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民的严谨认真守规矩尊礼数是自古有之还是明治维新之后才有的？

日本国民的严谨认真、守规矩、尊礼数（即“礼仪”）的特质，可以追溯到自古有之，但明治维新之后得到了极大的强化、系统化和国家层面的推广。这是一个复杂且演进的过程，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一个时间点。

为了详细解释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

一、 自古有之的土壤：宗教、社会结构与文化基石

日本自古以来就孕育了许多促成这些特质的土壤：

神道教的影响： 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强调“洁净”与“不洁”、“秩序”与“混乱”。对神明的敬畏、对仪式性清洁的重视，以及对自然的崇拜，都潜移默化地培养了日本人对秩序和规范的敏感性。神道的祭祀活动本身就是高度仪式化和规范化的，这种对仪式的尊重自然渗透到日常生活。
佛教的传入与融合： 佛教传入日本后，其强调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的观念，以及对戒律的遵守，进一步深化了日本人对行为规范和道德约束的认知。尤其是在僧侣阶层，严谨的修行和戒律是根本。
农耕社会的特点： 日本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是以农业为主导的社会。农耕生产需要精细的管理、协作和对季节的精确把握，这本身就培养了日本人认真细致、按时按节的习惯。水稻种植尤其需要社群的协作和共同遵守灌溉、收割等规则，这有助于形成集体主义和对规则的服从。
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 从古代的氏族社会，到后来的武士阶级统治，日本社会一直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要求人们清晰地认识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并遵循相应的行为规范和礼仪来表达尊重和服从。例如，武士道精神强调忠诚、荣誉、自律和对上级的服从，这些都与“严谨认真”、“守规矩”、“尊礼数”紧密相连。
“耻感文化”与“脸面”： 与“罪感文化”相对，日本文化更倾向于“耻感文化”，即人们的行为更多受到他人评价和社会舆论的约束，害怕给他人带来麻烦或丢脸。这种对他人评价的在意，促使人们在行为上更加小心谨慎，努力符合社会期待，从而表现出“严谨认真”和“守规矩”。

二、 明治维新：强化、系统化与国家推广

明治维新（1868年）是日本近代化的关键时期，在此之前已经形成的社会文化特质，在明治维新时期被有意识地加以改造、强化和推广，并赋予了新的国家主义色彩：

学习西方，引进制度： 明治维新的一大目标是“脱亚入欧”，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和教育模式。在学习西方近代国家制度的过程中，也必然要引入西方社会在管理、秩序和效率方面的原则。例如，欧洲的军国主义和普鲁士的军队纪律，对日本陆军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强调了命令的绝对服从和集体的统一行动。
国家主义的塑造： 明治政府致力于建立一个强大的近代国家，这需要国民具有高度的集体意识和对国家的忠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大力推行国民教育，将忠君爱国、勤勉尽责等价值观灌输给国民。学校教育成为培养“模范公民”的重要场所，通过德育教育、军训等方式，将“严谨认真”、“守规矩”、“尊礼数”等特质内化为国民的义务和美德。
《教育敕语》的颁布： 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是明治时期教育思想的核心文件。它强调了天皇与国民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国民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其中，“一旦有临危难，则效忠公道，而增进帝室（天皇）之荣宠”等表述，就体现了对臣民忠诚和奉献的要求，间接促进了国民的严谨认真和守规矩。
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实施： 明治政府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近代法律体系，包括民法、刑法等。这些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要求国民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从而强化了“守规矩”的意识。
工业化与效率追求：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对生产效率和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日本企业在学习西方管理经验的同时，也结合了自身的文化特点，将“认真”、“一丝不苟”、“遵守流程”等融入到生产和管理中，形成了独特的“日本式管理”。这种对细节的关注和对流程的遵守，进一步强化了国民的严谨认真。
礼仪的规范化与普及： 尽管日本自古有礼仪文化，但明治维新之后，为了更好地与西方交往，以及服务于国家主义的需要，许多礼仪被进一步规范化、系统化，并向全社会推广。例如，在外交场合、军事领域，以及日常的社会交往中，都有更为明确的礼仪要求，以展现国家的文明程度和国民的素养。

三、 演变与当下：传承与新的解读

尽管明治维新极大地强化了这些特质，但它们并非在明治维新后才出现。可以说，明治维新是在已有的文化土壤上，对其进行了“国家化”、“现代化”和“制度化”的改造和提升。

时至今日，这些特质在日本社会依然根深蒂固，并有其新的解读：

个人层面的影响： 许多日本人认为，这些特质是个人修养和责任感的体现，是赢得他人信任和尊重的基础。
社会层面的影响： 在社会生活中，遵守规则和礼仪是维持社会和谐、减少摩擦的重要因素。例如，公共秩序、排队文化等都体现了这一点。
经济层面的影响： 在日本的产业界，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对质量的极致追求，是其产品和服务享誉全球的重要原因。

总结来说：

日本国民的严谨认真、守规矩、尊礼数是源远流长、自古有之的文化特质，其根源在于宗教信仰、农耕社会特点、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以及“耻感文化”。

明治维新是这些特质发展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它将这些文化基因，通过国家主义的推动、教育的普及、法律的完善和西方制度的学习，进行了极大的强化、系统化和国家层面的推广，使其成为塑造现代日本国民形象的重要元素。

因此，理解日本国民的这些特质，不能将其简单地归结为某一历史时期，而是要认识到它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文化演进过程，其中既有传统的深厚积淀，也有近代化改造的独特印记。

网友意见

请百度“町人根性”，在明治维新时，日本人以素质差而闻名全球，甚至不如菲律宾人。

在华任职多年的英国外交官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于1858年调任驻日总领事，1862年归国后发表《大君之都》一书，留下了幕末日本社会风情的详尽记录。作者写道：“如果给日本人的缺点列一个清单，那么说谎要排在第一位，由此也必然导致行为上的不诚实。东方人中最不诚实、最奸诈者无过于日本商人……一包丝绢只有外面几束的质地是同样出色的，再往里就掺杂着另一种粗糙的料子，以最狡猾的方式和良品混在一起；一罐樟脑上面一层是真货，下面是米粉；一桶油下面一半全是水。”阿礼国并不否认英国亦有制假售假的奸商，但仍然认为“日本人在作伪和欺诈的问题上普遍超过我们”。因为在他看来，不愿讲真话的做法并不局限于商人，而是日本所有阶层的普遍现象，伴随于一切社会交际当中。“日本人集体如此热衷于说谎，而无人抱怨谎言带来的不便，可见日本人一定能从说谎中找到乐趣。除了利益驱动之外，或许还有其他的诱惑导致他们作伪。”原为纽约商人的美国首任驻日总领事汤森德·哈里斯不仅多次谴责日本的商业欺诈行为，而且对充斥着虚饰与托词的东方官场文化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他在1857年1月8日的日记中称日本人是“世界上最大的骗子”。

对于本国的商业信誉状况，江户时代的日本商家并非毫无自知之明。中日之间的国际贸易虽被幕府控制在极为有限的规模，人们仍可从中窥见两国商家操守的高下。出身于大阪町人的作家井原西鹤（1642—1693）坦率地承认：“唐人（中国人）讲究信义不食诺言，绸缎匹头，表里一色，药材不掺假。木是木，金是金，多少年也没个变。贪诈唯日本，缝衣针越来越短，布匹面儿越来越窄，纸伞不上油，惟偷工减料是务；货一出门，不管退换。”考诸西方观察者留下的记录，不难发现中日商家的信誉落差直至20世纪初都未发生大的改变。日本学权威贝西尔·张伯伦在1902年写道：“人们喜欢把中国人和日本人放在一起比较，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和日本人生活在一起比较开心——他们讲卫生、性情和善、有艺术情趣。但另一方面，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人更值得信任。”华商的商业信誉得到了外商的广泛认可。曾任汇丰银行经理的艾文·卡梅伦爵士说：“世界上没有人比中国商人或银行家能够更快地取得我的信任。过去25年间，银行在上海生意做得很大，经手过的白银达到几亿两，却从未见过一个拖欠债务的中国客户。”渣打银行总裁霍华德·格威瑟则在1900年银行年中会议上称，中国贸易商的信贷记录之优异堪为全球商家楷模。而关于日本，张伯伦的评价是，“在日欧洲银行家和商人讲述的完全是灾难般的不同故事……日本是环球观光客的乐园，却是埋葬商人发财梦的坟墓”。义和团风潮过后的中国国际形象一时晦暗无比，华商的良好信誉是一团晦暗中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但对于此时如日中天的日本而言，恶劣的商业信誉却如同太阳上的黑子，令人欲去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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