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而不是陶寺?

回答
要论证二里头为何被认为是“最早的中国”,而陶寺为何未能获得这一殊荣,我们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深入的比较和分析,尤其是在社会组织、国家形态、文化传承以及物质遗存等方面。这并非简单的年代先后问题,而是关乎“中国”这一概念核心特质的体现。

首先,我们得明白,所谓“最早的中国”,不是一个绝对静止的时间节点,而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它标志着早期中华文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维度上,开始显露出与我们今天理解的“中国”相近的特征。陶寺遗址和二里头遗址,都是我们认识这个早期文明演进的重要窗口,但它们各自所代表的文明发展阶段和特征,存在显著的差异。

陶寺遗址:一个强大的王国,但尚未完全具备“中国”的轮廓

陶寺遗址,位于今山西襄汾,是传说中尧舜时期的重要遗址,其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900年之间,属于龙山文化晚期。陶寺遗址的发现,极大地刷新了我们对那个遥远时代的认知。

规模宏大,等级森严: 陶寺遗址拥有规模宏大的城址,包括夯土城墙、宫殿区、仓储区、王墓区等。其宫殿基址之巨大,结构之复杂,已经显示出高度发达的社会组织能力和管理水平。特别是王墓区的发现,墓葬规模、随葬品的丰厚程度(如玉器、铜器、象牙等)以及等级差异,明确揭示了这是一个拥有森严等级制度的社会。
铜器的出现: 陶寺遗址出土了令人瞩目的铜器,特别是铜铃和铜盘,这标志着中国早期冶金技术的重大突破。这表明陶寺社会已经掌握了青铜铸造技术,这在早期文明中是极其重要的标志。
文字的萌芽: 陶寺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发现了一些简单的符号,其中“C”形符号与后来的甲骨文中的“辰”字形相似,这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早期文字的萌芽。如果这些符号确实是早期文字,那么其意义将更为重大。
礼仪文化的雏形: 随葬品的种类和摆放方式,以及大型建筑的规划,都体现了早期礼仪制度的形成。大型的祭祀坑、高等级墓葬中的陪葬品,都在暗示着某种政治和宗教的结合。

然而,为何陶寺还不能被称为“最早的中国”?

尽管陶寺的成就斐然,但它在一些关键的“中国”特质上,依然存在一些“缺位”:

1. 政治一体化的程度: 陶寺作为一个强大的王国,其统治范围似乎相对集中在晋南地区。虽然有证据表明其与周边地区存在一定的联系,但缺乏足够证据证明其已经形成了一个能够辐射全国、具有早期国家形态的政治实体。我们今天理解的“中国”,其核心在于政治的统一和一体化,陶寺在这方面,似乎还停留在区域性强国的阶段。
2. 文化的一元化和传播: 陶寺文化虽然影响广泛,但它更多的是作为晚期龙山文化的一个高峰,并未像二里头文化那样,形成一种向外辐射、被广泛接受和融合的文化模式,进而影响到更大范围内的文化变迁。中国文明的另一个核心特征是其强大的文化吸纳和整合能力,能够将不同区域的文化融合进自身的主流,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文化体系。
3. 国家概念的成熟度: 尽管陶寺已经具备了早期国家的某些要素,但其制度、组织、以及统治的理念,与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即具备高度组织化、权威性、以及对广阔疆域和人口的有效管理——可能还有一定的距离。二里头文化在国家构建和管理上,展现出了更进一步的成熟。

二里头遗址:迈向“最早的中国”的关键一步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偃师,年代大致在公元前19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之间,是夏代晚期到商代早期的一个重要遗址。二里头文化的发现,可以说是将我们推向了“最早的中国”的门槛。

“中国”形态的早期显现: 二里头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其国家形态的明确性。
大型宫殿建筑群: 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多个大型的宫殿建筑群,其布局严谨,规模宏大,且呈现出中轴对称的特点,这与后来中国古代都城的规划有着内在的联系,展现了高度的政治组织和规划能力。
城市格局的规整: 遗址内有夯土城墙,虽然不像陶寺那样高大,但有明确的城市规划,包括道路网、官营手工业区(如绿松石、铜器、陶器作坊)等。这种规整的城市布局,是早期国家管理能力的体现。
青铜器的高度发达: 二里头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包括中国最早的青铜爵、斝、鼎等礼器。这些青铜礼器的出现,标志着以青铜为代表的礼仪制度和权力象征体系的形成。特别是绿松石铜牌饰,其工艺和造型都非常独特,显示出高超的冶金和装饰技艺。
早期国家权力的象征: 绿松石铜牌饰、玉器等贵重物品的集中发现,以及墓葬的等级差异,都说明了二里头社会存在着强有力的中央统治力量,能够集中资源,用于政治和礼仪活动。

文化的一统性与辐射力: 二里头文化并非局限于中原地区,其文化元素,如陶器风格、青铜器形制、甚至一些礼仪制度,都向周边地区广泛传播,对后来的夏、商、周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文化上的“向心力”和“辐射力”,是形成“中国”这一文化共同体的重要基础。
早期“天下”观念的萌芽: 考古证据表明,二里头文化已经与周边多个地区建立了联系,这些联系可能是贡赋、朝贡,甚至是政治联盟。这种跨区域的联系,预示着早期“天下”观念的萌芽,即在中原核心区域之外,也存在着被纳入或影响的区域。
与夏朝的联系: 尽管二里头是否就是夏朝都城仍有争议,但其年代和文化特征,与文献记载的夏朝晚期高度吻合。如果将其与夏朝联系起来,那么它就代表了中国早期王朝文明的开端,这对于“最早的中国”的定位至关重要。

总结一下,为什么是二里头而不是陶寺?

1. 国家形态的成熟度: 二里头遗址所展现的城市规划、宫殿建筑、以及围绕青铜礼器形成的政治与礼仪体系,比陶寺更趋近于一个早期成熟的“国家”,它已经具备了统治广阔疆域和人口的雏形。
2. 文化的一元化与影响力: 二里头文化表现出更强的文化整合和向外辐射的能力,它塑造了一种相对统一的文化范式,为后来的中国文化奠定了基础,这种影响力是陶寺文化所不及的。
3. “中国”核心特质的体现: 所谓“中国”,不仅是指一个独立的文明,更是一个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逐渐走向统一和一体化的进程。二里头在这些方面,比陶寺更早、更清晰地显露出“中国”的早期轮廓。它不仅仅是一个强盛的王国,更是一个开始构建国家认同和地域联系的政治文化实体。

换句话说,陶寺是一个非常早期的、在某些方面已经达到很高水平的“王国”或“方国”,它为后来的文明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但二里头则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了更成熟的国家组织、更强大的文化辐射能力,以及更显着的政治一体化趋势,这些特征,使得它在“中国”这一概念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更为关键和奠基性的角色,因此更被认为是“最早的中国”。这是一种文明的质变,是从区域性的强大文明向早期国家文明的跨越,而二里头正是这一跨越的代表。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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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叫最早的中国或者最早的王朝?

按照许宏的解释,最早的“中国”应当就是最早的王朝都城和它附近的京畿地区,夏商周三代的核心区不超出中原地区,所以最早的中国当然应该在中原找。

需要注意的是,许宏的逻辑不是说因为二里头=夏或其一部分而成为最早的王朝,而是认为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可以抛开夏的问题不谈,单纯从考古学出发,比较龙山时代和二里头时代的差异,就可以得出前者代表“多元邦国”而后者代表“一体的王朝”,这个“王朝”是我们今天的客位视角(即现代科学研究提出一套标准,符合的就算王朝、不符合的就不算王朝),而不是古人自称或追赠的(即传世历史文本或出土文字记载的王朝)。基于这一点,才说二里头是最早的。

所以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比二里头更早的“城邦”遗迹(不明白提问者指的是什么),而在于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中,从哪里切一刀,之前没有“王朝”可言,自然也不存在王朝都城,而从某个考古遗存开始之后就有了?不同人的看法肯定不一样,许宏把这个起始点定在二里头。

按照提问者的补充——“据史籍记载,经探测,夏的活动范围内再也找不到比二里头更早的城邦遗迹,才能称“最早””。这样如果能在夏的活动范围内找到“比二里头更早的城邦遗迹”的话,可能是夏,也可能不是夏(完全可以是比夏更早的城邦、只是在地域上和夏有重叠),即便是夏也不一定是最早的夏(我们并不知道最早的夏是否一定是“城邦”),但无论如何和许宏用的不是一个逻辑

2.许宏为什么说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

因为他认为二里头是东亚历史上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在它形成之前中原地区甚至更广范围内是众多小的政治实体并存竞争的龙山时代。

以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最早的“中国”这一文明实体,显现出东亚大陆人类发展史上史无前例的两大特质。这两大特质,可以用一“点”一“面”来概括。一“点”,是指其都邑中心的庞大化与复杂化,堪称“华夏第一王都”;一“面”,是指其大范围的文化辐射,形成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强势“核心文化”。

详细的论述可见 许宏著. 最早的中国. 北京市:科学出版社, 2009.08.

3.个人看法

在标准确定的前提下,结论可以随着新材料而变动。比如,如果发现一个比二里头年代早、复杂化程度又不亚于二里头的遗址,许宏说的那一“点”特质就是站不住脚的,可能最早的中国的称号要转移到别处。至于那一“面”特质,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在工作强度足够的中原地区还有遗漏的大型政体尚未发现,所以龙山-二里头之间文化格局的巨变似乎已是不刊之论。但论证二里头对周围的“文化辐射”与政治疆域或政体组织形式之间的具体关系还有待改善,譬如李新伟也从这个角度来把最早的中国推到庙底沟的。所以“大范围文化辐射”有多解性,可以是库拉圈,也可以是周式封建,也可以是秦汉式帝国。要讲清楚这个问题还需要更深入的考古学研究来支撑。

不过呢,我还是要怼一怼之前的某些答案。

未见王一级的大型墓葬……暗示二里头可能并未形成稳定的大一统的社会组织?——这么说的话让郑州商城、周原、丰镐和洛邑情何以堪啊

墓葬里出土的铜器、玉器和其他随葬品……并无太多作为“礼器”的含义?——事实上二里头墓葬中成组的青铜礼器和玉礼器正是从龙山发展到商周的关键环节,二里头没有礼器的话,二里岗-殷墟以酒器为核心的青铜礼器群是外星人发明的?商周常见的柄形玉器(安阳殷墟遗址墓中出土过朱书祖先名字的柄形器,表明其应是用于祭祀先人的礼仪用品)和大型玉戈(没有使用痕迹)是天上掉下来的?抑或《周礼》中“六瑞”中的圭和璋等没有二里头的份儿?

“二里头文化”区……覆盖度极低,既不高于齐家文化区,也不高于龙山文化区,甚至不高于红山、马家窑文化区。——就算二里岗文化、西周文化、秦汉文化的覆盖度也远低于奥杜威文化、阿舍利文化,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二里头文化”区,并不是其统治的结果,而只是来源于文化的相互影响?——是不是统治结果,不是谁动动嘴说了就算的,详见:linyi812:二里头遗址的文明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二里头并不是一个实施行政管理的城邦,而只是一个军事中心?——二里头是一个大型都邑性的聚落,三代都城的基本要素(宫城规划、大型宫殿建筑基址、青铜礼器铸造作坊、祭祀区、平民居住和墓葬区)都是具备的,而且规模和人口远远超出该社会的第二等级聚落。试问,哪个军事中心在宫室建筑上耗费巨大的用工量,聚集了社会的大部分人口和贵族?

二里头文化对周边的扩散,则局限在有限的时间和区域内?——事实上二里头风格的盉、鬹、爵等陶礼器和玉璋、璧戚等玉礼器传播范围相当远,并不亚于商周青铜礼器的传播范围。如果北出长城、南出现代国境还是有限,那请举出一个不局限的例子来?


4.其他学人语录:

从二里头文化因素的波及范围看,它已不限于与邻近地域的松散交流,而是大范围地向外扩散。例如,作为二里头文化重要礼器的陶酒器盉(或鬶)、爵,在二里头文化的兴盛期已到达了距中原相当远的地域。向北见于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南及由浙江到四川的长江流域一带,西达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一带。有学者指出,盉(鬶)、爵等二里头风格的陶礼器分布的疏密程度,并非与距中原的空间距离成反比。其出土地点,多位于距二里头文化区颇远的分布范围最大界限附近。这与日用陶器的传播方式不同,暗示着这些礼器连接各区域社会的中心据点,超越空间距离传布于当地的社会上层之间。这表明来自中原王朝的礼器被作为权力地位的象征物而接受,而中原王朝与某些区域的社会上层之间,甚至有可能已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政治结盟。(许宏,2009)

二里头遗址青铜、绿松石作坊选址紧临宫殿区,显示当地政治权威对贵重物品生产的掌控。二里头遗址的早期青铜器制造工艺,源自草原、林区、中亚三地交汇区域中出现的合范铸造技术,是欧亚冶金网络的东亚延伸和本地创新。除了鼎等传统造型之外,二里头陶器与铜器包括一些新出现的特殊器型,例如长流爵、管流爵和封口盉,其设计目的集中于材料的加热过滤与精确调配,显示出在不同宗教和文化传统交汇的大背景之下祭祀仪式与宗教体验的拓展,并因此成为三代青铜礼器传统的直接来源。

  在洛阳盆地之外,二里头在其近畿地区以及连接长江中游与晋南盆地贸易网络的沿线要地兴建了一系列据点,便于二里头政权控制金属矿藏、绿松石、盐、朱砂,以及其他重要的自然资源。……

  二里头着重青铜礼器的生产,以及向中条山和江汉产铜地区的扩张,表现出三代文明一个重要传统,即以金属矿藏为核心的政治山川观念的形成。……作为第一个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早期政权,二里头的影响力兼跨晋南盆地、伊洛河谷、淮河流域——该政权的建立标志着中原中心政治格局初步形成。(李旻,2017)

从地缘关系上看,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是中国历史乃至东亚历史的一个关键时段,此前和此后的中国乃是两个世界。此前中国的世界体系在东亚,东亚的文明中心在黄河、长江两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在这里成长起来了庙底沟二期、大汶口、石家河和良渚文明。这些文明曾四处拓展至西北、东北、西南和华南,并持续影响了中亚、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文化。此后中国的世界体系一变而成为欧亚,原来的新石器时代文明在核心地区衰落,处于欧亚接触地带的半月形地带兴起,在与豫西和晋南这一唯一没有衰落并保存了新石器时代以来复杂社会的区域互动中,形成了随后中原地区的青铜时代文明新格局。(张弛,2017)

总之,下论断之前多看一些书、多过一下大脑,没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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