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魏玛共和国在1933年之后依然存在，且希特勒并没有上台，那么二战还会爆发吗？
魏玛共和国的存续和希特勒未上台，这确实是一个引人遐想的历史假设。如果能穿越回那个关键节点，看到一条不同的道路，那将会是一个怎样截然不同的世界？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深入剖析当时德国和欧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以及那些导致二战爆发的深层原因，并考察在没有希特勒的情况下，这些因素会如何演变。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即使没有希特勒，魏玛共和国也并非生而完美，它自身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些挑战是导致其最终崩溃和德意志民族走向极端主义的重要土壤。
魏玛共和国的内在困境：
凡尔赛条约的沉重枷锁： 这是魏玛共和国自诞生以来就无法摆脱的“原罪”。巨额的战争赔款、割让领土、限制军备等条款，极大地挫伤了德国民族的自尊心，也给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虽然条约的执行力度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但其存在本身就是民族主义者和右翼势力攻击共和国政权的有力武器。如果魏玛共和国继续存在，它依然需要与协约国就赔款问题进行艰难的谈判，而且解决赔款问题并非易事，这很容易成为国内政治动荡的导火索。
政治不稳定和党派林立： 魏玛宪法的设计本身就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比例代表制导致议会中党派林立，联合政府的组建困难，内阁更迭频繁。这削弱了政府的执政能力，使得长期有效的政策难以推行。在没有希特勒这个强大的“外部敌人”来团结各方（哪怕是以仇恨为基础）的情况下，共和国内部的政治派系斗争可能会继续激烈地进行，左翼、中左翼、中间派和右翼之间的矛盾依旧尖锐。
经济危机： 魏玛共和国经历了恶性通货膨胀和1929年大萧条带来的严重经济衰退。失业率高企，民众生活困苦，社会矛盾激化。经济的困境为各种极端思潮的传播提供了温床。即使没有希特勒，另一种形式的极端民粹主义或威权主义，也有可能在经济绝望的民众中找到市场。
“背后一刀”的传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德国国内弥漫着“背后一刀”的阴谋论，认为军队并非在前线战败，而是被国内的“十一月罪人”（指支持共和国的政客）出卖。这种观念深入人心，动摇了共和国的合法性基础。即使没有纳粹，这种对战败原因的解读和对共和国的唾弃也会以其他形式存在。
那么，希特勒不上台，二战还会爆发吗？
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用“是”或“否”来回答，而需要更细致的分析。希特勒的上台是二战爆发的直接催化剂，但战争的根源更为复杂。
如果希特勒没有上台，但魏玛共和国依然存在（假设通过某种方式稳定了下来），那么：
1. 战争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爆发形式和时间可能不同：
民族主义和复仇情绪的延续： 即使没有希特勒，德国民族主义的复兴和对凡尔赛条约的不满依然会是强大的政治力量。可能会出现一个更传统的、威权的右翼政府，他们同样会寻求挑战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并试图恢复德国在欧洲的地位。这可能表现为更强硬的外交姿态、军备的秘密扩张（或公开的、但更谨慎的扩张），以及对邻国的领土要求。
另一种形式的“东方政策”？ 希特勒的“生存空间”理论是其对外扩张的核心驱动力之一。即使没有希特勒，德国也可能因为资源、人口压力或地缘政治考量，对东方（特别是波兰和苏联）产生扩张的野心。一位更务实、更传统的德国领导人，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来推行这种扩张，例如通过外交手段、建立盟友关系或者通过局部的冲突来逐步蚕食。
欧洲力量平衡的动荡： 一战后的欧洲秩序本身就处于不稳状态。法国对德国的警惕和不信任，英国的绥靖政策，以及新兴国家（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建立，都使得欧洲大陆的政治格局充满变数。即使没有纳粹德国，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可能在某些条件下升级。例如，法国可能会继续采取强硬措施来遏制德国的任何复苏迹象，这又可能反过来刺激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
2. 战争的性质可能发生改变：
意识形态的差异： 纳粹主义的极端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和整体的意识形态驱动，是二战独特且残酷的重要原因。如果上台的是一个非纳粹的德国政权，即使它也具有侵略性，但其意识形态的核心驱动力可能不同，战争的目标和手段也会有所区别。例如，可能不会有针对犹太人的系统性种族灭绝。
盟友体系的重塑： 纳粹德国与意大利、日本建立了轴心国同盟。一个不同性质的德国政府，可能会与哪些国家结盟，或者与其他国家形成怎样的竞争关系，都会影响战争的爆发和走向。例如，如果德国与苏联保持相对友好的关系，那么东线的战局将截然不同。
3. 战争爆发的可能性降低（但非完全排除）：
更强的国际协调可能性？ 如果魏玛共和国能够通过某种方式稳定下来，例如成功地进行了经济改革，或者与协约国达成了更公平的条约（虽然可能性很小），那么德国的极端化程度可能会降低。一个相对稳定的德国，加上其他欧洲大国在某些共同利益上的妥协，或许能找到一种避免全面战争的途径。
“软实力”的竞争： 如果德国的领导人更注重经济发展和国际合作，那么它可能会通过经济渗透、文化交流等方式来扩大其在欧洲的影响力，而非直接的军事对抗。
让我们设想一个可能的场景：
假设在1933年，由于一系列政治运作，希特勒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例如，兴登堡总统任命了另一位保守派政治家组阁，或者国会通过了某种程序限制了纳粹党的合法性。同时，魏玛共和国在国际压力和国内改革的共同作用下，设法获得了一些喘息空间，比如与法国就赔款问题达成了新的、虽然依然艰难但可执行的协议。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可能会继续由一个不太稳定的联合政府统治，政治斗争依然激烈。经济上，虽然大萧条的阴影仍在，但如果没有纳粹的“军工经济”刺激，复苏可能更缓慢。民族主义情绪会继续存在，但可能不会被极端到发动一场全民战争的程度。
然而，欧洲的潜在冲突点并未消失。波兰走廊的归属问题、但泽自由市的地位问题、奥地利与德国的合并问题，这些都是潜在的火药桶。如果德国出现一个同样渴望改变现状的保守派政权，它们可能仍然会以不同的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例如，与其直接进攻波兰，不如首先通过外交手段，利用其他欧洲大国的矛盾来迫使波兰做出让步。
那么，二战爆发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认为，二战以我们所知的形式爆发的可能性会显著降低，但全面战争的阴影依然笼罩。
局部战争或区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 即使没有纳粹德国，德国与邻国之间的领土争端、势力范围的划分，都可能引发局部的军事冲突。例如，德国可能会试图通过军事威胁或有限的军事行动来解决但泽问题。
另一种形式的“綏靖政策”： 如果没有纳粹主义的极端意识形态作为威胁，其他欧洲大国（尤其是英国和法国）在面对一个更“传统”的德国时，可能会采取一种不同性质的绥靖政策。他们可能会认为，通过让步可以维持欧洲的和平，从而避免一场毁灭性的战争。这种绥靖也可能为德国的扩张提供空间。
苏联的角色： 苏联在二战中的角色至关重要。如果希特勒没有上台，那么德苏之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可能也不会签订。斯大林是否会因此对德国采取更警惕的态度，或者寻求与西方国家合作以遏制德国，都会影响战争的爆发。
总结一下：
希特勒的上台并非德国走向战争的唯一原因，但他是最主要的催化剂，也是将德国推向极端和毁灭性战争的推手。魏玛共和国的内在缺陷和凡尔赛条约的严酷，为极端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如果希特勒没有上台，魏玛共和国得以延续，但其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德国的民族主义和复兴野心不会消失，但其表现形式会不同。战争的可能性降低，尤其是那种全面、意识形态驱动、并伴随种族灭绝的二战。然而，欧洲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民族主义的暗流、以及各国之间的矛盾，仍然可能在某些条件下引发局部冲突，甚至另一种形式的欧洲大战。战争的爆发，更像是一个复杂的概率事件，而希特勒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这一概率，并赋予了战争独特的、毁灭性的面貌。
可以设想，一个没有希特勒的欧洲，可能仍然会经历动荡和冲突，但或许能避免二战那样的惨烈程度和全球影响。但这仍然是在无数变数中推演出的一个可能性，历史的车轮一旦偏离了既定的轨道，前方的道路将是未知而曲折的。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即使没有希特勒，魏玛共和国也并非生而完美，它自身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些挑战是导致其最终崩溃和德意志民族走向极端主义的重要土壤。
魏玛共和国的内在困境：
凡尔赛条约的沉重枷锁： 这是魏玛共和国自诞生以来就无法摆脱的“原罪”。巨额的战争赔款、割让领土、限制军备等条款，极大地挫伤了德国民族的自尊心，也给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虽然条约的执行力度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但其存在本身就是民族主义者和右翼势力攻击共和国政权的有力武器。如果魏玛共和国继续存在，它依然需要与协约国就赔款问题进行艰难的谈判，而且解决赔款问题并非易事，这很容易成为国内政治动荡的导火索。
政治不稳定和党派林立： 魏玛宪法的设计本身就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比例代表制导致议会中党派林立，联合政府的组建困难，内阁更迭频繁。这削弱了政府的执政能力，使得长期有效的政策难以推行。在没有希特勒这个强大的“外部敌人”来团结各方（哪怕是以仇恨为基础）的情况下，共和国内部的政治派系斗争可能会继续激烈地进行，左翼、中左翼、中间派和右翼之间的矛盾依旧尖锐。
经济危机： 魏玛共和国经历了恶性通货膨胀和1929年大萧条带来的严重经济衰退。失业率高企，民众生活困苦，社会矛盾激化。经济的困境为各种极端思潮的传播提供了温床。即使没有希特勒，另一种形式的极端民粹主义或威权主义，也有可能在经济绝望的民众中找到市场。
“背后一刀”的传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德国国内弥漫着“背后一刀”的阴谋论，认为军队并非在前线战败，而是被国内的“十一月罪人”（指支持共和国的政客）出卖。这种观念深入人心，动摇了共和国的合法性基础。即使没有纳粹，这种对战败原因的解读和对共和国的唾弃也会以其他形式存在。
那么，希特勒不上台，二战还会爆发吗？
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用“是”或“否”来回答，而需要更细致的分析。希特勒的上台是二战爆发的直接催化剂，但战争的根源更为复杂。
如果希特勒没有上台，但魏玛共和国依然存在（假设通过某种方式稳定了下来），那么：
1. 战争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爆发形式和时间可能不同：
民族主义和复仇情绪的延续： 即使没有希特勒，德国民族主义的复兴和对凡尔赛条约的不满依然会是强大的政治力量。可能会出现一个更传统的、威权的右翼政府，他们同样会寻求挑战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并试图恢复德国在欧洲的地位。这可能表现为更强硬的外交姿态、军备的秘密扩张（或公开的、但更谨慎的扩张），以及对邻国的领土要求。
另一种形式的“东方政策”？ 希特勒的“生存空间”理论是其对外扩张的核心驱动力之一。即使没有希特勒，德国也可能因为资源、人口压力或地缘政治考量，对东方（特别是波兰和苏联）产生扩张的野心。一位更务实、更传统的德国领导人，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来推行这种扩张，例如通过外交手段、建立盟友关系或者通过局部的冲突来逐步蚕食。
欧洲力量平衡的动荡： 一战后的欧洲秩序本身就处于不稳状态。法国对德国的警惕和不信任，英国的绥靖政策，以及新兴国家（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建立，都使得欧洲大陆的政治格局充满变数。即使没有纳粹德国，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可能在某些条件下升级。例如，法国可能会继续采取强硬措施来遏制德国的任何复苏迹象，这又可能反过来刺激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
2. 战争的性质可能发生改变：
意识形态的差异： 纳粹主义的极端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和整体的意识形态驱动，是二战独特且残酷的重要原因。如果上台的是一个非纳粹的德国政权，即使它也具有侵略性，但其意识形态的核心驱动力可能不同，战争的目标和手段也会有所区别。例如，可能不会有针对犹太人的系统性种族灭绝。
盟友体系的重塑： 纳粹德国与意大利、日本建立了轴心国同盟。一个不同性质的德国政府，可能会与哪些国家结盟，或者与其他国家形成怎样的竞争关系，都会影响战争的爆发和走向。例如，如果德国与苏联保持相对友好的关系，那么东线的战局将截然不同。
3. 战争爆发的可能性降低（但非完全排除）：
更强的国际协调可能性？ 如果魏玛共和国能够通过某种方式稳定下来，例如成功地进行了经济改革，或者与协约国达成了更公平的条约（虽然可能性很小），那么德国的极端化程度可能会降低。一个相对稳定的德国，加上其他欧洲大国在某些共同利益上的妥协，或许能找到一种避免全面战争的途径。
“软实力”的竞争： 如果德国的领导人更注重经济发展和国际合作，那么它可能会通过经济渗透、文化交流等方式来扩大其在欧洲的影响力，而非直接的军事对抗。
让我们设想一个可能的场景：
假设在1933年，由于一系列政治运作，希特勒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例如，兴登堡总统任命了另一位保守派政治家组阁，或者国会通过了某种程序限制了纳粹党的合法性。同时，魏玛共和国在国际压力和国内改革的共同作用下，设法获得了一些喘息空间，比如与法国就赔款问题达成了新的、虽然依然艰难但可执行的协议。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可能会继续由一个不太稳定的联合政府统治，政治斗争依然激烈。经济上，虽然大萧条的阴影仍在，但如果没有纳粹的“军工经济”刺激，复苏可能更缓慢。民族主义情绪会继续存在，但可能不会被极端到发动一场全民战争的程度。
然而，欧洲的潜在冲突点并未消失。波兰走廊的归属问题、但泽自由市的地位问题、奥地利与德国的合并问题，这些都是潜在的火药桶。如果德国出现一个同样渴望改变现状的保守派政权，它们可能仍然会以不同的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例如，与其直接进攻波兰，不如首先通过外交手段，利用其他欧洲大国的矛盾来迫使波兰做出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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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战争或区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 即使没有纳粹德国，德国与邻国之间的领土争端、势力范围的划分，都可能引发局部的军事冲突。例如，德国可能会试图通过军事威胁或有限的军事行动来解决但泽问题。
另一种形式的“綏靖政策”： 如果没有纳粹主义的极端意识形态作为威胁，其他欧洲大国（尤其是英国和法国）在面对一个更“传统”的德国时，可能会采取一种不同性质的绥靖政策。他们可能会认为，通过让步可以维持欧洲的和平，从而避免一场毁灭性的战争。这种绥靖也可能为德国的扩张提供空间。
苏联的角色： 苏联在二战中的角色至关重要。如果希特勒没有上台，那么德苏之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可能也不会签订。斯大林是否会因此对德国采取更警惕的态度，或者寻求与西方国家合作以遏制德国，都会影响战争的爆发。
总结一下：
希特勒的上台并非德国走向战争的唯一原因，但他是最主要的催化剂，也是将德国推向极端和毁灭性战争的推手。魏玛共和国的内在缺陷和凡尔赛条约的严酷，为极端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如果希特勒没有上台，魏玛共和国得以延续，但其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德国的民族主义和复兴野心不会消失，但其表现形式会不同。战争的可能性降低，尤其是那种全面、意识形态驱动、并伴随种族灭绝的二战。然而，欧洲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民族主义的暗流、以及各国之间的矛盾，仍然可能在某些条件下引发局部冲突，甚至另一种形式的欧洲大战。战争的爆发，更像是一个复杂的概率事件，而希特勒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这一概率，并赋予了战争独特的、毁灭性的面貌。
可以设想，一个没有希特勒的欧洲，可能仍然会经历动荡和冲突，但或许能避免二战那样的惨烈程度和全球影响。但这仍然是在无数变数中推演出的一个可能性，历史的车轮一旦偏离了既定的轨道，前方的道路将是未知而曲折的。
网友意见
当然不会，马克斯微博说过，历史是二哈写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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