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沪皖该如何面对汛情，如何实现长三角经济区一体化？
直面汛情，筑牢防线：
汛情，对江浙沪皖而言，绝非新鲜事。长江、淮河等巨龙穿行其间，河流湖泊纵横交错，决定了这片土地的富庶，也带来了水患的风险。要有效应对，需要系统性的、长远的策略。
1. 基础设施的“硬”功夫：
堤防加固与升级： 这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手段。我们要结合最新的地质勘探和水文数据，对现有堤防进行科学评估，重点加固关键地段和老旧工程。这不仅仅是堆砌土石，更要考虑防渗、防冲刷、抗洪排涝能力，甚至引入智能化监测系统，实时感知堤防的细微变化。
排水系统与蓄滞洪区的建设： 城市化进程加快，但许多城市的排水系统仍然存在“看海”的尴尬。需要投入巨资进行升级改造，提高管网容量和排涝效率。同时，合理规划和建设蓄滞洪区，不仅要在洪水期间发挥调蓄作用，也要注重其日常的生态功能和土地利用，避免资源浪费。
水库的科学调度与管理： 江浙沪皖拥有众多水库，它们是抵御洪水的“蓄水器”。关键在于如何实现更精细化的科学调度，尤其是在汛期前、汛期中、汛期后的不同阶段，要根据气象预报、上游来水量、下游需求等进行动态调整，最大程度发挥其防洪、供水、发电等多重效益。
流域联防联控的数字化平台： 单打独斗难以应对区域性的特大洪水。需要构建一个覆盖整个长三角区域的流域水旱灾害监测、预警、会商和联动指挥平台。整合各地的水文、气象、地理信息，实现数据共享和实时分析，让决策者能更全面、更及时地掌握情况，实现“一盘棋”指挥。
2. 预警与应急的“软”实力：
多渠道、全覆盖的预警体系： 预警的及时性和准确性直接关系到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除了传统的广播、电视、警报器，更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手机APP、社交媒体等新兴媒体，实现信息直达基层、直达民众。要针对不同人群（如沿河居民、孤寡老人、特殊人群）制定差异化的预警和疏散方案。
常态化的应急演练与培训： 预防胜于救灾。要定期组织各级各类防汛救灾应急演练，提高基层干部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和专业救援队伍的协同作战能力。普及防汛知识，增强全民的防洪意识。
社会力量的整合与动员： 防汛救灾不是政府单方面的责任，而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要建立健全社会力量参与机制，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积极参与防汛物资储备、人员转移、灾后重建等工作，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强大合力。
3. 长远规划与生态修复：
流域生态的修复与保护： 过度的开发和不合理的利用，可能加剧洪涝灾害的风险。要加强对河流源头、重要湖泊湿地的保护和生态修复，恢复其自然蓄水、净化功能。推广“绿色治水”理念，将生态建设融入防洪工程建设中。
气候变化背景下的风险评估与适应： 全球气候变化是不容忽视的现实。需要根据气候变化趋势，对长三角区域的洪水风险进行长远评估，并制定相应的适应性规划，例如调整农业种植结构、优化城市规划布局等。
一体化发展，共绘蓝图：
长三角经济区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推动一体化发展，是释放区域潜能、应对挑战的关键。
1. 互联互通的物理与数字空间：
交通网络的深度融合： 打破行政壁垒，推动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协调规划与建设。例如，实现跨省市轨道交通的无缝衔接，共同打造世界级的港口群和机场群，降低物流成本，提升区域协同效率。
数字经济的协同发展： 建设统一的数字基础设施，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在产业升级、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领域的应用。建立数据共享平台，打破信息孤岛，促进数据要素的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
2. 产业链的优化与升级：
协同创新体系的构建： 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发展特色，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如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建立跨区域的协同创新联盟。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之间的人才、项目、资金流动，形成创新合力。
产业分工与协作的优化： 在巩固提升传统优势产业的同时，积极引导新兴产业在区域内合理布局，避免同质化竞争。鼓励上海发挥科技创新龙头作用，江苏、浙江、安徽发挥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优势，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例如，可以探索在安徽部分地区设立“产业转移承接区”，与上海、江苏、浙江形成“研发在上海，生产在安徽，销售网络覆盖长三角”的联动模式。
3. 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与便利化：
教育、医疗、社保的互认与共享： 推动教育资源的共享与学分互认，方便学生跨区域学习交流。建立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实现异地就医结算的便捷化。推动社会保障体系的衔接，让长三角居民在区域内享有更公平的社会福利。
营商环境的优化与统一： 学习借鉴上海自贸区的经验，推动区域内政务服务一体化，简化审批流程，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共同构建公平、开放、透明的营商环境，吸引国内外优质资源集聚。
4. 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治理：
跨界河流与大气污染的联防共治： 设立统一的生态环境监测和评估体系，建立跨区域的污染防治协调机制。针对跨界河流的污染治理、大气污染的联防联控等问题，制定统一的标准和行动计划，实现“一盘棋”治理。
绿色发展理念的推广与实践： 鼓励发展绿色产业，推广低碳技术，共同打造绿色发展示范区。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一体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如何落地执行，关键在“人”和“机制”：
人才的流动与集聚： 推动人才的自由流动是实现一体化的重要驱动力。要打破户籍、地域等限制，为各类人才在长三角区域的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便利。建立人才培养和引进的长效机制，为一体化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改革创新的驱动： 一体化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改革创新的过程。要敢于突破体制机制的障碍，创新合作模式，探索新的治理方式。例如，可以考虑建立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协调委员会，作为更高层面的决策和协调机构。
政策的协同与对接： 各省市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区域一体化的需求，加强政策的协同性与对接性，避免政策冲突和碎片化。
江浙沪皖，这片承载着厚重历史和无限未来的土地，正以一种更加开放、包容、协同的姿态，迎接挑战，拥抱发展。通过科学的防汛减灾体系和深入推进一体化发展，我们必将能筑牢发展的根基，提升区域的韧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更大的力量。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共同努力，需要我们超越小我，共绘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壮丽篇章。
网友意见
算是行业相关吧。
汛情问题上，不局限于2020这一次，从本质而言，浙江除嘉兴湖州外属于一种情况，江苏苏州无锡和上海连带浙江嘉兴湖州属于一种情况，江苏除苏州、无锡连带安徽沿江城市是一种情况，江苏安徽沿淮城市又另一种情况。
把四种不同的情况放在一起谈面对汛情和经济发展，谈长三角责任，除了引战外，看不出任何意义。此外，根据问题编辑日志，我很怀疑题主提问动机，提问对象从江苏扩大到江浙沪，从感谢到共同发展，虽然换了词，但动机存疑。
太长不看版：泄洪，说保未免夸张，说受益更合适，长江泄洪受益是江苏江阴段以上的南京等城市，和下游苏州、无锡、上海无关。黄山泄洪主要是处理自己城市内涝，新安江水库受益的是建德，杭州主要靠衢州、金华分担上游支流衢江兰江的压力。淮河流域泄洪，江苏沿淮，特别是靠近洪泽湖的城市受益。总结起来就是，苏皖紧密相关，江苏受益（同时有长江淮河），浙沪基本无关。浙北+沪+苏南主要和太湖汛情紧密相关，太湖泄洪受益者主要是苏南。
长江水系主要是苏沪皖为主，其中，苏皖是影响最大的，上海仅是长江入海口，以及拥有部分支流而已。而浙江不仅远离长江，而且仅湖州苕溪注入太湖、浙赣交界的信江注入鄱阳湖外，其他均单独起源并流入大海。浙江主体属于东南沿海诸河水系，仅嘉兴湖州属于太湖流域而与长江沾边，但也是支流的支流，很边缘的地位。浙江的水系总体而言与长江水系相互独立。因此，浙江汛情和苏沪皖从源头上就不一样。此外，苏皖还面临淮河流域水系洪水的问题，而浙沪远离淮河位于长江以南。
下面分情况阐述。
浙江和安徽之间唯一有关系的就是黄山，皖南其他城市的汛情和浙江之间没有联系。黄山和浙江之间的联系主要通过新安江。新安江发源于黄山休宁（和安徽境内其他河流独立），流入浙江建德，汇入新安江水库，也就是知名的千岛湖。新安江水库的保护对象是建德而不是杭州，建德更下游的杭州，受到新安江的影响不大。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一脉汛期最大的问题不是安徽过来的水，而是浙江境内另一条支流衢江、兰江的问题。兰江、衢江对钱塘江流域的影响远大于新安江。
1955年6月17—22日发生的特大洪水为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相应兰溪流量19 500 m3/s，水位33.49 m，为100年一遇特大洪水。因当时尚无新安江水库，故兰江、新安江汇合后的芦茨埠（现富春江坝址）出现了历史最大流量29 000 m3/s，整场洪水洪量约107亿m3。
新中国成立后钱塘江最大的一场洪水，兰溪流量19500，新安江和兰江汇流后的流量才29000。虽然这只是一个例子，但总体而言，上游新安江对杭州的影响，在没有水库时就不如兰溪、衢江一脉影响更大，尽管名义上新安江是钱塘江源头。由于现在有新安江水库，新安江对杭州的影响就更小了。因此，不存在安徽替浙江泄洪保杭州的问题。安徽段新安江仅占总流域10%，而且是源头的10%，流入浙江的水量和浙江境内暴雨造成的水位上涨相比不算什么。
很多人以为新安江发源于安徽，作为钱塘江正源所以对下游杭州的影响很大，殊不知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这种体量不大、流域地形复杂的河流，正源的影响反而不如某些特殊支流。如果这一点理解不了，那就去想想长江，长江发源于沱沱河，你看看沱沱河的水对长江下游什么影响？河流发源于这里，不代表源头就是影响最大的，支流完全可以后来居上
黄山的问题在于汛期降雨太快太多，城区的地势低，是周围河流汇聚的地方，排水不畅很容易就导致内涝。这里需要强调一点，在山区，即使水量并不大，也会因为排水不畅而发生洪涝。安徽段新安江流入浙江的水量，和浙江境内暴雨造成的水位上涨相比不算什么。此外，浙江并没有拦截新安江的水从安徽流入新安江水库，不存在浙江不让安徽排水的问题，反而是黄山内涝排水往往都往新安江里排，让下游水库去承接，增加了浙江防汛的难度。由于黄山地势更高，水库要倒灌回安徽也是不可能的。本次新安江汛情，据6日新闻报道，如果浙江境内无雨，安徽段排水新安江水库仅需3孔（这还是安徽段发生50年一遇大雨的情况下），而且即使开3孔往下游的排水量还远远不如浙江境内的兰江。开9孔也主要是水库暴雨导致水位上涨，抢时间排水。
因此，浙江的汛情主要是省内汛情，省内自己的问题，黄山被淹基本都是因为地理条件原因导致的内涝，泄洪主要是为了处理城市排水，并非所谓的“保浙江”，反而是新安江水库分担了黄山内涝的压力。这点黄山本地人应当比较清楚，并不存在争议。安徽其他地区的人，如果没有实际见过新安江，又不是学气象水文水利的，就别瞎起哄了。
至于浙江境内宁波、绍兴、金华、衢州、温州、台州、丽水、舟山、嘉兴、湖州和安徽更没什么关系。例如宁波的甬江，温州的瓯江，都是独立起源流入大海。
列一篇参考文献：
朱法君.钱塘江流域超标准洪水防御中几个关键问题[J].中国水利,2020(13):11-12+7.
综上所述，浙江的汛情属于单独一种情况。
苏州、无锡、上海，连带浙江嘉兴、湖州属于另外一种情况。
这几个城市，大部分情况下，太湖的影响更大，这就是为什么水利部单独搞了个太湖局，还设在上海。
太湖和长江之间的关系与鄱阳湖这种同为长江水系的湖泊不同，长江水位上涨会倒灌鄱阳湖，所以鄱阳湖存在调节水位的能力，但也容易致灾。而长江水不会倒灌太湖。
太湖对这几个城市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太湖水不够用。浙江杭嘉湖平原没有暴雨的时候，太湖往往水还不够苏州、无锡、上海这三个人口大市工业和生活用（浙江湖州境内苕溪是太湖水的来源之一）。水利部太湖局有引江济太工程，主要是通过苏州望虞河引长江水入太湖，然后通过太浦河把水引向上海。
另一方面是，当杭嘉湖平原有暴雨（比如今年），或者台风来时，太湖水位会暴涨，以至于发生太湖流域局域性洪涝。历史上太湖洪涝苏南受灾很重。举例来说，91年太湖洪涝，苏南苏锡受灾最重，为了排水，采取的方式是开太浦闸，水经浙江嘉兴引入上海黄浦江，在通过黄浦江引入长江入海；以及开德清闸，把太湖水引向湖州。91年太湖因暴雨发生汛情，上海上书要求浙江服从大局，开太浦闸在嘉兴嘉善泄洪，而浙江反对并要求上海炸红旗塘渠的拦水坝引太湖水入黄浦江泄洪。最后浙江开闸，上海炸坝。
这里需要提一点，如果纯看经济，90年代嘉善远不如上海市区，嘉兴又是浙江出了名的种田嘉，直接淹了了事，上海根本不需要炸坝。之所以不这么干，也是综合考虑了河流湖泊的配置。所以，因为穷而泄洪，这种说法是偏颇的。
长江洪水对太湖的影响总体而言并不大，尽管苏南地区水网密布，但从地势上，南高于北，加上长江水面自苏州段以下就非常宽阔，影响很小
这里就不给文献了，直接去太湖局官网看即可
江苏江阴段以上沿江城市，比如南京、扬州、镇江，受长江影响较大，特别是南京这种长江直接穿城而过的城市。扬州，镇江相对还稍好些。相比于苏州上海，这些城市长江的江面很窄。这就是为什么南京段水位是重点防控的指标之一
从气象角度，长江流域暴雨多发的中心并不在苏浙沪，而是赣皖鄂。江西、湖北、安徽本身就容易致灾。
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都可能发生暴雨或大暴雨，其中主要暴雨区有：以赣东北为中心，包括湘北、皖南、鄂南，中心区年均降雨量1800～2000毫米;以川西为中心，包括川东、川北、陕南、鄂西、滇黔西北，中心区年均雨量约2000毫米。两个多发暴雨区的暴雨，前者多发生在5、6月，后者多在7、8月。
梅雨期间，由于“江淮流域准静止锋”的存在，长江、淮河之间的江淮地区受到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大雨导致水位飙升。南部苏锡和上海虽然临长江，但影响相对较小，不是主导性的，长江对苏南的影响也仅局限于江阴段及以上，主要是镇江、常州受影响，江阴段以下，部分地区的甚至直接受到潮汐影响。
至于淮河水患问题，这个回答已经阐述的很清楚了
最后补一张水系图，这上面很清楚了。这图是国家测绘局的，有审图号，算是相当官方了。像新安江这种局域性的小河，安徽段都不标了，反而是标一下衢江兰江富春江，毕竟影响更大。而淮河流域，基本也仅到长江以北。至于有些人拿京杭大运河说事，那真的就是徒增笑料而已了
皖赣真想融入江浙沪，二中院可尽量援引江浙沪二中院的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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