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洞庭、鄱阳之类的湖泊周围历史上没有出现什么大城市？
地理环境的“双刃剑”：既是恩赐，也是挑战
首先，这两个巨型湖泊的地理形态本身，就决定了它们的开发难度和城市选址的局限性。
水网密布，但土地不稳定： 洞庭湖和鄱阳湖是中国最大的两个淡水湖，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巨大的湿地资源，提供了丰富的水源和渔业。然而，这片土地并非一块块坚实的沃土，而是由无数的河道、沼泽、滩涂和季节性淹没的区域构成。这使得大规模的城市建设，特别是那种需要稳固地基、广阔平坦空间的城市，在早期技术条件下就存在很大挑战。你想想，在几十年前，一个城市要发展，起码得有能承载庞大建筑和人口的稳定陆地吧？湖泊周边，尤其是在洪水期，很容易被淹没，这大大增加了建设成本和风险。
洪水威胁： 这两个湖泊的形成与长江流域的洪水息息相关。历史上，长江的泥沙淤积、河道变迁，常常伴随着毁灭性的洪水。虽然湖泊本身可以调节洪水，但在大洪水面前，周围的土地依然会遭受巨大的威胁。一个城市如果频繁受到洪水侵袭，即便再繁荣，也难以长久发展成超大型都市。居民会流离失所，商业会中断，基础设施会被毁坏，这都是城市发展的巨大阻碍。
交通的特殊性： 乍一看，有大湖泊应该交通便利啊，可以走水路。确实如此，水运是重要的运输方式。但你要想发展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城市，还需要陆路交通的支撑，比如四通八达的道路网、铁路网。湖泊的存在，有时反而是陆路交通的天然屏障。要跨越如此广阔的水域，修建大型的桥梁、隧道，在古代技术下是难以想象的。即使有港口城市，它们的腹地连接陆地的能力也相对受到限制，不如直接沿江而建的城市那样，能够方便地将商品、人口辐射到更广阔的内陆地区。
经济腹地的局限性与发展模式的差异
渔业和农业的经济模式： 洞庭湖和鄱阳湖周边地区，虽然也有 fertile 的土地（尤其是在湖泊退缩后形成的洲滩），但其经济基础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湖泊展开的，比如渔业、航运、以及相对分散的农业。这些产业模式，虽然能养活一定数量的人口，但其经济的集聚效应和对大规模劳动力、资本的吸引力，可能不如沿江城市那样，能够发展出更复杂的工业、商业和服务业。沿江城市更容易成为商品集散地、工业基地，其辐射能力和经济体量自然更大。
与主要经济中心的距离： 历史上，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很长时期内是沿着黄河、长江中下游移动的。一些真正的大城市，比如长安（西安）、洛阳、开封、南京、北京，它们往往位于交通要道上，能够连接南北、贯通东西，并且拥有广阔而富庶的经济腹地。相比之下，洞庭湖和鄱阳湖虽然重要，但它们更像是一个区域性的水系，其腹地往往集中在长江沿岸的一些大城市周围，或者在向更广阔的内陆辐射时，会遇到更多的地理障碍。
历史发展脉络与政策导向
战略地位的考量： 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军事的中心往往会决定城市的兴衰。一些大城市之所以能发展起来，往往与作为都城、军事重镇、或者重要的商业枢纽有关。洞庭湖和鄱阳湖周边地区，虽然在某些时期也曾有过地方性的政治中心（比如岳阳、南昌），但它们很少成为全国性的政治、军事中心。这意味着它们获得的国家层面的资源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战略层面的关注度，可能不如那些位于政治、军事要地的城市。
沿江城市的主导地位： 长江这条黄金水道，其沿岸城市（如重庆、武汉、南京、上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们不仅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经济、文化的中心。洞庭湖、鄱阳湖虽然与长江相连，但它们的地位更多是作为长江水系的组成部分，服务于长江干流的航运和经济活动。这种“支流”的属性，也使得它们难以独立于长江，发展出与沿江大城市匹敌的城市规模和影响力。
并非“没有”，而是“相对较少”和“规模差异”
当然，说“没有出现什么大城市”也过于绝对了。像岳阳（古称巴陵）在历史上也曾是重要的城市，尤其是在三国时期和唐宋时期，作为军事重镇和商业都会有过辉煌。南昌（豫章）也是江西的中心城市，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但是，与那些人口可能达到百万量级的古代超级都市相比，它们在规模和影响力上确实存在一定的差距。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洞庭湖和鄱阳湖地区，发展出的是适合其地理环境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它们在历史的画卷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由于上述种种因素的叠加影响，未能孕育出像某些沿江城市那样，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享有盛名的巨型都市。这就像一个人，他可能非常有才能，但在某个特定时期和环境下，他的才能可能没有被最大化地发挥出来，或者他所处的环境限制了他达到更高的成就。
总而言之，洞庭湖和鄱阳湖周围没有像长江沿岸那样出现许多庞大城市，是地理环境的天然限制、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以及历史政治格局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是一种相对的“不突出”，而非绝对的“缺失”。
网友意见
不是很赞同 @穿行时空的蜗牛 答案中的一些内容：
首先是开封城的人口，我个人还是更倾向于开封城墙内的人口是不超过100万的。
“开封城人口超过100万”的说法主要来源于周宝珠教授的《宋代东京研究》，但是周教授主要是拿“户”来推算的，因为宋朝统计人口以户为主，且多以府为单位进行统计，还不怎么统计不纳税的户。
宋朝统计的结果是，徽宗崇宁年间的开封府（除了开封城还有14个县）有26.1万户、44.2万丁。周教授根据真宗天禧年间开封城内有9.7万户，推送崇宁年间开封城内有13.7万户，按每户7人算出了一个95.9万人，再加上驻军、妓女、宫女、僧道、寓居什么的自然就过百万了，甚至有很多学者认为已经破150万了。
第一个问题就是整个开封府的在册户有没有100万人，44.2万丁，假设男女比1:1那也就88.4万人，别忘了古代的重男轻女比现在严重多了，当然你也可以说宋朝统计的44.2万丁偏低。
第二个问题就是每户有没有7人，还是假设男女比1:1、88.4万人，那就是最多每户4人，当然你也可以说开封城内的家庭就是人多，但是宋朝有“析户”的现象，就是人多的家庭会分家，甚至有一家分成二三十家的，以此来减免税收。
第三个问题就是真的都住在城里吗，例如驻军的兵户，且不说吃空饷的事，这些兵户大概率是不住在城里的，还有很多居民是在城里工作在城外居住，只是交税和城里的居民一样都交给开封城，所以也算进去了。
第四个问题就是人口真的会增长吗，要知道周教授是拿天禧年间的户数推算的，而开封的城墙从天禧到崇宁是没怎么扩大过的，从真宗到徽宗却在城里修了不少很占地的大型建筑（延福宫、艮岳啥的），再加上土地兼并加剧、贫富分化加重，城里的土地向权贵富豪那里集中，开封城的人口增长是没什么问题的、但开封城墙内的人口真的增长了吗？
第五个问题没什么道理却又很有道理，那就是这合理吗？清朝4亿人口，北京城也就是70万人，而生产力差了七百多年的宋朝真的有能力在城墙之内供养100万甚至150万人口吗？要知道北宋开封城只有清朝北京城的83%大。
其次是大城市的标准，中国古代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生产力水平低，靠手工业工匠和商业雇佣是堆不出百万级人口的大城市的，要靠驻军及家属、宫廷和权贵富豪的佣仆、妓女和餐饮等服务业才能堆出那么多人口来。
所以首都之外的城市是很难堆出百万级人口的，因为没有宫廷、没有那么多权贵富豪、驻军也有限，所以说中国古代讨论大城市的话就不要讨论首都了，更不能拿现代的标准（现代100万人以上才算大城市）去定中国古代的大城市。
鸦片战争前，南昌人口达到了137万、南昌城内人口至少20万，长沙人口达到了124万、长沙城内人口至少16万，在中国古代已经算大城市了。
最后是开发晚和沼泽化严重确实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杭州、广州等城市开发时间的也不比南昌、长沙早多少，开发早期沼泽化也很严重。
区别在于杭州、广州从宋元开始海贸大兴，手工业和商业更繁荣。而且杭州是杭嘉湖平原的中心、广州是珠江三角洲的中心，但洞庭湖平原和鄱阳湖平原的中心是湖，岳阳、九江等城市不是没有机会取代长沙、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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