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东亚三国会出现韩国的五抛世代、日本的低欲望社会、中国的佛系青年，是否与儒家文化有关？
首先，让我们分别了解这三个现象的内涵：
韩国的“五抛世代”（오포세대, Opo Sedae）：最初是指放弃恋爱、结婚、生育这“三抛”的年轻人，后来扩展到放弃人际关系、住房，甚至梦想，即“五抛”。 这是一个强调年轻人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高昂的生活成本以及未来不确定性时，选择主动放弃部分人生追求和期望的群体。他们对传统的人生规划感到疲惫和绝望。
日本的“低欲望社会”（低欲望社会, Teiyoku Shakai）： 指的是日本社会整体消费意愿不高、对未来缺乏热情、满足于现状的社会现象。 这与年轻一代尤其明显，他们对购买大件商品（如房产、汽车）、追求事业晋升、甚至结婚生子等传统意义上的“成功”和“幸福”缺乏动力。 这种现象被认为与经济长期停滞、社会保障体系的压力以及个人主义的兴起有关。
中国的“佛系青年”（佛系青年, Fóxì Qīngnián）： 是指一种生活态度，强调“不争不抢，不求输赢，一切随缘”。 这种心态表现为对物质、名利、竞争淡然处之，不强求，不计较，以一种平和、淡定的姿态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和不顺。 它的出现被认为是年轻人面对巨大压力，试图通过调整心态来缓解焦虑和失落感的一种方式。
接下来，我们探讨这些现象是否与儒家文化有关，以及如何关联：
儒家文化是东亚地区深远的思想体系，其核心理念 permeates 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家庭观念、社会结构、个人修养、价值取向等。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其潜在的联系：
1. 儒家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与现实的张力：
儒家追求的理想人生路径： 儒家强调通过个人修养（修身），来实现家庭和睦（齐家），进而为国家服务（治国），最终实现天下太平（平天下）。 这条路径意味着努力学习、积极进取、承担社会责任、追求事业成功、组建家庭、繁衍后代。
现代东亚的“内卷”与“过劳”： 然而，在现代东亚社会，“治国平天下”的宏大叙事与激烈的社会竞争形成了巨大的张力。 为了达到“修身齐家”的基本要求，年轻人不得不花费巨量的精力投入到教育和工作中，所谓的“内卷”（Involution）现象，即过度竞争和无效消耗，是其直接体现。 韩国的“五抛世代”正是对这种永无止境的竞争感到精疲力竭，选择放弃“成功”的标配，如结婚生子，便是对这种“内卷”的反抗和适应。
“佛系青年”的消解与调和： 中国的“佛系青年”在一定程度上是在这种现实压力下，试图用一种“不争不抢”的心态来消解内卷带来的焦虑。 这可以看作是对儒家“积极进取”精神的一种变体解读，即在无法改变外部环境时，选择改变内在的期望和态度，以达到内心的平和。 类似于儒家强调的“安贫乐道”，但更多的是一种无奈下的自我安慰。
2. 儒家强调的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冲突：
儒家强调的集体与责任： 儒家文化是高度集体主义的，强调家庭、宗族、社会以及国家之间的责任和义务。 个人存在的价值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家庭的贡献、对社会的责任以及对国家的忠诚。 结婚生子、赡养父母、光宗耀祖是重要的社会期望和个人责任。
现代社会对个人价值的追求： 然而，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个人主义思潮也在东亚社会日益增长。 年轻一代更加注重个人的感受、选择和生活质量。 当传统集体主义的要求与个人主义的追求发生冲突时，一些年轻人可能会选择规避那些过于沉重的集体责任。
“低欲望社会”与“五抛世代”对集体期望的回避： 日本的“低欲望社会”以及韩国“五抛世代”中对婚姻、生育的放弃，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传统集体期望的回避。 他们可能认为，与其为了满足社会对“好家庭”、“好公民”的期待而牺牲自己的个人幸福和自由，不如选择一种更简单、压力更小的生活方式。 这种选择也可能源于对社会保障体系不足的担忧，即自己辛苦付出，但保障并不一定能跟得上。
3. 儒家对“礼”与“面子”的重视与现代社会压力的结合：
“礼”与社会规范的约束： 儒家文化强调“礼”，即社会秩序、人际交往的规范和仪式。 很多社会期望，如结婚、买房、升职，都被赋予了“礼”的意义，是社会认可的成功标志，也是维系家庭和社会关系的重要环节。
“面子”与社会评价的压力： 同时，“面子”文化在东亚根深蒂固，人们在意他人的评价，害怕被视为“失败者”或“异类”。 这种对社会评价的顾虑，使得年轻人更加不敢偏离主流的成功路径。
“五抛”与“低欲望”的减轻“礼”和“面子”的压力： “五抛世代”和“低欲望社会”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减轻“礼”和“面子”带来的压力。 例如，不结婚可以避免繁琐的婚礼仪式和家庭礼节；不追求物质上的成功可以减少与他人进行社会比较时产生的压力。
“佛系青年”在“礼”与“面子”上的退守： “佛系青年”则是在保持一定程度的“礼”和“面子”的前提下，通过内心的调适来应对压力。 他们可能仍然会面对社会的压力，但通过“看淡”、“随缘”，试图在不失体面的情况下，减少内心的痛苦。
4. 儒家对“中庸”的追求与现代社会的极端压力：
“中庸”的哲学： 儒家推崇“中庸之道”，即不偏不倚，适度适时。 这种哲学是一种追求平衡与和谐的智慧。
现代社会的“极端化”： 然而，现代东亚社会在某些方面存在着“极端化”的倾向，例如教育竞争的白热化、工作强度的超负荷。 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单纯追求“中庸”变得异常困难，因为环境本身就不容许中庸。
“佛系”的另一种解读： “佛系”心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对现实“极端化”的一种应对策略。 当无法实现“中庸”的平衡时，选择一种“不激进、不偏激”的态度，退守到一种相对温和的状态，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儒家文化并非这些现象的唯一解释，也并非是直接的“原因”。 这些现象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经济因素：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高企的房价、有限的社会资源、以及全球经济下行压力，都极大地影响了年轻人的生活选择和未来预期。 例如，高昂的住房成本是韩国“五抛世代”放弃购房的重要原因之一。
社会因素： 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阶层固化的趋势、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如老龄化），都会影响年轻人的选择。
政治因素： 政府的政策导向、社会不公现象的加剧等，也会引发年轻人的不满和消极情绪。
全球化与信息时代的影响： 全球化带来了更多的信息和选择，也带来了更广泛的社会比较和观念冲击。 互联网时代年轻人可以更容易地看到世界各地的生活方式，也更容易接触到不同的价值观念。
总结来说， 儒家文化作为一种深刻的社会文化基因，为东亚三国年轻一代出现的“五抛世代”、“低欲望社会”、“佛系青年”等现象提供了一个复杂的文化土壤和解释框架。 儒家文化中关于个人责任、集体主义、人生追求的传统理念，在现代社会激烈的竞争和巨大的压力下，与年轻人的现实处境产生了张力。
“五抛”和“低欲望” 可以看作是对传统儒家“积极进取、成家立业”模式在不堪重负下的一种主动或被动的“退出”，是希望减轻儒家文化带来的沉重责任和压力。
“佛系” 则是一种在保留一定儒家价值（如尊重长辈、不惹是生非）的同时，通过调整内心期望来应对现代社会压力的策略，是儒家“安贫乐道”精神在当代社会的一种变体解读。
因此，不能简单地说儒家文化“导致”了这些现象，而是说儒家文化在与现代经济、社会、政治因素的互动中，深刻地影响了这些现象的产生方式和表现形式。 理解这些现象，需要我们深入分析其多层次的成因，并认识到文化只是其中一个重要但非唯一的维度。
网友意见
因为治安太严，东亚城市没有流氓无产阶级的生存空间，所以被挤压到社会边缘的青年只能缩在家里变成死宅。
而美国的城市中心广泛存在着大量的流氓无产者，光监狱里就关了两百多万，外面还有几百上千万。
美国的社会边缘青年自发的组成了有活力的流氓无产者社会。他们上马圈地盘，提枪卖毒品，过着烈火烹油，武德丰沛的生活，和费拉不堪的平成死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实流氓无产者的存在是有好处的：可以有效提高中产阶级对国家暴力机器的好感度。
一方面中产阶级需要警察帮忙制裁流氓无产者。另一方面一旦中产阶级闹事牵制了警力，流氓无产者就会混水摸鱼，难免打碎中产阶级的瓶瓶罐罐。
比如每年五一劳动节，西雅图的流氓无产阶级都会组织庆祝游行，顺便沿途打砸抢烧。生动的展示了法治的重要性，教育了工人：好好劳动，不过劳动节。
西方这叫多元化的价值观、个性解放和自由主义。这跟儒家文化是对立的，儒家文化强调价值观一致，人理想的发展路径是成为圣人。
这个问题其实挺有意思的，细想一下可能真的是有关系的。
先把结论放在前面吧：东亚三国如今出现的普遍低欲望现象很可能同儒家伦理的一个致命缺陷有选择亲缘性（Wahlverwandtschaft；请原谅我用这么拗口的一个词，但为了意思准确没办法233333）。
要想解释这种选择亲缘性，我们就需要讲清楚儒家伦理的核心内容到底是什么。根据我个人的理解，我愿意把儒家伦理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德性伦理学，无论是孔子所主张的“仁爱之心”，即一个人只要守护，培养好自己与生俱来的“亲亲之爱”，爱家人，爱乡党，爱国人，爱天下。则自然而然地能够克服自身的欲望成为君子或圣贤。还是孟子的强调人自身所具备的如“四端之心”，以及主张的”舍身取义“，通过积极有为的方式实现”义“的价值。抑或是日后正统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学说，主张一个君子应该具备的五种核心品德。其实都是把某种内在于个人之中可能的德性（virtue）看作是全部道德伦理以及社会运行规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个社会假如没有拥有五常的君子，那么社会必然动荡，不是”治世“，而如果一个社会大志，那么自然也是五常的德性得到了充分的实现。
那么这又和东亚三国现如今普遍低欲望有啥关系呢？其实想要解释这种低欲望，我们还得先从三国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和经济腾飞说起。首先毫无疑问的是，儒家伦理在中日韩的经济建设时期对于激励人们奋斗，创造财富有着不可比拟的巨大推动作用。因为无论是”仁义礼智信“的五常德性，还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关于个人本性的设定，还是提倡集体，强调个人对于集体的归属感和t荣誉感的价值取向，都是非常适用于市场之中个人以及公司的经济活动的。一个仁义，讲信用，有计谋的人肯定会是个不错的企业家，一个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人肯定会是个合格的劳动者，而强调集体荣誉感对于公司的凝聚力同样也有极其正面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只要政治环境稍微宽松，亦或者是自由市场的规模稍微开放一点，东亚三国都能喷发出举世瞩目的经济创造力，实现经济腾飞。韦伯曾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讨论过新教徒们的伦理信念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间的亲缘关系。而在东亚，事实上被浸入了市场之中儒家伦理同样就是我们东亚人自己的资本主义精神。
然而，儒家伦理和资本主义市场的这种亲缘关系恰恰也就是和东亚三国不同程度地进入低欲望社会的过程的亲缘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儒家伦理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即在这套伦理体系中只有个人以及个人需要实现的价值和品德，失去了对于社会结构，特别是政治制度的思考。儒家的政治学相较于它的伦理学而言是相当粗糙的，因为它将政治和政治关系看作是个人品德和个人关系的纯粹模仿。君与官，官与民的关系在儒家那是对家庭之中父与子的关系的模仿，而明君，清官则是对儒家理想中的君子，圣贤的模仿。这种彻底泛化的“模仿说”最后便发展成了一套事实上毫无逻辑的“修齐治平”的滑坡论证。要想平天下先治好国，想治好国先让家族团结，想让家族团结先自己修身养性。于是再一个反推，一个人，只要修养够好，是个圣贤，那么他整治家族肯定没问题，一个人把家族能安排地明明白的了，那么他当然就可以治理国家，他要是连国家也治理好了，那么天下也能靠他太平。结果就是，在儒家的框架里，国事其实就是家事，而家事最后也成了每个人修身养性的私事，“德政”和“仁政”成了政治学的唯一可能，政治治理能力的好坏直接与个人的道德修养挂钩，一个官员或者君主必须得是君子，是道德高尚之人，相应的能力越强，道德修养也该越高，越应该舍己为人。
这么构思的后果是什么呢？那就是儒家对于社会结构以及政治制度本身的不平等以及不公正将会毫无办法。儒家将整个系统纠错的希望完全托付给了圣君清官和君子，但对于整个社会结构如何才能更平等，更合理。尤其是在国家权力应该如何构建，社会财富应该如何分配这两个现代政治哲学最看重的两个问题上，儒家几乎没有给出任何答案（你要是说《大同书》里写了，那就当我这句话没说）。其结果就是，根据儒家伦理运行的国家几乎不怎么关心平等和合法性问题，其社会结构几乎天然是等级制的。诚然一个人能通过个人奋斗实现阶级跨越（虽然事实上也没几个人成功），但是并不妨碍一个人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能感受到无处不在的压力，因为在儒家那，上一级对于下一级的权力几乎是绝对的，儒家也没给社会底层制衡上层的制度设计。
但在西方国家情况却很不一样，尽管资本主义的开端是新教徒的虔诚和宗教狂热，但整个西方现代国家的建立是站在了非常扎实的政治理论的基础之上的。无论是洛克式的自由主义，卢梭式的共和主义，甚至是圣西门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都有关于国家权力如何产生，社会财富如何分配的详尽理论构想。在这套体系中，无论一个人社会地位如何，职业如何，都是会有相应的权利和保障，不会受到高层的人的任意摆布。统治也只能以法律和权利的方式进行，而非个人德性。而恰恰式这种权利上的保障，个人特定的自由领域的划分，以及社会再分配机制的托底，使得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通人往往也有了比较宽松的生活环境。而这个恰恰是东亚三国普遍缺少的。
通过上述分析，东亚的低欲望社会和儒家伦理的亲缘关系已经呼之欲出了，即儒家伦理中强调个人奋斗，突出个人品性的作用以及对于集体的归属等观点在帮助了我们实现经济腾飞的同时，也使得东亚三国的社会结构普遍压抑且对个人不友好。在这里，任何对于上级以及社会制度的抱怨往往会被解释成个人不努力和没本事的作证，而非个人合法权利的伸张。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快速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尚能让大家都有个盼头，可一旦经济停滞，社会有没有任何行之有效的再分配机制以及个人权利的保障措施让底层的日子没那么难过的话，整个社会走向低欲望是必然的：既然努力也没有用，争取个人权利也没有用，那就干脆不努力，什么都不做算了。
相关回答：
佛系?低欲望?
意思大概是这不正常吧！如果这么想，那就错了，这才是人类社会的正常状态！
为什么会觉得他们不正常?
因为过去的一百多年，是人类社会太不正常的一个时代。
有多么不正常?
第一次世界大战。想想吧，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居然就发生在一百多几年前！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次还不够，居然还要再来一次！
还有更多:
一百多年前，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们把国家有个君主看成正常现象。中国有皇帝；越南哦，他们据说也有皇帝；连朝鲜，被日本吞并前，国王也自称了皇帝......欧洲更是一大堆。
那可是人类社会几千年来的传统！
现在呢?要不是阿拉伯那一大堆勇敢地跳出来，撑一下场面，君主在世界上已经快珍贵如熊猫了！
还敢说过去的一百多年间，是正常的时代吗?
正因为过去一百多年间，世界变动太大，大家才不得不苦苦挣扎，努力应对这个变动的世界。自然会累一点，人们自然会显得更有斗志一点.....没办法，都是被逼的！
但正常的时代，终将会到来。
他们不是佛系，也不是低欲望，而是他们是正常社会的人。
就像读《三国演义》，诸葛亮死在五丈原厚，很多人觉得接下来太枯燥了，没意思，不想往下看。
不是后面的事无趣，是前面的冲突太激烈，太精彩。
过正常人，正常社会的生活，有什么不好的呢?
干嘛一会儿要面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一会儿又要离家逃难，一会儿炮火连天，一会儿要建设国家，努力实现崛起.......
再努力一点，就让我们这一代不正常吧！接下来，说不定将会是持续下一个整整一千年的正常！
儒家讲究中庸，反对极端；而我国的主流社会思潮是极端奋斗，要么不工作，要么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每天工作八小时都被指责为混日子，只有12个小时甚至16个小时以上才叫奋斗，没有中庸奋斗、兼职奋斗的选项，极其不符合儒家思想。儒家讲究家庭价值观；每天奋斗12小时以上的情况下，家庭成员的感情维系所需的必要时间完全没有办法存在，久而久之家庭也就被消灭了。要实现儒家理想，应该首先采取有效手段制止超时加班。
这和文化有什么关系？让他们放弃努力的，本质上只是因为努力没有效果而已。
以前为什么努力？因为以前努力真的能实现阶级跨越，能够跻身高收入阶层。20世纪60年代，日本提出了“一亿总中流”，几乎所有日本人都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90年代，韩国在汉江奇迹的刺激下认为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当时的他们可完全没有半点颓废、放弃的苗头。
当1989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1997年韩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无数人倾家荡产一贫如洗，几十年的努力付诸东流。他们在经济大潮中认清了自己的位置，自己只是国际资本主义下的奴隶，即便再努力也无法改变命运。
美国、财阀、官僚买办不断吞噬着他们创造的财富，而他们一无所有。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素质最高的廉价劳动力，这种日子他们过了几十年了，而且预计未来依然要过下去。
祖父在矿山里疯狂工作，父亲在企业中不分昼夜的加班，自己在大学中和无数同龄人拼命竞争。而这种绵延几代人的努力却没有任何效果，你不可能完成阶级跨越。99%的日韩民众面对的就是这种绝望的前景。在这种徒劳的努力下，为什么还要继续拼命呢？争着给跨国资本家当dog吗？
所谓的“低欲望”“不努力”，本质上只是在逃避社会的现实，人活着并不只有一条路。但是在过度竞争的东亚，他们的好逸恶劳无疑就是原罪，所以才会被批判。
美国韩裔的年生育人数已经超过韩国本土的年生育人数了。文明人本质上是一种K对策动物，会根据环境调节自己的生育数量的。
就黑河腾冲线以东的东亚这个人口密度，你让猪来猪都不生，兔子来兔子都不生。也就蟑螂这种生物可能还有生育欲望。
连印度生育率都要跌破2了，何况我们，好歹也算是文明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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