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门销烟后鸦片仍然贩卖盛行，是清政府的不作为还是列强销售手段高明？
虎门销烟，这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响当当的事件，固然是中国人民禁绝鸦片、反抗外国侵略的伟大壮举，但销烟之后，鸦片贸易并未就此销声匿迹，反而依旧在中华大地上蔓延，直到甲午战争后的所谓“新政”时期才有所收敛。这其中缘由错综复杂，不能简单归咎于“清政府的不作为”或是“列强销售手段高明”，而是这两者相互作用，加上当时的社会背景、经济结构等多重因素的共同结果。
清政府的“不作为”：一道致命的软肋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虎门销烟后的清政府，其禁烟工作的确存在着严重的“不作为”。这并非指林则徐个人的不作为，而是整个官僚体系和国家体制的软弱无力。
地方官员的腐败与勾结： 销烟运动的主导者林则徐被调离后，地方官员对禁烟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许多地方官员本身就与鸦片贸易有所牵连，或是收受贿赂，对走私视而不见，甚至与烟贩勾结。一旦发现有禁烟的官员，就可能遭到排挤或陷害。这使得禁烟法令在执行层面大打折扣。
中央政府的决心动摇： 虎门销烟虽然声势浩大，但其直接后果是引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惨败，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这使得清朝统治者对强硬禁烟产生了严重的畏惧心理。他们害怕再次激怒列强，引发更大的冲突，因此在禁烟问题上的决心逐渐动摇，转向了“开禁”和“税收”的妥协思路。这种心态上的转变，无疑是给鸦片贸易的继续提供了温床。
法制的不健全与执行不力： 即便有禁烟的法令，但清朝的法制本身就存在很多漏洞，执行起来更是困难重重。对于贩卖鸦片者，惩处力度往往不足以形成有效震慑，甚至存在“重罚轻判”的情况。此外，监管体系的缺失和效率低下，也让禁烟工作形同虚设。
禁烟政策的被动与反复： 在列强的压力下，清政府的禁烟政策往往是被动的，缺乏主动性和持续性。一旦列强施压，就可能放松管制；一旦列强稍有不满，就可能重新收紧。这种摇摆不定，使得禁烟工作缺乏一贯性和有效性。
列强的“高明”手段：步步紧逼的利益驱动
与此同时，列强在推销鸦片方面，其销售手段确实是“高明”的，而且是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之上。
经济利益的巨大诱惑： 鸦片贸易给列强（尤其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带来了巨额利润。英国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不惜以鸦片为手段打开中国市场。这种赤裸裸的经济利益驱动，使得列强有强大的动力去维护和扩大鸦片贸易。
外交与军事的强大后盾： 列强通过建立在军事优势之上的外交压力，直接威胁清政府。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胜利，为他们开了个好头。在后续的交往中，他们不断利用《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解释权，阻挠清政府的禁烟措施，甚至将禁烟视为干涉其贸易自由的借口。
包装与营销的“巧妙”： 列强不仅仅是粗暴地倾销鸦片，他们也懂得一些“包装”和“营销”的手段。
品种多样化与质量控制： 他们引进不同产地、不同品质的鸦片，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并且，他们会在一定程度上对鸦片进行提纯和包装，使其更容易吸引消费者。
价格策略与市场渗透： 在初期，他们可能会采取较低的价格策略，以吸引更多吸食者，一旦市场打开，再逐步提高价格。他们还会通过代理商、中间商等多种渠道，将鸦片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
制造社会需求与“时尚化”： 尽管鸦片成瘾性极强，但列强也会通过各种方式，潜移默化地制造和扩大鸦片的需求。例如，将吸食鸦片描绘成一种“雅致”、“享乐”的生活方式，吸引一些士大夫阶层和富商阶层尝试。
利用中国买办阶层的力量： 列强在华的贸易活动，离不开中国买办阶层的协助。这些买办阶层往往是商人，逐利是他们的主要目的。他们乐于成为列强的代理人，参与鸦片走私和销售，从中获取巨额利润，并与官员形成利益共同体。
是“不作为”还是“共同作用”？
将问题简单归结为“不作为”或“手段高明”，都显得过于片面。更准确地说，是清政府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上的严重失误与软弱无力，为列强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推销鸦片提供了土壤和空间。
清政府的软弱，是列强“手段高明”的基础： 如果清政府能够坚定不移地执行禁烟政策，并且有能力有效地打击鸦片走私，列强的“高明”手段也会受到极大限制。但恰恰是清政府的内部腐败、决心动摇和执行不力，使得列强能够如鱼得水。
列强的“高明”手段，反过来加剧了清政府的软弱： 列强通过鸦片贸易获取的巨额利润，不仅用于支持其在华的经济活动，也间接增加了其对清政府施压的能力。战争的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利益的损失，使得清政府在面对列强时更加被动，也就更难拿出强硬的禁烟措施。
更深层的原因：社会结构与经济转型
除了以上两点，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因素影响着虎门销烟后的鸦片状况：
中国自身经济结构的脆弱： 当时的中国经济并未实现有效的转型，对外依赖性较强。在一定程度上，鸦片贸易也成为了一些地方官员和商人获取财富的途径，他们因此不愿彻底断绝这种贸易。
社会阶层的复杂性： 鸦片吸食已经在中国社会中蔓延开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其中也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要彻底根除，不仅仅是法律问题，更是复杂的社会问题。
总结
所以，虎门销烟后鸦片贩卖依然盛行，是清政府的“不作为”和列强“手段高明”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这个作用是在一个腐朽的官僚体系、脆弱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强大的外部压力下发生的。清政府的政策失误、执行不力以及决心动摇，是其自身的问题，为列强的侵蚀提供了机会；而列强的经济利益驱动、军事武力支撑以及灵活的商业策略，则抓住了这个机会，并将其发扬光大。这是一个典型的历史悲剧，折射出晚清中国在内忧外患下的无奈与挣扎。
清政府的“不作为”：一道致命的软肋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虎门销烟后的清政府，其禁烟工作的确存在着严重的“不作为”。这并非指林则徐个人的不作为，而是整个官僚体系和国家体制的软弱无力。
地方官员的腐败与勾结： 销烟运动的主导者林则徐被调离后，地方官员对禁烟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许多地方官员本身就与鸦片贸易有所牵连，或是收受贿赂，对走私视而不见，甚至与烟贩勾结。一旦发现有禁烟的官员，就可能遭到排挤或陷害。这使得禁烟法令在执行层面大打折扣。
中央政府的决心动摇： 虎门销烟虽然声势浩大，但其直接后果是引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惨败，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这使得清朝统治者对强硬禁烟产生了严重的畏惧心理。他们害怕再次激怒列强，引发更大的冲突，因此在禁烟问题上的决心逐渐动摇，转向了“开禁”和“税收”的妥协思路。这种心态上的转变，无疑是给鸦片贸易的继续提供了温床。
法制的不健全与执行不力： 即便有禁烟的法令，但清朝的法制本身就存在很多漏洞，执行起来更是困难重重。对于贩卖鸦片者，惩处力度往往不足以形成有效震慑，甚至存在“重罚轻判”的情况。此外，监管体系的缺失和效率低下，也让禁烟工作形同虚设。
禁烟政策的被动与反复： 在列强的压力下，清政府的禁烟政策往往是被动的，缺乏主动性和持续性。一旦列强施压，就可能放松管制；一旦列强稍有不满，就可能重新收紧。这种摇摆不定，使得禁烟工作缺乏一贯性和有效性。
列强的“高明”手段：步步紧逼的利益驱动
与此同时，列强在推销鸦片方面，其销售手段确实是“高明”的，而且是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之上。
经济利益的巨大诱惑： 鸦片贸易给列强（尤其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带来了巨额利润。英国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不惜以鸦片为手段打开中国市场。这种赤裸裸的经济利益驱动，使得列强有强大的动力去维护和扩大鸦片贸易。
外交与军事的强大后盾： 列强通过建立在军事优势之上的外交压力，直接威胁清政府。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胜利，为他们开了个好头。在后续的交往中，他们不断利用《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解释权，阻挠清政府的禁烟措施，甚至将禁烟视为干涉其贸易自由的借口。
包装与营销的“巧妙”： 列强不仅仅是粗暴地倾销鸦片，他们也懂得一些“包装”和“营销”的手段。
品种多样化与质量控制： 他们引进不同产地、不同品质的鸦片，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并且，他们会在一定程度上对鸦片进行提纯和包装，使其更容易吸引消费者。
价格策略与市场渗透： 在初期，他们可能会采取较低的价格策略，以吸引更多吸食者，一旦市场打开，再逐步提高价格。他们还会通过代理商、中间商等多种渠道，将鸦片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
制造社会需求与“时尚化”： 尽管鸦片成瘾性极强，但列强也会通过各种方式，潜移默化地制造和扩大鸦片的需求。例如，将吸食鸦片描绘成一种“雅致”、“享乐”的生活方式，吸引一些士大夫阶层和富商阶层尝试。
利用中国买办阶层的力量： 列强在华的贸易活动，离不开中国买办阶层的协助。这些买办阶层往往是商人，逐利是他们的主要目的。他们乐于成为列强的代理人，参与鸦片走私和销售，从中获取巨额利润，并与官员形成利益共同体。
是“不作为”还是“共同作用”？
将问题简单归结为“不作为”或“手段高明”，都显得过于片面。更准确地说，是清政府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上的严重失误与软弱无力，为列强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推销鸦片提供了土壤和空间。
清政府的软弱，是列强“手段高明”的基础： 如果清政府能够坚定不移地执行禁烟政策，并且有能力有效地打击鸦片走私，列强的“高明”手段也会受到极大限制。但恰恰是清政府的内部腐败、决心动摇和执行不力，使得列强能够如鱼得水。
列强的“高明”手段，反过来加剧了清政府的软弱： 列强通过鸦片贸易获取的巨额利润，不仅用于支持其在华的经济活动，也间接增加了其对清政府施压的能力。战争的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利益的损失，使得清政府在面对列强时更加被动，也就更难拿出强硬的禁烟措施。
更深层的原因：社会结构与经济转型
除了以上两点，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因素影响着虎门销烟后的鸦片状况：
中国自身经济结构的脆弱： 当时的中国经济并未实现有效的转型，对外依赖性较强。在一定程度上，鸦片贸易也成为了一些地方官员和商人获取财富的途径，他们因此不愿彻底断绝这种贸易。
社会阶层的复杂性： 鸦片吸食已经在中国社会中蔓延开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其中也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要彻底根除，不仅仅是法律问题，更是复杂的社会问题。
总结
所以，虎门销烟后鸦片贩卖依然盛行，是清政府的“不作为”和列强“手段高明”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这个作用是在一个腐朽的官僚体系、脆弱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强大的外部压力下发生的。清政府的政策失误、执行不力以及决心动摇，是其自身的问题，为列强的侵蚀提供了机会；而列强的经济利益驱动、军事武力支撑以及灵活的商业策略，则抓住了这个机会，并将其发扬光大。这是一个典型的历史悲剧，折射出晚清中国在内忧外患下的无奈与挣扎。
网友意见
是清政府不想禁，不但不想禁，还要鼓励国产。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不久，太平天国运动自两广兴起，此外还有捻军运动、陕甘民变、新疆民变等，这段时间清政府忙着打内战，没精力禁鸦片。
期间还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战后清政府把自己的海关交给英国人控制；英国人看清政府挺配合的，不但帮清政府征收了大量关税（包括鸦片），还给清政府提供借款，向清政府卖军火。
清政府不但收鸦片的关税，还收厘金，获得了大量财政收入，自然就不再提禁烟了。等局势稳定下来，曾试图提高鸦片关税，但英国人不让，转而开始把鸦片国产化：
1874年，李鸿章提出要“暂弛各省罂粟之禁，而加重洋药之税厘，使外洋烟土既无厚利，自不进口”，进而“不但夺洋商利权，并可增加税项。”
1885年，清政府规定进口鸦片每百斤收厘金86两，而对国产鸦片只征收厘金60两。
1889年，户部奏请在全国各地开鸦片牙行，“凡有洋药、土药交易，悉由该牙经手，约取用钱。并准该牙自行营运贩卖，独专共利，”，并且“不准一县境内不设一牙。”
1866年，国产鸦片在5万箱左右，1870年达到了7万箱，1880年达到了14万箱，1896年云南一省就能生产鸦片16万箱。
仅国产鸦片收归国库的厘金（大头被地方和军队截留了），1868年是240万两，1905年达到了650万两，总的厘金收入在2000万两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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