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蒋介石为什么要阻止冯玉祥抗日？

1933年，蒋介石阻止冯玉祥抗日的举动，可以说是那个时期中国国内政治复杂交织、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激烈碰撞的一个缩影。要理解蒋介石的这一行为，我们必须将视野拉回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并深入剖析蒋介石的政治考量、国民政府的处境以及冯玉祥所代表的“抗日同盟军”的性质。

一、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抗日的条件尚未成熟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1933年的中国面临着何等严峻的局面。

日本的步步紧逼：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魔爪已经伸入中国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并且陈兵华北，企图进一步蚕食中国领土。日军的军事实力远超当时的中国军队，日本对外侵略的决心也异常坚定。
国民政府的虚弱：经历了北伐战争后，国民党虽然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其统治基础并不稳固。地方军阀割据的势力依然强大，内部派系林立，中央集权尚未完全实现。经济上，中国饱受战争破坏和外国经济侵略的双重打击，百废待兴，军备落后，财政极其困难。更重要的是，国民政府在军事工业、技术和训练方面，与日本相比都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国内的动荡与共存危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日益壮大，在南方一些地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国民党面临着剿共的巨大压力，蒋介石当时的首要任务被他认为是“攘外必先安内”。他认为，如果国内政治不稳定，特别是共产党的力量不被压制，一旦对外开战，后方将不稳，极有可能导致国家分裂和灭亡。

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并非不“抗日”，而是他认为当时中国“不能抗日”。他的想法是，必须先统一国内，巩固中央政府的统治，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才能有能力与日本进行一场有意义的、能够取得胜利的全面战争。他所推行的“以待援政策”，即寄希望于国际联盟和英美等国的调停和援助，也被视为一种策略，尽管在后来的历史中被许多人批评为“不抵抗政策”。

二、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的性质

冯玉祥，这位被称为“西北王”的将领，在中国政坛上素以勇猛敢战著称，也曾多次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1933年，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高举抗日大旗，意图直接与日军作战，并希望借此号召全国响应。

然而，这个“抗日同盟军”的性质在当时的国民政府看来，是存在严重问题的：

“异党”的组织：冯玉祥虽然名义上是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但他与共产党的关系一直比较复杂，甚至在某些时期与中共有过合作。更重要的是，他组织的“抗日同盟军”中，也吸收了一些共产党员和被国民党视为“异党”的分子参与。在蒋介石眼中，任何未经中央政府批准，且带有明显左翼色彩的军事组织，都是对中央权威的挑战，是对他“安内”政策的直接阻碍。
脱离中央的军事行动：冯玉祥的行动是在未经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授权和指挥下进行的。这意味着他实际上是在“拥兵自重”，绕过中央自行其是。蒋介石担心，这种地方军事力量的冒然行动，不仅无法对日军造成有效的打击，反而可能招致日军的更猛烈报复，将中国拖入更危险的境地。一旦战事失利，后果将不堪设想，而责任却要由中央政府承担。
可能引发的更大混乱：蒋介石担心，冯玉祥的举动可能会“刺激”日本，导致日本扩大侵略范围，将战火烧到更广阔的区域。而且，在统一的指挥体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各地纷纷效仿，独立作战，将导致中国军事力量的碎片化，甚至可能引发新的军阀混战，为日本的“分化瓦解”策略提供可乘之机。

三、蒋介石阻止冯玉祥的考量与手段

基于以上两点，蒋介石阻止冯玉祥抗日的举动，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理解：

1. 维护中央权威和国家统一：这是蒋介石最核心的考量。他视自己为中国的最高领导者，任何挑战中央政府权威的军事行动，都是对其统治合法性的威胁。他认为，只有在中央统一指挥下进行的抗战，才能真正发挥中国的力量，也才能对外谈判时占据主动。
2. “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延续：蒋介石坚信，在国家分裂、内部矛盾尖锐的情况下，贸然抗日无异于自杀。他需要首先解决内部的隐患，特别是共产党力量，然后才能集中力量应对外部的侵略。冯玉祥的抗日行动，被他视为“安内”过程中的一个不确定因素，一个可能破坏他整体战略的搅局者。
3. 避免无准备的全面冲突：蒋介石认为当时的中国在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都缺乏与日本全面开战的实力。他试图通过拖延和争取国际援助来积蓄力量，而不是在国力虚弱时与强大的日本硬碰硬。冯玉祥的行动，在他看来是一种鲁莽的“以卵击石”。
4. 政治策略与权力斗争：冯玉祥的抗日行动，也可能被蒋介石视为对其政治权力的一种挑战。在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军阀势力仍然存在。蒋介石需要逐步削弱其他军阀的影响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阻止冯玉祥的行动，也是在清除潜在的政治对手，或者至少是削弱其独立行动的能力。

蒋介石阻止冯玉祥的方式，通常是通过以下几种：

政治施压与劝阻：通过国民政府的名义，发布命令，要求冯玉祥停止行动，听从中央指挥。
经济封锁与断绝后援：切断冯玉祥部队的粮饷供应，使其难以维持军事行动。
军事压制（但相对谨慎）：在必要时，会调动忠于中央的军队对冯玉祥的部队进行围堵和限制，但通常会避免大规模的内战，以免进一步消耗国力。当时的情况是，国民政府的军队确实也受到了一些日本方面的压力，不能完全抽身出来进行大规模的内战。
利用国际舆论或调停：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说服其他国家（特别是英美）向冯玉祥施压，要求其遵守国际协议和不引发地区冲突的原则。

总结来看，蒋介石阻止冯玉祥抗日，并非因为他“不爱国”或者“亲日”，而是基于他当时对中国国情的判断，以及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思想。他认为，在国家内乱未平、国力虚弱、缺乏国际支援的情况下，冯玉祥式的、未经中央授权的、缺乏充分准备的军事行动，不仅无法有效抗击日本侵略，反而可能招致更严重的后果，甚至加速中国的灭亡。他更倾向于通过统一指挥、积蓄力量、争取国际援助来最终实现国家的生存和发展。

当然，历史自有其复杂性。蒋介石的政策在当时以及后世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许多人认为他的“不抵抗”和“安内优先”纵容了日本的侵略，错失了抗击日本的有利时机。而蒋介石的拥护者则认为，他的政策是当时中国国情下的“无奈之举”，是为了国家长远的生存和最终的胜利所做的“苦心经营”。无论如何解读，1933年阻止冯玉祥的行动，都是蒋介石复杂政治考量和严峻时代背景下的一个重要体现。

网友意见

通过出卖北京东、北六环外直至长城（即所谓冀东）的主权，　蒋公终于无法触摸到关外，日本人第一步目标达成，开始消化东四省，不及一年，伪帝溥仪在长春“登基”。因此，日人暂时消停了，　蒋公也可以如愿继续一心剿“匪”了：这可是　蒋公奋斗半年不惜喊出“侈言抗日，立斩无赦”才取得的成果。要是　蒋公不表明态度，一方面冯玉祥等还在奋战，军心民心又将浮动，对内局面难控制；另一方面，不阻止必然导致各方不断支持，在倭方看来也像是退到幕后煽动，蒋倭脆弱的信任也很可能打破。既然如此，　蒋公怎么可能让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人给搅合了？

逆来顺受忍受一切侮辱，贯彻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清匪之主张

1933年2月12日《事略稿本》记录了　蒋公对日本即将入侵热河的反应：“逆来顺受准备忍受一切侮辱，卓立自主，勿稍为其摇撼，以贯彻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清‘匪’之主张。”

又曰：“总之倭寇攻热当在本月之内。于此半年间，华北局势严重，难保其能不失守。反动者必借口以攻击本身。其攻击焉必至体无完肤。吾惟有逆来顺受准备忍受一切侮辱，卓立自主，勿稍为其摇撼，以贯彻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清“匪”之主张。必先巩固革命基础，整顿革命阵容，而后乃与倭寇决战也。”

侈言抗日，立斩无赦

4月4日，日军第十四混成旅团进犯海阳，何柱国部展开海阳保卫战。同一天，　蒋公出发赴前线督师。你以为　蒋公是再度前往平津给抗日前线国军打气吗？可惜如同九一八一样，　蒋公是坐船赶赴江西“督剿”。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全国抗战热情实在太过高昂，别说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就连　蒋公派到江西剿匪前线的部队也大都“南辕北辙”，无心剿匪，一心北上抗日。　蒋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忙坐船前往剿匪前线。

经反复思索、改了又改，４月６日　蒋公给国军各将领下达手令，提出了著名的“侈言抗日，立斩无赦”。原令如下：

告各将领。本总司令以新淦失陷，匪势猖獗，特于昨夜驰抵南昌督剿，特为我各将领剀切痛告之：
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内匪，则决无以御外侮，亡明覆辙，殷鉴不远。今举国之人忘却心腹大患之内匪，而侈言抵御外侮，既觉其先后缓急之倒置，乃复闻我在赣直接负剿匪责任之各将领，亦多以内匪难剿，意在御侮，以博一时之虚荣，此种心猿意马，南辕北辙之心理，未有不归于灭亡，岂仅暴露我革命军人无决心、无勇气之弱点而已。徒使匪寇枭张，坐失时机，必致一事无成，束手待毙，可不痛乎！
本总司令来赣督剿，实示以有我无匪之决心，如我剿匪各将领，若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当以偷生怕死者视之，非特我革命军中所不齿，直视为亡国奴之不若，是其死有余辜，本总司令决不稍加姑息，使我已死将士留有遗恨。故本总司令此来非仅为党国清匪乱，且为我阵亡将士湔私恨，而尤与我未亡各将士，共雪此革命军未有之奇耻也。
今再举我中路军言之，实以上下骄矜，不知戒惧，故乃以数倍之众，竟受丑类奸计所算，遭此挫折，然实非决战而败也，何自气馁至此。若视昔日过去以少胜众之战功，果为何如耶！试以安心静虑计之，则知今昔匪我之兵力，其果有增减几何耶？兹姑不论其他，仅举中路军而言，未战部队第五、第六、第九、第十、第十四、第四十三、第七十九、第九十各师共八师之众，而况其余各部，如十一师等尚能于最短期内，恢复其战斗力，则今日剿匪兵力与去年相较，实有增而无减。奈何竟自馁其气，畏匪如狼，以丧失我革命军人之精神也。
总之，战争之事，全在专—，所谓成于一，而败于二三也。若稍一分心，则覆亡随之。此今日各将领南辕北辙之心理自败之，非赤匪之果胜于我也。须知赣匪不清，国亡无日，吾人生且无立足之地，尚何有厚颜以谈北上抗日耶！本总司令此来决与我赣中诸将士共生死，同荣辱，殄灭赤氛，以安党国。如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希各懔遵。
此令。蒋中正。四月六日。

塘沽协定

5月31日，出卖冀东主权的塘沽协定签字，全文如下：

塘沽停战协定
民国二十二年五月卅一日
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藤信义，于昭和八年【按：1933年】5月25日，在密云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派军使、该分会参谋徐燕谋正式接受停战提议。
依此，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藤信义，关于停战协定，委任全权于该军代表、关东军参谋副长陆军少将冈村宁次，在塘沽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委任停战协定全权华北中国军代表、北平分会总参议、陆军中将熊斌，缔结左列之停战协定：
一、中国军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越该线而前进。
又不行—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确认第一项之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施行视察。
中国方面对之应加保护，及与以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确认第一项所示规定，中国军业已遵守时，即不再越该线追击，且自动撤归还于长城之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以中国警察机关任之。右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军感情之武力团体。
五、本协定签字盖印之后发生效力。
以此为证据，两代表应行记名盖印。
关东军代表　冈村宁次
华北中国军代表　熊斌

觉译文
万一撤兵地域有妨碍治安之武力团体发生，而以警察力不能镇压之时，双方协议之后再行交置。
昭和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昭和八年、中华民国廿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关东军代表　冈村宁次印
华北中国军代表　熊斌印

吉鸿昌收复多伦，　蒋公批示：告知皇军，此种匪类任其处置

7月12日，不愿放下武器的抗日部队在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领导下收复察北，解放多伦。14日，柴山兼四郎向何应钦、黄郛提出抗议，何、黄立即向　蒋公报告。　蒋公阅毕，大怒批示：对日可说明，因此种匪类成性，中央不能负责，任其处置。批示全文如下：

覆：【按：删去“希即力谋日方之谅解”】我于必要时对察或用武力解决。倘冯、方东窜热边，【按：删去“立即将其缴械遣散”】对日可说明，因此种匪类成性，中央不能负责，任其处置。【按：删去“力谋日方之谅解可也】希即依此进行可也。

国府、倭寇会剿抗日部队

虽然经过各种破坏，冯玉祥取消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然而不愿放下武器的将士，在国军“剿办”之下，仍然坚持在塘沽协定规定的中国军队不得进入的昌平、怀柔、密云一带。于是，国府、倭寇决定会剿。

9月22日，何应钦向　蒋公、汪逆报告同关东军密商会剿方振武、吉鸿昌部的情况，电文如下：

限即刻到。南昌蒋委员长，南京汪院长。文密极密。自方振武率其残部窜据怀柔县城后，此间即派殷顾问【按：殷汝耕】同向柴山武官【按：柴山兼四郎】接洽，谓钧方将派正式军队往剿，请其转达关东军勿生误会。顷柴山来见，谓“关东军方面因非武装区内忽发现此类武装团体，基于独自立场，将先对方部予以警告，继即实行以兵力驱逐。一俟方部驱除，日军即行撤退，请我军勿越协定之线北进，免引起误会”等语。职当答以关东军意思业已知悉。惟关东军若再进出长城线，无论对内对外均为政治问题，与停战协定精神颇有违背。又关东军行动须决于其统帅权，若因剿办此种匪军之故再行进出，将来撤退又感困难。基以两点理由，坚决主张由我军自行剿办。但为表示坦白且避免误会计，可由日方遣派联络人员担任对我进剿部队之联络，请其再以此意转达关东军。柴山已允照办。职意为解决此事容易迅速起计，并拟请日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按：冈村宁次】来平一行，俾得就近协商。冈村本人前曾表示俟膺白兄【按：黄郛】回平后自愿来平一行。务乞钧座电催膺白剋日北返，以俾以事得以早日顺利解决为祷。职何应钦。养申行秘印。

9月29日，何应钦致电　蒋公，报告日军、国军会剿方、吉大捷：

宥日【按：26日】方部受日军压迫进至高丽营附近，与万军周师之一部发生激战。其大部集结于东西幸城、麻峪一带，又被日飞机五架投弹廿余枚，伤甚重。

好消息传来，　蒋公狂喜，手令：乘机痛剿，惩一警百，同时　蒋公点名，“方振武、吉鸿昌、宣侠父、张慕陶等，应一体悬赏购拿”。全文如下：

方吉各部最好且诱且迫，使从一定之方向退走，而于此退路妥为布置，厚集兵力，以要击之。并配置骑兵穷追，昼夜不停，务令悉数歼灭。凡方振武、吉鸿昌、宣侠父、张慕陶等，应一体悬赏购拿。盖日人深恶方之贪利反覆，尤惧吉、宣、张之赤化，断不出而阻挠。我乘其惨败之余，痛剿严追，根本铲除，固可惩一警百，亦足以树立中央在华北之权威，则一切游动份子从此即不敢轻言反侧矣。此着关系极大，盼兄严密布置，以全力赴之，切勿稍存姑息，稍有濡滞为要。所有追剿部署盼即电告。

何应钦战后盘点：倭我联络确实，日方助力甚多

10月16日，在国府、倭寇会“剿”方振武、吉鸿昌为首“非法抗日”部队取得最后胜利后，何应钦给　蒋公发出告捷电报。在电文中，何应钦高度评价了国府、倭寇在此次作战中的表现，指出联络确实，分工明确，空地配合娴熟。最后，何应钦对日军在本次行动中的表现大加赞赏，指出：“此次解决方、吉残部得日方之助力甚多。”

捷报全文如下：

限一小时到。南昌。委员长　蒋。文密。
此次方、吉复窜怀柔、顺义附近，经我军与日军确实联络，包围压迫，日方虽仍不允我军向战区附近取攻势，但连日以日陆炮、空军均向方吉残部施行轰击，我军则在重要地区严密截堵。方、吉经此打击，迭派代表前来接洽。职为减少地方民众痛苦计，业经多方设法加以劝诱，并需以只要方、吉能离开部队，将军队交与启予【按：商震】改编，其个人生命安全可由职与启予负责担保等语。当方、吉已允照此间办法于今日离其部队到达商启予军部。
查吉鸿昌虽受共党利用，其本人尚非共党，惟方振武反复成性，此次事变彼属主动，实为罪有应得。除告启予将方、吉二人加以扣留看管外，钧意如何，是否有照约言履行之必要？乞迅示遵。
又此次解决方、吉残部，得日方之助力甚多，日方并要求须派参谋到启予军部亲见方、吉二人之面后，始行停止攻击。谨并陈明。
职何应钦。铣申行秘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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