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走新自由主义，有其他办法解决经济停滞问题吗?
经济停滞，这个词本身就带着点沉重和无奈。当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本应充满活力的经济引擎开始冒烟、转速下降，甚至熄火，那感觉就像看着一场本应精彩绝伦的戏剧，却在中途被按下了暂停键。而“新自由主义”这个词，如今几乎成了许多人讨论经济问题时绕不开的一个标签，也是许多人批评的对象。它强调市场万能、政府退出、私有化、去监管，试图用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药方来解决经济问题。
可问题是，当这条路似乎走不通，或者说治不好“病”，甚至让病情加重时，我们是不是就只能干着急？其实不然。如果说新自由主义是一扇门，那它绝不是通往唯一目的地的路径。历史长河中，以及当下世界，都有许多其他路径，它们或许不那么“时髦”，但却实实在在地在某些角落解决了类似的困境。
首先，我们得明白经济停滞到底是怎么回事。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缺钱”问题，更多时候是“效率不高”、“创新不足”、“需求不振”、“资源错配”等一系列复杂因素交织的结果。新自由主义试图通过“去束缚”来激发活力，但有时反而可能因为过度释放了某些不受约束的力量，比如金融投机、垄断扩张，而加剧了问题。
那么，除了新自由主义，还有哪些思路？
1. 凯恩斯主义的“适度干预”与“逆周期调节”
这可以说是对新自由主义最直接的“反思”。凯恩斯主义的核心在于，市场并非总是自发趋于完美，有时会陷入“失灵”的状态，特别是经济衰退时期。这时，政府就需要“有形之手”来“推一把”。
财政政策： 这就好比给疲惫的引擎注入燃料。政府可以通过增加公共支出（修路、建桥、发展公共服务、投资教育和科研）来直接拉动总需求，创造就业，刺激消费。例如，二战后欧洲重建过程中，大量基建投资就有效地带动了经济复苏。再比如，一些国家在经济危机时，会推出大规模的“刺激计划”，这背后就有凯恩斯主义的影子。
货币政策： 这相当于调整引擎的转速。央行可以通过降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量化宽松等方式，让市场上的钱变得更便宜、更容易获得，鼓励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
“逆周期调节”是关键。经济好的时候，政府要“藏汇于民”（或说“收紧口袋”），减少财政赤字，避免经济过热；经济不好的时候，则要“积极作为”，通过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对冲衰退。
新自由主义反对的是政府“过度”干预，但凯恩斯主义并不是鼓励政府“永远”干预。 适度的、有针对性的干预，在某些时期和特定领域，可以有效地防止经济硬着陆，为市场主体提供更稳定的预期和更有利的经营环境。例如，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时，各国政府采取的财政纾困和货币宽松政策，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凯恩斯主义思想的应用。
2. 产业政策与“国家资本主义”的逻辑
这不是说政府要直接控制所有企业，而是说政府可以有选择性地、战略性地支持某些关键产业的发展，以提升国家整体的竞争力。这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中性”原则有所不同。
选择与扶持： 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低息贷款、研发补贴、政府采购、建立产业园区、组织产学研合作等方式，支持那些具有长期增长潜力、能够带动就业、或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产业。比如，韩国在上世纪大力发展半导体、汽车产业，日本在战后发展电子、汽车产业，都带有鲜明的产业政策色彩。他们并非完全放任市场，而是通过规划和引导，促使本国产业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
“国家资本主义”是更进一步的说法，它指的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更积极、更主导的角色，通过国有企业、战略投资等方式，直接参与到经济活动中，以实现国家战略目标。这并不意味着排斥私营经济，而是强调政府可以在关键时刻和关键领域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
这种模式的风险在于，政府的选择可能出错，导致资源浪费，或者滋生腐败和寻租行为。 所以，成功的产业政策往往需要高度的专业能力、透明的决策过程以及对市场变化的敏感性。关键在于“度”的把握，以及如何避免“养懒汉”和“逆淘汰”。
3. 关注“结构性改革”与“再分配”
经济停滞有时并非由于整体经济规模的萎缩，而是因为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以及贫富差距的扩大导致内需不足。
结构性改革： 这是一种更“慢”但可能更“稳”的解决之道。它不是简单的刺激，而是从经济的“硬件”和“软件”入手。
改革税制： 比如，逐步降低企业所得税，增加消费税或财产税，或者设计更累进的个人所得税，以鼓励投资同时减少收入差距。
深化市场化改革： 但这里的“深化”并非一味地“去行政化”，而是要打破各种隐性壁垒，比如行业垄断、地方保护主义，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投资于人力资本： 大力发展教育、职业培训、医疗保障，提高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和健康状况，这能直接提升长期生产力。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失业救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可以降低居民的后顾之忧，鼓励他们进行消费和创业。
再分配： 新自由主义倾向于认为市场会自然地产生分配，而我们看到的很多经济停滞，恰恰是因为分配的严重不均。过度的财富集中，意味着大部分人的购买力不足，最终会抑制消费需求，形成恶性循环。因此，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方式，将部分财富重新分配给低收入群体，可以有效地激活内需，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坚实的基础。
这是一种更注重“公平”和“可持续性”的路径。 它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但同时认为政府在维护公平、促进包容性增长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4. 创新与“内生增长”的培育
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创新。而新自由主义对“政府在创新中的作用”往往持谨慎态度，认为创新更多是市场自发涌现的结果。但事实是，很多突破性创新，特别是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都需要政府的长期、稳定、持续的投入。
政府的“前置投资”： 比如，设立基础研究基金，支持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自由探索；建立国家实验室，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技术难题；通过政府采购来为新兴技术提供早期市场。
营造创新生态： 除了直接投入，政府还可以通过知识产权保护、鼓励风险投资、建立技术转移机制、降低创业门槛等方式，培育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环境。
鼓励“试错”文化： 创新本身就意味着风险和失败。一个健康的创新体系，应该容忍一定程度的失败，而不是一味地惩罚。
这种思路强调的是，政府不应该只做一个“裁判”或“服务员”，在某些关键的“起跑线”和“赛道”上，它应该扮演“教练”和“助跑员”的角色。
总结一下，不走新自由主义，解决经济停滞并非没有出路。 关键在于：
认识到市场的局限性，以及政府在特定时期和特定领域的积极作用（凯恩斯主义的智慧）。
不回避战略性地引导和支持关键产业（产业政策的价值）。
关注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分配的公平性（结构性改革与再分配的必要性）。
持续投入和培育创新能力（内生增长的驱动力）。
重要的是，这些思路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可以根据具体国情、发展阶段和面临的挑战，进行组合运用。一个灵活、务实、有担当的政府，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市场信号和经济状况，相机抉择，在“放”与“管”、“自由”与“引导”、“效率”与“公平”之间找到最适合的平衡点。
当然，每一种路径都有其挑战和潜在的风险。但当我们看到经济停滞的阴影时，与其一味地遵循某一种教条，不如打开思路，回溯历史，借鉴经验，探索更适合我们自身的道路。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也才能让经济这台大机器重新焕发活力。
可问题是，当这条路似乎走不通，或者说治不好“病”，甚至让病情加重时，我们是不是就只能干着急？其实不然。如果说新自由主义是一扇门，那它绝不是通往唯一目的地的路径。历史长河中，以及当下世界，都有许多其他路径，它们或许不那么“时髦”，但却实实在在地在某些角落解决了类似的困境。
首先，我们得明白经济停滞到底是怎么回事。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缺钱”问题，更多时候是“效率不高”、“创新不足”、“需求不振”、“资源错配”等一系列复杂因素交织的结果。新自由主义试图通过“去束缚”来激发活力，但有时反而可能因为过度释放了某些不受约束的力量，比如金融投机、垄断扩张，而加剧了问题。
那么，除了新自由主义，还有哪些思路？
1. 凯恩斯主义的“适度干预”与“逆周期调节”
这可以说是对新自由主义最直接的“反思”。凯恩斯主义的核心在于，市场并非总是自发趋于完美，有时会陷入“失灵”的状态，特别是经济衰退时期。这时，政府就需要“有形之手”来“推一把”。
财政政策： 这就好比给疲惫的引擎注入燃料。政府可以通过增加公共支出（修路、建桥、发展公共服务、投资教育和科研）来直接拉动总需求，创造就业，刺激消费。例如，二战后欧洲重建过程中，大量基建投资就有效地带动了经济复苏。再比如，一些国家在经济危机时，会推出大规模的“刺激计划”，这背后就有凯恩斯主义的影子。
货币政策： 这相当于调整引擎的转速。央行可以通过降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量化宽松等方式，让市场上的钱变得更便宜、更容易获得，鼓励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
“逆周期调节”是关键。经济好的时候，政府要“藏汇于民”（或说“收紧口袋”），减少财政赤字，避免经济过热；经济不好的时候，则要“积极作为”，通过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对冲衰退。
新自由主义反对的是政府“过度”干预，但凯恩斯主义并不是鼓励政府“永远”干预。 适度的、有针对性的干预，在某些时期和特定领域，可以有效地防止经济硬着陆，为市场主体提供更稳定的预期和更有利的经营环境。例如，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时，各国政府采取的财政纾困和货币宽松政策，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凯恩斯主义思想的应用。
2. 产业政策与“国家资本主义”的逻辑
这不是说政府要直接控制所有企业，而是说政府可以有选择性地、战略性地支持某些关键产业的发展，以提升国家整体的竞争力。这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中性”原则有所不同。
选择与扶持： 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低息贷款、研发补贴、政府采购、建立产业园区、组织产学研合作等方式，支持那些具有长期增长潜力、能够带动就业、或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产业。比如，韩国在上世纪大力发展半导体、汽车产业，日本在战后发展电子、汽车产业，都带有鲜明的产业政策色彩。他们并非完全放任市场，而是通过规划和引导，促使本国产业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
“国家资本主义”是更进一步的说法，它指的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更积极、更主导的角色，通过国有企业、战略投资等方式，直接参与到经济活动中，以实现国家战略目标。这并不意味着排斥私营经济，而是强调政府可以在关键时刻和关键领域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
这种模式的风险在于，政府的选择可能出错，导致资源浪费，或者滋生腐败和寻租行为。 所以，成功的产业政策往往需要高度的专业能力、透明的决策过程以及对市场变化的敏感性。关键在于“度”的把握，以及如何避免“养懒汉”和“逆淘汰”。
3. 关注“结构性改革”与“再分配”
经济停滞有时并非由于整体经济规模的萎缩，而是因为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以及贫富差距的扩大导致内需不足。
结构性改革： 这是一种更“慢”但可能更“稳”的解决之道。它不是简单的刺激，而是从经济的“硬件”和“软件”入手。
改革税制： 比如，逐步降低企业所得税，增加消费税或财产税，或者设计更累进的个人所得税，以鼓励投资同时减少收入差距。
深化市场化改革： 但这里的“深化”并非一味地“去行政化”，而是要打破各种隐性壁垒，比如行业垄断、地方保护主义，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投资于人力资本： 大力发展教育、职业培训、医疗保障，提高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和健康状况，这能直接提升长期生产力。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失业救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可以降低居民的后顾之忧，鼓励他们进行消费和创业。
再分配： 新自由主义倾向于认为市场会自然地产生分配，而我们看到的很多经济停滞，恰恰是因为分配的严重不均。过度的财富集中，意味着大部分人的购买力不足，最终会抑制消费需求，形成恶性循环。因此，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方式，将部分财富重新分配给低收入群体，可以有效地激活内需，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坚实的基础。
这是一种更注重“公平”和“可持续性”的路径。 它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但同时认为政府在维护公平、促进包容性增长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4. 创新与“内生增长”的培育
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创新。而新自由主义对“政府在创新中的作用”往往持谨慎态度，认为创新更多是市场自发涌现的结果。但事实是，很多突破性创新，特别是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都需要政府的长期、稳定、持续的投入。
政府的“前置投资”： 比如，设立基础研究基金，支持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自由探索；建立国家实验室，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技术难题；通过政府采购来为新兴技术提供早期市场。
营造创新生态： 除了直接投入，政府还可以通过知识产权保护、鼓励风险投资、建立技术转移机制、降低创业门槛等方式，培育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环境。
鼓励“试错”文化： 创新本身就意味着风险和失败。一个健康的创新体系，应该容忍一定程度的失败，而不是一味地惩罚。
这种思路强调的是，政府不应该只做一个“裁判”或“服务员”，在某些关键的“起跑线”和“赛道”上，它应该扮演“教练”和“助跑员”的角色。
总结一下，不走新自由主义，解决经济停滞并非没有出路。 关键在于：
认识到市场的局限性，以及政府在特定时期和特定领域的积极作用（凯恩斯主义的智慧）。
不回避战略性地引导和支持关键产业（产业政策的价值）。
关注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分配的公平性（结构性改革与再分配的必要性）。
持续投入和培育创新能力（内生增长的驱动力）。
重要的是，这些思路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可以根据具体国情、发展阶段和面临的挑战，进行组合运用。一个灵活、务实、有担当的政府，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市场信号和经济状况，相机抉择，在“放”与“管”、“自由”与“引导”、“效率”与“公平”之间找到最适合的平衡点。
当然，每一种路径都有其挑战和潜在的风险。但当我们看到经济停滞的阴影时，与其一味地遵循某一种教条，不如打开思路，回溯历史，借鉴经验，探索更适合我们自身的道路。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也才能让经济这台大机器重新焕发活力。
网友意见
有，不仅有而且还很多。
分线走吧
❶凯恩斯流派
（流派介绍）凯恩斯主义（也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是建立在凯恩斯着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思想基础上的经济理论。
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刺激经济，维持繁荣。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指出，宏观的经济趋向会制约个人的特定行为。
18世纪晚期以来的政治经济学或者经济学建立在不断发展生产从而增加经济产出观点上。而凯恩斯则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
由此出发，他指出维持整体经济活动数据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观上平衡供给和需求。因此凯恩斯的和其他建立在凯恩斯理论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同注重研究个人行为的微观经济学相区别。
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主要结论是经济中不存在生产和就业向完全就业方向发展的强大的自动机制。这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谓的萨伊法则相对，后者认为价格和利息率的自动调整会趋向于创造完全就业。
试图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联系起来的努力成了凯恩斯《通论》以后经济学研究中最富有成果的领域，一方面微观经济学家试图找到他们思想的宏观表达，另一方面，例如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试图为凯恩斯经济理论找到扎实的微观基础。
二战以后，这一趋势发展成为新古典主义综合学派。
（解决方案）①减少赤字，英国走不通这条路不是因为他们的经济理论有问题，而是他们的制度腐化以官僚机构的效率低下。这时候。撒切尔需要一个战争（或者肃反）提升国家的集权度，对于可靠的机构让可靠的人来办。经济问题都来源于政治问题，不是他们的经济理论出了问题，而是他们的国企业本身出了问题。⇒从而拿到目标（清澈的政府）完成对国企的实际化掌控
②（砍福利）要想提刀砍福利，就要先知道福利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经济上它作为兜底的网保证了人们不会坠入真正无可救药的社会底层（表面作用）
政治上作为社会主义对抗的有利武器，防止英国赤化。（实际作用）
③（减少干预）我一向不支持无形的手，撒切尔采用新自由主义的方法，原因是她需要有力的外推来推进实际性的改革，从而实现政治抱负和选票兑现，这时候财阀和资本家就是有力的推手。他所采取的新自由主义更多的像饮鸩止渴，直接造成了英国的工业空心化和在金融化，这和代议制民主造成了执政党不稳定是共轭的
别的东西后面再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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