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x鲁,“纠察队”发起人。
1985年任北京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学会副秘书长。1986年参加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翌年10月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
1992年以上校军衔转业,以后,任(海南)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
2018年,卒。
艾跃进说的一段话很有意思,大致是没点身份背景哪有能耐带头打人。
你们稍微学习点历史,再来讨论历史问题好不好。
你知道这个群体有多少人吗?
这个群体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也就是从66-68年。
保守估计加入的人数在1000万人以上。
要知道当时我国也就7亿人。这波人年龄基本上在15-18岁。
而根据后来上山下乡的数据可以得知,当年初高中每年毕业生也就2-300万人。
而这个运动和初高中生在有一点上其实是重合的,就是基本上就是集中城镇。
考虑到当年的城市化率。基本上那个年龄段接受过教育的城镇青年应该是大比率加入过这个组织。
所以你这个问题,基本上相当于问。2022年考上大学的人现在过的怎么样。
这个问题我是专门花时间研究过的。
一般来说这些头头大部分都是相当有组织能力的,一些人本来就是当时社会上有名望的人物。而参与者大部分都是普通人,无非也就是搞个串联,刷点大字报之类,参与暴力的只是极少部分。
一部分人被清算打倒坐了几年牢出来,一部分人算是立功,但也不可能爬不上高位。
总之,大部分红卫兵都回归了普通人。
不过确实有些人的故事可以讲讲。
由于涉及到一些人物极其敏感,我只能化名,也不能提地址,否则太容易被猜出来了。
老B是去年去世的,享年没到80岁。当时是本市的头目,曾经作为省里的代表受到了总理等人的接见。
按照当时的会议纪要(我手上的唯一记录),他当时在代表名单里,但没有看到他的发言。
按照会议记录,当时的主要目的是调和省里两派的争斗,场面并不平和,甚至KS还当场呵斥过某人。
老B属于造反派,属于被打倒的类型,WG之后坐了几年牢。但是后来还是能再厂里上班,有退休金。据说后来退休后搞过一些帮人维权的事情,还是有一定的号召力。
不过对于那段历史,他相当回避。
我有个朋友的父亲曾经因为WG期间一起重大刑事案件被枪毙了,说起来算是老B的手下。后来老太太心心念念叮嘱儿子搞清楚这个事,我转弯找到老B,想让老B圆了老太太心愿,结果被老B一口回绝,绝口不提当年,把那段历史最终带进土里。
老B家小孩读书比较争气,后来也做得不错,但均没有从政。老B自己也不算晚景凄凉,可以说是善终。
老W当年是市里的青年艺术家,老B手下的文艺司令。后来由于水平很高,也没受多少冲击。老来也有一批拥趸帮他卖画。
我去看过他的画展,一副WG的画都没有,据说早就全被他自己烧了。
老L,当时小学六年级,由于平时表现积极,被大哥哥们带到了北京,见到了主席。
她说,主席个子非常魁梧,感觉像看到了神。
后来老L无非也就是写写画画,不过她所在的派别是在老B的对立面,算是胜利者,后来也比较顺风顺水,在一个好单位的领导位置上退下来,现在组织几百人的老年艺术团经常做公益,也算是混得可以。
总之,一个人的品质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映射,混得好的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混得差的,一直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归根到底,都是普通人,在不普通的年代做了一些不普通的事情,然后又回到普通的年代,继续做着普通的事情。
仅此而已。
现在成了外星部队了
我奶奶。当我在郑州给她视频聊天看地铁时,她淡定地回复我,自己早就去北京见过地铁了。
她昨天刚过了生日,中午吃了不少肉,晚上和我视频聊天,我还推荐她吃山楂丸助消化。然后我们开始聊做饭、追剧和养花。
红卫兵的全民化必然导致大多数红卫兵都是乐子人和日子人,所以逍遥派是占绝对多数的,他们本身不过是这个平凡的世界上平凡的人罢了。
孙辈洗白祖辈,果然开始了
大部分普通红卫兵的人生命运,都和普通人也差不了多少,具体的人生际遇都是和大时代息息相关,不会特别好,也不会特别差。
这些人的人生轨迹大抵这样:
1.1968年上山下乡,这一扎根,得在农村呆个十多年,78年拨乱反正后才陆陆续续回城。最宝贵的青春献给了农村广大的天地。当然那时农村少不了偷鸡摸狗的事情,都是他们干的。有的在农村把当地的姑娘肚子搞大了,抛妻弃子回城,日后流着泪唱”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当做青春的记忆,其实都是扯犊子。
2.回城后的这些人,有些进了厂,也有的成为最早的个体户。当然能混出头的只是极少数,大部分都是淹没在时代里,过着普普通通的柴米油盐生活。
3.进厂的那部分人,基本没有逃过90年代初期开始的下岗潮。虽然遭遇了人生低谷,但比较幸运的是,同时的中国经济开始发力腾飞,全世界的产业都在向中国转移,带来海量的就业机会。所以这些下岗工人后来基本也陆陆续续在这波工业化浪潮中消化了,没有酿成太大的社会问题。小问题还是有,90年代那些下岗工人动不动就去市政府,或者去堵路要生活费。
4.现在这些人基本都是70岁的老人了,中国工业化的成果,也让这些人的晚年过得不会太差,有医保,有退休金,至少还是衣食无忧。比农村的同龄没有社保的农民强很多。
5.当年那些家庭背景非常普通的,然后又是非常积极的骨干分子,基本成了时代牺牲品。有些的在那个时代就被遭了暗算,那个时代红卫兵分为两派,保皇派,造反派。都是拥护最高指示,一毛各表。1978年,乘着改革的春风,也开始了清理三种人运动,这些被清理的基本都是当年的造反派骨干,被逮捕审判。这些人没有家庭背景,靠造反起家,人性之恶全在这些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天道好轮回,有些人遭到报应,有些人逃过了历史的审判。
总结:对于普通人来讲,如果你只是一个屌丝,没有家庭背景,那么政治就很凶险,别太狂热,也不要动不动挥舞着u型锁去砸人,这样很不好。要与人为善。
有一个叫张红兵的,后来做了律师,现在应该快70岁了。
1970年,16岁的张红兵「大义灭亲」地检举了自己的母亲,导致母亲因言被毙。此前有一年他还张贴过批斗自己父亲的大字报。
十年以后母亲自然平反了,他也早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常常痛哭怀念母亲,无时无刻不在内心忏悔和赎罪,但世上没有后悔药,就连在梦里跪求母亲的原谅也是奢求。
张红兵年轻时还因此得过非常严重的抑郁症,甚至与父亲和亲弟弟交谈都出现了困难,生怕自己说错什么、做错什么。后来还有一个律师同行公然在法院里大声宣扬、笑话他的「光荣事迹」,令他无地自容。
他就是活在忏悔和悲愤里的典型,即使现在再怎么衣食无忧、再怎么自由自在,心里的恸绝和罪过也压得他永远抬不起头。
P.S. 其实「张红兵」这个名字也是他在1966年的时候,为了彰显自己的「一颗红心」而亲自改的。
说个沾点边的吧,家父当年多次想加入红小兵组织,但因为自己是黑五类家属被拒了。
我爷爷文革时同样受到冲击,除了在本地被批斗,还被下放到地级市好几年没回来。回家那天,他在楼梯口碰到一个小女孩在出去,好像互相不认识就没打招呼。到了家跟奶奶说起这事,奶奶说:刚才出去的是定定(我大姑,那年十来岁)。
家父读完中学,当了两年知青就文革结束了。后来进了市委干到退休。
现在我父亲谈起文革的观点是:
1,上山下乡很好,锻炼人;
2,文革是有很多积极意义的;
3,我爷爷被批斗,那是没办法的。一个国家不这么做不行;
4,本地武斗很荒唐,他不理解为什么,那些人可能是有毛病。
(完)
我大姐,正儿八经红卫兵。
我大姐是成都8.26造反兵团宣传队的一员。8.26本来是川大的学生组织,也是四川武斗肇事最多的红卫兵组织(另一家是以电子科大为首的“红城”)成立后影响越来越大,下边成立了很多分支,包括成都的一些高中和初中生都加入了8.26。我大姐那时候是某高中的学生,因为擅长跳舞和熟悉民乐,所以被拉进了8.26某分支的宣传队,成了一位“光荣的红卫兵”。
从加入8.26宣传队到成为“知识青年”,我大姐以及她所在的宣传队全体人员,从来没有参与过武斗,也没有去抄过谁的家。和妖魔化叙述最接近的情节就是去参加批判会时,上街游行时喊过口号。我那时候经常去看她们排练节目和演出,所以她们宣传队的几十号人我都认识。里边后来最成功的是一位是中科院某分院的物理学家(男)。然后是一位重点中学的校长(男),到了退休年龄还被挽留了五年才正式退休。一位外科主任医生(男)。一位工商行某分行的经理(女)。还有两位地方国营商业企业的经理,这两位都是女的。除了一位早逝的,其余的退休的时候都是最底层的劳动者。
运动结束后我大姐当了八年“知青”,其中五年被贫下中农评为“优秀知识青年”。回城后在某国企下边的信用社当柜员(出纳)。
不论是读书的时候还是参加红卫兵,当知青,回城工作,乃至现在退休十多年了。不论是家里的亲朋、同学、同事还是邻居,基本有一个共识:如果你和某大姐搞不好,说明你这人有问题。因为她从不和人红脸。被人欺负了也不会和你争论。而且总是很热心的帮助别人。不论是谁,不管认识不认识的,只要她能帮助的,她基本不拒绝。她从来没啥志向,更说不上理想。因为我父母长期在外工作,我小时候我家基本是我大姐在持家。那时候她想得最多的是如何把弟弟妹妹管好,让弟弟妹妹该吃饭的时候有饭吃,如何让自己的学习成绩不至于差到让父母骂;到了冬天,她就开始考虑如何让弟弟妹妹不受冻。我们穿的棉鞋,都是她一针一针纳出来的。我家姐弟五个,下边四个基本是我大姐带大的。后来都工作了,成家了,她想的就是工作如何不出差错,如何把日子过好。还尽量抽时间帮弟弟妹妹带小孩。我们下边四个的下一代,我大姐都带过。如果非要说她有啥遗憾的话,那就是因为我老爹(挂名右派)的原因,在全票通过的前提下,她也没能去北京见教员。
我大姐现在70多了。身体还硬朗,没事拉拉琴,照顾孙子啥的。还能跳舞(不是广场舞哈),参加老年舞蹈比赛还拿了奖。
这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红卫兵”的现状。
估计有的人要失望了,红卫兵咋能是这样的呢!难道不应该是青面獠牙打砸抢无恶不作吗?我也认识几个参加过武斗,抄过别人家的红卫兵。那些人在读书的时候就不是啥好人。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绝大多数红卫兵都是很善良的邻家大哥大姐,极端分子是极少数。
泻药,
我爷爷是矿上的,文革时候是造反派。
但是他人缘很好啊,也没听说有什么对谁谁谁不好的传言。退休时是矿更新厂厂长,是个什么单位我也不懂。
现在退休在家天天看中央五。今年身体有些不太好,开始耳背了。希望他能快好起来。
高高兴兴在家拉孙子
湖南道县全县4519人死亡,其中4193人被枪杀、砍杀、棒杀、溺杀、摔杀、活埋致死的,剩下326人则是自杀死亡的。整个道县屠杀持续了66天,遇害者中最大的78岁,最小的不到1岁。
道县杀人事件迅速波及全区其他10个县,全区共被杀和自杀9323人,其中“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未成年人862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零陵地区特别是道县杀人事件,震动了全省乃至全国。
1980年,全区追究刑事责任201人,其中判无期徒刑12人,判20年徒刑21人(1968年至1979年对挟私报复、杀人后强奸轮奸其妻女的判处死刑13人,不在此列)。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600多人,其中开除党籍1160多人,整党中不予登记340多人,撤销职务420多人。
红卫兵按时期不同,大概分三类。
早期以干部子弟为主,中学生最多,所谓的“老兵”就是这一批,除了少数站错队倒霉的(基本是林集团下属及有关人员的子女),wg结束后基本没有受到清算,其中绝大部分无法在党、政、军中担任高职算是唯一一个后遗症,现状都很好。
中期有普通学生、工人加入,这批人中,领头的后来基本都判了刑,少有漏网,其他的普通人有一定影响但不大,现状基本取决于改开之后的个人发展。
68年以后的红卫兵基本等同现在的共青团,对个人发展没有什么特别影响,也谈不上与普通人有什么区别。
蒯大富。
在深圳一个民企当副总,然后买了几套房收租(恼)。据说养老院领导年轻时候是他粉丝,过得挺好。
说说白卷英雄张铁生吧。
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辽宁日报》1973年7月19日发表的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目的张铁生的一封信,并加了编者按。
在6月份全国各地依据《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恢复的“高考”中,辽宁省兴城县考场上出现了一个“白卷英雄”,此人便是张铁生。
张铁生原本是兴城县的一个知识青年。1968年10月初中毕业后,他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中,插队到白塔公社枣山大队落户,凭借一向突出的表现,当上了生产队小队长,赢得了1973年这次参加大学招生文化考试的机会。然而,他在最后一场理化考试中,整张试卷只做了3道题,其余一片空白。
张铁生自知理化成绩不好,就在考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他写的是: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的进行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1968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投入自己的本质工作。每天近18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文化课复习。我的时间只在27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地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愿意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复习,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为贫下中农事业的事业心和自己自我革命的良心的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所以说我苦闷的地方就在这里,几个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在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下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很浅,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是清白的,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但那样做,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
白塔公社考生 张铁生
人民日报编者按中说:张铁生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还有人评价张铁生:“一个有棱有角的石头,敢于反潮流的优秀知识青年”。
1973年的高校招生工作重新依据北大、清华的成功经验,“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在1973年秋,全国各地各高校的各个专业依然像1972年一样,招收了大批的工农兵大学生入校学习。
后来,按照信中所写的,给了张铁生一个星期的时间复习,张铁生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入学,并被破例发展为共产党员。1974年3月,张铁生和同学、老师们一起奔赴农村,“开门办学”,帮助农村进行阶级斗争。有人说下乡“开门办学”“下糟了”,“学不到东西,浪费了时间”。可张铁生和他的同学们在4个月后的总结会上,用实际工作成果予以反驳,他们不但为生产队治疗牲畜疾病,还为贫下中农培训了一批赤脚兽医。
这种“废除考试制度”的新型高校招生模式一直延续到1976年。从1970年到1976年,全国总共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约82万余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张铁生被隔离审查,定性为“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和亲信毛远新等人一手炮制的假典型、真右派,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打手。审查报告列举张铁生“疯狂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主要事实后下结论称:“大量的确凿的事实证明,张铁生是一个死心塌地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1983年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张铁生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刑期自1976年算起。
出狱后,张铁生被迫加入了创业大军。再后来,张铁生的公司上市。
2017年1月,禾丰牧业称,张铁生计划在公告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减持不超过800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96%),用于本人资金需求及公益事业捐赠。当时禾丰牧业股价为13.2元/股,若以该价减持,张铁生将套现1.06亿元人民币。当时张铁生持有禾丰牧业4836万股,持股比例5.82%,仅持股市值便达6.38亿元人民币。
这就是一位红卫兵的跌宕人生。
你觉得当年hwb都是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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