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地方政府为什么要发行债务?背后的行为逻辑都有哪些?

回答
地方政府发行债务,说白了,就是跟别人借钱来花。你想想,一个家庭要买房、装修,手里钱不够,不也得贷款吗?地方政府也是一样,只不过它借钱的规模和目的要复杂得多。

为啥要借钱?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钱不够使”。地方政府承担着各种各样的责任:修路、建学校、盖医院、搞绿化、支付公务员工资、给退休人员发养老金,还有各种社会保障支出。这些都是持续性的、大额的支出,有时候,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比如税收、上级转移支付,就是填不满这个“窟窿”。

尤其是一些欠发达地区,经济基础薄弱,税收收入本身就有限,但公共服务需求却很高。为了改善民生、发展经济,这些地区就更需要借钱来办大事。

借钱都用来干啥?

这背后的逻辑就更值得说道说道了。

1. 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最常见的理由):这是地方政府发行债务最主要,也是最受推崇的理由。简单说,就是“用未来的钱,投资现在”。比如,修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高铁、机场、港口、地铁、能源项目、通信网络等等。这些项目初期投入巨大,但建成后,不仅能改善民生、提高生活便利性,更重要的是,它们能刺激经济活动,带动就业,吸引投资,最终提升地方的经济总产值(GDP)。GDP上去了,税收自然也就跟着涨。这就像你贷款买个小铺面,租出去收租金,虽然现在有负债,但长远来看是赚钱的。

2. 应对突发事件或周期性经济波动:有时候,一些突发事件会给地方财政带来巨大压力。比如自然灾害(地震、洪水),需要巨额资金进行灾后重建;或者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像当年应对疫情),需要大量资金用于医疗救治、物资采购、经济纾困。这个时候,发行债券就是最快、最直接的筹集资金的方式。另外,经济下行周期,税收收入可能会减少,而社会保障等刚性支出却可能增加,这时发行债券可以弥补财政缺口,维持基本的公共服务。

3. 化解存量债务或优化债务结构:这个有点像个人“以贷还贷”或者“债转股”。很多地方政府可能因为历史原因,积累了不少债务,有些甚至是高成本的融资。通过发行新的、利率更低的政府债券,来偿还这些高成本的债务,可以降低整体的融资成本,减轻每年的利息支付压力,让财政状况看起来更健康。同时,也能将原本分散的、监管不那么严格的债务,纳入到规范的债券发行体系中,便于管理和监督。

4. 进行社会事业的投入:除了基础设施,地方政府还需要在教育、医疗、环保、文化等社会事业上投入。比如新建学校、提升医疗设备、治理污染、保护文化遗产等等。这些项目的直接经济回报可能不那么明显,或者周期很长,但对于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增强社会福祉至关重要。发行债券可以让地方政府在不完全依赖年度财政收入的情况下,提前实现这些民生改善的目标。

5. 应对财政收支矛盾(结构性问题):这才是很多地方政府发行债务的深层原因。简单来说,就是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责任”不对等。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或者地方自己能收上来的税,很多时候不足以支撑其承担的公共服务和发展任务。比如,教育、医疗、社保等很多责任都落在了地方,但相应的税收权力却集中在上级,导致地方财政“事权”和“财权”不匹配。为了填补这个“窟窿”,地方政府就不得不通过发行债务来维持运转和发展。

行为逻辑的背后:

发展是硬道理:在中国,“发展”是地方官员最核心的政绩考核指标。GDP增长、招商引资、项目落地,这些都跟地方经济发展紧密挂钩。而基础设施建设是拉动经济增长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所以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动力去上项目、搞建设,即使这意味着要举债。
“锦标赛”模式:各个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竞争关系,都希望在本区域内实现更好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为了“不落后于人”,或者“争先进位”,地方政府会更倾向于投资能够带来显性政绩的项目,而发债是实现快速投资的便捷方式。
信息不对称与道德风险:发行债务的时候,地方政府作为借款方,对自身的财政状况、项目的预期收益有着更充分的信息。而作为出借方的金融机构,或者最终的纳税人,信息往往是不对称的。这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在举债时,对风险的判断不那么审慎,或者过度依赖投资拉动,而忽视了长期的财政可持续性。
短期行为与长期责任:官员的任期是有限的,而债务的偿还期可能很长。这就会产生一种“短期行为”的激励:官员更愿意任期内看到项目建成、经济增长的“面子工程”,而将长期还债的压力留给后任。
政策导向与激励机制: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以及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激励机制,也会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例如,在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候,中央可能会鼓励基建投资,地方政府自然会顺势而为。

总而言之,地方政府发行债务,是为了满足其在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社会事业等方面的巨大支出需求,尤其是在财政收入不足以覆盖支出时。这背后既有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积极动机,也掺杂着官僚激励、信息不对称等复杂因素。理解了这些,你就能明白为什么地方政府会这么热衷于“借钱搞建设”了。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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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经济学理论角度来厘清。

地方政府行为本质是一个约束下的政府投融资决策问题。可以把每个地方政府看成是一个决策主体,在资源约束以及政府债务管理等各类政策约束下去最大化自身目标。再细一点,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决策主体,其目标肯定和官员的考核和晋升等因素有关系。例如,GDP目标、环保目标、社会福利、就业水平等,都可以看成是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政府面临的约束条件,第一个是预算约束或者说资源约束。第二个约束是融资约束,包括什么样的融资工具以及融资数量,比如说地方政府债务发行限额、地方政府融资渠道等等。

与发达经济体不同,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行为,本质上会有中国特有的问题,因此不能简单借用西方的经济理论,因为有些问题是西方没有的,这是我国体制机制上的一些特点,具体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行为摩擦。上下两级的目标不一样,中央要权衡全局,不仅要看全国的经济增长,也要看金融市场稳定。地方政府只关注当地的经济发展、投资效率、社会福利等。上下两级目标不一致,就会产生激励不相容的问题,这是中央和地方纵向的扭曲问题。

第二,地方和地方之间的行为摩擦。各地方政府在做决策时,只考虑当地的目标,每个地方都这样,就会产生所谓的外部性。比如,我在搞基建时,不考虑这个行为会不会影响到你,这是第二个维度的扭曲。而且,该类扭曲会在区域间要素市场流动下,导致地方政府行为的外部性,因为各个地区本质上共享同一个宏观的要素市场。

此外,可能还会有第三个潜在的体制问题,地方政府间可能会产生区域竞争。如果有竞争,那么地方和地方之间就会有策略互动。有策略互动就会有外部性,比如说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速慢,那该地区的政府就会更有动力做公共投资,即便这类投资并不是全局意义上的最优。这样就会产生潜在的资源错配,比如说过度投资、过度举债等问题。

以上几个体制机制上的问题,会带来地方政府行为上的扭曲,进一步可能会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数据显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改革,事实上还是很有成效的。全国层面的地方政府债务水平表明,如果没有2014年开始的债务管理改革,债务总量会急速上升。债务管理改革之后,可以看到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拐点,债务限额能够有效的约束地方政府融资行为,这肯定和地方政府的考核是有很大关系的。

从实证研究的角度,2015年执行的限额管理,肯定会显著影响地方政府的发债行为。所以我们以这样的政策实验讲讲限额政策怎么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行为。这里主要是基于我们研究团队的一篇学术论文(Qu,Xu,Yu and Zhu, 2019)。我们从地级市的官方网站搜集了2014年到2018年的地方政府债务数据。研究地方政府行为,至少需要下沉到地级市的层面,才能谈地区间的竞争是否会影响债务公开,以及限额管理是否能约束此类行为。

总结一下主要发现:

第一,地方政府以GDP作为一个目标进行竞争,会对其债务产生一个不对称的影响。具体而言,如果一个地区的GDP增速显著落后于竞争对手,那么该地区会更倾向于发债,而且发债的力度会更激进(控制一些基本面因素后),但它基本面又很薄弱,从而导致有偿债风险。如果当地GDP领先别人,那么区域竞争对于债务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因此,落后地区反而更激进发债,这是一个潜在问题。

第二,如果执行严格的债务限额管理,那么可以有效的遏制因为竞争导致的过度的举债行为。然而,这样的约束体现为时间和空间上的不一致性。债务限额宽松的地区,即便有债务限额管理,地区间竞争还是会对债务扩张产生影响。

第三,时间维度上,债务限额管理的政策力度,在2017年以后有放松的趋势。数据的描述统计表明,限额严格的地方,效果非常有效,而宽松的地区增速很快。因此,宏观层面上,地方政府债务增速快,主要是因为限额宽松的地方贡献了很多。

最后,讨论一个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中的重要技术话题——限额管理。中央政府在2017年出台的一个有关债务限额的文件中,明确给出了债务限额自上而下分配的公式,其中强调了债务限额分配的正向激励的原则,对于财政实力强、举债空间大、债务风险低、债务管理绩效好的地区多安排,并针对上述提到的影响限额分配的因素给出了详细的计算方法,除此之外观测不到的因素如地方申请因素同样也影响着限额分配。

上述内容是公式给出的分配方法,那么在分配具体执行的过程中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我们通过统计分析发现,当地的财政实力对债务限额的分配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风险因素和债务管理因素则呈现倒U型非线性影响:对于风险因素较高和债务管理绩效较差的地区,会显著减少新增限额;债务限额的分配存在着区域的异质性,中部地区的管理绩效因素不显著,债务风险的影响在西部地区不显著,以上是债务限额在分配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在分析了债务限额分配过程中可观测因素影响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识别不可观测因素,即公式中提到的申请因素对限额分配的影响。通过对申请因素与各个地级市前一年的GDP增长率做回归,发现其仍然呈现倒U的非线性关系,对于GDP增速较低的地级市,该地政府更有动机去争取更高的债务限额。以上分析表明,限额分配中的制度摩擦可能会带来的潜在债务风险。

最后,总结一下,如果从理论角度去思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我们的研究表明,需要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入手(这里的需求供给不是特指债券市场的供需,而是指地方政府对融资的需求,以及上级对下级政府债务配额的供给)。

需求方面,优化官员考核机制,可以减弱策略互动带来的外部性,降低过度投融资行为;供给方面,从限额分配的实证结果来看,我们要加强和优化定向的债务限额分配机制,在保持综合财力对限额分配的正向作用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区域的异质性,重视债务绩效的管理和债务的风险对限额分配的影响,即针对中部地区应加强债务绩效的管理,西部地区应加强对风险的管控,避免因管理和风险本身导致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除此之外,对于可能存在的申请因素,应当加以有条件的限制,在不构成较高债务风险的前提下,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给予适当的限额倾斜;另外由于大部分地级市没有对债务的具体流向和用途进行公开,以及公式中提到的“重大项目支出”在政府公开的财政预决算报告及报表中并没有具体的体现,所以应当进一步提高地方债务公开的透明度,减少因地方政府债务的用途不明确而导致的资源错配和潜在风险。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许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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