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是一个被翻来覆去说过很多次的老问题,就像 @王靖海 说的一样,应该只是个传说故事。
实际上除了《史记》,《吕氏春秋》也有提及此事,两者不仅大体情节基本一样,而且《史记》明显有吸收《吕氏春秋》内容的影子。
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史记》
戎寇尝至,幽王击鼓,诸侯之兵皆至。人喧马嘶,褒姒大说而笑。——《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中周幽王是只靠“击鼓”联络诸侯。《史记》则在此基础上,着重加上了另一工具“烽火”。可见该故事在先秦时代有不同版本,《史记》的说法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不过假东西可以照见真性情。我们不妨多想想几个问题。比如为什么《史记》采用“烽火”版本?
这其实就应该跟长城的修筑有关了。众所周知汉朝为了防备匈奴,不仅大修边墙,还专门制定了一整套教授士兵如何利用烽火传递军情的条令,也就是居延出土汉代简牍中记载的《塞上烽火品约》:
“匈奴人入塞,守亭鄣不得下燔薪者,旁亭为举蓬,燔薪,以次和如品”。
“塞上亭燧见匈奴人在塞外,各举部蓬如品,毋燔薪,其误,亟下蓬灭火,候尉吏以檄驰言府”。
“夜即闻匈奴人及马声,若日旦入时,见匈奴人在塞外,各举部蓬以次亭,晦不和”。
匈奴与汉,周与西戎。这样的对比联想也很明显。可以想见,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将“戏诸侯”的主角换成更贴近汉代人军事生活中的烽火,也是正常的。
或许有朋友也会说,这样子“以今度古”不等于记载失实吗?
事实上《史记》里有许多“通古今之变”的写作手法。比如秦始皇与汉武帝的事迹描绘多有极其相似之处。可能就是司马迁借写暴秦来讽谏汉武帝。另外,还有认为《史记》中关于“黄帝”形象的差异,也是司马迁用来对标汉武帝滥用民力而故意为之。
不妨谈谈另一个问题,就如题主问的,西周的幽默感这么拧巴?
为什么当时人认为戏诸侯能逗宠妃开心从而编造出这个故事?
细想或许跟西周以来,贵族女性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有关。毕竟武王伐纣时,给纣王加的罪名就是惟妇言是用。虽然不乏有依旧保有较高出场率的例子存在(比如青铜器铭文中的“王姜”),但总体而言周代女性更多转向“内”是大趋势。
身为王后是可以秀一秀存在感,但想和之前商代王后一般做许多“国之大事”的主导人是很难了。
比如周幽王的老爸周宣王,就留下了姜后脱簪,自认令丈夫“乐色忘德”的罪名,以此进谏的典故:
“宣王常早卧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脱簪珥,待罪于永巷,使其傅母通言于王曰,‘妾之不才,妾之淫心见矣,至使君王失礼而晏朝,以见君王乐色而忘德也......’。”
王后尚且如此,更何况一开始的褒姒呢?
不难想象,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就很有味道了。
丈夫突破世俗目光,带你跨出宫禁欣赏这么恢弘的战争场面,本身就是恩赐。
更何况这还是专为你打造的一个弥天大谎。
我要是褒姒,表情绝对是下面这样子......
1,
《史记》中的“烽火戏诸侯”事件目前基本被断定为伪作。
典型的硬伤在三点:
一是当时是否有烽火;
二是畿内诸侯的军队集结速度是否赶趟;
三是褒姒在周幽王一朝时的年龄。
从目前存在的褒姒身世说法来看,她最早可能出生于周厉王末期或共和时期或周宣王前期,如果以上任何一个时间节点属实的话褒姒在周幽王一朝都应该是一个老妇人了。
因此,晁福林先生就曾推测褒姒很可能在周幽王当太子时就为配偶关系,其子也有可能实际为周幽王之长子,他甚至推测“丰王”是周幽王为了扶这位长子上位给予的地位。
虽然我们无法确定晁老的推测一定准确,但不可否认褒姒在周幽王一朝是否还年轻美艳并不好说,只是也不可否认褒姒为“艳妻”的可能性。
2,
目前就西周末期的崩溃,主流观点是周廷内部的政治斗争。
在周幽王一朝,周廷主要分为两派,申国、鲁国、卫国及畿内戎方为一派,党首为申后,褒国、西虢国为一派,党首为褒姒,皇父本人应偏向于申后一党,天子本人则应偏向褒姒一党,另外郑国有暧昧的嫌疑。
待周平王一党消灭了周幽王及之后的周携王以后,免不了要清算政敌,褒姒的形象由此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妖女化”。
再之后,随着后世传说的演化,或许演化到了战汉时期就出现了诡异的出生方式和怪癖喜好之说。
3,
就西周最终的崩溃,《史记》中的描述是:
周幽王这个人比较没正型,天天陪这褒姒这个“大美女”胡来,西虢公又哄着这一对胡来,于是整出了“烽火戏诸侯”这一出。这么胡闹的恶果是瓦解了宗周的防御体系,以至于面对申国、戎方的武装叛乱时无力抵抗。在这次事变之后,镐京一带遭到了严重破坏,于是周平王就放弃了宗周,迁到了成周的雒邑。
平王与携王对峙20年的“双王时期”,则被完全忽视了。
此时就存在一个问题:
为什么司马迁未采信《左传》中有关周携王的记载,而却完全采信“烽火戏诸侯”一类看上去是否荒诞的传闻呢?
原因大抵有四:
一是《史记》由司马迁个人编修,一个人的脑力终归是有限的,有些事弄错了很正常;
二是《左传》中对周携王的记录只有一句且模糊,由于司马迁没有《竹书》及《清华简》佐证,他很难弄清楚周携王一事的具体情况;
三是古代统治者的生活普遍荒淫,而司马迁身在汉廷总会接触一些,在这样的思维惯性下误信了一些荒唐的说法也不奇怪;
四是《史记》一书原本追求的就不是严谨,而是尽可能收纳更多时人对古代的“记忆”——这种“记忆”有些是对客观历史事件的写实记录,有些则是由于种种原因的杜撰情节——至于司马迁本人也对一些内容持怀疑态度,比如一些张仪、苏秦的“事迹”,再比如帝太后“歌伎”之说,他的处理方式是尽可能多的记录下这些信息。
也许,你会说《史记》不够严谨,他不该怎么写。
但切勿忽视,任何学科都是在发展的。我们看古代各个学科的知识会发现有大量错误,就像未来人回看我们当下各个学科的知识也会发现大量错误一样——而这些错误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在前人的基础之上研究才会发现。
牢记两个常识:
吃第四张饼才饱,不等于只需要吃第四张饼;
知识的探索从来无所谓“吃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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