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会带来民主化吗？
一、 经济发展促进民主化的理论路径
许多理论认为，经济发展确实是民主化的重要驱动力，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产阶级的兴起与壮大： 随着经济发展，通常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服务业的增长。这会催生一个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他们拥有更多的教育机会、更高的收入和更强的经济独立性。
诉求的改变： 中产阶级往往比贫困人口更注重人身安全、财产保护、法律的公正和政治参与权。他们希望能够影响政策，保护自己的利益，反对专制统治者滥用权力。
组织能力增强： 中产阶级往往拥有更好的教育背景和更强的组织能力，他们更容易形成公民社会组织，如行业协会、专业团体、非政府组织等，这些组织可以成为推动民主化的重要力量。
信息获取能力提升： 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媒体的普及使得中产阶级更容易获取和传播信息，这有助于他们了解社会问题，认识到不民主制度的弊端，并形成对民主改革的共识。
教育水平的提高： 经济发展通常伴随着对教育的更大投入，国民整体的教育水平得到提升。
批判性思维的增强： 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更有可能发展出批判性思维能力，能够质疑权威，分析政府行为的合理性，并对政治制度提出改进建议。
公民意识的觉醒： 教育也能够提升公民的政治意识和权利意识，使他们更了解自己的公民权利，并愿意为之争取。
城市化与信息传播： 经济发展驱动的城市化使得人口更加集中，也更容易接触到新的思想和信息。
信息和思想的传播： 城市是思想和信息的集散地，民主思想、自由主义观念更容易在城市传播和生根发芽。
集体行动的便利： 人口集中也为集体行动提供了便利，民众更容易组织起来进行抗议、示威等活动，向政府施压。
国家能力的提升与制约： 虽然经济发展可能增强国家的能力，但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其权力形成制约。
财税收入的增加与议会授权： 经济发展增加了政府的税收收入，但历史上，在许多国家，增加税收的权力需要得到民众的授权，通常是通过议会。这使得议会和民众在财政问题上的话语权增加，反过来也可能促使政治权力更加分散。
信息技术的发展： 经济发展往往伴随着信息技术，如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这些技术能够降低信息传播的成本，方便公民组织和监督政府，对压制信息和思想的专制政权构成挑战。
国际因素的影响： 经济发展也使得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更容易受到国际民主潮流和外部压力的影响。
民主的吸引力： 民主国家往往被视为更稳定、更繁荣的模式，其价值观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吸引力。
外部压力与援助： 发达民主国家可能会对那些未能实现民主化的国家施加政治、经济压力，或者为民主转型提供援助和支持。
二、 经济发展不必然带来民主化的论证和复杂性
尽管存在上述理论路径，但现实中经济发展与民主化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存在许多复杂性和反例，说明经济发展并非民主化的必然条件。
“威权主义的经济奇迹”： 一些国家在威权主义统治下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例如新加坡、韩国在朴正熙时期、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后等。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政治权力高度集中，民主化进程缓慢甚至停滞。这说明经济发展并不自动导向民主化。
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 在一些国家，经济发展是国家强力主导的结果，政府通过计划、投资和控制关键产业来推动增长。这种模式下，国家权力反而可能得到加强。
利益集团的形成与固化： 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例如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家或官员，可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反对民主化，因为民主化可能会挑战他们现有的权力结构和资源分配。
“资源诅咒”： 依赖自然资源出口的国家（如石油输出国）往往难以实现民主化。
财政独立性： 资源收入可以使政府无需依赖国内税收，从而不必向公民负责。政府可以通过资源收益来收买民众或镇压反对派，削弱对民主的需求和可能性。
缺乏中产阶级： 资源型经济往往难以培育壮大的中产阶级，因为经济结构相对单一，就业机会集中在少数领域，且缺乏对高技能人才的普遍需求。
经济发展导致社会不稳定： 在某些情况下，快速的经济变革也可能导致社会紧张和不稳定。
不平等加剧： 经济发展可能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一部分人快速致富，另一部分人被落下，这种不平等可能引发社会矛盾，反而让民众更倾向于寻求秩序而非民主。
传统价值观的冲击： 经济发展带来的现代化进程可能冲击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引发文化冲突和社会动荡，使得民众在选择政治制度时更加谨慎，甚至偏向保守和强人政治。
民主化所需的其他条件： 民主化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产物，还需要其他关键因素的配合。
政治意愿与领导力： 强大的政治意愿和有远见的领导者对于推动民主改革至关重要。
公民社会的成熟： 一个活跃、有组织的公民社会是民主化的重要基石，能够监督政府，代表民众利益。
制度韧性： 建立健全的法治、独立司法、媒体自由等制度是民主得以巩固和发展的保障。
历史和文化背景： 一个国家的历史经验、政治文化和民族特性也会深刻影响其民主化的进程。
三、 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的相互作用模型
可以认为经济发展与民主化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作用，而非单向决定。
民主促进经济发展： 一些研究表明，民主制度（特别是那些拥有健全法治和产权保护的民主制度）更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民主制度能够提供更稳定的政治环境，促进创新和投资，并更好地回应民众的需求，从而提高经济效率。因此，民主化反过来也可以促进经济发展。
民主化是经济发展的“催化剂”或“阻碍者”： 经济发展为民主化提供了土壤，但民主化能否发生并成功，则取决于多种因素。在某些情况下，经济发展是民主化的催化剂；在另一些情况下，如果经济发展是以牺牲基本人权和自由为代价，或者未能解决深层社会矛盾，则可能成为民主化的阻碍。
结论
总而言之，经济发展在很多情况下是民主化的重要驱动因素，它能够促进中产阶级的壮大、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信息传播的普及，这些都为民主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经济发展并非民主化的必然结果。 威权主义下的经济增长、资源诅咒、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不平等和文化冲击，以及缺乏其他关键的政治和社会条件，都可能阻碍民主化进程。
因此，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的关系是复杂且多变的，它受到国家特定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以及国际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我们不能简单地断言经济发展必然带来民主化，但也不能忽视经济发展在许多情况下为民主化提供的基础和可能性。理解这种关系，需要我们深入分析具体的国家案例和其独特的演变路径。
网友意见
举中东西亚国家的一些例子。
埃及的经济是典型的缓慢发展，农业需要进口，二三产业都不是很发达，每年需要美国和沙特的大量援助，可以说是脆弱的经济。但埃及从来不缺乏民主运动。五十年代起有纳赛尔的民族解放运动，现在是阿拉伯之春的发源地，可以看出推动民主化的力量并不是经济发展。我想可能是在殖民时期获得了更先进的思想教育和地缘的强大影响力使然。
沙特阿拉伯可以说是中东最富裕的国家，但众所周知沙特阿拉伯也是最保守的国家。超级庞大的王室囊括了一切权利，这种绝对的控制力就在阿拉伯之春最旺盛的时候也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而且它还武力镇压邻国巴林的民主运动（主要目的是与伊朗制衡影响力）。经济也没有推动民主化的进行。也许这与经济结构有关（资源出口为绝对支柱），也许也与沙特的伊斯兰世界的神圣地位有关，美国出于战略需要同样默许了民主改革的缓慢进行。
伊朗同样是一个以石油出口为经济支柱的国家。一直以来经济结构都不是很好。在巴列维统治时期通过石油出口经济的确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巴列维实施的白色革命也将伊朗逐渐西化。但这种快速发展的经济急剧拉大了贫富差距，普通人民对西方民主也并不持接受态度。1979年霍梅尼领导了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国家。
今天的伊朗虽然被国际舆论认为是穷兵窦武的邪恶国家，经济也在制裁的压力下每况愈下，但伊朗却是一个有着伊斯兰特色的民主国家。尽管宗教的势力仍然很强大，但是伊朗成功创建了政教合一的民主。有着直选的总统，多元的党派，自由的意见（不反宗教为前提）。可以看出，不良的经济结构，长期的动荡波折（二战、伊斯兰革命、两伊战争、联合国制裁）并没有影响这个国家的民主进程。
我同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经济发展和民主化进程仅仅是相关，并不是充要条件。群众的素质、民族精神、文化底蕴、地缘影响、外部势力的介入（利比亚内战、叙利亚政权危机）都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民主进程。
此问题与
民主能否促进经济增长相关，我把之前的回答再说下。。。
原文如下：
我觉得“民主是否促进经济发展”不是一个好问题，至少是个懒问题。
因为我想稍微读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其中一门学科相关领域的科普书籍，就应该知道民主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非常复杂。远如李普塞特的《政治人》、亨廷顿的《变革中的政治秩序》（以及“第三波”）、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近如巴罗的《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鲍什的《民主与再分配》、阿西莫格鲁的《专制与民主的经济起源》，这些论文专著发表最远有50多年，最近也有快10年了，其阐述的许多观点散落在各种社科读物中，只要是有点求知欲的人应该就会略知一二。
即便没读过上述论文专著，有基本的初中历史、地理知识，也会知道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南非、中东石油国家，这些国家与地区的经济起飞时期和民主的关系不大。因此也会明白影响经济发展或民主的因素应该是多元的，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抽象制度层面的事物很难理解，那么即便观察生活也能获得不少启示。父母无法通过简单的责打或者放任自流，促使孩子取得好成绩。要想让孩子取得好成绩，父母必须要考虑不同孩子的天资、个性、需求、不同学科的特性以及孩子年龄阶段等等，只有关注这些细节都得到妥善的重视，才能有效激励孩子学习：因此说激励的细节是丰富而个性化的。父母不可能因为孩子不写作业，就把孩子饿死，也不可能因为孩子不收拾玩具，就把孩子打死：因此说激励存在置信性问题。
相比于教育一个孩子，制度是约束与激励千千万万人的，然而我们可以通过教育孩子以小见大，知道由于面临的约束条件，相同制度实施由于激励有效性与可置信性带来的问题，其实施效果变会千差万别。比如同样是阿拉伯国家，突尼斯以旅游业为支柱，因此人力资本和国外游客具有重要的约束作用，突尼斯政府设置制度时不得不更多考虑居民与国外的意见。同样，沙特则由于丰富的石油储备，用能力影响世界原油价格，也有足够的资源抚平反对派，资源密集型产业也不需要太多的人力资本，因此沙特政府就不需要过于考虑国民和国外的意见。
正因为此，民主制度作为制度的一种，自然服从制度实施的普遍规律：由于不同国家面临着不同的约束条件，因此民主和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自然存在多变的关系。
如上所述，每个人有着自己的收益，并以此判断自己与他人、组织之间的关系，决定自己的行动。如同家庭教育中的父母，领导也自然不可能凭口号就能控制下属。人是逐利的，因此政府也是逐利 ，因为政府是由人构成的。但有时候人为了自己的贪婪，人必须套住自己般饕餮的欲望，甚至给他人以激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鼓励别人产出，就如同为了孩子有好的成绩，家长有时候必须给孩子糖吃一样。如此就像梅斯奎塔书里的加纳总统罗林斯所一样：利用腐败可以维护自己的权利，但是腐败也要经济租金的，当国家提供的租金有限时，为了激励下属，罗林斯就不得不进行必要的改革。
我们可以用传媒业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传媒产业很早就超过烟草产业，成为前四利税产业，占GDP总额的1%以上。作为一个产业，传媒产业自然要考虑读者的需求，而不同读者自然有对政府效率低下有着各种不满，因此即便从政府的角度看，适度的新闻自由也是必须的，不然媒体没有读者。没有了读者，政府的税收从哪来？就业从哪里来？政府激励公务员的金钱从哪来？如果大众普遍没有阅读的欲望，那么媒体产业自然不能养足够的知识分子，这时候媒体的党派化、国营化是自然而然的现象，因为公共知识分子无法通过市场获得生活条件，他们此时不得不依附政府与党派。所以说，实际上新闻需求的增长，也是新闻自由的一个重要前提。读《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教训》，就会知道即便是美国，其新闻的独立性也是经过数十年的市场变化而来。
即便是早已民主的美国，在舆论市场缺乏足够的规模时，媒体自由带来的实质民主性也是缺乏的，所以说新闻与媒体管制当然限制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但是相关产业的发展在特别的条件下也促成了相关的管制。因此，管制、自由与发展的非常复杂关系，简单的废除管制，并一定就能取得自由与发展，我们需要分析的约束条件。
同样正因为制度的规律存在客观性，对领导人来说，制度的变迁也只是在小的节点拥有选择权，而在长期发展导致制度的收益比才是变革的最重要因素。在现代社会，即便是发展最缓慢的国家，其长期经济增长速度也是传统农业社会的数十倍，也就是说之前数百年王朝制度约束条件的改变，在如今发展最缓慢的国家也被压缩到数十了，之前可能十代王朝才会遇到的改革危机，如今可能最多3代变遇到了执政大坎。因此说如今的改革大趋势不是领导人个体可以决定的，除了极个别例子（朝鲜、沙特），他不改革，也许他的位置可以持续数十年，但他的晚年（穆巴拉克），他的孩子（巴沙尔），也许就面临家破人亡的惩罚，而这之间的数十年在漫长历史中不过是白马过隙。
由于各国的约束条件如此复杂，民主制度的实施也存在客观性，因此民主与发展存的关系也异常复杂，显然如此专业性的内容不是多数人能够明白的，如此扫兴的结果也令许多人不快。因此大部分关于关于“民主与发展”的讨论并不纠结于二者关系的客观实然性，而是乐于评价民主制度的好与坏，此时：
我们可以说民主好！因为即便在中国，由于村民自治而获得有限普选权利的农村地区，民主也增加了农村的公共品供给，减少了不平等，增加了村民的幸福感（姚洋等相关研究）。
我们也可以说民主坏！在低收入国家实施民主制度，可能会减少了社会总体投资比率，增加了居民的总体消费，减缓了经济增速，这可能对国家的长期发展有害（习明明等相关研究）。
只是每个人的值取向不同，利益角度不同，因此关注的效率公平、长期短期自然也会不同，正如此，大部分关于“民主与经济发展”的讨论，陷入价值排序窠臼的的讨论，而无法达成共识，是自然而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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