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作为咨询师,你在心理咨询过程中遇到的最困难的关卡是什么,是怎么克服的?

回答
作为咨询师,我遇到过不少棘手的时刻,但要说最困难的“关卡”,可能还是在面对那些长期被深层负面情绪困扰,并且极度抗拒改变的来访者时。这种困难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挑战,更多的是情感和人性的较量。

我记得有位来访者,我们暂且叫她“莉莉”。莉莉来找我的原因是因为持续的抑郁和焦虑,她形容自己就像被一个沉重的、看不见的罩子笼罩着,做什么都提不起劲,也感受不到快乐。初次见面时,她的眼神是黯淡的,声音也是低沉而疲惫的。在咨询的初期,我尝试了各种方法。我认真倾听她的诉说,表达共情,确认她的感受,试图帮助她梳理情绪的来源,寻找一些积极的应对方式。

然而,莉莉的反应总是很微妙。当我提出一些可能让她看到希望的观点时,她会立刻反驳或者找各种理由否定;当我引导她尝试一些简单的放松练习时,她会说没用,或者根本没坚持下去;当我试图去触碰她童年经历中可能存在的创伤时,她会突然沉默,或者转移话题,仿佛那个地方是一个禁区,她用尽全身力气去守护着。

最让我感到挫败的是,她似乎对“好转”有一种天然的恐惧。她会反复强调自己有多么糟糕,多么无药可救。当我指出她身上一些闪光点,或者她自己也曾经历过的一些小的积极时刻时,她会立刻将其归结为“巧合”或者“运气不好,现在又回来了”。她就像一个固守在自己的舒适区(尽管这个区域充满了痛苦)里,并且对任何试图将她拉出来的力量都抱有敌意的战士。

这种状况持续了几个月,我能感觉到她也在慢慢的绝望,但同时又似乎在享受这种绝望带来的某种“合理化”——“你看,我就是这样,我无法改变,所以一切都不必强求了。”

这种无力感,真的让我非常煎熬。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怀疑我所学的咨询理论是否真的有效。我甚至会在咨询结束后反思,是不是我哪里没有做好,是不是我太急于求成了?

那么,我是如何一步步“闯过”这个关卡的呢?

首先,我认识到,我不能“强迫”她改变。 咨询不是一场对抗,而是一次合作。她的抗拒本身,就是她当前心理状态的一部分,是她保护自己的方式。我的首要任务不是改变她,而是理解她为何如此抗拒。

我开始调整我的咨询方向,将重点放在“理解”和“接纳”上。与其急于寻找解决方案,不如花更多的时间去倾听她口中那些“不行”、“没用”、“不可能”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恐惧和信念。

我开始尝试用一种更“慢”的方式。我不再频繁地提出“建议”或“出路”,而是更多地用提问的方式,引导她自己去探索。例如,当她说“我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我不会反驳说“你错了”,而是问:“你说‘什么都做不了’,那么在你说这句话的这个时刻,你还能做什么?” 这看似微不足道的一个问题,有时候会让她短暂地停顿一下,开始思考。

更关键的是,我开始聚焦于她来咨询的“过程”本身。我直接和她谈论了咨询中的困境。“莉莉,我注意到,当我们谈到一些可能让你感到有点希望的事情时,你似乎会更倾向于回避或者否定。我很好奇,当你说出‘没用’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

一开始,她依然会回避,但她发现我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也没有因此而责备她,而是真正地好奇她内心的运作。这种开放而没有评判的沟通,慢慢地打开了一道小小的缝隙。她开始提到,她害怕一旦抱有希望,如果事情最终还是失败了,那种失望会比现在的状态更痛苦。她也提到,她觉得自己不配拥有好日子,因为她过去犯过一些错误。

这让我明白,她的抗拒并非是针对我这个人,而是她对 改变本身以及改变带来的潜在风险的恐惧和不配得感。 她长期的痛苦,已经成为她自我认知的一部分,并且似乎比“可能的好转”更让她感到安全,因为那是一种她熟悉的“安全”。

然后,我开始微调我的目标,并且拆解目标。 我不再期待立竿见影的效果,而是将目标设定得非常非常小。比如,从“能够感受到一丝快乐”变成“能够在家吃完一顿饭”。当我观察到她身上哪怕一点点微小的“不一样”时,我会立刻捕捉并放大它。比如,她某次来咨询时,头发比平时整齐了一点,或者她能在我的办公室里坐得稍微放松了一点点,我都会温和地指出,并问她:“你今天感觉有什么和昨天不一样的地方吗?是什么让你做出这样的调整?”

同时,我也开始运用一些“反咨询”的技巧。 我会和她坦诚地谈论我的“观察”和“困惑”,但用一种不带威胁性的方式。比如:“莉莉,我发现,你似乎有一种力量,可以把很多积极的因素都解释成负面的,这真的很厉害,我很想了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掌握这种‘解释能力’的?” 这种看似“褒奖”的说法,其实是在挑战她固有的认知模式,但方式是温和的。

最重要的,是坚持和耐心。 我知道,改变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和情绪模式,需要时间和大量的心理能量。我必须成为那个在她周围“持续提供安全空间”的人,让她知道,即使她尝试了,失败了,也不会被抛弃,而我会继续在她身边,陪伴她一次又一次地尝试。

经过漫长而艰难的探索,莉莉并没有经历那种戏剧性的“顿悟”。她依然会有低落的时候,也会有反复的时候。但渐渐地,她开始能够承认自己身上的一些积极特质,她开始能够接纳自己有不舒服的情绪而不会立刻陷入自我否定。她甚至开始主动和我讨论,她对某些事情的恐惧是怎么产生的。咨询的重点也从“如何摆脱痛苦”慢慢转向了“如何在痛苦中找到平静,以及如何更好地理解自己”。

这个过程,让我深刻理解到,咨询师的强大不在于你有多高的技巧,而在于你的 耐受度、你的共情深度以及你敢于在“无望”中寻找微光的能力。 最大的困难,往往不是来访者的病情有多“重”,而是他们对自己“重病”的深层执着,以及我们作为咨询师如何在这种执着面前,保持自己的信念,并找到一条与来访者共同探索的道路。这就像是在一片漆黑的森林里,你手中只有一盏微弱的灯,但你必须相信,只要继续往前走,总会看到一丝天光。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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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柯邀。

我个人的体验中有两点。

第一,助人情结。第二,入行动机。

我曾经有过一次这样深刻的体验。高校心理咨询中心在新生入学后常常做一件事情,心理健康的评估。我当时在学校咨询中心去作为访谈员来筛查SCL-90和UCL得分过高的学生是否真的有心理问题和心理危机。特别关注是否有自杀倾向的新生,对于这些同学我们被告知一定要警惕,详细报告他们的情况。

我当时就接触了这样一位新生。她和我以往接触过的“微笑型”抑郁症患者的状态非常相似。不停地绽放出如花般灿烂的笑容。带着笑容和我“对抗”。我的每一个问题,她都十分的不依从,不直面回答。我抛出一个开放性的问题,然后沉默地等待她的思考和回应,她陪着我长时间的沉默,并且表现出对待空气般的平静。在UCL第25题中(是否有自杀意向),她回答了是,我直接了当的问了她自杀意图。她似乎对这个话题有所兴趣,像是和我找到了共同话题似的开始和我聊起她的自杀愿望和她的痛苦来源。我尝试理解她,不断地探索那些可能让她难以释然的事情,我能看到她灿烂笑容的眼角开始将泛出眼泪,可是这时,她突然很快地关闭了她内心。不论我再如何去努力,表达我的真诚和努力,我想要帮助她的愿望,她都沉默不语。

很快每一位访谈限定的20分钟就过去了,我不得不结束访谈。并且把她标记为心理危机。可是整个下午,我再也没法继续访谈接下来的工作。我脑海里会不断脑补她给我描述的那些让她痛苦的事件,以及她自杀后躺在血泊里的场景。

我寻求了中心老师的督导。简单地回顾了这个过程,探索了我产生如此强烈不适的原因。这个过程中,我会发现这会和我们最初入行选择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的动机有关。有很多人也可能和我一样,抱着一腔助人的热血来投身这个行业,希望帮助自己接触到每一个内心挣扎痛苦的人,这些人好像能够唤起我们过去在生活中接触的一些人,也许是自己的初中同桌,也许是自己的大学室友,他们颓废而悲观,内心挣扎痛苦,而他们又那么有才华和能力,笑起来他们就和这位新生一样如烟火般灿烂,也如烟火般短暂。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能力去帮助他们,看着他们在痛苦中挣扎,他们的那种痛苦就像是扎在自己身上的针,时刻刺痛自己。

可是真正成为咨询师之后,我们会发现,心理咨询师是很无力的。如欧文亚隆所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不被存在的内含悲剧所影响——不可避免的死亡、无意义的世界里创造自我的意义、存在孤独和自由所让我们背负的责任。这些终极关怀对于每一个来说,都没有一个答案,也都永恒存在,无法根本解决,并且带给我们深层的焦虑。咨询师只是旅途的伴侣,陪伴来访者去见到我们内心的这个部分,去陪伴来访者走过一段艰难的旅途。可是真正创造自我意义的,永远只能是来访者自己。

就如那天的督导师告诉我的,我的助人情结,其实是我的自恋——我自恋地认为自己理所应当帮助别人,并且理所应当帮到得到别人。可是,没有人是救世主。

后来我发现,我解救不了任何人,咨询师所做的,只能是陪伴和支持,让来访者在极端的焦虑和绝望的处境下,依然有人在支持,有人在相信他/她拥有成长和自我实现的一面,并且帮助他们移除成长和自我实现过程中的障碍。而真正的成长和治愈需要每个人自己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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