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汶的《总督三边奏议》,现藏大连图书馆
萧大亨的《刑部奏议》,现藏日本
梅友松的《抚延疏稿》
刘焘的《蓟辽奏议》
李如樟的《总镇三务边要》,现藏中山大学图书馆
余昌祾的《商征小记》,现不知藏在哪
梁廷栋的《泡香馆集奏议》,不知下落
程仑的《寸补》
傅图的崇祯四年兵部职方司堂稿
有《塘报祖镇大捷疏》的《卢忠肃公集》
金光辰的召对纪
《九边破虏方略》
双十二补充:
又想起来一个,理论上不算是明代孤本,但是跟明朝有很深渊源。
民国王葆心著《天完志略》,写元末徐寿辉天完政权的。这书就一本,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前些年,徐寿辉老家湖北罗田县组织人复印了一份回去束之高阁当摆设。
我是前年得知的此书,今年本来不是要去天津抄书没去成么,羁留京师的时候干脆跑到古籍馆抄这个去了。
现在正在整理。
以下原回答
有啊,有一套我朝思暮想的。
南云阁抄本《大明恭穆献皇帝实录》,全文五十卷,存第十一至第四十卷,藏天津图书馆,孤本,天下仅此一处。
前段时间承蒙 @橘玄雅 公协助,帮忙讨了申请函介绍信,我这边也辞了工作,准备去抄录一份,没想到啊没想到最后被老板一纸诉状羁留京师,失之交臂,抱憾至今!
嘉靖四年,大学士费宏言:“献皇帝嘉言懿行,旧邸必有成书,宜取付史馆纂修。”从之。 我特别想一睹这本书的风采,看看到底记载了他老人家什么“嘉言懿行”。而这书因为是给追封皇帝写的实录,“不符合历史上只为皇帝修实录的惯例”,所以修成后备受冷遇,几乎无存。
到现在,甭说这书的整理、出版了,连相关研究论文也只有两篇,一篇是高艳林《论<大明恭穆献皇帝实录>的史料价值》,载《南开学报》1998年第3期,另一篇是周红梅、陈勤《从<恭穆献皇帝实录>看兴献帝对嘉靖少年时期的教育及影响》,载《第十五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五届戚继光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都说这书价值小,其实这也是个误会了。这书放在当时也许没什么用,但是对于四百年后的今天来说,那就真不一定了,这书对于厘清一些明代史实问题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举个例子,《明史》卷一百二十一·列传第九·公主,记载“孝宗三女”,分别是太康、永福、永淳公主。然而明代很多著作与这一记载相抵牾,究竟谁是谁非呢?这本《实录》就写了,永福、永淳两位公主的父亲是兴献帝而非孝宗,且生母是章圣后蒋氏,也就是嘉靖他妈。换句话说,这两位公主是嘉靖帝朱厚熜的亲姐妹,而非正德朱厚照的姐妹。结果这俩在清修《明史》上就成了孝宗女、武宗姊,而睿宗名下只写了长宁、善化二女。
然而给追封皇帝写实录,其实历史上也不是没有。
另外,这东西光在知乎我就念叨过两次了,惜我不是历史学者,申请一次难如登天,而且即便我抄回来也没办法整理出版,这么小众的东西一般的出版社根本不会考虑,社科文献又绝不会为个人出,所以放我这儿也还是束之高阁。
所以,知乎的那么多大佬,你们真的就一点都不考虑吗?真要是你们没时间,要不这样,你委托我去抄录也可以啊。
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藏于第一历史档案馆,虽然是后金方面的文献,但也应该算是明朝时期的吧。
内国史院档起于天聪元年,至崇德八年止,是重要程度不下于《满文老档》的后金文献。1989年出过一次《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但是只包含天聪七、八、九年,及崇德二至八年部分。据该书前言称,天聪六年档和崇德六年档现已散轶,而天聪元年至五年及崇德元年部分,“均与满文老档重复不译”。
乍看之下,这好像是说内国史院档的天聪元年至五年部分,其文字跟满文老档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没有必要重复翻译。但是,直到后来日本东洋文库出版了《内国史院档》天聪五年部分,我才知道原来这部分就是所谓的“天聪五年八旗值月档”,顿时内心千万草泥马奔腾而过。尼玛这叫做“与满文老档重复”?明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献好不好!难道当初的译者仅仅只看了个年份,就觉得它跟满文老档是同一个东西?偷懒也没有这样子偷法的啊。
所以到今天为止,内国史院档的天聪元年至四年部分仍无法得见。这部分很重要的好不好?尤其涉及到我比较感兴趣的己巳之变方面。随便举个例子,历史上著名的“反间计杀袁崇焕”,这部分文字在旧满洲档的原档里是后来添加上去的,无论字迹排版都与原文不同,后来乾隆朝重抄《老档》,才广为流传。那么这部分文字到底是内国史院时期就添加进去的,还是直到入关后修实录的时候才加上的?如果一史馆能够放出内国史院档的天聪三年部分,对比参考,就可以对此事的考证起到很大作用。所以一史馆不考虑下重新翻译出版全本的《内国史院档案》吗?如此重要的文献至今只能看到一半(而且不翻译的理由完全是无厘头),实在说不过去啊。难道非要等日本人帮我们先出齐?
两本南明史料:瞿昌文整理的《虞山集》和连城璧著《蹇愚录》。
在两本史料在顾诚《南明史》以及一些其他南明史论著都有被多次引用,但一直都没有校点重排,甚至连影印出版都没有,网上也根本找不到电子版。
《虞山集》为瞿式耜之孙瞿昌文整理的瞿式耜文集,虽然是整理前人遗著,但也有瞿昌文自己的记述,而且价值还较高,郭影秋《李定国纪年》引用过《虞山集》中一段李定国收复桂林的记载:
壬辰夏,秦王孙朝宗承制分道出师,大举恢复。抚南刘文秀统十余万铁骑出蜀,安西李定国统十余万铁骑出楚。儸儸僰子,精悍绝伦,象骑云拥雷吼,其素练之旅,皆西北骁健,久养初出,无不以一当百。六月,安西师次武冈,势如破竹。桂林震虩。有德遣李养性领精兵守全州,六月廿八日,王师入粤境,尽歼李养性之众,只蹄片甲不返。鄂国公马进忠、将军冯双礼等,间道衔枚,或从新宁小路出临川,或从八十里山出严关,或从开州竟至水东,期三日夜会于桂林。七月初一日,有德再挑精锐,逆于榕江,兵未交而象阵前列,劲卒山拥,尘沙蔽目,马闻象鸣皆颠蹶,有德众遂奔,掩杀大败,有德仅以身免,策马入城,而王师随至桂林,数十里之城,围之三匝矣。甲仗耀日,旌旗布野,钲鼓之声震天地,军荣之盛,罕与为拟。有德设守具,尽驱城中居民登陴,而兵则守其要害,且征外援急救。时有德协镇,远守柳、梧、南浔,皆不能猝至。次日,王师毕力急攻,城上天(矢)炮亦雨下,两日夜无彻,守虽坚而攻愈力,陴守之民皆威胁非心服者,困且懈,遂于初四日辰刻,王师从云梯先登,西北环山为城,环山皆汉帜矣,鄂国公从武胜门攻入矣。有德仓皇计穷,遁走无路,急还靖江旧邸,聚其宝玩于一室,手刃爱姬,遂闭户自焚死。王师入城,斩馘数千,下令无妄杀,抚安孑遗之黎庶。时昌文羁身城中初七日谒见安西,接待甚殷,慰劳周至,府 君旧日所用之将吏,皆访窍而补其职;府君旧日所行之政令,皆修举而继其事。即令布按有 司,设立专祠祀府君,奉张公以配。故臣民无不以手加额曰:“留守相公前劳未泯,今日得竟其未竟之业,崇德报功之典其可后乎!”桂林既复,安西即分发诸将克平乐,下梧州,敌镇败残之卒,遁走广东,左右两江旧旅义兵,同时响应,旬月之间,粵西全省大定。缚陈邦 傅父子槛送云南,骈斩于市,朝野称快,益信报施之不爽云。八郡中节义大臣,避腥膻于深箐穷谷间,转徙困顿,全发以待时,始终不改其守者,皆府君素所荐拔之人士,至是威幸更生,而山薮野泽之哀鸿,亦莫不相庆复见汉官威仪也。昌文谒见安西,论天下大计,东南恢剿机宜,安西益器之,即欲试以粤方面官,昌文坚请护丧归葬。
瞿昌文作为李定国桂林之战的亲身经历者,留下了这段珍贵的以明方视角记叙桂林大捷的一手史料,有了这一段,李定国的抗清战史总算是有了一些站在李定国立场的一手史料,而不是清方官书档案的一面之词和一些野史的道听途说之言。国姓那边还有一本《先王实录》记述国姓的军事,李定国那边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了。
《蹇愚录》作者连城璧为永历所授两广总督,在广东沿海长期坚持抗清,负责联络调度在两广的王兴、邓耀、陈奇策等各部义军,积极配合李定国反攻广东,此书应该以记述广东抗清为主,顾诚《南明史》所引用的部分内容如下:
此外还有永历召对连城璧的内容,因为为顾诚是转述,就不摘出来了。从这本书被引用的内容上来看,《蹇愚录》有连城璧上给永历皇帝的奏疏和永历皇帝的召对内容,还保存了一些他收到的敕书原文,如永历封王兴为伯的敕书。顾诚利用这本书补充了一些李定国新会之战和广东抗清的历史细节,所以我对这本书很感兴趣,然而在网上实在是找不到。
南明史料庞杂,但是能作为信史的一手史料却不多,南明的官书档案几乎遗失殆尽,只能利用一些文集里保留的奏疏、草拟的诰敕等稍稍弥补,同时由于这些抗清士人文集中的内容严重触犯清廷忌讳(单是书中的一个个“夷”、“虏”、“胡”、“奴”等字眼和南明年号就已经足够引发一场血案了),这些史料在清代流传极少,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抄本,结果就是我们这些民间爱好者很难看到这些书,更何况还是极冷门的史料,别说校点出版,连影印出版都不太可能,也不知道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这些书。
《明本怀庆府志》,虽然清修本对于怀府政治、经济、地理等也是十分详细,但还是不如明本怀府志,主要想看明本和清本的异同。
还有收藏于法国图书馆的《法藏敦煌吐蕃藏文历史文书》。
随便举一个,孔贞运的《敬事草》,具体内容怎么样我不清楚,崇祯朝内阁大学士留下的奏疏集其实不多,藏在对岸中研院傅图,按现在的两岸关系,真不知何时才能看到。
其实台湾还有大量大陆难得一见的明人文集,并未收入四库存目、续修四库等大型丛书里,现在想看几乎都是不可能的。而这两年的古籍普查,又发现了大量明史稀见文献,许多尚未影印出版,想为世人所利用恐怕还要经过很长时间。
不过对大陆来说,近两年不少稀见文集随着《明别集丛刊》共五辑的出版,方便利用了不少,只是其中很多文集的底本并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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