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烟民那么多？
一、历史遗留与观念的惯性
早期引入与推广： 烟草最早是在明朝末年传入中国的，但真正大规模普及，尤其是与现代“烟草工业”挂钩，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当时，国家将烟草业作为一项重要的税收来源和经济增长点，通过国有烟草公司进行大规模生产和销售。很多城市的卷烟厂都曾是重要的就业单位。这种“官方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也为烟草的消费披上了一层“合法性”和“被认可”的外衣。
“体面”、“成熟”的象征（过时观念）：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尤其是在一些特定的社交场合，抽烟被视为一种“成熟”、“有能力”、“有派头”的表现。尤其是一些男性长辈，他们从小耳濡目染，认为抽烟是男人应有的习惯，甚至是一种社交工具。这种观念虽然在不断淡化，但其影响仍然存在于很多人的思想深处，尤其是在老一代烟民中。
“历史包袱”： 几十年的大规模烟草生产和销售，不仅仅是产品，更是形成了一整套围绕烟草的产业链，包括种植、生产、分销、销售，以及随之而来的庞大从业人群和利益集团。即使现在国家大力控烟，要彻底斩断这些联系，并安抚因此受影响的群体，也需要时间和策略。
二、经济因素的驱动
巨大的税收贡献： 烟草税是我国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虽然这与控烟目标存在矛盾，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笔收入对国家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烟草行业的发展并没有受到太大的限制，反而获得了相对宽松的发展空间。
烟草行业的营销与渗透： 尽管中国已经加入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并采取了一些控烟措施，但烟草行业的营销和游说能力依然不容忽视。他们在各种场合（包括影视剧、社交活动、甚至一些公益活动中，虽然有规定，但规避和变通的手段也层出不穷）试图影响公众认知，制造对吸烟的“正常化”或“合理化”。
低廉的入门门槛： 相对于一些发达国家，中国普通卷烟的价格普遍不高，这使得较低收入群体也有能力负担吸烟的费用，从而扩大了吸烟人群的基数。
三、社会心理与文化习惯
社交润滑剂： 在很多中国人的社交文化中，递烟、接烟是一种重要的沟通和联络方式。饭局、酒局、茶馆、休息时，很多人习惯性地掏出烟盒，互相递一支，这不仅仅是分享一支烟，更是一种“人情往来”，一种表达尊重和友好的方式。不抽烟或者不递烟，有时会被认为“不合群”或者“不懂事”。
缓解压力与焦虑：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很多人将吸烟作为一种排解压力、放松情绪的方式。点燃一支烟，深吸一口，似乎能带来片刻的宁静和逃避。这种“心理依赖”一旦形成，就很难戒断。
成瘾性： 尼古丁是一种强烈的成瘾物质。一旦开始吸烟，大脑就会产生依赖。很多人即便知道吸烟的危害，也难以抗拒尼古丁带来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满足感”。戒烟过程中的戒断反应，如烦躁、易怒、注意力不集中等，也会让许多尝试戒烟的人望而却步。
代际传承： 很多吸烟者是在青少年时期受到家庭成员（尤其是父辈）的影响开始吸烟的。看到亲近的人抽烟，会降低他们对吸烟危害的警惕性，更容易模仿。
“小危害”的认知偏差： 与一些剧烈的疾病相比，吸烟的危害常常被一些人低估，或者认为“不是现在的问题”。很多人抱有“我抽烟但不一定得癌症”、“别人抽一辈子也没事”的心态，或者认为“万物皆有风险，抽烟也算不上什么”。这种认知上的偏差，削弱了控烟的紧迫感。
四、控烟措施的局限性
宣传教育的深度与广度： 虽然已经有大量的控烟宣传，但其深入程度和覆盖面仍然有待加强。很多宣传可能停留在“吸烟有害健康”的简单口号上，未能有效触及吸烟者内心深处的顾虑和行为模式。
执法与监督的力度： 虽然公共场所禁烟的规定在执行，但仍存在一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如在禁烟场所内吸烟、执法不严等。
戒烟服务的不足： 尽管有戒烟门诊，但数量有限，分布不均，且很多吸烟者并不了解或不重视戒烟服务的存在。
替代品的普及与管理： 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的出现，虽然在某些方面被认为可以辅助戒烟，但其潜在的健康风险和新的成瘾问题也引发担忧。这些产品的营销和监管也需要跟上。
总结来看，中国烟民数量多，是历史、经济、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需要从多个维度入手，持续不断地进行努力。从强调吸烟的危害，到营造无烟环境，再到提供有效的戒烟支持，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这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时间、耐心和持续的努力，更需要每个人从内心深处认识到吸烟的危害，并付诸行动。
网友意见
因为烟草可以让成规模的人口以持续缴流转税的形式来及时杀死因年迈而丧失社会生产力的自己，并在死前掏空个人积蓄来最后创造一把医疗相关的经济产出。
如果你是一个不吸烟还交社保的年轻人，当你看到一个与你无关的中年吸烟者时，理应像一个911车主在街上看到卡宴一样心存感激才是。
如果你是一个军迷，你可以大体上认为，我们伟大的人民军队是靠我国烟民活活给吸出来的。
2018年11月9日，在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总公司11月份的生产经营调度会上，国家烟草局副局长段铁力明确提出，“要努力完成全年销量目标任务，坚定信心和决心，确保销售4750万箱目标任务。”
“4750万箱”的话语一出，舆论哗然。
2017年中国的香烟销量为4737.8万箱，2018年烟草专卖局立下的4750万箱的“军令状”要比2017年多12.2万箱，相当于增加了61亿根烟。
按每名烟民每天一盒烟的吸烟量来算，新增的12.2万箱意味着要增加83.6万烟民。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副会长支修益怒了，他公开喊话，4750万箱的年度销售目标违背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中降低中国吸烟人群的目标，即：2030年要把吸烟人群率降低到20%。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消费国，全世界吸烟人口最多的国家，世界男性吸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也是全世界受二手烟伤害人口最多的国家。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中国有3亿多吸烟者，占全世界吸烟者总数的近三分之一。中国的卷烟消费量约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仅2009年的消费量就接近2.3万亿支，比世界其他四大烟草消费国（印度、印尼、俄罗斯和美国）的总和还要多。
在中国，烟草每年导致约100万人死亡，约占全世界同类死亡人数的六分之一。在中国每年光是死于二手烟的就有10万人。换言之，中国每30秒左右就有一人因烟草使用而死亡，等于每天约死亡3000人。
除了吸烟成瘾、青少年模仿心理之外，中国的烟草零售价相对较低，也是导致烟民数量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世卫组织称，2010年，中国最畅销烟草品牌的零售价为0.74美元（约5元人民币），而发达国家卷烟的平均费用要高很多。
而且，中国烟民的烟草费用一度出现下降趋势。世卫组织称，2000年，在中国购买100盒最廉价卷烟需花费人均年收入的近14%；2010年，购买同样数量卷烟的花费不到人均年收入的3%。
在控烟政策方面，中国基本上属于完全失败的，其中最大的问题之一就出在体制矛盾上，比如烟草专卖局和烟草总公司基本是同一班人马、两块牌子，而工信部一方面是控烟履约的主导部门，一方面却又管理着国家烟草专卖局，集两个对立的角色于一身，像这样的情况相关部门是没有太多动力去控烟的，香烟依旧包装精致，物廉价美。
所以中国的控烟之路依旧漫长。
参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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