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这可以是一个很好的经济学问题。我说“可以”的意思是not yet,因为其中用了“因为”两字。我们很难在“公司制度”和“贫富差距”建立因果关系,因为公司制度本身就是由很多内生性的因素,比如历史,区位,社会条件,政治制度等等所决定,而这些因素同时也影响了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我个人以为,问题如果变成:公司(制度)可以解释多少贫富差距?可能是一个更合适的问法。
这个问题有很多角度回答。我能想到的比较贴近的最近的研究来自Bloom et al.的Firming Up Inequality (QJE R&R). 这篇论文通过税单数据分析了整个美国从1978到2013之间所有职工的收入,探讨美国现在越来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有多少来自公司相关的因素。他们发现,首先,有2/3的收入不平等的增长来自于公司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而非公司内部的(Figure 2)。其次,他们发现公司间收入差距的影响绝大部分来自于公司的员工构成的变化:一方面,高技能的职工和高工资的职位的匹配率越来越高(Figure 8);另一方面,同样工资水平的职工越来越集中在相同的公司(Figure 9)。最后,他们发现公司内部收入差距的变化主要来自于大公司(10000人以上的大企业)。
论文的细节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这篇文章并没有用到很复杂的模型,但是记录一些非常重要的事实证据。同时,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现在还不完善,有很多问题可以挖掘。
关于这个问题也可以从其它方面去思考。比如最近热点新闻中,雅虎的CEO梅耶尔(Mayer)在完成了将雅虎出售给Verizon交易之后获得了1.86亿的离职补偿(其中大部分是股票和期权);再比如,Google的CEO今年的收入高达2亿美元(大部分来自股票和期权)。虽然这些都是个例,但是美国自从90年代以来,伴随着股权激励的增多,CEO的薪酬也水涨船高。这从某种程度上增加了最高1%人群的收入。学术界对此有很多的讨论,对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另一个角度就是Piketty提出的r>g理论,即资本收益大于经济增长率,导致了贫富差距的增大。富人相对于穷人更容易参与金融市场的投资,并且机构投资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相对于个人投资者有着更多的优势。这些和现代公司制度有关的因素对财富不平等的扩大肯定是有影响的。
最后就是关于中国不平等的现状。Piketty, Yang and Zucman最近的工作论文利用中国的数据讨论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不平等的变化。他们指出,中国前10%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值由27%增长到了41%,而后50%则由27%减少到了15%。我们现在正在接近美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水平。当然,我们很难断言贫富差距的增长一定就是坏事:一方面,这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贫富差距本身也体现了激励机制的作用。从这点上来说,哪怕公司制度和贫富差距是相伴而生的,我们也需要意识到现代公司制度对社会福利的巨大提升。与寄希望于彻底否定公司制度从而降低贫富差距相比,我们可能更需要做的,一是更好的完善社会的再分配制度,二是思考公司制度可能存在的一些弊端,并加以完善。
Reference:
Song, Jae, et al. Firming up inequality. No. w21199.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5.
Piketty, Thomas, Li Yang, and Gabriel Zuc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Private Property and Rising Inequality in China 1978-2015." WID. world Working Pape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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