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出过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符的“非国民”吗？有的话，出过哪几个有名的？
日本的历史长河中，从来不乏那些不畏强大主流思潮，坚持自己独特道路的“非国民”。他们或许是思想家，或许是行动家，他们的存在，就像一块块不平整的石头，激荡着日本社会前进的涟漪，也为我们理解日本的复杂性提供了别样的视角。
要说“非国民”，在日本历史上，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标签去定义。因为“国民”和“非国民”本身就是由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所划定的，而这种意识形态本身也在不断变化。但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那些在特定历史时期，挑战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政治体制或社会规范的人物，那么一些闪耀的名字便会浮现。
一、在明治维新时期挑战旧秩序的“异端”
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一次翻天覆地的变革，它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为口号，迅速学习西方，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体制。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思想家和行动者，即使是为了革新，也难免会触动一些旧有的观念，被视为“非国民”的潜在候选。
福泽谕吉（Fukuzawa Yukichi）：虽然福泽谕吉是明治维新时期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对日本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他的某些观念在当时也显得颇为激进，甚至可以说是“非国民”的。他极力倡导“脱亚入欧”，主张日本应该彻底摆脱亚洲的东方观念，学习西方文明，甚至在《文明论之概略》中，他毫不避讳地将亚洲各国描绘成落后、停滞的，日本则要与之为伍，才能避免被瓜分。这种强烈的“西方中心论”，以及对亚洲邻国的批判性态度，在当时追求东亚共荣或者保持东方传统的一些日本人看来，无疑是离经叛道的，甚至是不爱国的。他甚至在甲午战争后，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虽然未直接反对，但也曾表达过对战争的忧虑，这与当时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不尽相同。
中江兆民（Nakae Chōmin）：中江兆民是另一位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他将卢梭的《民约论》译介到日本，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重要理论家。他主张“民约论”，强调人民主权，这在当时以天皇制为核心的日本国家体制下，无疑是对君权神授的一种挑战。他的“为自由而奋斗，宁可忍受饥饿”的理念，以及对政府专制的批评，使得他常常与政府处于对立面，在当时的主流政治语境下，他可以说是一位“非国民”式的激进分子，他所倡导的民主共和思想，在那个时代是与日本的国家构建方向格格不入的。
二、在战时体制下坚持和平主义的“异见者”
随着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和对外扩张，战争的阴影笼罩全国，那些坚持和平主义、反对战争的声音，便成了最直接的“非国民”。
反战文学家与艺术家：在二战期间，尽管日本社会被强大的军国主义宣传所裹挟，但依然有一些作家、艺术家冒着巨大的风险，用自己的作品表达对战争的厌恶和对和平的渴望。例如，一些反战剧作家，他们可能通过隐晦的手法讽刺战争的荒谬，表达对士兵死亡的悲悯，这样的作品在当时很难通过审查，一旦被发现，创作者的命运将十分危险。虽然很难 pinpoint 出一两位特别出名且被广泛称为“非国民”的文学家，因为许多人选择沉默或者以更隐晦的方式表达，但我们知道在那个时期，任何对战争提出质疑的声音，都是对主流意志的挑战。他们不是在反对日本本身，而是在反对那个由军国主义者操纵的、走向毁灭的日本。
少数坚持和平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在战时，一些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私下里或在有限的范围内表达对战争的疑虑，甚至试图寻找和平的途径。这些人可能并未公开进行反战活动，但他们的思考和言论，在那个高度集权的时代，已经构成了对主流思想的挑战。例如，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一些试图与盟国沟通寻求停战的外交官和知识分子，他们的行动在当时被视为是“动摇军心”、“出卖国家利益”，因此在性质上也可以被归为“非国民”。
三、战后对日本社会与国家体制的反思者
日本战败后，经历了美国的占领和民主化改革。然而，即便在新的体制下，依然有对日本战后发展道路、对“保守”意识形态提出质疑的声音。
左翼知识分子与活动家：战后，日本出现了强大的左翼运动，他们对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对美国的影响、对自民党长期的保守统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中一些人，例如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一些激进的社会活动家，他们通过示威、游行、罢工等方式抗议政府的政策，例如安保斗争时期出现的学生团体，他们反对日美安保条约，认为这是日本屈从于美国的表现，是国家主权的不完整。他们的激进姿态和对现有秩序的否定，在当时很多日本人看来，是危险的、破坏稳定的，因此他们也常常被贴上“非国民”的标签。
对“一亿总白痴论”的批判者：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趋于稳定，但这种稳定有时也被批评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一种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漠视。一些批评日本社会文化走向的知识分子和评论家，他们指出日本社会存在“一亿总白痴论”的倾向，即大多数日本人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缺乏深刻的思考和关心，甘于被主流媒体和政府的宣传所左右。提出这种批评本身，就是在挑战当时日本社会“安定繁荣”的主流叙事，认为这种安定是以牺牲深刻的反思和进步为代价的。
“非国民”的复杂性与时代的烙印
需要强调的是，“非国民”这个词本身带有很强的价值判断和立场色彩。一个在特定时代被视为“非国民”的人，在后来的历史评价中，其贡献和思想的价值可能会被重新发现和肯定。例如，福泽谕吉的启蒙思想至今仍受到尊敬，而那些战时坚持和平的知识分子，其反战情怀也成为历史的宝贵财富。
日本历史上出现过的这些“非国民”，他们往往是那个时代不和谐的音符，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者。他们的存在，不是为了否定日本这个国家，而是为了呼唤一种更理性、更公正、更符合人道精神的发展道路。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日本的历史才显得更加丰富和深刻，也让我们看到了在集体洪流中，个体思想与良知依然可以闪耀出独特的光芒。他们的故事，也提醒着我们，在任何时代，都应该警惕思想的僵化和对不同声音的压制，因为正是那些看似“不合时宜”的声音，才可能带来真正的进步和反思。
要说“非国民”，在日本历史上，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标签去定义。因为“国民”和“非国民”本身就是由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所划定的，而这种意识形态本身也在不断变化。但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那些在特定历史时期，挑战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政治体制或社会规范的人物，那么一些闪耀的名字便会浮现。
一、在明治维新时期挑战旧秩序的“异端”
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一次翻天覆地的变革，它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为口号，迅速学习西方，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体制。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思想家和行动者，即使是为了革新，也难免会触动一些旧有的观念，被视为“非国民”的潜在候选。
福泽谕吉（Fukuzawa Yukichi）：虽然福泽谕吉是明治维新时期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对日本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他的某些观念在当时也显得颇为激进，甚至可以说是“非国民”的。他极力倡导“脱亚入欧”，主张日本应该彻底摆脱亚洲的东方观念，学习西方文明，甚至在《文明论之概略》中，他毫不避讳地将亚洲各国描绘成落后、停滞的，日本则要与之为伍，才能避免被瓜分。这种强烈的“西方中心论”，以及对亚洲邻国的批判性态度，在当时追求东亚共荣或者保持东方传统的一些日本人看来，无疑是离经叛道的，甚至是不爱国的。他甚至在甲午战争后，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虽然未直接反对，但也曾表达过对战争的忧虑，这与当时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不尽相同。
中江兆民（Nakae Chōmin）：中江兆民是另一位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他将卢梭的《民约论》译介到日本，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重要理论家。他主张“民约论”，强调人民主权，这在当时以天皇制为核心的日本国家体制下，无疑是对君权神授的一种挑战。他的“为自由而奋斗，宁可忍受饥饿”的理念，以及对政府专制的批评，使得他常常与政府处于对立面，在当时的主流政治语境下，他可以说是一位“非国民”式的激进分子，他所倡导的民主共和思想，在那个时代是与日本的国家构建方向格格不入的。
二、在战时体制下坚持和平主义的“异见者”
随着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和对外扩张，战争的阴影笼罩全国，那些坚持和平主义、反对战争的声音，便成了最直接的“非国民”。
反战文学家与艺术家：在二战期间，尽管日本社会被强大的军国主义宣传所裹挟，但依然有一些作家、艺术家冒着巨大的风险，用自己的作品表达对战争的厌恶和对和平的渴望。例如，一些反战剧作家，他们可能通过隐晦的手法讽刺战争的荒谬，表达对士兵死亡的悲悯，这样的作品在当时很难通过审查，一旦被发现，创作者的命运将十分危险。虽然很难 pinpoint 出一两位特别出名且被广泛称为“非国民”的文学家，因为许多人选择沉默或者以更隐晦的方式表达，但我们知道在那个时期，任何对战争提出质疑的声音，都是对主流意志的挑战。他们不是在反对日本本身，而是在反对那个由军国主义者操纵的、走向毁灭的日本。
少数坚持和平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在战时，一些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私下里或在有限的范围内表达对战争的疑虑，甚至试图寻找和平的途径。这些人可能并未公开进行反战活动，但他们的思考和言论，在那个高度集权的时代，已经构成了对主流思想的挑战。例如，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一些试图与盟国沟通寻求停战的外交官和知识分子，他们的行动在当时被视为是“动摇军心”、“出卖国家利益”，因此在性质上也可以被归为“非国民”。
三、战后对日本社会与国家体制的反思者
日本战败后，经历了美国的占领和民主化改革。然而，即便在新的体制下，依然有对日本战后发展道路、对“保守”意识形态提出质疑的声音。
左翼知识分子与活动家：战后，日本出现了强大的左翼运动，他们对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对美国的影响、对自民党长期的保守统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中一些人，例如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一些激进的社会活动家，他们通过示威、游行、罢工等方式抗议政府的政策，例如安保斗争时期出现的学生团体，他们反对日美安保条约，认为这是日本屈从于美国的表现，是国家主权的不完整。他们的激进姿态和对现有秩序的否定，在当时很多日本人看来，是危险的、破坏稳定的，因此他们也常常被贴上“非国民”的标签。
对“一亿总白痴论”的批判者：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趋于稳定，但这种稳定有时也被批评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一种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漠视。一些批评日本社会文化走向的知识分子和评论家，他们指出日本社会存在“一亿总白痴论”的倾向，即大多数日本人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缺乏深刻的思考和关心，甘于被主流媒体和政府的宣传所左右。提出这种批评本身，就是在挑战当时日本社会“安定繁荣”的主流叙事，认为这种安定是以牺牲深刻的反思和进步为代价的。
“非国民”的复杂性与时代的烙印
需要强调的是，“非国民”这个词本身带有很强的价值判断和立场色彩。一个在特定时代被视为“非国民”的人，在后来的历史评价中，其贡献和思想的价值可能会被重新发现和肯定。例如，福泽谕吉的启蒙思想至今仍受到尊敬，而那些战时坚持和平的知识分子，其反战情怀也成为历史的宝贵财富。
日本历史上出现过的这些“非国民”，他们往往是那个时代不和谐的音符，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者。他们的存在，不是为了否定日本这个国家，而是为了呼唤一种更理性、更公正、更符合人道精神的发展道路。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日本的历史才显得更加丰富和深刻，也让我们看到了在集体洪流中，个体思想与良知依然可以闪耀出独特的光芒。他们的故事，也提醒着我们，在任何时代，都应该警惕思想的僵化和对不同声音的压制，因为正是那些看似“不合时宜”的声音，才可能带来真正的进步和反思。
网友意见
以前有人评选过"日奸"，获得头名的是井上清（不是井上靖，这是两个人）
井上清（Kiyoshi Inoue，1913年12月19日——2001年11月23日），日本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著名钓鱼岛问题专家，日本京都学派著名代表人物，日本明治史权威。曾是日共党员，1967年因支持文化大革命被日共除名，他曾撰文揭露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说钓鱼岛在近代以前不属于日本。这在日本都是很大胆的举动，因此，被称为 "最勇敢的日本人"。
1971年钓鱼岛事件后，为了研究钓鱼岛的来龙去脉，井上清教授曾亲自到冲绳地方，进行了详细周密的调查研究，找到许多琉球时期的档案资料和地图。他在这本书中以一名日本史学家的良知，郑重坦言：钓鱼列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在他的书中，还引用了大量中国历史资料，来证明钓鱼岛是属于中国的。当时国共两党手上的历史学家都忽视了这些资料。直到现在，中国主张钓鱼岛的主要证据，大部分都还是井上清发现的这些。
首先我认为这个词是中性词。
1长谷川照子（绿川英子）：
2野田光晴，这个是被俘后瞬间变脸：
先后当过山本五十六和南云忠一的文书官，给后一个领导当文书官是因为前一个领导挂了。一般来说，他进入国内爱好者的视野会是在查这么一个问题的时候：
题主看这个回答里边这句话：
1944.6 – 美军俘虏山本大将的前文书士官野田光晴，经过太平洋司令部情报官Layton审讯，改变原先的看法
就是这个人。美军俘虏他是在塞班岛之战以后俘虏的，为什么他跑到塞班岛上去是因为他是南云忠一的文书官，南云忠一困守塞班；为什么他被俘虏是因为南云被美军逼得自杀了。
被俘后把USN情报机构搞得一脸问号：
国内一些翻译质量不行，如果你直接机翻这个人名字，会显示叫“野田春满”（mitsuharu另一种翻译法），不少读物都中招。所以题主要搜的话直接搜罗马音比较好。下面引一段原文看下他这会的觉悟：
Noda resented the fact that his conscription into the navy had interfered with his plan to pursue higher education. He told his captors he would talk freely so long as no report was made to Japan of his capture. “The prisoner has a bit of a dramatic flair,” the interrogator’s report said, “and will require considerate treatment or he may dry up as a further source of information. It is felt that careful treatment, even to the extent of catering to his prima donna complex, will prove profitable, as he has a wealth of knowledge that should prove of value to the Navy.”
不能逐句对应的大概翻译：
野田跟审问他的人说，他憎恨海军的征兵计划，把他征进了军队，本来他想继续往上念书获得更高学历（不走当兵的路）。他还说，如果能保证他在日本的家属不知道他被俘的消息，那就有啥说啥。美国海军的报告说，“这个人有一点表演性人格，要考虑到，如果对他的待遇不好，他可能就不老实交待了。鉴于这个人掌握的有用资料很多，应该优待他，哪怕是像迁就一个歌剧女演员（prima donna）那样伺候一下他也没什么不可以，是对我们有利的。”
演技过于浮夸，有啥说啥过于坦诚，美军表示我都不敢信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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