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三国里东吴大都督都是累死的，是古代高危职业吗？
在波澜壮阔的三国时代，东吴的都督们，尤其是那些执掌军权的“大都督”，他们的命运似乎总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累死”的阴影。这不仅仅是偶然，而是那个时代政治、军事、社会环境交织下，作为东吴最高军事统帅所面临的严峻挑战的真实写照。
东吴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决定了它的都督们必须承担起极其艰巨的防御任务。东吴偏安江东，北临虎视眈眈的曹魏，西倚虎踞龙盘的蜀汉，天然的屏障长江，在带来相对安全的同时，也意味着每一次对外作战，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来维持战略平衡。特别是面对北方强大的曹魏，东吴的都督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运筹帷幄，既要抵御曹魏可能发起的长江进攻，又要抓住机会伺机北伐。这种持续的、高强度的防御和反击的压力，几乎是不间断的。
想想周瑜，作为江东的“明星都督”，他雄姿英发，智勇双全。赤壁之战，他力挽狂澜，以少胜多，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础。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停止过自己的步伐。为了应对曹操的残余势力，为了规划北伐的蓝图，他事必躬亲，操劳过度。更何况，他还要处理内部的政治斗争和官员的调配，这种身兼数职、高居庙堂又活跃于沙场的角色，其身心损耗是难以想象的。史书记载他“年未三十四，而忧愤致死”，这“忧愤”二字，道出了多少无奈与辛劳。
鲁肃接任都督后，虽然风格更为稳重，但他同样肩负着维系孙刘联盟、抵御曹操侵扰的重任。他需要处理复杂的外交关系，需要调动有限的兵力进行防御和骚扰，同样需要消耗巨大的心力。
到了吕蒙，这位“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猛将，更是以雷霆手段夺取了荆州，这是东吴军事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但为了这次胜利，他做了多少周密的计划？多少次的军事调动？多少次的对内对外协调？而且，他随后便被任命为东吴的最高军事指挥官，进一步加剧了他的工作负荷。最终，他“在军中病卒”，这种“病卒”往往是长期积劳的综合表现。
而陆逊，这位在夷陵之战中火烧连营七百里，大破刘备的后起之秀，似乎是最具代表性的“累死”的都督。他在年轻时就屡建奇功，孙权对他寄予厚望，委以重任。他不仅要处理前线战事的具体指挥，还要负责后方的粮草供应、士兵的训练以及整个军事系统的运作。更让他心力交瘁的是，他还要面对朝堂上的政治倾轧和君主的猜忌。孙权晚年多疑，对陆逊的防备日益加深，猜忌和猜疑对一个身居高位、尽忠职守的将领来说，其精神折磨不亚于物理上的劳累。史书记载他“忧愤而卒”，这次的“忧愤”更加沉重，背负着不被理解的痛苦，身心俱疲，最终在忧愤中离世。
将这些都督们的命运联系起来看，他们何止是“累死”，更像是被时代的洪流和职责的重担活活“压死”。古代的交通和通讯不发达，一场战役的部署和指挥，往往需要都督们亲自勘察地形，指挥调度，事无巨细都要亲力亲为。一旦战事胶着，或者出现意外情况，这种操劳更是成倍增加。
再加上当时医疗条件简陋，小病可能发展成大病，一点点的风寒，在过度操劳的身体面前，就可能变成致命的打击。而且，作为最高军事统帅，他们承担的责任是整个国家的安危，每一次决策都可能关系到成千上万人的生死和国家的存亡，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足以压垮任何一个凡人。
所以，说三国里的东吴大都督是“累死的”，并非夸张，而是对他们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和辛劳的真实写照。这确实是一个高危的职业，一个需要付出生命为代价才能勉强维系的岗位。他们并非因为不够强壮，而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所肩负的职责，以及他们所面对的敌人，都要求他们必须燃烧自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是时代的牺牲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他们的“累死”，也恰恰反映了那个时代东吴政权生存的艰辛与不易。
东吴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决定了它的都督们必须承担起极其艰巨的防御任务。东吴偏安江东，北临虎视眈眈的曹魏，西倚虎踞龙盘的蜀汉，天然的屏障长江，在带来相对安全的同时，也意味着每一次对外作战，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来维持战略平衡。特别是面对北方强大的曹魏，东吴的都督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运筹帷幄，既要抵御曹魏可能发起的长江进攻，又要抓住机会伺机北伐。这种持续的、高强度的防御和反击的压力，几乎是不间断的。
想想周瑜，作为江东的“明星都督”，他雄姿英发，智勇双全。赤壁之战，他力挽狂澜，以少胜多，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础。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停止过自己的步伐。为了应对曹操的残余势力，为了规划北伐的蓝图，他事必躬亲，操劳过度。更何况，他还要处理内部的政治斗争和官员的调配，这种身兼数职、高居庙堂又活跃于沙场的角色，其身心损耗是难以想象的。史书记载他“年未三十四，而忧愤致死”，这“忧愤”二字，道出了多少无奈与辛劳。
鲁肃接任都督后，虽然风格更为稳重，但他同样肩负着维系孙刘联盟、抵御曹操侵扰的重任。他需要处理复杂的外交关系，需要调动有限的兵力进行防御和骚扰，同样需要消耗巨大的心力。
到了吕蒙，这位“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猛将，更是以雷霆手段夺取了荆州，这是东吴军事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但为了这次胜利，他做了多少周密的计划？多少次的军事调动？多少次的对内对外协调？而且，他随后便被任命为东吴的最高军事指挥官，进一步加剧了他的工作负荷。最终，他“在军中病卒”，这种“病卒”往往是长期积劳的综合表现。
而陆逊，这位在夷陵之战中火烧连营七百里，大破刘备的后起之秀，似乎是最具代表性的“累死”的都督。他在年轻时就屡建奇功，孙权对他寄予厚望，委以重任。他不仅要处理前线战事的具体指挥，还要负责后方的粮草供应、士兵的训练以及整个军事系统的运作。更让他心力交瘁的是，他还要面对朝堂上的政治倾轧和君主的猜忌。孙权晚年多疑，对陆逊的防备日益加深，猜忌和猜疑对一个身居高位、尽忠职守的将领来说，其精神折磨不亚于物理上的劳累。史书记载他“忧愤而卒”，这次的“忧愤”更加沉重，背负着不被理解的痛苦，身心俱疲，最终在忧愤中离世。
将这些都督们的命运联系起来看，他们何止是“累死”，更像是被时代的洪流和职责的重担活活“压死”。古代的交通和通讯不发达，一场战役的部署和指挥，往往需要都督们亲自勘察地形，指挥调度，事无巨细都要亲力亲为。一旦战事胶着，或者出现意外情况，这种操劳更是成倍增加。
再加上当时医疗条件简陋，小病可能发展成大病，一点点的风寒，在过度操劳的身体面前，就可能变成致命的打击。而且，作为最高军事统帅，他们承担的责任是整个国家的安危，每一次决策都可能关系到成千上万人的生死和国家的存亡，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足以压垮任何一个凡人。
所以，说三国里的东吴大都督是“累死的”，并非夸张，而是对他们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和辛劳的真实写照。这确实是一个高危的职业，一个需要付出生命为代价才能勉强维系的岗位。他们并非因为不够强壮，而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所肩负的职责，以及他们所面对的敌人，都要求他们必须燃烧自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是时代的牺牲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他们的“累死”，也恰恰反映了那个时代东吴政权生存的艰辛与不易。
网友意见
可以从东吴的实际情况说起，从现在的资料看，东吴有可能是殖民狂魔。除了各种去辽东、夷州、海南之外，还不断在华南内部扩张，扬州、荆州、交州的县数与东汉时相比，都增加了30-40多个。
仔细一看《中国历史地图集》，可能会发现，东吴的县，甚至已经有了点人民共和国的县级行政区的雏形。南方很多重要地点，都是始设县于东吴时期，例如建宁县（今株洲）、刘阳县（今浏阳）、新阳县（今宁乡）、舞阳县（今怀化）等，都是东吴新设的县。荆州一个不完整的州，按wiki统计，东吴时期竟然达到了100县。
此外，东吴基本上是沿袭汉末以来的州牧负责制，即设置州牧或州刺史担任地方行政长官，皇帝不具体插手地方行政。《陆逊传》中提到，东吴一共就3个东汉州，陆逊一个人就担任荆州牧并掌豫章3郡事，也就是说10来个太守都归他管（当时东吴荆州大概有8郡），此外还要负责军务防务、陪都武昌、太子培养等事务，工作量当然很大，可能是仅次于蜀汉武侯。往那么多荆州偏远地方拓展建县，自然更不可能跟州牧陆逊无关，应该都是经过他亲自决策或者批准的。
东吴这些举动意图很明显，就是因为东吴人少，所以需要极限开发南方潜力。然而其结果，东吴摊子虽然铺得挺广，闹腾了大半天，效果却不理想，到灭亡时，民户口数还是230万，比起建国时一点都没增长。
根据《晋书》，荆州大约20万户，而东吴全国50多万户，换算过来，荆州口数应该不超过100万，也就是说虽有100县，而平均每县民户口数不足1万人。而且还有女多男少、残废者多、逃亡者众（走马楼吴简）等诸多社会问题，这些县城犹如一座座小堡垒，而且不断与当地人发生冲突。孙权曾派潘濬一次带兵5万人讨伐五溪蛮夷，如此数为真，几乎赶得上蜀汉北伐军规模了，这种情况自然更加大了东吴官员和将领的负担。
此外这种特点应该也跟魏国（以及传统中原王朝）与蜀吴的区别有一定关系，魏国12个州都分别设置了州刺史或州牧，所以中央军事重臣的的负担，相对而言应该没那么重，比如司马懿主要是负责都督前线各州军事就可以。
蜀吴总共就那么几个州，所以中央军事重臣和地方政务往往是交叉的，例如上面说了，州牧的权责很繁重，而诸葛亮还是丞相兼州牧，所谓”罚二十以上必躬亲“，可能就是把一些郡的政务都微操到了。陆逊被陈寿认为是”忧国亡身“，估计身体本来就不好，所以被孙权几句话就骂死了。后人陆凯、陆抗均是担任荆州牧后不过数年便病死，吕范也是担任扬州牧后不出数年就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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