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当初墨子给自己的学说披上了受统治者青睐的外衣，并取代了历史上儒家的位置，当今中国可能会有哪些不同？
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但如果墨子的思想真的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儒家那样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当下中国社会的面貌，甚至整个东亚文明的走向，都可能与我们所知的截然不同。这可不是小事，而是触及了思想根基的巨变。
首先，我们得捋一捋墨子学说的核心。墨子强调“兼爱”——不分亲疏、贫富、贵贱，平等地爱所有人。这与儒家“仁爱”强调的亲亲之亲，由近及远，有等级次序的爱，在根本上就存在区别。如果“兼爱”成为主流，那意味着一种更普世、更平等的社会伦理观会被早期确立。
在政治层面， 墨子的“尚贤”、“尚同”思想会极大地影响政治运作。
“尚贤” 是指不论出身，选拔有才能的人来治理国家。这股风气一旦盛行，可能会在历史上催生更早期的、更纯粹的任人唯贤制度，而不是我们熟知的科举制度，后者虽然强调才能，但出身和门阀依然有一定影响。我们或许能看到一个更早出现、更不看重门第的官僚体系，这对于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而言，将是颠覆性的。
“尚同” 提倡君臣、上下之间的思想和行动高度一致，服从于君主的权威。这听起来似乎与集权不谋而合，但墨子反对的是君主无道，他认为君主应该“尚同于天志”。这意味着，如果墨子学说掌权，统治者可能会被要求在“天志”（一种公正、仁爱的至高意志）的框架下行事。一旦统治者偏离了“兼爱”的原则，墨家学说的支持者（可能就是掌握了“尚贤”官僚体系的人）理论上就有理由进行劝谏甚至反抗。这与儒家“君为轻，民为重”的说法，在执行力度和理论基础上有微妙但关键的不同。儒家更强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而墨子则更注重“道之以德”，特别是“天志”和“兼爱”所代表的德。
在社会经济层面， 墨子强调“节用”、“非攻”、“节葬”。
“节用” 便是反对奢侈浪费，提倡勤俭节约。如果这种理念成为统治思想，那么历朝历代可能会更注重节约民力，税赋或许会更轻，民众的生活负担会相对减轻。我们可能会少见那些耗费巨大人力物力修建的宫殿、陵墓，而是更倾向于实用性的建设，比如水利工程。
“非攻” 是墨家最鲜明的立场之一。他们反对不义的战争，主张通过外交和防御来维护和平。如果“非攻”成为国策，那么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规模的对外征伐，比如汉武帝的北击匈奴，唐朝的西域征服，甚至后来的侵略行为，可能都不会发生，或者规模和性质会完全不同。这意味着中国可能更早地进入一个和平发展时期，但同时也可能在军事扩张和民族融合上失去一些“机会”。一个不那么好战的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也会是和平大于对抗。
“节葬” 则是反对厚葬久丧。这直接会挑战许多传统观念，包括家族荣耀、鬼神祭祀等。如果一个社会不再强调繁复的丧葬礼仪，那么家族观念可能会有所淡化，社会风气会更务实。
在文化和价值观念层面， 墨子的“兼爱”与儒家的“仁爱”以及“礼”有本质区别。
“兼爱” 是一种普适性的爱，不分亲疏，这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能更强调一种平等和互助，而非基于血缘或社会地位的亲疏远近。这种价值观会影响家庭、宗族乃至整个社会的人际交往模式。比如，家庭内部的父子尊卑、君臣之道可能会被“兼爱”的光辉所弱化，更强调一种契约精神和互相尊重。
“非命” 是墨子反对宿命论的观点。他认为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可以通过努力改变。这会鼓励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而不是消极等待。
“宗教观” 墨子虽然也承认鬼神，但他更看重“天志”和“鬼神之赏罚”。这是一种更接近于一种价值判断和道德约束的宗教观，而不是儒家那样对鬼神的敬畏与祭祀，更不是道教的追求长生与神仙。如果墨家掌权，宗教的世俗化和道德化程度可能会更高。
那么，当今中国可能会有哪些不同？
1. 更早的民主化或集体决策化倾向？ “尚同”和“兼爱”并不意味着个人绝对服从，而是要求“同”于“天志”和“仁政”。如果统治者不“尚同”，墨家可能有一套劝谏甚至“非攻”的理论来制约。这或许会催生一种更早期的、以集体利益和“天志”为导向的决策模式，而非完全的君主专制。甚至，可能发展出一种更侧重于“大众”（被“兼爱”所覆盖的群体）利益的政治哲学，虽然不一定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
2. 更强的社会公平感和法治意识？ 墨子对不公义的反对异常激烈。如果其学说占主导，社会对贫富差距、阶级固化可能会更敏感，法律和制度的设计会更倾向于保障普遍民众的利益，而不是维护特定阶层的特权。一种基于“兼爱”的朴素公平感可能深入人心。
3. 更务实、更少形式主义的社会风气？ 节用、节葬、非乐（反对繁复的音乐礼仪）等思想，会塑造一种注重实效、反对铺张浪费的社会文化。我们可能会看到更简洁的建筑、更朴素的生活方式，社会对“面子”和“排场”的追求会相对减弱。
4. 在国际关系上，中国可能是一个更倾向于和平与合作的角色。 长期奉行“非攻”思想，中国或许不会成为一个热衷于对外扩张的帝国，而是更注重自身发展和与邻国的和平共处。这可能会改变东亚甚至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会更像一个“和平主义者”或“调停者”，而不是一个潜在的“挑战者”。
5. 对家庭和亲属关系的认知可能有所不同。 儒家“孝道”和“亲亲”是构建家族社会的重要基石。如果“兼爱”成为主流，血缘亲情的重要性会被淡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能更侧重于一种平等的互助和义务，而非等级的亲疏。这可能导致更早期的原子化家庭，或者一种更注重社群互助的模式。
6. 科学技术的发展路径？ 墨子本人就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技术家，他的“墨经”体系是古代科技的瑰宝。如果墨家思想占据主流，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可能会更早、更系统化。对逻辑、实验、实用性的追求，可能会催生与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科技发展路径不同的成果。比如，可能在机械制造、工程技术、光学等领域有更超前的建树。
7. 宗教和哲学思想的演变。 儒家最终发展出了庞大的哲学体系，融合了道家、法家甚至佛教的思想。墨家在政治哲学层面可能非常强大，但其在形而上学、宇宙观、人生终极意义的探讨上，是否能发展出与儒家一样丰富和包容的体系，是值得商榷的。可能会出现一种更侧重于“现实关怀”和“道德实践”的哲学，对形而上的思辨可能相对较少。
总而言之，如果墨子学说取代儒家，中国社会会从根本上变得“更平、更近、更实”。“平”在于“兼爱”的平等观，“近”在于人际关系的普适性，“实”在于“节用”、“非攻”的务实主义。这种改变可能意味着一个少了一些温情脉脉、多了些理性计算的中国，少了一些人情羁绊、多了些制度约束的中国。
当然，历史是复杂的，从来不是单一思想就能完全塑造的。但如果墨子真的能“披上受统治者青睐的外衣”，其深远影响，绝非三言两语能概括。我们或许会生活在一个逻辑更严谨、公平感更强、但可能也更少一些人情味和情感深度的世界里。这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就见仁见智了。
首先，我们得捋一捋墨子学说的核心。墨子强调“兼爱”——不分亲疏、贫富、贵贱，平等地爱所有人。这与儒家“仁爱”强调的亲亲之亲，由近及远，有等级次序的爱，在根本上就存在区别。如果“兼爱”成为主流，那意味着一种更普世、更平等的社会伦理观会被早期确立。
在政治层面， 墨子的“尚贤”、“尚同”思想会极大地影响政治运作。
“尚贤” 是指不论出身，选拔有才能的人来治理国家。这股风气一旦盛行，可能会在历史上催生更早期的、更纯粹的任人唯贤制度，而不是我们熟知的科举制度，后者虽然强调才能，但出身和门阀依然有一定影响。我们或许能看到一个更早出现、更不看重门第的官僚体系，这对于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而言，将是颠覆性的。
“尚同” 提倡君臣、上下之间的思想和行动高度一致，服从于君主的权威。这听起来似乎与集权不谋而合，但墨子反对的是君主无道，他认为君主应该“尚同于天志”。这意味着，如果墨子学说掌权，统治者可能会被要求在“天志”（一种公正、仁爱的至高意志）的框架下行事。一旦统治者偏离了“兼爱”的原则，墨家学说的支持者（可能就是掌握了“尚贤”官僚体系的人）理论上就有理由进行劝谏甚至反抗。这与儒家“君为轻，民为重”的说法，在执行力度和理论基础上有微妙但关键的不同。儒家更强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而墨子则更注重“道之以德”，特别是“天志”和“兼爱”所代表的德。
在社会经济层面， 墨子强调“节用”、“非攻”、“节葬”。
“节用” 便是反对奢侈浪费，提倡勤俭节约。如果这种理念成为统治思想，那么历朝历代可能会更注重节约民力，税赋或许会更轻，民众的生活负担会相对减轻。我们可能会少见那些耗费巨大人力物力修建的宫殿、陵墓，而是更倾向于实用性的建设，比如水利工程。
“非攻” 是墨家最鲜明的立场之一。他们反对不义的战争，主张通过外交和防御来维护和平。如果“非攻”成为国策，那么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规模的对外征伐，比如汉武帝的北击匈奴，唐朝的西域征服，甚至后来的侵略行为，可能都不会发生，或者规模和性质会完全不同。这意味着中国可能更早地进入一个和平发展时期，但同时也可能在军事扩张和民族融合上失去一些“机会”。一个不那么好战的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也会是和平大于对抗。
“节葬” 则是反对厚葬久丧。这直接会挑战许多传统观念，包括家族荣耀、鬼神祭祀等。如果一个社会不再强调繁复的丧葬礼仪，那么家族观念可能会有所淡化，社会风气会更务实。
在文化和价值观念层面， 墨子的“兼爱”与儒家的“仁爱”以及“礼”有本质区别。
“兼爱” 是一种普适性的爱，不分亲疏，这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能更强调一种平等和互助，而非基于血缘或社会地位的亲疏远近。这种价值观会影响家庭、宗族乃至整个社会的人际交往模式。比如，家庭内部的父子尊卑、君臣之道可能会被“兼爱”的光辉所弱化，更强调一种契约精神和互相尊重。
“非命” 是墨子反对宿命论的观点。他认为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可以通过努力改变。这会鼓励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而不是消极等待。
“宗教观” 墨子虽然也承认鬼神，但他更看重“天志”和“鬼神之赏罚”。这是一种更接近于一种价值判断和道德约束的宗教观，而不是儒家那样对鬼神的敬畏与祭祀，更不是道教的追求长生与神仙。如果墨家掌权，宗教的世俗化和道德化程度可能会更高。
那么，当今中国可能会有哪些不同？
1. 更早的民主化或集体决策化倾向？ “尚同”和“兼爱”并不意味着个人绝对服从，而是要求“同”于“天志”和“仁政”。如果统治者不“尚同”，墨家可能有一套劝谏甚至“非攻”的理论来制约。这或许会催生一种更早期的、以集体利益和“天志”为导向的决策模式，而非完全的君主专制。甚至，可能发展出一种更侧重于“大众”（被“兼爱”所覆盖的群体）利益的政治哲学，虽然不一定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
2. 更强的社会公平感和法治意识？ 墨子对不公义的反对异常激烈。如果其学说占主导，社会对贫富差距、阶级固化可能会更敏感，法律和制度的设计会更倾向于保障普遍民众的利益，而不是维护特定阶层的特权。一种基于“兼爱”的朴素公平感可能深入人心。
3. 更务实、更少形式主义的社会风气？ 节用、节葬、非乐（反对繁复的音乐礼仪）等思想，会塑造一种注重实效、反对铺张浪费的社会文化。我们可能会看到更简洁的建筑、更朴素的生活方式，社会对“面子”和“排场”的追求会相对减弱。
4. 在国际关系上，中国可能是一个更倾向于和平与合作的角色。 长期奉行“非攻”思想，中国或许不会成为一个热衷于对外扩张的帝国，而是更注重自身发展和与邻国的和平共处。这可能会改变东亚甚至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会更像一个“和平主义者”或“调停者”，而不是一个潜在的“挑战者”。
5. 对家庭和亲属关系的认知可能有所不同。 儒家“孝道”和“亲亲”是构建家族社会的重要基石。如果“兼爱”成为主流，血缘亲情的重要性会被淡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能更侧重于一种平等的互助和义务，而非等级的亲疏。这可能导致更早期的原子化家庭，或者一种更注重社群互助的模式。
6. 科学技术的发展路径？ 墨子本人就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技术家，他的“墨经”体系是古代科技的瑰宝。如果墨家思想占据主流，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可能会更早、更系统化。对逻辑、实验、实用性的追求，可能会催生与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科技发展路径不同的成果。比如，可能在机械制造、工程技术、光学等领域有更超前的建树。
7. 宗教和哲学思想的演变。 儒家最终发展出了庞大的哲学体系，融合了道家、法家甚至佛教的思想。墨家在政治哲学层面可能非常强大，但其在形而上学、宇宙观、人生终极意义的探讨上，是否能发展出与儒家一样丰富和包容的体系，是值得商榷的。可能会出现一种更侧重于“现实关怀”和“道德实践”的哲学，对形而上的思辨可能相对较少。
总而言之，如果墨子学说取代儒家，中国社会会从根本上变得“更平、更近、更实”。“平”在于“兼爱”的平等观，“近”在于人际关系的普适性，“实”在于“节用”、“非攻”的务实主义。这种改变可能意味着一个少了一些温情脉脉、多了些理性计算的中国，少了一些人情羁绊、多了些制度约束的中国。
当然，历史是复杂的，从来不是单一思想就能完全塑造的。但如果墨子真的能“披上受统治者青睐的外衣”，其深远影响，绝非三言两语能概括。我们或许会生活在一个逻辑更严谨、公平感更强、但可能也更少一些人情味和情感深度的世界里。这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就见仁见智了。
网友意见
没有中国，从来就没有中国
2000多年前，似乎有一个用抽象形图画文明
然后被北方游牧民族赶走。
再之后又被西方过来的，农耕文明赶走。
然后又被南方来的，农耕文明驱赶
两个文明在两条大河之间鏖战几百年
然后又被西方穆斯林所征服
整个地域穆斯林化
而欧洲因为没有丝绸之路，黄金国度传说，自然也不会有大航海，应该是世界最穷的地域之一。
没有中国就不用再说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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