坚持跟老板讨个说法来个“metoo”？
这不是夸张。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实际情况只有更糟糕，不会比我现在给你的这些假设好。在工厂工地商店饭店这些地方，性骚扰性侵的数量远比我们知道的要多得多，程度严重得多。
同样，也可以去问问北京簋街的服务员什么待遇，找这份工容易不容易，敢不敢对骚扰他们的领班发起“metoo”。
最后，再问下他们知道不知道“metoo”——老实说，连我也是最近才知道，毕竟我是守法良民，绝对不“违法”翻墙去上推特和脸书的，是不是。
然后，我之前说了，现在“敢于站出来的，几乎清一色来自于思想高度足够、认知足够、知识足够”的人群，而打工仔们，绝大部分不属于这个范畴。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这个思想高度，也认识不到这些。所以，很多人甚至自己都不认为或不知道哪些可以归为骚扰，又意味着什么。
譬如这个组长在食堂饭桌上，一桌子人，他色眯眯地对一位女性说，哇，你胸好大好白。
基本上我可以肯定，在场没有人会觉得这是性骚扰，包括那位女性。她也许会不适或者愤怒，觉得屈辱，但她意识不到这属于性骚扰。因为她没有这个认知，思想高度不够，知识不够。也因此对她来说，压根谈不上什么“metoo”，我们首先要让她清楚地知道这是性骚扰，然后再来谈其他。
这还没有讨论“metoo”之后所需要的基础和能力呢。他们绝大部分人，承担不起“metoo”的后果。因为环境不允许，法律支持不够，社会公众（包括他们自己在内）思想高度和认知不够，等等，等等。然而，这还不是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在metoo中他们第一个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发声说metoo。他们没有话语权，没有发声渠道，甚至没有发声能力，他们和谁去说metoo？
所以在中国，目前的几起事件，仅仅只是开了一个好头，还远远谈不上什么“metoo”运动。现在不过是一个新闻热点，以及在某些阶层里涌了一下波澜，而已。
三
也所以刘瑜女士担心的诬陷之类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是杞人忧天。
与其担心“metoo”蓬勃发展后的诬陷，不如忧心“metoo”该怎么发展才能让更多被性骚扰性侵的受害者勇敢地站出来，使更多的人能免于性骚扰和性侵的伤害，让“metoo”惠及更多人。对刘瑜女士的这篇文，我非常同意本问题下 林原 所说的：
套用刘瑜老师当年回应对democracy 在中国的发展程度的指摘来评价吧：明明我们还营养不良呢，有些人就开始说你得减肥了。（原话不记得了，大概这个意思）
她终于也变成了“有些人”。
另外，刘瑜女士直接把“metoo”当做大鸣大放大字报看待，真不是一般的糟糕，而是极其之糟糕。
大字报从聂元梓起，目的就是攻击和打倒对手，发动者也无需任何前提和身份，是一个非常纯粹的攻击行为。而“metoo”的核心，则是鼓励受害者勇敢站出来，因为太多受害者迫于社会和其他原因的压力，不敢站出来。“metoo”不是想攻击和打倒什么人，这和大字报有着本质区别，岂能混为一谈。
我觉得刘瑜女士可能骨子是把“metoo”运动的目的，当做打倒性骚扰和性侵者来看待的，所以才会担忧出现诬陷，因为她首先考虑到的是攻击，从而进一步表态她更倾向于法律手段解决，更相信法律的公正。
但问题在于“metoo”的核心只是鼓励受害者站出来，并不排斥法律途径和手段，这和诉诸法律一点不矛盾。而且首先要受害者有勇气愿意站出来，才能有下一步诉诸法律的行为和可能，是不是？
“metoo”的发端，艾丽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等人在2017年10月针对金牌电影制作人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提出了性骚扰和性侵控诉。本年6月，在曼哈顿开庭审理其中的两起性骚扰和性侵指控。实际上，如果没有艾丽莎·米兰诺的那句“metoo”，这个指控就不会发生，也就没有了刘瑜女士理想中的法律途径和手段。
所以现在我们应该担忧和需要做的，是如何才能让“metoo”广为人知，如何提高大家的认知，让更多的人意识到什么是性骚扰，该对什么行为说不，以及让已经受害的人可以轻松摆脱荡妇羞辱之类的社会压力和烦恼，勇敢地站出来，使更多的人免于性骚扰和性侵的伤害，而不是去担心“metoo”运动会导致诬陷。
因为“metoo”在现在还远远不是运动，距离成为运动的条件还异常遥远，这个遥远的距离，近则几年，远则十几年几十年——这样的判断，我已经认为我是非常乐观的了，一点不悲观。
如果现实能让我更乐观就好了。
记得贵乎对运动式革命挺赞扬的啊，到了女权运动就开始贬低了。有被诬陷的男职员了，就没被诬陷的地主富农？
Metoo运动能够蓬勃发展，只靠民主党引导？基础不就是存在大量的强奸性骚扰却不被立案的现象吗？
这时候社会正常的思路难道不应该是反思为什么吗？这时候贵乎开始讨论Meetoo运动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危害，难道讨论的不应该是如何加强强奸性骚扰立法司法吗？
整个中国每年只有几万件强奸案受理，几千件强奸罪判决。百万人当中有一件强奸，司法是否完成了她处理性犯罪的任务的5%？既然没有，你还要求这些女性，不要有运动，为什么不安心当饿殍呢？
美国数据是，84%的强奸被隐瞒。这种情形下，有metoo奇怪吗？我倒觉得没有metoo才奇怪吧。英国是近代最平稳的国家，宪章运动工人运动比metoo不知道剧烈到哪里去了。如果社会拒绝改变，一定会有运动迫使她改变。如果压制运动，一定会有更剧烈的运动迫使她改变。唯一消除运动的途径是接受这个改变。
瑞典强奸率欧洲三倍，是男女最平等的国家，澳大利亚强奸率领先亚太，澳洲男女平等一样全球优秀。遇见强奸性骚扰，有勇气说出来，才是社会更公平的符号吧。
满天乌云密布了一千五百年。雷霆后，乌云散了，而您却要加罪于雷霆。——雨果
先抛观点：对于刘瑜文章里的观点，有部分观点我支持，但是“穷尽司法救济”的理论我是反对的——我没怎么看过刘瑜的书，我仅仅反对的是这个她这个观点。
同时我也反对给观点持有者本人扣各种帽子，我觉得没什么营养，九流的学者才会动不动给别人扣帽子，就好像九流的律师才会在工作里搞学历歧视。
这两天讨论的反性骚扰问题，作为法律从业者，我觉得其实可以把强奸罪和性骚扰做一个对比。
强奸是比性骚扰更具备社会危害性的罪行，但是因为其惩罚是监禁，所以我们在适用的时候，会更加谨慎和慎重，有罪还是无罪，罪情还是罪重，一定要分个明明白白。以及基于「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和「不得强迫自证无罪」的原则，事实上对强奸罪的控诉和惩戒的理论体系已经相对完备，虽然在制度上有所不足，但是是有一定的调整机制。舆论方面，因为呼格吉勒图案，浙江叔侄案等一些列冤案的发生，也使得司法工作人员和舆论对强奸案的讨论时会更加谨慎。
但是性骚扰不同，虽然性骚扰的社会危害性低于强奸罪行，但是由于往年来对该行为惩戒力度不大，以及中国传统的一些思想，导致当下性骚扰行为较为泛滥。在司法救济不力的情况下，受害者只能求助于舆论。
舆论的武器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而言，舆论没有「立案标准」，毕竟舆论不存在「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但是，弊端也很明显，一方面，司法救济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事实认定机制，而舆论对于事实认定的程序和机制尚不完善。
另一方面而言，舆论对性骚扰的定义也不严格，对比强奸罪行而言，强奸罪的定义严格遵照《刑法》的定义，否则将被认定为无罪，有罪无罪，此罪彼罪的限定是很严格的，而性骚扰的定义相对没那么严格。
最后，舆论没有纠错机制，而司法是有纠错机制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对上诉的二审和错案纠错的再审，以及法官对错案要终身负责，而舆论缺没有纠错机制，说话的人也不会因为其言论而终身负责。
所以我还是挺悲观的，我认为当前舆论对性骚扰行为的惩戒，有点像数十年前司法对流氓罪的严打——有积极作用，但是后面发生了什么，我们其实都知道。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的看法是：我们要增加对这个话题的讨论，才能促使性骚扰惩戒制度理论的完善，这就要求我们在讨论时遵守对事不对人的原则，否则如果对观点的批判上升到了对观点持有者的批判，就会更少人参加讨论，导致最后讨论的目的实现不了。
在学《刑事案件侦查实务》一门课程的时候，学到【强奸罪侦查】，里面的第一章节就是“如何辨别假强奸的报警”。
这告诉我们两个道理：第一，在进行案件侦破过程中，第一步要做到的是“对事实进行还原”，而并非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犯罪，抑或是证明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第二，作为刑警（当然我不是刑警），想要打击犯罪，就必须要正视“可能会伤及无辜”的可能，并采取手法去避免它而不是说“没关系，控诉者的法益更重要，被控诉者的法益可以牺牲”，只有真正正视这一种可能，我们的法治才能真正迈上新台阶。
社会是不完美的，我们要尽力的去改善他，改善的措施有很多种，但没有哪一种措施是绝对没有弊端的。从某种程度而言，我认为我们不能太苛责于正义本身，否则便难以实现真正改善的目的。
最后，有一位答主说“现在还不是考虑被诬陷的时候”，认为“考虑诬陷”是何不食肉糜。 用性骚扰摧毁一个男人，有多简单 最后，有一位答主说“现在还不是考虑被诬陷的时候”，认为“考虑诬陷”是何不食肉糜，我就放一个链接和几张图：
我们总是容易自我代入性骚扰的一方，却总觉得自己不会被诬陷，看到别人被诬陷的时候，就会说“肯定自身也有举止不端的地方”，请问这种指责与“穿得少活该被性骚扰” 的思路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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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台湾高雄新任市长韩国瑜，确实是一个复杂且多元的议题，尤其是在他2018年底以压倒性优势当选高雄市长之后，以及之后他参选台湾“总统”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要详细地、不带痕迹地来解读，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探讨。一、 当选背景与魅力分析：首先，得理解韩国瑜是如何在传统上被视为国民党票仓的蓝色高雄，一举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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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另一个拉姆》讲述了记者马金瑜远嫁西部牧民，长达17年遭受丈夫家庭暴力和凌虐的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深刻的讨论。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可以从多个维度来深入剖析。一、 事件本身及其悲剧性： 远嫁的勇气与理想的破灭： 马金瑜出于对西部风情的向往和对爱情的憧憬，毅然辞去城市记者的职业，远嫁到甘肃的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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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战粉丝针对《王牌部队》番位和爱奇艺官微表现出的不满，这事儿啊，说起来真是挺复杂，也挺能反映出当下娱乐圈里一些普遍存在的现象。咱们一点点捋。番位之争：一场“C位”的较量首先得说，番位这玩意儿，在国产剧里简直就是“玄学”一般的存在。谁排在前面，谁排在后面，不仅仅是简单的名字顺序，它代表着资源、咖位、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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