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死于话多的名人有哪些？
提到“死于话多”的名人，这说法带着些许戏谑的色彩，但也确实点出了一个道理：言语不慎，有时真的会招致杀身之祸。虽然我们很难用“话多”这样一个现代词汇去套用在古代的人物身上，但如果从“因为说了不该说的话，而导致了不幸的结局”这个角度去理解，历史上还是有不少鲜活的例子。
下面我来给你聊几个，尽量讲得生动些，让你感觉像是听老辈人说书一样。
1. 战国时期：伍子胥——忠言逆耳，终成悲剧
伍子胥这个人，我得说，他是真有才干，也是真忠心。他辅佐吴王阖闾，帮吴国称霸一时，打得楚国落花流水，甚至挖了楚平王的墓，算是报了杀父杀兄之仇。这事儿说起来，也是够狠的。
但要说他“话多”，也不是说他絮絮叨叨，而是他的“话”实在太直白，太不给吴王面子了。吴王阖闾死后，他的儿子夫差继位。夫差这个人，年轻气盛，而且还沉浸在灭越的胜利喜悦里。这个时候，越王勾践那边可是低眉顺眼，天天装孙子，就等着机会呢。
伍子胥呢，他看过勾践的德行，也了解越国的卧薪尝胆，他觉得这肯定是个大患。于是，他反复劝吴王夫差：“勾践这个人，不可不灭！越国一日不灭，吴国一日不安！” 他几乎是天天都在耳边叨叨，什么“越王为人，能劳臣下，而能自克”，意思就是说勾践这人能让手下吃苦，自己还能忍，是个狠角色，赶紧灭了他。
但是，吴王夫差听了这话，觉得这老头子怎么老是跟我过不去？灭越本来就是件挺伤国力的大事，现在咱们吴国正牛呢，你就老劝我打打杀杀，多扫兴啊？而且，当时夫差也觉得越国已经没啥威胁了，勾践装得太像了。
加上当时有个大宦官——伯嚭，这人收了越国的贿赂，就专在夫差面前说伍子胥的坏话，说伍子胥总是拿从前的事情来教训您，小心他要篡位！夫差本来就耳朵根子软，再加上伍子胥这话确实是说得有点过了，有点不给新君主台阶下的感觉。
终于有一天，夫差就对伍子胥说：“你为什么老是说这些让人不痛快的话？你还是回去吧！” 伍子胥那叫一个委屈啊，我这是忠告，怎么就成了“不痛快的话”？他还是不死心，又硬是说了几句。
夫差彻底被惹恼了，觉得这老臣太碍事了，一把年纪了还这么不识时务。他一气之下，就赐给了伍子胥一把剑，让他自杀。伍子胥死前，还说了句：“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挂在城门上，让我亲眼看着越国是怎么把吴国灭掉的！”
你看，伍子胥这个人，他的“话”是基于对国家大局的判断，是忠心耿耿，但他过于耿直，不考虑君主的感受，最终惹来杀身之祸。这算不算“死于话多”呢？我觉得沾边。
2. 秦朝：李斯——位高权重，言语失误，牵连全家
李斯这人，那可是秦朝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从一个穷小子，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一步步爬到这么高的位置，不容易。他跟秦始皇关系也挺好，参与了统一文字、度量衡等大工程。
要说李斯“话多”的地方，不是他老唠叨，而是在秦始皇死后，他干了一件“说”出来的大事，而且这事儿是和赵高勾结在一起的。
秦始皇死在沙丘的路上，当时陪在身边的是赵高、李斯和胡亥。赵高这个人，心术不正，一直想当丞相，但又没那个能力，又怕扶持公子扶苏（秦始皇的长子，贤明有德），所以就跟李斯密谋。
赵高跟李斯说：“公子扶苏仁厚，但现在不是时候。公子胡亥，虽然平时游手好闲，但是性情比较温顺，容易掌控。咱们把秦始皇的遗诏改一下，立胡亥为太子，这样咱们的权力才能保住。”
李斯这个人，虽然也有些私心，但他起初是有点犹豫的。毕竟，扶苏是秦始皇亲自立的太子，而且扶苏名声好，大家也支持。但是，赵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主要是动了李斯自身的利益），把利害关系分析了一通。
李斯心里盘算了一下，他觉得如果扶苏上台，自己作为丞相，地位可能不如现在稳固，而且扶苏这个人不好糊弄。而胡亥登基，赵高作为老师，自己作为丞相，两个人挟持一个年轻的皇帝，那权力还不跟到天上去了？
于是，李斯就“说”了，他不仅同意了赵高的计划，还主动参与了修改遗诏，写了一封假诏书，派人送给扶苏和蒙恬（蒙恬是护送扶苏的大将），让他们自杀。
这下子，胡亥顺利登基，成了秦二世。赵高当了丞相，李斯也还在丞相的位置。但是，这事儿一环扣一环，最终酿成了大祸。赵高这个人，看到李斯也算有功，但毕竟李斯是丞相，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总感觉不稳。他就想把李斯也弄掉。
赵高设计陷害李斯，说李斯谋反。李斯这个时候，即便想辩解，想解释，也晚了。他之前的“话”——参与伪造遗诏，已经成了铁证。他想再说些什么，也无法挽回自己的命运。最后，李斯被判处腰斩，而且连带全家都被处死。
李斯的“话”，不是他经常说话，而是他在关键时刻，选择说了“不该说的话”，参与了篡改遗诏，导致了秦朝的加速灭亡，也葬送了自己和家人。这同样是一种“死于话多”的体现。
3. 明朝：方孝孺——“竖子不足与谋”，招致血案
方孝孺这个人，我得说，他是真的有气节，有骨气。他学问好，为人正直，是当时非常有名的学者。明朝建文帝时期，他受到重用，是建文朝的股肱之臣。
后来，燕王朱棣起兵造反，史称“靖难之役”。朱棣打到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这个时候，朱棣需要一个有声望的人来替他站台，说他这次“靖难”是为了“清君侧”，不是要篡夺皇位。
朱棣就想到了方孝孺，因为方孝孺在士大夫中间很有威望。他派人把方孝孺请到宫里，想让他写一篇诏书，说明自己这次出兵的正当性。
方孝孺一到宫里，看到朱棣，他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根本不理朱棣，上来就质问：“燕王为何起兵？”
朱棣当然不能跟他说实话，他想拉拢方孝孺，就说：“我这是为天下除君侧之恶。”
方孝孺听了这话，直接就炸了，他骂道：“‘清君侧’？‘除恶’？你这是谋逆！”
朱棣本来就想劝降，一看方孝孺这么不给面子，心里也很恼火，但他还是忍着，说：“这是天意。”
方孝孺更来气了，他也不顾忌什么了，直接说：“天意，天子（指建文帝）在，何言天意？” 紧接着，他写了一篇大逆不道的文章，痛斥朱棣的罪状。
朱棣气得不行，但又舍不得杀他，想让他屈服。他把方孝孺关起来，又派人去劝说，甚至把方孝孺的亲人也抓来，逼他写诏书。
方孝孺就站在城楼上，看到亲人被抓，但依旧不肯低头。他最后说了一句话，也成了他最后的“话”：“我虽粉身碎骨，也不能改写。”
最终，朱棣下定决心，把方孝孺灭了十族（比灭九族更狠）。方孝孺因此被杀，他的学生、亲戚、朋友，只要和他有点关系的人，都被牵连，牵连而死的有数千人。
方孝孺的“话”，是出于对建文帝的忠诚，对朱棣叛逆行为的唾弃。他至死不肯违背自己的良心，但他过于激烈的言辞，以及他强烈的立场，在这种政治斗争的血雨腥风中，反而给自己招来了灭顶之灾。这可以说是“死于话多”的一个极端例子，他的“话”直接导致了他的灭族。
总结一下：
这几位名人，虽然“话多”的含义不同，但都因为“说了不该说的话”而遭遇了不幸的结局。
伍子胥是因为言语太直，不给君主留面子，最终被赐死。
李斯是因为在关键时刻选择了“说”出错误的话，参与了政治阴谋，最终被清除。
方孝孺是因为坚持自己的立场，说了不该说的话，导致了自己和家族的灭顶之灾。
他们的故事都告诉我们，在复杂的环境中，言语的力量是巨大的。有时候，沉默是金，有时候，说对的话至关重要，而说错了话，付出的代价可能是沉重的。当然，这也不是鼓励大家什么都憋着不说，关键在于“何时说”、“如何说”，以及“说些什么”。这几位虽然结局悲惨，但他们的“话”也成了历史的一部分，留下了各自的印记。
下面我来给你聊几个，尽量讲得生动些，让你感觉像是听老辈人说书一样。
1. 战国时期：伍子胥——忠言逆耳，终成悲剧
伍子胥这个人，我得说，他是真有才干，也是真忠心。他辅佐吴王阖闾，帮吴国称霸一时，打得楚国落花流水，甚至挖了楚平王的墓，算是报了杀父杀兄之仇。这事儿说起来，也是够狠的。
但要说他“话多”，也不是说他絮絮叨叨，而是他的“话”实在太直白，太不给吴王面子了。吴王阖闾死后，他的儿子夫差继位。夫差这个人，年轻气盛，而且还沉浸在灭越的胜利喜悦里。这个时候，越王勾践那边可是低眉顺眼，天天装孙子，就等着机会呢。
伍子胥呢，他看过勾践的德行，也了解越国的卧薪尝胆，他觉得这肯定是个大患。于是，他反复劝吴王夫差：“勾践这个人，不可不灭！越国一日不灭，吴国一日不安！” 他几乎是天天都在耳边叨叨，什么“越王为人，能劳臣下，而能自克”，意思就是说勾践这人能让手下吃苦，自己还能忍，是个狠角色，赶紧灭了他。
但是，吴王夫差听了这话，觉得这老头子怎么老是跟我过不去？灭越本来就是件挺伤国力的大事，现在咱们吴国正牛呢，你就老劝我打打杀杀，多扫兴啊？而且，当时夫差也觉得越国已经没啥威胁了，勾践装得太像了。
加上当时有个大宦官——伯嚭，这人收了越国的贿赂，就专在夫差面前说伍子胥的坏话，说伍子胥总是拿从前的事情来教训您，小心他要篡位！夫差本来就耳朵根子软，再加上伍子胥这话确实是说得有点过了，有点不给新君主台阶下的感觉。
终于有一天，夫差就对伍子胥说：“你为什么老是说这些让人不痛快的话？你还是回去吧！” 伍子胥那叫一个委屈啊，我这是忠告，怎么就成了“不痛快的话”？他还是不死心，又硬是说了几句。
夫差彻底被惹恼了，觉得这老臣太碍事了，一把年纪了还这么不识时务。他一气之下，就赐给了伍子胥一把剑，让他自杀。伍子胥死前，还说了句：“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挂在城门上，让我亲眼看着越国是怎么把吴国灭掉的！”
你看，伍子胥这个人，他的“话”是基于对国家大局的判断，是忠心耿耿，但他过于耿直，不考虑君主的感受，最终惹来杀身之祸。这算不算“死于话多”呢？我觉得沾边。
2. 秦朝：李斯——位高权重，言语失误，牵连全家
李斯这人，那可是秦朝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从一个穷小子，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一步步爬到这么高的位置，不容易。他跟秦始皇关系也挺好，参与了统一文字、度量衡等大工程。
要说李斯“话多”的地方，不是他老唠叨，而是在秦始皇死后，他干了一件“说”出来的大事，而且这事儿是和赵高勾结在一起的。
秦始皇死在沙丘的路上，当时陪在身边的是赵高、李斯和胡亥。赵高这个人，心术不正，一直想当丞相，但又没那个能力，又怕扶持公子扶苏（秦始皇的长子，贤明有德），所以就跟李斯密谋。
赵高跟李斯说：“公子扶苏仁厚，但现在不是时候。公子胡亥，虽然平时游手好闲，但是性情比较温顺，容易掌控。咱们把秦始皇的遗诏改一下，立胡亥为太子，这样咱们的权力才能保住。”
李斯这个人，虽然也有些私心，但他起初是有点犹豫的。毕竟，扶苏是秦始皇亲自立的太子，而且扶苏名声好，大家也支持。但是，赵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主要是动了李斯自身的利益），把利害关系分析了一通。
李斯心里盘算了一下，他觉得如果扶苏上台，自己作为丞相，地位可能不如现在稳固，而且扶苏这个人不好糊弄。而胡亥登基，赵高作为老师，自己作为丞相，两个人挟持一个年轻的皇帝，那权力还不跟到天上去了？
于是，李斯就“说”了，他不仅同意了赵高的计划，还主动参与了修改遗诏，写了一封假诏书，派人送给扶苏和蒙恬（蒙恬是护送扶苏的大将），让他们自杀。
这下子，胡亥顺利登基，成了秦二世。赵高当了丞相，李斯也还在丞相的位置。但是，这事儿一环扣一环，最终酿成了大祸。赵高这个人，看到李斯也算有功，但毕竟李斯是丞相，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总感觉不稳。他就想把李斯也弄掉。
赵高设计陷害李斯，说李斯谋反。李斯这个时候，即便想辩解，想解释，也晚了。他之前的“话”——参与伪造遗诏，已经成了铁证。他想再说些什么，也无法挽回自己的命运。最后，李斯被判处腰斩，而且连带全家都被处死。
李斯的“话”，不是他经常说话，而是他在关键时刻，选择说了“不该说的话”，参与了篡改遗诏，导致了秦朝的加速灭亡，也葬送了自己和家人。这同样是一种“死于话多”的体现。
3. 明朝：方孝孺——“竖子不足与谋”，招致血案
方孝孺这个人，我得说，他是真的有气节，有骨气。他学问好，为人正直，是当时非常有名的学者。明朝建文帝时期，他受到重用，是建文朝的股肱之臣。
后来，燕王朱棣起兵造反，史称“靖难之役”。朱棣打到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这个时候，朱棣需要一个有声望的人来替他站台，说他这次“靖难”是为了“清君侧”，不是要篡夺皇位。
朱棣就想到了方孝孺，因为方孝孺在士大夫中间很有威望。他派人把方孝孺请到宫里，想让他写一篇诏书，说明自己这次出兵的正当性。
方孝孺一到宫里，看到朱棣，他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根本不理朱棣，上来就质问：“燕王为何起兵？”
朱棣当然不能跟他说实话，他想拉拢方孝孺，就说：“我这是为天下除君侧之恶。”
方孝孺听了这话，直接就炸了，他骂道：“‘清君侧’？‘除恶’？你这是谋逆！”
朱棣本来就想劝降，一看方孝孺这么不给面子，心里也很恼火，但他还是忍着，说：“这是天意。”
方孝孺更来气了，他也不顾忌什么了，直接说：“天意，天子（指建文帝）在，何言天意？” 紧接着，他写了一篇大逆不道的文章，痛斥朱棣的罪状。
朱棣气得不行，但又舍不得杀他，想让他屈服。他把方孝孺关起来，又派人去劝说，甚至把方孝孺的亲人也抓来，逼他写诏书。
方孝孺就站在城楼上，看到亲人被抓，但依旧不肯低头。他最后说了一句话，也成了他最后的“话”：“我虽粉身碎骨，也不能改写。”
最终，朱棣下定决心，把方孝孺灭了十族（比灭九族更狠）。方孝孺因此被杀，他的学生、亲戚、朋友，只要和他有点关系的人，都被牵连，牵连而死的有数千人。
方孝孺的“话”，是出于对建文帝的忠诚，对朱棣叛逆行为的唾弃。他至死不肯违背自己的良心，但他过于激烈的言辞，以及他强烈的立场，在这种政治斗争的血雨腥风中，反而给自己招来了灭顶之灾。这可以说是“死于话多”的一个极端例子，他的“话”直接导致了他的灭族。
总结一下：
这几位名人，虽然“话多”的含义不同，但都因为“说了不该说的话”而遭遇了不幸的结局。
伍子胥是因为言语太直，不给君主留面子，最终被赐死。
李斯是因为在关键时刻选择了“说”出错误的话，参与了政治阴谋，最终被清除。
方孝孺是因为坚持自己的立场，说了不该说的话，导致了自己和家族的灭顶之灾。
他们的故事都告诉我们，在复杂的环境中，言语的力量是巨大的。有时候，沉默是金，有时候，说对的话至关重要，而说错了话，付出的代价可能是沉重的。当然，这也不是鼓励大家什么都憋着不说，关键在于“何时说”、“如何说”，以及“说些什么”。这几位虽然结局悲惨，但他们的“话”也成了历史的一部分，留下了各自的印记。
网友意见
甲戌，李克用至汴州，营于城外；朱全忠固请入城，馆于上源驿。全忠就置酒，声乐、馔具皆精丰，礼貌甚恭；克用乘酒使气，语颇侵之，全忠不平。薄幕，罢酒，从者皆沾醉，宣武将杨彦洪密与全忠谋，连车树栅以塞衢路，发兵围驿而攻之，呼声动地。克用醉，不之闻；亲兵薛志勤、史敬思等十余人格斗，侍者郭景铢灭烛，扶克用匿床下，以水沃其面，徐告以难，克用始张目援弓而起。志勤射汴人，死者数十。须臾，烟火四合，会大雨震电，天地晦冥，志勤扶克用帅左右数人逾垣突围，乘电光而行，汴人扼桥，力战得度，史敬思为后拒，战死。克用登尉氏门，缒城得出，监军陈景思等三百余人，皆为汴人所杀。杨彦洪谓全忠曰：“胡人急则乘马，见乘马者则射之。”是夕，彦洪乘马适在全忠前，全忠射之，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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