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韩国抢中国文化去申遗」这个谣言根深蒂固？
“韩国抢中国文化去申遗”这个说法之所以在中国大陆地区流传甚广，甚至可以说是“根深蒂固”，背后其实交织着一种复杂的情感和认知逻辑，远非简单的“事实核查”就能轻易化解。要详细解释这一点，我们得从几个层面来剖析。
一、 历史记忆与文化自觉的错位：
首先，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数千年灿烂文明的国家，对自身的文化有着天然的骄傲和深厚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在近代以来，尤其是在遭受外部侵略和文化冲击后，被赋予了更为强烈的“守护”和“复兴”的色彩。当看到曾经与中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邻国，将一些在“中国”土地上广为流传的文化元素，以“本国文化”的名义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一些国人会本能地产生一种“被剥夺感”和“危机感”。
这种情绪并非空穴来风。在过去，由于政治、经济、科技等诸多原因，中国在国际文化交流和话语权方面，确实存在着“缺席”或“被动”的时期。而当今的“申遗”现象，在一些人看来，似乎是对这种历史“欠账”的一种反弹，一种“反击”。他们认为，中国应该更积极地去“收回”或“确立”自己文化的主权，而当看到韩国在这一领域“捷足先登”时，便很容易将其解读为一种“掠夺”。
二、 “抢”的叙事建构：
“抢”这个字眼本身就带有一种冲突和对抗的意味，它能够迅速抓住公众的眼球，激发强烈的情绪反应。在网络传播中，这种带有情绪色彩的标签化叙事往往比冷静客观的分析更容易传播。
媒体的放大作用： 一旦某个韩国申报的文化项目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关联，国内媒体（特别是新媒体和自媒体）往往会抓住这个点进行报道，并通过“韩国抢中国文化”的标题和论调来吸引流量。这种报道模式，虽然可能带来短期的关注度，但长期来看，却固化了“抢夺”的印象。
社交媒体的涟漪效应： 社交媒体的传播具有极强的扩散性和同质化效应。一旦某个观点被大量转发和评论，即使其真实性存疑，也容易被认为是“普遍共识”。“韩国抢中国文化”的说法在网络上不断被重复和强化，形成了一种“集体记忆”，使得一些人即便不了解具体细节，也会下意识地接受这个判断。
情绪的宣泄出口： 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中国人可能面临着工作压力、社会竞争等压力，他们需要一个情感的出口。将矛头指向外部，并将自身的不满或焦虑投射到“韩国抢文化”的事件上，可以获得一种虚拟的“民族自豪感”和“对抗感”，从而获得心理上的满足。
三、 对“申遗”机制与文化边界的误解：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机制，往往是基于“传承性”、“独特性”和“代表性”等原则，并且要求申报方证明该文化元素在自身国家有持续的、活态的传承和发展。这与我们日常理解的“谁先发明”、“谁的贡献更大”是有区别的。
“文化同源”与“文化独占”的冲突： 许多东亚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相互影响、借鉴，存在着“文化同源”的现象。例如，汉字、儒学、道教、服饰、节日习俗等，在中韩日等国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历史渊源。当韩国将一些在他们那里有重要传承和发展、并且具有本国特色的文化元素申报成功时，一些中国人会简单地认为这是“照搬”或“抄袭”，而忽略了文化在不同地域的独立演变和发展。
“申遗”并非“拥有权”： 很多误解在于认为“申遗”就意味着获得了对某种文化的“独家拥有权”，其他人就不能再传承或发展了。实际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申遗”更多的是一种保护和记录，承认的是某个国家对其文化元素在当下所做的保护性努力和其在国家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其他国家依然可以传承和发展具有其自身特色的同源文化。
“中国人”的模糊概念： 在许多讨论中，“中国人”的文化概念有时被过于笼统化，甚至被简化为“中国古代的某某”。但文化是流动的，是随着时间和地域不断变化的。当韩国申报的文化元素在当代韩国社会有鲜活的生命力和独特的表达方式时，他们就有权利去申报。而我们可能更关注其在中国的古代历史，或者其在当代中国已经发生变化的面貌。
四、 民族主义情绪的驱动：
正如前面所提，在网络时代，民族主义情绪的煽动和传播往往非常迅速。当“韩国抢中国文化”的说法与“国家尊严”、“民族复兴”等宏大叙事联系起来时，就更容易引发共鸣。
“碰瓷”营销的思维定势： 有些人习惯于将文化交流的现象，简单地套用“碰瓷”的逻辑，认为对方就是故意利用中国文化的声誉来为自己谋利。这种思维方式，缺乏对文化传播规律的理解，也带有一定的偏见。
“我先拥有”的心理： 这种思维模式认为，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理应“拥有”所有与中国文化相关的元素。当其他国家也强调和发展这些文化元素时，就会被视为对其“所有权”的侵犯。
信息茧房效应： 互联网算法的推荐机制，很容易将持相似观点的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信息茧房。在这样的环境中，单一的叙事被不断强化，而不同的声音则被屏蔽或边缘化，从而使得“韩国抢中国文化”的观点变得更加“坚不可摧”。
五、 实际案例的影响与误读：
一些具体的案例，如中国的端午节、汉服等文化元素在韩国的申遗，往往成为“谣言”最直接的“证据”。尽管在这些案例中，韩国申报的往往是其本国独特的传承方式和文化内涵（例如，韩国的江陵端午祭与中国的端午节在仪式、习俗上存在显著差异），但由于宣传的片面性，或者公众缺乏对具体细节的了解，很容易将这些差异忽略，只看到“端午节”这个共同的名称，并因此产生“被抢”的感受。
总结一下，“韩国抢中国文化去申遗”这个谣言之所以根深蒂固，是因为它成功地触动了许多中国人对于自身文化遗产的敏感神经，并与历史记忆、民族情感、信息传播方式以及对国际规则的理解误区等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实错误”，而是一个复杂社会现象的折射，其中包含了人们对自身文化地位的焦虑，对国际文化交流规则的陌生，以及在信息爆炸时代，情绪化叙事更容易传播的现实。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的不仅是澄清事实，更需要提升公众的文化素养，理解文化交流的本质，以及在国家层面更有效地进行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和保护。
一、 历史记忆与文化自觉的错位：
首先，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数千年灿烂文明的国家，对自身的文化有着天然的骄傲和深厚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在近代以来，尤其是在遭受外部侵略和文化冲击后，被赋予了更为强烈的“守护”和“复兴”的色彩。当看到曾经与中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邻国，将一些在“中国”土地上广为流传的文化元素，以“本国文化”的名义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一些国人会本能地产生一种“被剥夺感”和“危机感”。
这种情绪并非空穴来风。在过去，由于政治、经济、科技等诸多原因，中国在国际文化交流和话语权方面，确实存在着“缺席”或“被动”的时期。而当今的“申遗”现象，在一些人看来，似乎是对这种历史“欠账”的一种反弹，一种“反击”。他们认为，中国应该更积极地去“收回”或“确立”自己文化的主权，而当看到韩国在这一领域“捷足先登”时，便很容易将其解读为一种“掠夺”。
二、 “抢”的叙事建构：
“抢”这个字眼本身就带有一种冲突和对抗的意味，它能够迅速抓住公众的眼球，激发强烈的情绪反应。在网络传播中，这种带有情绪色彩的标签化叙事往往比冷静客观的分析更容易传播。
媒体的放大作用： 一旦某个韩国申报的文化项目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关联，国内媒体（特别是新媒体和自媒体）往往会抓住这个点进行报道，并通过“韩国抢中国文化”的标题和论调来吸引流量。这种报道模式，虽然可能带来短期的关注度，但长期来看，却固化了“抢夺”的印象。
社交媒体的涟漪效应： 社交媒体的传播具有极强的扩散性和同质化效应。一旦某个观点被大量转发和评论，即使其真实性存疑，也容易被认为是“普遍共识”。“韩国抢中国文化”的说法在网络上不断被重复和强化，形成了一种“集体记忆”，使得一些人即便不了解具体细节，也会下意识地接受这个判断。
情绪的宣泄出口： 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中国人可能面临着工作压力、社会竞争等压力，他们需要一个情感的出口。将矛头指向外部，并将自身的不满或焦虑投射到“韩国抢文化”的事件上，可以获得一种虚拟的“民族自豪感”和“对抗感”，从而获得心理上的满足。
三、 对“申遗”机制与文化边界的误解：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机制，往往是基于“传承性”、“独特性”和“代表性”等原则，并且要求申报方证明该文化元素在自身国家有持续的、活态的传承和发展。这与我们日常理解的“谁先发明”、“谁的贡献更大”是有区别的。
“文化同源”与“文化独占”的冲突： 许多东亚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相互影响、借鉴，存在着“文化同源”的现象。例如，汉字、儒学、道教、服饰、节日习俗等，在中韩日等国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历史渊源。当韩国将一些在他们那里有重要传承和发展、并且具有本国特色的文化元素申报成功时，一些中国人会简单地认为这是“照搬”或“抄袭”，而忽略了文化在不同地域的独立演变和发展。
“申遗”并非“拥有权”： 很多误解在于认为“申遗”就意味着获得了对某种文化的“独家拥有权”，其他人就不能再传承或发展了。实际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申遗”更多的是一种保护和记录，承认的是某个国家对其文化元素在当下所做的保护性努力和其在国家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其他国家依然可以传承和发展具有其自身特色的同源文化。
“中国人”的模糊概念： 在许多讨论中，“中国人”的文化概念有时被过于笼统化，甚至被简化为“中国古代的某某”。但文化是流动的，是随着时间和地域不断变化的。当韩国申报的文化元素在当代韩国社会有鲜活的生命力和独特的表达方式时，他们就有权利去申报。而我们可能更关注其在中国的古代历史，或者其在当代中国已经发生变化的面貌。
四、 民族主义情绪的驱动：
正如前面所提，在网络时代，民族主义情绪的煽动和传播往往非常迅速。当“韩国抢中国文化”的说法与“国家尊严”、“民族复兴”等宏大叙事联系起来时，就更容易引发共鸣。
“碰瓷”营销的思维定势： 有些人习惯于将文化交流的现象，简单地套用“碰瓷”的逻辑，认为对方就是故意利用中国文化的声誉来为自己谋利。这种思维方式，缺乏对文化传播规律的理解，也带有一定的偏见。
“我先拥有”的心理： 这种思维模式认为，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理应“拥有”所有与中国文化相关的元素。当其他国家也强调和发展这些文化元素时，就会被视为对其“所有权”的侵犯。
信息茧房效应： 互联网算法的推荐机制，很容易将持相似观点的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信息茧房。在这样的环境中，单一的叙事被不断强化，而不同的声音则被屏蔽或边缘化，从而使得“韩国抢中国文化”的观点变得更加“坚不可摧”。
五、 实际案例的影响与误读：
一些具体的案例，如中国的端午节、汉服等文化元素在韩国的申遗，往往成为“谣言”最直接的“证据”。尽管在这些案例中，韩国申报的往往是其本国独特的传承方式和文化内涵（例如，韩国的江陵端午祭与中国的端午节在仪式、习俗上存在显著差异），但由于宣传的片面性，或者公众缺乏对具体细节的了解，很容易将这些差异忽略，只看到“端午节”这个共同的名称，并因此产生“被抢”的感受。
总结一下，“韩国抢中国文化去申遗”这个谣言之所以根深蒂固，是因为它成功地触动了许多中国人对于自身文化遗产的敏感神经，并与历史记忆、民族情感、信息传播方式以及对国际规则的理解误区等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实错误”，而是一个复杂社会现象的折射，其中包含了人们对自身文化地位的焦虑，对国际文化交流规则的陌生，以及在信息爆炸时代，情绪化叙事更容易传播的现实。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的不仅是澄清事实，更需要提升公众的文化素养，理解文化交流的本质，以及在国家层面更有效地进行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和保护。
网友意见
近日，广州《新快报》接连推出系列中韩文化之争的报道，“韩国人发明了汉字”、“韩国要进行风水申遗”、“韩国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些已然在网上成为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又被该媒体当新闻来报道……
该媒体12月12日报道说……韩国首尔大学历史教授朴正秀经过十年研究和考证后，认为是朝鲜民族最先发明了汉字。他还建议韩国政府理直气壮地恢复汉字，并向联合国申请汉字为世界文化遗产。于是，韩国联合通讯社就按图索骥去了。韩联社13日报道说，首尔大学没有名叫朴正秀的教授，而且韩国国内也没有要求为汉字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举动。
——《中国青年报》2007.12.22
在被部分中国媒体泼墨式报道多次后，韩国方面终于做出回应。韩国驻华使馆发出声明称，对所谓韩国教授声称“诗人李白是韩国人”、“孙中山是韩国人”、“朝鲜族发明了汉字”……等虚假报道表示“深感担忧，并予以关注”。声明指出，这些“中国文化被韩国”的报道，事后经查明大部分均无事实依据。有些报道是把某个人观点当成韩国国民的普遍立场，扭曲事实真相并进行炒作。
……韩国方面担心，这样的新闻报道，会影响到中国民众看待韩国的态度。这两年写过两篇与韩国文化有关的评论，从网友留言已感到了某种民族情绪。这种情绪的漫延，与这种臆造的“文化之争”不无关联。
——《新西兰中文先驱报》2010.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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