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和日韓有沒有貪污腐敗？

要回答“英美和日韩有没有贪污腐败？”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审视。简单地说，答案是肯定的，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体制都难以完全杜绝贪污腐败，这是一种复杂的人类行为和社会现象。然而，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反腐败方面的力度、机制和成效却有天壤之别。

英美（以英国和美国为例）：

英美国家通常被认为是法治健全、制度相对成熟的国家，但它们同样面临贪污腐败的挑战。

贪污腐败的表现形式：
政治献金和游说：在美国，政治献金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争议话题。虽然有规定，但巨额的政治献金可能影响政策制定，为捐款者带来不公平的优势，这被一些人视为“合法贿赂”或“旋转门”效应。企业和利益集团通过游说来影响立法，有时会为了自身利益而牺牲公共利益。英国也有类似的游说活动，但透明度可能有所不同。
内幕交易和利益冲突：在金融市场和商业领域，内幕交易仍然是监管机构严厉打击的对象。政府官员或企业高管利用职务之便获取未公开信息进行交易，属于严重的腐败行为。利益冲突也时有发生，例如官员在制定可能对其个人投资有利的政策时。
合同腐败和公共工程：政府在招标公共工程项目时，也存在被围标、回扣、豆腐渣工程等问题。虽然有严格的审计和监督机制，但总会有个别人或组织试图钻空子。
“小恩小惠”式腐败（Peddling Influence）：这种腐败可能不像直接索贿那样显眼，但它通过非正式的渠道，利用人脉关系和社交活动来获取特殊待遇或便利，例如为朋友或家人在求职、升学或商业合作中“说情”或提供“绿色通道”。
贪腐的“制度性”问题：有时，腐败并非个别官员的道德沦丧，而是制度设计上存在的漏洞，例如监管不足、透明度不够、问责机制不完善等，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反腐败机制：
强大的司法体系和独立的媒体：英美国家通常拥有独立的司法系统，能够调查和起诉腐败行为。媒体（尤其是调查性新闻）在揭露腐败事件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通过曝光和监督，迫使政府和企业承担责任。
严格的法律法规：存在大量旨在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法律，例如反贿赂法、利益冲突法规、信息公开法等。
独立的反腐败机构：许多国家设有独立的委员会或机构，专门负责调查腐败指控，例如美国的司法部、英国的严重欺诈案办公室（SFO）等。
公民社会的参与：公民组织和倡导团体也积极参与反腐败工作，通过倡导、教育和监督来推动反腐败议程。

尽管如此，反腐败依然是一个持续的挑战。政治献金的合法性、游说的影响力、以及应对日益复杂的金融和网络犯罪带来的新腐败形式，都是英美国家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

日韩（以日本和韩国为例）：

日韩两国也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腐败问题，但其表现形式和治理方式各有特点。

日本：

贪污腐败的表现形式：
“糖弹”腐败（Amakudari）：这是日本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指政府官员在退休后进入私营企业或与自己过去监管的行业相关的机构任职。这虽然不一定是直接的贿赂，但却可能导致官员在任时为了日后铺路而偏袒某些企业，形成事实上的利益输送和寻租空间。
政治献金和企业游说：日本同样存在政治资金问题，企业通过各种方式向政党和政治家提供资金，以期影响政策。虽然有规定，但资金的透明度和流向仍然是关注的焦点。
“茶碗”政治（Chawan Seiji）：指通过送礼、宴请等方式来建立和维护政治关系，有时会超出正常的社交范畴，成为一种变相的利益交换。
官僚体系的裙带关系：在一些领域，官僚体系内部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裙带关系，导致资源分配和机会获取不公。
丑闻事件：尽管日本整体形象较为廉洁，但过去也发生过一些引起社会震动的腐败丑闻，例如政界人士接受企业不正当献金、官员滥用职权等。

反腐败机制：
高度的社会诚信和集体责任感：日本社会普遍强调诚信和集体荣誉，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个人腐败行为。
严谨的官僚体系和内部控制：日本官僚体系运作严谨，有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和审计机制。
强大的媒体监督：日本媒体也扮演着监督的角色，但有时也可能受到政治和经济的影响。
法律法规：同样存在反腐败相关的法律，但其执行和效果可能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韩国：

贪污腐败的表现形式：
财阀与政治勾结：韩国经济高度集中于大型企业集团（财阀），财阀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是韩国腐败问题的一个突出特征。财阀为了获得政府的政策支持、贷款或税收优惠，可能会向政治家或政党提供巨额资金，形成“政商共谋”。
“权力租赁”：官员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审批、许可、项目分配等方式，向企业或个人索取利益，这在韩国历史上曾是较为严重的问题。
政治献金丑闻：韩国也经常爆出政治献金相关的丑闻，涉及政治家、政党与财阀之间的不当交易。
“回扣”和“礼品”文化：在一些领域，仍然存在通过送礼或回扣来获得便利的现象。
高层腐败：韩国曾发生过总统、国会议员甚至财阀会长因腐败被起诉和判刑的案例，显示出腐败问题的严重性，也反映了其反腐败斗争的艰难。

反腐败机制：
反腐败委员会（ACRC）：韩国设立了专门的反腐败和公民权利委员会，负责制定反腐败政策、调查腐败案件、处理申诉等。
严格的法律和强有力的执行：韩国近年来越来越重视反腐败立法和执法，对腐败行为的惩处力度也在加大。媒体和公民社会在揭露腐败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公众舆论的压力：韩国公众对腐败的容忍度较低，一旦有腐败事件曝光，往往会引发强烈的舆论声讨，给政府和企业带来巨大压力。
国际透明度组织的评估：韩国在国际透明度组织的清廉指数排名中也显示出其反腐败的努力，虽然排名有所波动，但总体在不断进步。

总结：

英美和日韩这几个国家，都无法完全声称自己没有贪污腐败。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制度都无法彻底根除人性的弱点和权力寻租的可能性。

英美更倾向于在制度设计、法律约束和媒体监督方面下功夫，通过公开透明和严格的问责来遏制腐败。政治献金和游说可能是其制度设计中需要持续关注和改革的重点。
日本的反腐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文化、道德约束和官僚体系的自我约束，但也面临“糖弹”等特殊的制度性腐败挑战。
韩国则经历了从财阀与政治勾结等深层问题出发的反腐败斗争，通过加强法律、设立专门机构和依靠公众压力来推进反腐。

可以说，这几个国家都在努力与腐败作斗争，但其面临的挑战、腐败的具体表现以及反腐的策略和成效，都存在显著的差异。反腐败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斗争，需要持续的改革和公民的参与。

网友意见

韩国总统因为贪污被关进去几个了？

别的国家我不熟，就不班门弄斧了。

我单说说日本。

先说结论，日本有没有腐败？

没有。

但是他们有“政治献金”（せいじけんきん）。

所谓腐败，是指向政客偷偷摸摸的送钱。

然而“政治献金”就不一样了，可以向政客光明正大的送钱.....

甚至日本在昭和23年（1948年）还公布了一条法律叫“政治資金規正法”(せいじしきんきせいほう)。

该法律里明码标价规定了政治献金的金额----比如一次性不得高于20万日元（1948年的20万日元还是很值钱的哟）

这条法律一直沿用了半个世纪，直到平成6年（1994年）才对其进行修改，修改的内容是什么呢？

20万太少了不够看，而且增加了透明度，也就是政治献金数额太大的时候要公布出来......

其实日本自德川幕府时代末期以来都挺腐败的，明治时代的官商勾结，大正时代的米骚动等等都与腐败有密切关系，结果嘛大家也就知道了，一曲昭和维新之歌送给各位政客

汨罗渊中波涛动，
巫山云雨乱飞腾，
混浊之世我独立，
义愤燃烧血潮涌。
权贵只晓傲门第，
忧国此中真乏人，
豪阀但知夸积富，
社稷彼心何尝思
贤者见国衰微徵，
愚氓犹自舞世间。
治乱兴亡恍如梦，
世事真若一局棋
昭和维新春之空，
男儿联结为正义，
胸中已足百万兵，
死魂飘散万朵樱。
腐旧尸骸跨越过，
此身飘摇共浮云。
忧国挺身立向前，
男儿放歌从此始

民主化之后除却汝矣岛与青瓦台之外，韩国政界腐败的一大高发区就是地方自治团体（道、市）内部，尤其是地方自治团体首长的腐败、卖官鬻爵的消息不断——像在城南市长任上名声大噪的李在明，他的三位市长前任（首任民选市长吴诚洙^[1]、前市长金炳亮^[2]、前市长李大烨^[3]）就都因为收受贿赂被拘留，他的后任、跟曹国同样是“南韩社会主义劳动者同盟”出身的殷秀美在城南市长任上就陷入涉黑疑云，李在明本人自己现在也受到有关“火天大有”案件的指控。去年因为性侵下属被搞下台的釜山市长吴巨敦（共同民主党，亲文嫡系，原运动圈NL派出身，2017年总统大选之前提议与保守派势力一起分享权力遭到泛进步圈反弹，因此一度被保守派势力视作是可以替代文在寅的可能人选）之前也被曝出其家人在加德岛一带购置了大量土地，而加德岛就是文在寅政权选择的新机场落脚地^[4]，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有钻政策空子谋求私人利益的嫌疑。

至于平时就显得有些骄横跋扈惯了的地方自治团体首长更是大有人在，例如2018年被米兔搞下台的忠清南道知事安熙正（共同民主党，运动圈NL派出身，亲卢嫡系，在共同民主党2017年总统大选候选人预选中公开宣称要跟保守党分享权力遭到泛进步圈内部集体反弹，因此一度被保守派视作是可以替代文在寅的总统选项）在知事任上就被抨击是“帝王型权力知事”：这哥们在知事任上平时就对于忠清南道议会（在安熙正任内保守党占据忠南议会多数）对他的批评基本上就是充耳不闻；在2015年5月唐津·平泽港填海造地纠纷导致唐津居民进行削发斗争时自个儿跑去欧洲巡游，回来后也不就此事打报告；在天安市地区因为暴雨造成巨大损失后照样跑去姊妹城市圣彼得堡参加当地举行的圣彼得堡开州90周年纪念仪式^[5]，以至于连民主党籍的天安市议会议长全钟汉批评他“只在水灾现场停留了20分钟”；安熙正做为道知事较之于道民和道内民怨的现场，更喜欢与大学生们接触讨论政治议题，以至于每年有超过10次的外部演讲都主要集中在大学街等地。

以上这些例子大概也从侧面显示出应该对于地方自治团体首长起到牵制作用的地方议会实际上就是形同虚设，事实上的情况就是这些地方议会在许多场合已然沦为了地方首长的下级^[6]，因此就有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地方自治团体无用论”——像2010年2月经过朝野协商韩国国会通过从2014年开始废除教育议员^[7]与区议员的相关法律的修正案，这一举动恰恰反映了“地方议会无用论”的现实。

参考

^ 吴诚洙（1935-2006），1963年起在内务部（现行政安全部）担任公务员。他曾担任城南市长、光明市长等职务。1995年第一届全国同时地方选举时，作为无党派候选人参加京畿道城南市长选举并当选，1998年第2届全国同时地方选举时，作为无党派候选人参加了京畿道城南市长的选举，但因不敌新政治国民会议候选人金炳亮而落选。1998年10月，吴诚洙因涉嫌受贿1亿6000万韩元而被起诉拘留，并判处有期徒刑5年
^ 内务部公务员出身，曾任第14届官选济州市长和第11届官选城南市长，1998—2002年出任城南市长（2002年市长选举中被李大烨击败）。2004年7月，金炳亮（75岁）因为从第三方斡旋受贿而被拘留。 2015年2月25日，在家中因阿尔茨海默病去世，享年78岁
^ 大国家党党员，2002-2010年期间出任城南市长（2010年市长选举中被李在明击败）。2015年2月6日，因担任市长期间收受贿赂等被拘留，随即因痼疾肾癌去世。享年80岁
^ 在韩国东南地区新建国家级机场的方案最初由卢武铉政府于2006年提出，但当时尚未出台具体方案。之后，李明博政府于2009年将新建机场项目定性为“政府重大决策工程”予以推进，并将最终候选地压缩为两个城市：庆尚南道密阳市和釜山加德岛。但2011年出来的评估结果显示，这两个候选地均不符合选址标准，进而该项工程被暂时搁浅。2012年总统大选期间，朴槿惠拿出的竞选承诺便是“完成新机场建设项目”。当选总统后，朴槿惠政府委托法国巴黎集团建筑设计公司ADPI对新建机场进行可行性研究，并据此最终敲定庆尚南道金海市为新机场落户地。而2017年文在寅政府执政后，不甘于将新机场项目让给金海市，釜山、蔚山以及庆尚南道其他地区的负责人纷纷向政府提出“重新评估金海新机场建设可行性”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总理办公室于2019年12月成立“金海新机场评估委员会”，从噪音、安全、环境破坏、扩建以及经济效应等方面重新对金海新机场建设方案进行评估。2020年11月17日韩国政府终于宣布金海市不符合新机场建设标准，等于本届政府推翻了朴槿惠政府时期敲定的重大项目决策，之后又利用国会的多数优势强行通过了在加德岛修建新机场的法案。外界对此的解读是，在2020年4月釜山市长吴巨敦辞职以及次年举行补缺选举的情况下，此时推翻“金海新机场建设方案”，转而全面力推釜山市加德岛为新机场落户地，难以排除“讨好釜山选民、补救政党形象，进而在次年的釜山市长补选中获胜”的意图
^ 1927年原“列宁格勒省”被苏联政府改为“列宁格勒州”
^ 韩国《地方自治法》100条规定，地方自治团体首长具有先决处分权。很多批评者认为地方行政首长对地方议会行使先决处分权一定程度架空了地方议会的职权，不符合地方自治的宗旨
^ 教育议员的职能是：教育议员审议并表决了全国17个市、道教育厅实施的政策及预算，并起到对教育监和下属机关的监查和调查作用。在此之前，该任务由市、道教育委员会承担，但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通过6月地方选举首次选出的教育议员将担任该任务。他们与之前的教育委员会委员不同之处是，他们是市、道议会当然议员。这样单独选出的教育议员将占据市、道议会教育常任委员会过半数以上，其余常任委员将由普通市、道议员担任。在2010年6月2日之前教育议员被称之为“教育议员（间接选举）”，直到2010年6月2日之后才改名为“教育议员（直选制）”。教育议员任期四年，享受广域议员待遇。但是根据李明博时代出台的《地方教育自治法》，教育议员直选制在2014年6月30日全部废除。因此，从2014年地方选举开始，不再另行选拔教育议员，而是由地方议员组成教育委员会。但是，济州岛在上位法《济州特别法》中明确规定了教育议员的席位，因此也是全韩唯一保留了教育议员的直选制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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