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历史中,你最为震惊的一段故事是什么?

回答
对我来说,历史上最令我震惊的莫过于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专政时期,尤其是罗伯斯庇尔掌权的那些日子里,那种对“革命纯洁性”近乎偏执的追求,最终如何将曾经的革命者自己也吞噬殆尽。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权力斗争,而是将一种理想化的政治哲学,在血腥的实践中推向了极致的疯狂。

让我想想,具体是哪个细节最让我背脊发凉。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嫌疑犯法令”?对,就是那个法令。表面上是为了揪出反革命分子,保护革命成果,但它所定义的“嫌疑犯”是多么模糊不清啊!只要你曾经有过一点点对革命不那么热情的表现,哪怕是没在公开场合表达足够的爱国热情,甚至只是与被视为“反革命”的人有过接触,就可能被怀疑。

想象一下,1793年的巴黎。天空似乎永远笼罩着一种阴郁的色彩。昔日的咖啡馆里,人们不再窃窃私语,而是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彼此的言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恐惧,一种无形的、随时可能将你吞噬的恐惧。告密之风盛行,邻里之间、朋友之间,甚至家人之间,都可能因为恐惧或个人恩怨而相互举报。

罗伯斯庇尔,那个曾经被誉为“不可腐蚀者”的人,他真的相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法兰西和自由。他坚信,只有通过严厉的手段,才能清除革命的敌人,才能建立一个“美德共和国”。他用他那严丝合缝的逻辑和慷慨激昂的演说,说服了无数人,让他们相信“恐怖是美德的助手”。

但这种“美德”是多么冰冷、多么残酷啊!曾经与罗伯斯庇尔并肩作战的革命者,比如丹东,他因为认为“恐怖可以停止了”而被送上了断头台。西哀士,这个曾经在革命初期发出振聋发聩声音的人物,也因为不合时宜的沉默而险些丧命。更令人心寒的是,连提出“嫌疑犯法令”的让雅各·库通,最终也未能幸免。

最让我无法接受的是,这种清洗和处决是如此的“有条不紊”。革命法庭,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种表演性的司法程序。被告的辩护权几乎被剥夺,证据往往是道听途说或者简单的怀疑。断头台,那个象征着“平等”的工具,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运转着,将一具具曾经鲜活的生命,以一种“合法”的方式斩断。

我记得读到过一些细节,比如那些被判处死刑的人,在临刑前依然会有人高喊:“我无罪!”或者绝望地咒骂。而围观的人群,一部分是出于对革命的支持,一部分是出于恐惧,一部分是出于麻木,在看着生命的消逝。那种景象,简直像一场集体性的精神错乱。

最讽刺也最令人震惊的是,当罗伯斯庇尔开始清洗他认为不够“纯洁”的革命者时,他自己也在将所有可能反对他的人清除出去。他以为自己是革命的守护者,但最终,他所创造的恐怖机器,连他自己也未能逃脱。在热月政变中,他自己也被捕,并最终走向了断头台。

这整个过程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漩涡,起初是为了推翻旧世界的压迫,但当它一旦开始运转,就变得无法控制。那种将个人意志凌驾于一切之上,那种为了一个抽象的“理想国”而可以牺牲一切的狂热,让我觉得非常可怕。它告诉我,即使是最崇高的理想,如果缺乏对人性和现实的尊重,也可能演变成最可怕的暴行。

这段历史,让我深刻理解了“文革”等类似的悲剧并非偶然。它是一种危险的警示,关于政治狂热、关于对纯粹的盲目追求、关于权力如何腐蚀理想,以及当恐惧成为社会的主流时,会发生多么可怕的事情。它让我反思,在追求进步和正义的道路上,我们究竟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底线,才不会让自己也变成曾经自己所反对的那个样子。这种震惊,至今仍然让我感到心悸。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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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转自当年明月先生的《明朝那些事》,仅为答题所需,侵删。(ps:我在精选评论帖出了《明史》中对于杨继盛的记载)

杨继盛,即使再过五百年,这个名字仍将光耀史册。

杨继盛,字仲芳,河北容城人,正德五年(1510)生,家里很穷。

杨继盛不但穷,还很苦,因为他七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父亲也没闲着,给他找了个继母,更不幸的是,这位继母也不是省油的灯,缺少博爱精神,没把他当儿子,只让他做杂役。

在苦难的童年中,杨继盛开始成长。

童工杨继盛的主要工作是放牛,他没有父母的疼爱,也没有零花钱,犯了错还要挨打,然而杨继盛没有办法,日子只能这样一天天地过。

突然有一天,他牵着牛回家的时候,对家里人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想读书。”

在没有希望工程的明代,这句话对于杨继盛的家人而言,大致是一个笑话。

家里没有钱,即使有,也轮不到你。

杨继盛的哥哥随即给了他一个轻蔑的答复:

“你才多大年纪,读什么书?”

“我能放牛,就不能读书吗?”一个倔强的声音这样回答。

然而倔强不能解决问题,杨继盛还是不能去上学,但在他的坚持下,父母最终准许他去私塾旁听,但前提是必须干好本职工作(放牛)。

于是每天放牛之后,杨继盛都会把牛系在学堂门前,然后站在窗外,或是躲到角落里,忍受着那些交过学费的学生鄙视的目光,认真地听着课。

这对他而言,已经是一种奢侈的享受。

站了六年之后,杨继盛的热情终于感动了他的父母,于是他们把十三岁的儿子送进了私塾。在这里杨继盛努力学习,不负众望,先后考中了秀才和举人。

可是举人杨继盛依然是个穷人,虽然不用再交赋税,但他不会钻营,生活依然窘迫,为了节省费用备考,他进入了有国家补贴的国子监。

在这里,他遇见了那个和蔼的国子监校长(祭酒)徐阶。

徐阶如以往一样,认真细致地慰问每个学生的情况,当然,也和以往一样,他并没有记住其中的大多数人。

杨继盛就在被忽视的大多数人中,作为一名国子监的普通监生,他没有官僚的背景,也没有庶吉士的前途,自然也没有被徐阶牢记的理由。

但徐阶没有想到,十年之后,这个贫寒而不起眼的学生,将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他打开那道胜利之门。

在明代,要想升官,是要考试的,但这一关实在太难,官僚子弟吃不了苦,只好另觅他途,而要继承父亲的世袭官位,必须等到老爹死掉或是退休,是不太靠谱的。

所以国子监就成了最好的选择,因为监生可以直接做官,虽然名额极少,但总比没有强。

于是在官僚子弟汇集的国子监,杨继盛成为了一个孤独的异类,同学们奢侈享乐、挥霍无度,杨继盛却只能每日读书,按时就寝,因为他没有钱,只能靠监生那点可怜的补助。

但杨继盛从未自惭形秽,他相信自己的能力,他不需要依靠任何人。

当权贵子弟为了那几个可怜的名额争得头破血流的时候,杨继盛却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的科举中一举中第,成为了一名进士。

杨继盛的运气实在一般,他被分配到冷衙门南京吏部,当上了六品主事,之后又改任兵部员外郎。和他的同学相比,既没有庶吉士的光辉前景,也没有地方官的油水实惠 然而杨继盛没有怨言,他只是默默地工作,努力地干活。

杨继盛不是一个聪明人,至少比张居正还差得远,虽然他很勤奋,但勤奋是永远无法弥补天分的。他缺乏大局观,不会搞同事关系,不会拉帮结派,政务能力也很一般。

他很清楚自己的能力,但他不以为意,因为对于出身贫寒的他而言,这一切已经足够了。

虽然这个世界很复杂,官场很狡诈,但在他那里却十分简单,因为他的为官之道只有一条:报效国家、体恤百姓。

这是大多数新官员们口头禅和必喊口号,很多人喊得比杨继盛响亮,却没有记住。

杨继盛记住了,而且他照做了。作为一个穷人家的孩子,他很知足,很感恩,他所期望的,只是踏踏实实地为国为民做几件事而已。

所以当“庚戌之变”后,仇大将军要开“马市”再次妥协退让装孙子的时候,杨继盛当即站出来,愤然上书,反对马市。

仇鸾十分恼火,就告了杨继盛的黑状,将其关进诏狱,并贬官发配偏远地区狄道。

狄道十分荒凉,少数民族聚居,本地人不爱好读书,只喜欢闹事,到这里做官基本相当于劳改。

然而杨继盛毫无畏惧,因为他是一个简单的人,用简单的方式,过简单的生活。

他吃粗茶淡饭,住简陋的房子,教当地人识字读书,解决纷争,不收一文不取一物,连蛮夷之地的乡民也被他感化,大家都称他为“杨父”。

居庙堂之上,处江湖之远,皆忧其民者,方可为官。

不久后,仇鸾密谋败亡,嘉靖想起了杨继盛的忠言,便诏令他复官,先升他为知县,一月后升南京户部主事,三天后升刑部员外郎。

坐着直升飞机的杨继盛还没有到顶,很快他又回到了京城,这一次他的任职地点是兵部武选司。

兵部最穷的地方是职方司,而最富的无疑是武选司。武将升迁谪降,手中大笔一挥即可,又闲又富,肥得流油。

而毫无背景的杨继盛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职位,完全是因为严嵩的推荐。

严嵩之所以保举杨继盛,自然不是欣赏他的正直无私,只是因为仇鸾是他的敌人,而杨继盛曾经反对仇鸾,在他看来,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

可是严嵩并不知道,在杨继盛的敌人名单上,仇鸾只排第二,第一名的位置一直是留给他老人家的。

严嵩认为自己能够利用杨继盛与仇鸾的矛盾,能够用官位和利益收买这个人,能够将他收为己用,然而他错了,因为他并不了解杨继盛。

这是一个没有私仇的人,他的心中只有公愤,即使整他个人,只要有益国家,他也毫无怨言,此即所谓大公无私。

大私无公的严嵩自然是无法理解这种品格的,他正在家里等待着新同党的加入,却没有想到,毁灭之路已然就此打开。

当严嵩自信十足的时候,杨继盛却已看清了事情的真相,朝局黑暗、民生凋敝,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正是严嵩,这位本应用心勤政的内阁首辅贪污受贿、结党营私,干过的好事可谓罄竹难书(不是写不完,是不太好找),心中装着他自己,唯独没有全世界。

于是杨继盛决定上书弹劾这个人。

在明代,弹劾可谓是家常便饭,比如你看某人不顺眼,可以上书弹劾,和某人有仇,可以上书弹劾,政治斗争需要,可以上书弹劾,闲来无事找点活干,也可以上书弹劾。弹劾的理由也是千奇百怪,比如不讲个人卫生、衣服没穿对、腰带没系好,长相难看也可以弹,总之是只要想得到,就能弹得了。

而在这种环境下,明代的官员们已经养成了习惯,大凡一个官员干到三品副部级,如果档案里没有十几份弹章,那就是件极不正常的事情。

你弹劾我,我弹劾你,幸福的日子一天天地过,几十年混下来,一次也没被弹劾过的,不是人,是神。

在弹劾如吃饭穿衣的时代,平凡而不起眼的杨继盛却因此万古流芳,是因为他使用了最为特别的一种弹劾方式——死劾。

在很多情况下,弹劾是一种政治手段,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大家同朝为官,混个功名也不容易,弹劾贪污,下次就少贪点,弹劾礼仪,那就注意点形象,就算是弹劾长相不佳,最多不过是去整容,你来我往,相敬如宾。

而死劾,并非是简单的文书,它是一种态度,一种决心,弹劾的罪状是足以置对方死地的罪名,弹劾的对象是足以决定自己生死的人,弹劾的结果是九死一生。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生命为赌注,冒死上劾,是为死劾。死劾,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若非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这类的纠纷,是断然不会有人用这一招的,严嵩没有杀杨继盛的爹,更不会抢他的老婆,相反,他提拔了杨继盛,并希望将他收入门下。

然而杨继盛拒绝了升官发财的机会,他已经下定决心,死劾严嵩。

严嵩不是他的仇人,他却依然不忿,为夏言不忿、为朝局不忿、为死在蒙古马刀下的万民不忿,为天下不忿!

以天下为己任者,是然。

他并非不知道这样做的下场,沈链的遭遇就在眼前,并非没有人劝过他,深通王学,熟悉斗争之道的唐顺之及时看出了苗头,作为杨继盛的朋友,他曾写信劝告:

“愿益留意,不朽之业,终当在执事而为。”

作为王学左派的嫡传弟子(聂豹、徐阶属右派),唐顺之十分清楚当时的政治环境,所以他苦口婆心相劝,希望杨继盛不要出头,以避祸患。

杨继盛看了信,却只是笑而不答,

他的人生只剩下了一件事情。

在上书弹劾之前,杨继盛斋戒了三天。

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自由时光,四十二岁的杨继盛回顾了他的过去,从童年的贫寒,到青年的求索,熬过了继母的虐待,熬过了仇鸾的陷害,现在的他,是兵部武选司员外郎,前景光辉,仕途远大。

然而现在他准备放弃所有一切,去完成那件必死无疑的大业。

因为放牛的杨继盛、历经磨难的杨继盛、看尽官场黑暗的杨继盛,依然是同一个杨继盛。

在黑暗中的杨继盛,是一个纯洁的人。而面对这片窒息的黑暗,他无力反抗,只能发出那最后的呐喊。

杨继盛虽然不聪明,却也不笨,他十分明白,唐顺之的话是对的。

死劾确实并不是一个好的方法,但他没有更好的方法。他没有钱财,没有权势,没有庶吉士的背景和入阁的希望,更没有张居正和徐阶的智慧。归根结底,他只是个出身农家、天赋平凡的普通人。

他唯一拥有的,只是他的性命。

而弹劾后的流程他也很清楚,严嵩的诬告、锦衣卫的拷打、诏狱的长期关押,如果运气好,可能还有行刑人的大刀。在这样恐怖的环境下,

根本不用指望什么九死一生,只有十死无生。

然而他依然决定这样做。

明知不能成功,明知必死无疑,依然慷慨而行。一般说来这种行为有着很多称呼,比如愚蠢、不自量力、飞蛾扑火等等,而在西方人的眼中,这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违反逻辑的行为。

而在中国古老的哲学中,这种行为有着一个恰如其当的名称: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我深信,这正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魂魄。

杨继盛已经了无牵挂。

他拿起了笔,在铺开的纸张上写下了悲愤的心声:

臣孤直罪臣杨继盛,请以嵩十大罪为陛下陈之!

当杨继盛将这封千古名疏封存妥当,递送内阁转交西苑之时,他已经完成了一个伟大的转变,昔日那个放牛的贫农子弟,历经几十年的风雨,终将成为一位不朽的英雄。

就在嘉靖收到这封上疏后不久,消息灵通的严嵩便从皇帝的侍从那里得知了奏疏的内容。

面对这个从五品小官义正言辞的控诉,严嵩害怕了,他虽然是内阁首辅,虽然是皇帝的宠臣,却依然害怕这个来自最底层的无畏的声音。

而且根据多年的从政经验,他迅速作出了判断——这人是来玩命的。

但就在他惊惶不定的时候,独眼龙军师严世蕃又出场了,听完那慌不择言的讲述后,他却只是镇定地说了一句话:

“奏疏在哪里,拿给我看。”

仔细阅览之后,严世蕃露出了笑容,他告诉自己那慌张的父亲,不用害怕,其实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几乎就在严嵩知晓奏疏内容的同时,徐阶也知道了,这也是没办法,十六世纪是信息的时代,想在保住脑袋,混碗饭吃,就得时刻掌握朝廷的最新动态。

徐阶惊叹于杨继盛的勇气,他万没想到,当年那个沉默的学生竟然有如此的血性,如此的勇敢,孤军突起,去挑战那个他绝对无法战胜的对手。

他敬佩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做了连他都不敢去做的事情。

但很快,他就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危险已向自己逼近。

因为杨继盛是他的学生,而在那年头,师生关系就是政治关系,杨继盛上书,他虽然并不知情,却也绝对脱离不了关系。而目前政局敌强我弱,还远不到摊牌的时候,如此时与严党开战,必定功亏一篑。

徐阶坐卧不安,直到他拿到奏疏全文,这才松了一口气。

因为在这封奏疏的末尾,杨继盛还加上了这样一句话——“大学士徐阶蒙陛下特擢,乃亦每事依违,不敢持正,不可不谓之负国也”。

真糊涂也好,假聪明也罢,这句关键的话最终挽救了徐阶,保存了他的实力。

政坛的地震看似已经不可避免,严嵩惊慌失措,徐阶忐忑不安,而杨继盛却只是镇定自若,静候处理。

不过出人意料的是,在这件事情中最为恐慌的并不是以上三位,而是另一个似乎毫不相关的人——高拱。

无论是严嵩还是徐阶,高拱都是以礼相待,所以这件事对高拱并没有太大的影响,然而就在他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打开奏疏的抄本,看到那句要人命的话时,顿如五雷轰顶,马上抄起文书去找徐阶。

他所看到的那句话,正是严世蕃所注意的那一句。

看着面无人色,气喘吁吁的高拱,徐阶十分纳闷,然而当他顺着高拱的指向,仔细研读那句话时,立刻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这句让严世蕃笑颜逐开,让高拱吓破胆的话是这样写的——愿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

徐阶的脸白了,他很清楚,这是一句授人以柄的话,很容易被理解为裕王指使杨继盛,借攻击严嵩之名逼宫犯上,若被严党利用,后果不堪设想。

高拱之所以跑来找徐阶,原因在于他认为杨继盛是徐阶的学生,上书必定是徐阶指使,准备借此和严党决战。

而徐阶敢于摊牌,必然有着全盘计划,但无论你徐兄有何打算,也得给兄弟划个道出来,让我早有准备,免得无故遭殃。

然而徐阶诚恳地告诉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件事,也没有后着。

这下子高拱傻眼了,一直以来,裕王和严党的关系并不好,而皇帝宁可信任他身边的道士,也不愿相信自己的儿子,以严世蕃的智商,绝不会放过这个一网打尽的机会。

看着团团乱转的高拱,徐阶也是焦急万分,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还算是某种程度上的盟友,裕王如果倒了,对他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但事已至此,又能如何?

千钧一发,面对几近绝望的高拱,徐阶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最后的办法:

“事已至此,只能去找那个人了,听天由命吧。”

徐阶和高拱到底是政治老手,此时的严世蕃确实正打着裕王的主意,准备一箭双雕,借刀杀人。在他的指点下,严嵩把祸水引向了二王。

这个话题彻底触痛了嘉靖的神经,他立刻派人前去诏狱质问杨继盛(此时已经下狱):与二王有何种关系,为何要引出二王?

杨继盛虽然耿直,却并不笨,他意识到了问题中隐含的巨大风险,大声答道:

“除了二王,朝中还有人不怕严嵩吗?!”

听到答案的嘉靖这才松了口气,但危机还远未结束,因为严世蕃先生从来就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也从未期盼杨继盛会头脑发热,主动配合。事实上,他的计划才刚刚开始。

严世蕃深知,虽然朝中严党势力庞大,但要想除掉杨继盛,拉裕王下水,必须借助另一个人的力量,而对于那个人,他是有把握的。

算盘打得确实不错,可惜他的对手是徐阶。

据说在象棋中,能看到后两步的就是高手,看到后三手以上的就是大师水平,而在政治这种特殊的游戏中,徐阶是当之无愧的特级大师。他不但算出了严世蕃的企图,还算准了他的预定目标。

于是在严世蕃动手之前,他抢先一步,找到了那个关键的人——陆炳。

杨继盛和裕王的命运,就握在陆炳的手中。因为这位仁兄不但是特务头子,还是詔狱的监狱长,在监狱里做点手脚,搞份假口供,然后派出个把锦衣卫,深更半夜栽赃一下裕王,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陆炳是严党的同盟,无论如何,他没有拒绝严世蕃的理由,然而徐阶依然登门拜访了,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

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判断——陆炳还是一个有良心的人,更重要的是,他已没有别的方法。

面对陆炳这样的老江湖,讲客套或是谈交情,无异于是自取其辱,徐阶开门见山:

“此事不宜牵涉过广,望三思而行。”

陆炳看着徐阶,沉默不语。

他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他不愿表态,也不能表态。

反正已经说了,徐阶又提出了另一个要求:

“那个人还望老兄多加保全。”

听到这句话,陆炳终于开口了:

“此人之事上通天子,非我所能为。”

意思是,这件事情已经通天,我是罩不住的。

这是句实话,徐阶也只能叹气了:

“唯望老兄多加留意。”

陆炳点了点头,这个要求并不过分。

徐阶走了,严世蕃来了。

当然,他的来意和徐阶完全相反——把杨继盛整死,顺带梢上裕王。

陆炳热情地接待了他,还不断点头表示同意。

严世蕃满意地走了,然而事情的发展并非如他所料。

此后严嵩父子天天在家里等待着好消息的到来,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陆炳那边却毫无动静。

严世蕃没有再去找过陆炳,作为官场老手,他很清楚对方的这种态度所代表的意义——拒绝。

沈链离去时的背影,是陆炳永远无法忘怀的,所以在关键的时刻,他作出了这个关键的抉择。

他虽然没有挺身而出的勇气,却依然坚守着仅存的良知。

外面大风大浪,斗得你死我活,而事件的中心人物杨继盛却是异常的平静,他镇定地呆在牢房中,等待着即将来临的暴风骤雨。

在陆炳的授意下,诏狱的看守并没有难为杨继盛,但严嵩的能量却并不是陆炳可以左右的,很快,杨继盛就为他的勇敢付出了代价。

他被拖出了牢房,接受了廷杖一百的处罚。

廷杖是用大棍子打屁股,一般说来,如果是所谓“用心打”,六十廷杖就足以将人活活打死,即使不死也脱层皮,极为痛苦。

一位同僚实在看不下去了,他托人送给杨继盛一副蛇胆,告诉他:用此物可以止痛。

然而杨继盛再次表现了他的无畏与勇气:

“我杨椒山(杨继盛号椒山)自己有胆,用不着这个!”

有种,实在太有种了。

杨继盛没钱买通行刑人,又得罪了财雄势大的严嵩,一般说来是必死无疑了。

可让人惊叹的是,杨继盛挨了一百杖,虽说皮开肉绽,伤筋动骨,竟然还是保住了一条命。除了他身体好外,估计也有某些场外因素——行刑者是锦衣卫。

不过一百杖还是结结实实的一百杖,不是打在棉花上的,杨继盛依然只剩下了半条命,等待着他的不是救护车或高干病房,只有潮湿而散发着恶臭的诏狱。

然而正是在这个恐怖阴森的地方,杨继盛干出了一件耸人听闻、挑战人类极限的事情。

虽说是硬汉,毕竟不是铁人,廷杖打折了他的腿骨,腿肉被打掉,一片血肉模糊,已经昏迷的杨继盛被拖回了牢房,没有人给他包扎,在蝇虫滋生,肮脏阴冷的空气中,他的伤口开始恶化感染。

在那个深夜,杨继盛被腿上的剧痛唤醒,借着微光,他看见了自己的残腿和碎肉,却并没有大声呻吟叫喊,只是叫来了一个看守:

“这里太暗,请帮我点一盏灯借光。”

这是一个并不过分的要求,看守答应了,他点亮一盏灯,靠近了杨继盛的牢房。

就在光亮洒入黑暗角落的那一刻,这位看守看见了一幕让他魂飞魄散、永生难忘的可怕景象:

杨继盛十分安静地坐在那里,他低着头,手中拿着一片破碎碗片,聚精会神地刮着腿上的肉,那里已经感染腐烂了。

他没有麻药,也不用铁环,更没有塞嘴的白毛巾,只是带着一副平静的表情,不停地刮着腐肉,碗片并不锋利,腐肉也不易割断,这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剧烈疼痛,然而杨继盛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在这个深夜,那枯燥的摩擦声始终回映着在阴森的监房里,在寂静中诉说着这无以伦比的勇敢与刚强。

在昏暗的灯光下,杨继盛独立完成着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以肯定)的手术,当年关老爷刮骨疗毒(真假还不一定),也还有个医生(特级医师华佗),用的是专用手术刀,旁边一大群人围着,陪他下棋解闷。

相比而言,杨继盛先生的手术是自助式的,没有手术灯,没有宽敞的营房,陪伴他的只有苍蝇蚊子,他没有消毒的手术刀,只有往日吃饭用的碎碗片。

杨继盛继续着他的工作,腐肉已经刮得差不多了,骨头露了出来,他开始截去附在骨头上面的筋膜。

掌灯的看守快要崩溃了,看着这恐怖的一幕,他想逃走,双腿却被牢牢地钉在原地,动弹不得。

他曾见过无数个被拷打得惨不忍睹的犯人,听到过无数次凄惨而恐怖的哀嚎,但在这个平静的夜里,他提着油灯,面对这个镇定的人,才真正感受到了深入骨髓的恐惧和震撼。

于是他开始颤抖,光影随着他的手不断地摇动着。

一个沉闷的声音终于打破了这片死一般的寂静:

“不要动,我看不清了。”

二十年前,曾有一部极为轰动的电影《第一滴血》,后来还拍了续集,里面的兰博兄极为彪悍,曾把火药洒在伤口上,给自己消毒,国人为之侧目,皆视其为硬汉偶像。

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在四百多年前,有一个叫杨继盛的人曾经比兰博还要兰博,而他们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兰博是假的,杨继盛是真的。

杨继盛就这样活了下来,就这样名震天下,就这样永垂青史,因为他的坚忍、顽强、以及正直。

严嵩明白,陆炳是指望不上了,但刻骨的仇恨与畏惧是不会消弭的,杨继盛非杀不可!

此时案件已经转到了刑部,侍郎王学益是严党成员,严嵩指使他从速解决杨继盛,因为骂人是没法杀头的,严大人送佛送上天,指定了罪名:诈传亲王令旨。

可是副部长报上去,部长何鳌却不批,郎中史朝宾还明确表示,绝不执行。

严嵩发怒了,他撤了史朝宾的官,并托人告诉何鳌,再不听话,你就跟史郎中一起走。

何鳌妥协了,刑部就此递交了处理意见——依律处决。

然而严嵩万万没有想到,他费尽心机的这份文书竟然还是无法执行,而他也无可奈何——皇帝不批。

嘉靖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锋锐少年了,他已经做了三十年皇帝,经历了无数风波,斗倒了无数权臣,该吃的吃了,该玩的玩了,该整的也整了,剩下的唯一愿望就是多活几年。

所以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修道事业中去,把国事交给手下的大臣。而这位聪明的皇帝之所以敢于放权,是因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所有的大臣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没有人是他的对手,没有人能猜透他的心思。

一般说来,老板越聪明,员工也就越难受,嘉靖老板是不好伺候的,他不但天资聪慧,而且善于耍诈,你说东,他就偏往西,你让他吃饭,他偏要睡觉,总之是让你摸不着他的谱。

然而情况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日积月累的折腾中,大明公司的几位顶尖员工终于超越了老板的水平,成为了真正的领导者。

在这些足以掌控老板的超级员工名单中,有着严嵩和严世蕃的名字,当然,还有徐阶。在此之后不久,两个更为厉害的人也将被列入这个名单,而他们所掌控的,将是天下。

耍猴的时代即将结束,被猴耍的时代即将开始。

但至少在杨继盛的问题上,嘉靖暂时还没有被耍弄,他十分清楚此案奥秘,毕竟杨继盛的目标只是严嵩,严嵩想借刀杀人,他却不想被人当枪使。

杨继盛的案子就这么拖了三年,悬而不决,直到三年后的那起群众事件。

嘉靖三十四年(1555),杨继盛仍在狱中顽强地坚持着,外面的同僚同事们却忍耐不住了,人关了这么久,吃了这么多苦,连个说法都没有,你当言官们是饭桶不成?

于是一时之间群臣上书,要求释放杨继盛,声势浩大,甚嚣尘上。

严嵩沉不住气了,此时,严党的中坚人物,著名贪官鄢懋卿向他进言:

养虎为患。

严嵩点了点头。

恰在此时,严嵩看到了他的干儿子,严党的另一干将赵文华送来的一份论罪奏疏,在这份奏疏上,写着两个人的名字。

严嵩思索片刻,拿起了笔,在这两个名字的后面,又加上了三个字:杨继盛。

因为他十分清楚,名列这份奏疏上的人,必死无疑。而皇帝在盛怒之下,是不会注意到这个小小的笔误的。

严嵩充分地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历时三年,用尽手段,他终于把自己的死敌杨继盛送上了黄泉之路。

然而他万万不会想到,在他写下杨继盛名字的那一刻,他已犯下了一个最为致命的错误,覆亡之门就此打开。

在隐忍的日子里,徐阶时刻注意着严嵩的言行,而他迟迟不动手,是因为他一直未能发现严嵩的破绽。

纵横官场四十余年的严嵩是真正的精英,他虽然贪污受贿,虽然结党营私,却无人能抓住他的把柄,因为他知道哪些钱可以拿,哪些不能拿,哪些人要打,哪些人要拉。

所以这么多年来,他只受到过一次真正的威胁,然而那位慈悲为怀的夏言先生放过了他,此后他变得更加谨慎小心,狡诈无情。

然而他终于大意了,杨继盛的死劾激起了他的愤怒,混淆了他的思维判断,于是他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杀死杨继盛。

杨继盛就是奔着死来的。

他不受严嵩的收买,不听朋友的劝告,明知毫无胜利的希望,却依然押上自己的一切,以死罪弹劾严嵩,因为他的目的很明确:

只求一死!

用死来表达他的愤怒,用死来唤醒胆怯的人们,如同春秋时的铸剑师那样,杨继盛用他的生命铸就了那柄斩杀奸邪的利剑。

事实证明,杨继盛的死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圈套,而严嵩义无反顾地跳了进去。

嘉靖三十四年(1555)九月,正如严嵩所预料的那样,愤怒的嘉靖批示了这封奏疏: 秋后处决。

消息传出之后,一个女人在自己简陋的房中,完成了另一封奏疏。

这个女人是杨继盛的妻子,伟人的老婆自然也不是常人,在上书里,这个弱女子提出了一个公平的交换条件——倘以罪重,必不可赦,愿即斩臣妾首,以代夫诛。

一命换一命,很公平。

严嵩看到了这封奏疏,然后扔进了文书堆里。

杨继盛的妻子文化不高,这封文书是她口述,由王世贞代写的,在临刑前,他再次来到狱中,去向他的同年兼好友告别。

王世贞是个讲义气的人,之前他曾多次探监,给杨继盛送来汤药,帮助他熬了下来。

可是事已至此,回天乏术,于是在诏狱中,王世贞和他的朋友见了最后一面。

眼前的杨继盛已经不成人形了,他没有父母的疼爱,众人的追捧,他很平凡,即使在那支光荣的进士队伍中,他也只是一个为人忽视、沉默寡言的人,辉煌显赫从未属于过他。

而今的他,只剩下了残肢破衣、遍体鳞伤,还有即将到来的死亡命运。

杨继盛却只是平静地提出了最后的要求:

“我的后事,就劳烦你了。”

杨继盛没有钱,他的妻子也没有钱,对他而言,要想找口棺材入土为安,是比较困难的。

王世贞用力地点了点头,这已是他唯一能做的事。

所有的事情都交代完了,杨继盛即将走向他人生的最后舞台——刑场。

在这最后诀别的时候,王世贞终于不禁放声大哭:

“椒山,事情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啊!”

然而此时的杨继盛笑了,他倚着墙壁,用残腿支撑着自己的身体:

“元美(王世贞字元美),不必如此,”在昏暗的牢房中,他的脸上映射出无比自豪的光芒:

“死得其所,死又何惧!”

嘉靖三十四年(1555) 十月初一日,杨继盛英勇就义。

这场实力悬殊的战斗中,手无寸铁的杨继盛,坚持到了最后一刻,只凭借他的信念和勇气。

临刑前,他赋诗一首: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

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

历经磨难,矢志不移,叫做信念。

不畏强权,虽死无惧,叫做勇气。


——本文系转载,侵权立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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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请自来。

由于工作原因,经常接触本县城的各种文物。其中就有一块“荒年实录碑”,阅后颇为震惊。所以分享给大家,照片如下:






先介绍一下背景:该碑现存于河南省辉县市百泉风景区的碑廊内,也是我热爱的家乡所在。该碑是光绪十五年(1889)邑庠生员葛幼春撰文、其子葛衍庆书丹,刻在辉县市南平罗村普照寺内《重修普照寺碑记》之碑阴,记述当年的荒年实情。


碑文如下:

荒年实录

普照寺重修勒石,予因石有余隙,略记荒年实事以警后。当光绪元、二年,岁已歉收,三年更大荒,河南、山西尤甚。是年春,诸粮昂贵,存粮之家尽行糶卖,仓已空矣。三月雨,一犁春苗普种,后大旱,又被土蝗食苗殆尽,籽粒未见。米麦更贵,每斗价至一千五百文。所幸徐州一带是年倍豊,故移粟尚易,此荒之一助也。粟贵肉贱,猪羊牛肉一斤价二十余文。凡有骡马牛羊尽杀食之,且有以地换牛羊而食者,即鸡鸭猫犬被人偷杀。至是,人愈无聊,遂食白土、榆皮、玉麦骨、豆秸、瓜秧、杆草、荞麦花、树叶此类。惟榆皮、瓜秧、玉麦骨搅粮尚可食,食荞麦花者,皆肿死。若豆秸、杆草、树叶,原非食物,而竟有食之者。然自冬至次年春,有饿毙道旁被人剐食者,有童子幼女被人诳至其家而杀食者,有入邻家借物被人窝杀者,甚有父食子、子食父,兄食弟、弟食兄,剐其肉爨其骨者,更有死后埋已数月被人发冢窃去而食者,有才貌妇女卖与人贩价只三两串者,兼之夜间抢劫甚伙,有山村独居因家存斗粮被人杀死一家者,有妇女弃夫抛子而窃逃者,有与夫商卖己身者,有及笄闺女自鬻其身者,有妇女行至半途被人杀食者。日月无光,山川减色,伤心惨目矣!地土贱,亦无人受,房屋尽行拆毁,桌椅等物,皆做薪卖。有预先逃外就食者,可免死,后有欲逃而力不能行,至毙半途者。是时,国家轸念艰,连赈者三,然有名无实,人难依为生活,总计死荒逃户十捐其七。就我本村而谕,荒以前计户百三十有奇,大小一千三百余口。荒后计户五十有奇,仅存四百八十余口。一村如是,其余可知矣。


又光绪十三年三月念八日,二麦秀齐,忽降严霜,尽行霜毁乾萎于地,群言不能收矣。故有牲口者赶紧犁毁以备种秋,无牲口者犹稍迟待。不料数日后从旁滋茅,渐至秀穗结实。凡未毁者至期尚有五六斗收,已毁者悔无及矣。倘再过是灾,当以前车为鉴也。至十四年四月初十日,天气渐热,人皆着单衣,忽大风雨,其令非常,人牲行至半途竟有冻毙者,此亦未有之奇灾。因并志之右录数异,皆于身历目睹,并无诞妄惊骇后人。所载何地何名者,以片石难备述也。愿后生处豊而有余一余三之道,处歉而有因荒备荒之术,思患预防。此予所深望之者,是为记。


本村向无旗伞,修庙后,又赖刘君兆珍率乃事重为按地捐资。创缝彩旗二十五对,绫伞四顶。寺周围种植柏树三百余株,俟后柏树成材,惟修庙可用,断不许无故戕伐,致伤栽时之美意也,则幸甚。


邑庠生员葛幼春撰文命子衍庆书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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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文记载了光绪三年,河南、山西两地发生的特大旱、蝗灾,导致春秋庄稼绝收。而政府因种种原因又无法救助(可能因为贪腐,也可能是真的无力援救),进而出现逃荒保命、村巷空荡乃至人吃人的现象,读后催人泪下。

另外,碑文还记述了光绪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气候突变,忽降严霜,导致春麦枯萎;光绪十四年四月初十,风雨骤起,奇冷无比,冻死人牲无数这两次奇怪的气象灾害。

研读过碑文后,感到最震惊的,莫过于人吃人的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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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感谢大家!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在知乎潜水了很长时间,没想到首答能获得这么多的鼓励与支持,感到受宠若惊。评论区有很多朋友提到:“这算不上是最令人震惊的历史!”看过其他答主的回答后,细细想来,丁戊奇荒在历史的洪流中,确实有些不起眼,而“荒年实录”碑中的记录只是其冰山一角。我的这个回答也算是强答了吧……之前在收集、整理资料的时候,发现这块碑只有照片、拓片以及极其简单的介绍,甚至碑文的内容都没有。我只好结合现有的资料,到碑廊去抠着字眼,把碑文记录、整理下来。说到这里,我想说其实我还是有一定的私心的,作为一个文博工作者,非常希望承载着历史的文物能被人们视为珍宝。


感谢您指出的断句错误,已改正。

@剑气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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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不喜在网上说话,这次看到有些评论还在讲所谓的五胡食人论,觉得作为一个魏晋南北朝断代的学生,实在有必要说一两句。网上“两脚羊”的出处是宋人的史料笔记《鸡肋编》,说的是两宋之间的情况,现有的十六国时期史料从来没这回事。这事本来一点都不复杂,懂的人自然懂,都不值得一说。但有人恐怕是真相信了,毕竟谎言重复多了也是真理。一句话,如果只是想借古讽今,信不信这个纯属个人自由,但真把段子当历史真相就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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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没有想到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有不少人关注,可能很多都读过之前的网文吧。这里补充几句,免得有人误解。其实大家多读点历史,就知道“食人”是大饥荒中常有的事,不限于某类特定的人或年代,仅仅是对于和平时期的我们冲击比较大吧,我从来没打算过单独讨论这种问题。只是网文里说五胡队伍专门以人为食,把中国人视做“两脚羊”,这完全是移花接木和以讹传讹的结果,现有史料里从无此类记载。轻信这些并不可取,就是这样。

2017.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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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人民并没有为日本侵略军大规模屠杀、奸淫和烧抢的淫威所吓倒,他们在巨大的痛苦与屈辱之中,仍然用种种方式进行抗争,决不屈服。
许多同胞,在敌人的屠刀和机枪面前,怒目而视,高呼口号,威武不屈。一些同胞在身受酷刑时,怒骂日军,直至停止呼吸。据目击者记述,“受难的同志,全身鲜血淋漓”,“依然叫骂怒视”。当日军在汉中门外、中山码头等地进行集体屠杀时,都发生了遇难军民呼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的壮烈场面。在草鞋峡的大规模屠杀中,被难军民,不顾日军机枪的扫射,高喊“夺枪!夺枪!”他们赤手空拳,冲向敌人,直至全部牺牲。
南京军民进行抗争的最突出事例,发生于乌龙山、幕府山一带长江边的大规模集体屠杀中。日本记者本多胜一根据日军第13师团山田旅团步兵第65联队一位下士的叙述报道:一个日本少尉被反抗的俘虏弄死了。传达过来的警告说,“是他的刀被夺走才出事的,要警惕!”
日军第13师团山田支队的一名33岁的辎重兵,在战后披露了发生在乌龙山麓的难民反抗。在2万名已有一个星期没有进食的难民中,有一大群人,面对喷射着子弹的机枪,向日军猛扑过来,使刽子手们惊慌失措,只是靠了另一支部队的支援,才用汽油燃起的烈火,把反抗的人群镇压下去,并且活活烧死。他说:
在我们清理尸体的前一天晚上,两个小队——机枪队奉命出动,从公路上向下面沙滩的难民扫射。发出上述命令的高级军官认为,对手们毫无防备,他们已一星期没有进食,因而体力已经消耗,只消用两个小队的机枪就足够了。但是,他们无视人们在垂死挣扎时发出来的一股异常大的力量,这是一种估计错误。滴水未进的二万人群,对日本军发出愤怒的力量是多么厉害啊!这一点,对于刚取得胜利而得意忘形的军官们来说是根本无法理解的。
机枪在黑夜中发出吼鸣声,积郁在难民们心中的怒火突然爆发出来。他们瞬间意识到机枪喷出火来意味着什么,便高声呐喊,像雪崩似地冲向机枪小队。总之,涌过来的是一大批人群,足以挤满皇宫前的整个广场。人们满腔怒火地冲了过来,因而两个小队——机枪队转眼间全被挤垮了。
汽车队从稍高的公路上看到了这种情况,不得不随机应变采取措施。他们丢下了装在汽车上的汽油桶,把汽油倒在坡地上,点起火柴并向那里扔去。
……这种以瞬间的果断蜂拥而来的人群,很快被燃烧起来的猛烈的火篱笆压了下去,逃也逃不出,结果全都被杀害了。
日军步兵第65联队联队长两角业作在其战后回忆录中,记述了发生在12月17日夜间幕府山俘虏暴动的事实。暴动的2000名俘虏大部得以逃脱。两角写道:“两千来人一下子猛冲过来,拼命地乱蹿,怎么也制止不住。我军不得已开枪射击,竭力阻止他们逃跑。但因天黑,大部分向陆地方向逃去,一部分跳进扬子江。”该联队第12中队中队长八卷竹雄中尉回忆这次暴动时说:“我们人数很少,不知道会不会在什么地方发生暴乱,所以比他们还要紧张。果然途中他们就开始逃跑,连我们中队有的士兵也被他们挟持走,然后途中被他们杀害。”联队第1机枪中队箭内亨三郎准尉回忆说:“去江边集合的最紧张时刻,一瞬间暴乱发生了。他们一起站了起来,开始挥舞着树枝什么的袭击卫兵,打倒他们然后逃跑。有的跳进江水里,有的向陆地上跑,黑夜中的突然事件就这么发生了。”在这次暴动事件中,第65联队共有7人死亡,其中包括1名军官被刺身亡。联队机关枪中队大友登茂树少尉回忆说:“我们中队里也死了军官。他被卷入俘虏的暴乱之中,身上被刺达七处之多。”他并无奈地认为:“在那样的暴乱中联队只死了七人,或许的确算得上是比较少的了。”
据汉口《大公报》披露的事实:数十名被强迫攀登司法院四层楼屋顶的被俘士兵,自知不是中途摔死,就是被日军纵火烧死,便奋不顾身地去夺取敌人手中的武器,甚至用牙齿咬住敌人的耳朵或腿部。他们虽然全部牺牲了,但是也当场打死了几个日兵。
南郊陆郎桥十八村的村民,因不堪日军之蹂躏,奋起杀敌。据李克痕《沦京五月记》记载:
一日,有敌兵三名,到该处要猪鸡等,并找女人,当有王姓少女为其奸污,旋即去。当地居民皆愤慨,便决定如敌兵再来骚扰,必加以抵抗。第二天果有敌兵六名前来,居民大愤,奋起抵抗。当即枪杀敌兵三名,余三名逃走。
在南京西南郊大胜关,有一名男子,为报复日军将自己妻子强奸,开枪打死了两名作恶的士兵。据村民朱谋贵口述:“有一天两个日兵在大胜关看到一个妇女,将其强奸,并扬言第二天还要来。这个女子回家将事情告诉了自己的丈夫,她的丈夫也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并且自己有枪。当第二天两个日本兵再次来到时,她的丈夫在半路上就将这两个日本兵用枪给毙了,杀死后又将这两个日本兵绑上石头沉入长江中。”
在一些分散的场合,难民们临危不惧,在死亡威胁的面前,独自抵抗日军的侵害,主动出击加害难民的日军。难民范有林在与母亲、姐妹四人逃难至赵家桥芦苇荡附近时,被三四名乘坐汽艇的日军抓住。日军因汽艇在浅水搁浅,便强令范有林背他们过河去芦苇荡。范深知,芦苇荡里有许多避难的同胞,若将日军送去,避难同胞必遭劫难。于是,他在将一名日军背至河中心时,身子一斜,把他歪倒在河里,并在河中展开了一场搏斗。最后,范有林被日军开枪打死;他的姐姐范兰甫亦跳河壮烈殉难。一次,日军将七八名青年赶进一个院子,命他们脱去棉上衣,跪成一排,用刺刀逐一将他们刺杀。青年左润德宁死不屈,徒手与敌搏斗,终于死里逃生。他自述道:
我和一个邻居跪在一起,在日本兵开始用刺刀捅人时,我看不跑不得了,就用胳膊碰了碰邻居,于是我们两人突然站起,夺门奔逃,日本兵端起刺刀劈面向我刺来,我一侧身子,刺刀划破了我胸部的皮肤。我抓住刺刀柄,把日本兵推倒在地,我趁这个空挡急忙向后门跑去,日本兵连开两枪,打偏了,我跑了出来,得以死里逃生。
另一位青年李书海,利用武术勇斗日军。当一名日军头目持刀冲进他的家门时,他操起一杆红缨枪阻挡。日本兵见他反抗,便挥刀向他头部横劈过来。李书海使了个“缩头蹲身”势让开,夺门而逃。在巷子里又被埋伏着的两个日本兵抓住。这时,他一运气,用“封心掌”将这两名日军打倒,得以虎口脱身。
汤山镇下山村村民梁传才,不畏日军的强暴,赤手空拳打倒了6名日军。村民刘道义说:当梁传才在日军枪口下奋起逃脱时,“他刚逃进一条小巷子,迎头就碰上了两个鬼子,他左面夹一个,右面夹一个,把鬼子打倒在地上。刚逃出巷口,又碰到了两个鬼子。他三下五除二,就把他们摔倒了,摁在菜园边的水沟里,接着再跑。不料,迎面又来了两个鬼子,他一拳一个,把他们都打昏了”。就这样,梁传才终于以自己的勇敢和智慧,逃过了一劫。
居住于安全区内鼓楼二条巷的市民任金富,徒手将正在屠杀难民的日兵打倒,从日军枪口下解救了列队受死的八九名难民。市民费广奎回忆说:
当时有一个鬼子,抓了八九个人,有陈光炳、刘应声、刘正斌、任金富、魏家和等,日本人让他们排着队,准备一个个枪毙。怀子当时排在第一个,被打死了,20多岁。到第二个的时候,任金富跟周围人说,等着被打死还不如拼一下。他自己跑上前,把那个日本人摔到了铁丝网里,人和枪分开了,其他人就都跑了……
1938年1月26日,有日军到南京郊外陆郎来喝酒,找女人。村民李小花子正在田里耙地,见此情景,举起铁耙就向一名日兵打去。日军向李小花子开枪,一名原中国守军使用镇上保卫团的枪,“两枪把两个鬼子都打死得了。人们用石头把两个死了的鬼子,坠在塘里了”。
南京郊区上坊泥塘村村民冯霞升,将一名来村上喝酒、索要“花姑娘”的日军军官引到祠堂,趁其酩酊大醉之时,“喊来村上几个人,用绳子将鬼子活活勒死。然后,找来铅丝将尸体捆起来,埋在村东头的荷塘里”。
许多南京市民,决不屈服于日军的淫威,拒绝与其合作,表现了民族的凛然正气。一次,汉奸通令南京市民持“欢迎皇军”的旗帜,去大行宫“欢迎”新开到南京的日军。这时,一位老人,突然从人群中站出来,振臂高呼:“和平,奋斗,救中国!”他因此惨遭杀害。各公司、商店,在日军进城之初,一律紧闭大门,以示抗拒。据蒋公觳在《陷京三月记》中记述:“自来水厂及电灯厂的工友,在敌进城时,被害殉难的很多,最近敌人急欲恢复起来,而一般工友绝不愿意合作。”于是,日军只得利用大队宪兵,将水电厂工人“押赴厂内工作”。日军为方便其官兵之通信,急于恢复邮政,但南京邮政职工拒绝合作。直至1938年3月26日,在日方答应不检查市民信件和不改变邮局公务员帽徽之后,方始试行复邮。永利铔厂的司炉工王加利,反对日军强行开工,至死不屈,后被日军杀害,并挖去其心脏。居住中华门里船板巷18号的李氏老太,在日军刺刀的威逼下,仍拒绝为日军带路搜捕中国士兵,结果遭到枪杀。
19岁的汽车司机梁志成,被日军抓去。日军强迫他把满载机枪子弹的汽车开到下关去。他知道,这是用来集体屠杀市民的弹药。这时候,他已被推到驾驶室的座位上,一名日军官坐在旁边用手枪对着他。梁志成横下了一条心:死也不送这批弹药。于是,他猛地一拳把坐在旁边的日军官打倒,接着扑到他身上,用双手扼其喉咙。押车的日军发现后,跳下来用马刀乱砍梁志成;那个被打倒在地的军官也爬起来,拾起手枪,向他射击。梁志成被枪击刀砍,倒在血泊之中,昏死了过去。待他渐渐苏醒后,便挣扎着爬回家里。因受伤太重,他知道自己活不成了,便对他姐姐说:“你要活下去,告诉我的朋友,我是给日本人杀的,我至死也没有帮助日本鬼子做过一件事。”
许多南京同胞,为了维护中国妇女的尊严,同兽性大发的日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居住在三茅宫附近的一位青年妇女,被一群日军从家中拖出,将遭奸淫。她的丈夫挺身而出,怒斥日军,并与之搏斗。他在被捆住,周身遭戳的情况下,仍骂不绝口,直至气绝。在场的另一名青年,抑制不住满腔的愤怒,大骂日军,并将一名日军压倒在地。后来,这位见义勇为的青年被几个日军捆在电线杆上,碎割而死。柏果树妇女傅如芬,为了保护邻居家刚生孩子的产妇,挺身而出,与日军搏斗,最后为免遭日军污辱,而与产妇全家七口人,一齐投塘自尽。
世居南京的回民中,也出现了不少见义勇为、不让日军污辱妇女的动人事迹。中华门外西街清真寺四师傅张巴巴,为保护其媳妇不让日军奸污,大骂肇事日兵是畜生,被敌人当场打死。另一位长乐路清真寺的老阿訇白庆元,见日军闯入寺中,欲强奸老太太蔡氏,禁不住怒火填膺,奋不顾身上前阻止,被日军连刺两刀,伤重而亡。家住木屐巷的回民张长生,人高体壮,有武功。某夜,见日军闯入宅院,欲行强奸邻家妇女,他怒不可遏,抡起大木棍打倒了一名从房间里钻出来的日兵;当他又准备狠揍第二个日兵时,遭到枪杀。
许多妇女宁死不辱,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记者范式之报道说:“城内所有妇女因不愿或不堪敌之蹂躏而自杀者,平均日必数百起。”下浮桥清真寺老阿訇杨桂芳的两个女儿,为抗拒日军奸污,而至沙洲圩跳水自杀。在马道街44号,日军欲强奸少女丁振清。丁坚不从,以手护住胸部,被日军当场枪杀。逸仙桥附近的几位妇女,被日军抓到后,虽已被强行剥去衣服,但仍至死不从,拼死搏斗,并痛骂敌兵,她们中,有的被割去耳朵,有的被割去舌头。因宁死不辱、拼死相搏,被敌兵枪击、砍劈、水淹、窒息而死的,还有状元街46号吕王氏,雨花台20号王蔡氏、1号陈筱香、26号张陈氏,沙洲圩梁杨氏、周丁氏、王朱氏,任家花园周奚氏,珍珠巷陈徐氏,评事街169号哈栋臣之弟媳,中华门土城头三少女,闾林小学教师吴素琴,雨花台郭明华之侄女,等等。
有的妇女,勇敢地痛斥日军兽行。一位妇女,已经多次机智地逃过了日军的魔掌,但她深知日军绝不肯罢休。于是,有一次她穿戴整齐,待日军又来时,从容地挥笔大书“日本兵是禽兽”数字,最后牺牲在日军的乱枪之下。
有的妇女寻找机会,杀死日兵。有位女小学教师,曾5次遇到日军的纠缠。后来,她设法弄到一支枪,藏在床下,待日兵又来时,一连打死5名敌人。最后她自己也从容就义。
有的妇女,智杀日军。下关保善街一位妇女马氏,在日军前来强奸时,用酒将其灌醉,然后在丈夫和邻居的帮助下,用切西瓜的大刀,杀死了这名日本兵,并悄悄将其尸体运到野藕塘里埋掉。
有的妇女舍己救人。一次,3名日军挟持3名妇女,要把她们带回营地。其中一名妇女站出来,要求日军放走其他两名妇女,由她一人前去营地“慰劳”。日军遂放走2名妇女。不料,当走到难民救济会门前时,这位自告奋勇留下来的妇女,突然夺过日军身上的刺刀,向自己颈上刺去,立时流血倒地,以自己的生命保护了两位姐妹。
下关鲜鱼巷一位女青年勇斗日军的事迹,为人们广泛传颂。家住鲜鱼巷79号的青年女子朱二姑娘,为了躲避日军,女扮男装,与其父逃到二板桥一个茅棚里。不料,一伙日军闯进茅棚,用推上了子弹的枪指着她说:“中国兵此地有,你的出来。”说着便把她往外拖。她先和这伙日军对揪,后由于日军人多力大,实在顶不住时,便猛地夺下日军腰问的佩刀,和他们拼命。当朱二姑娘刚刚举起刀的时候,周围的日军已经凶猛地往她腹部一连戳了三刀,致当场流血身亡。
被称为“奇女子”的李秀英,反抗日军奸淫暴行的斗争,更为感人。南京沦陷时,她因已有7个月身孕,行动不便,便和父亲一同躲在五台山一所小学的地下室里。12月19日上午,日军将她和其他10多名妇女强行拉走。她为了不受日军污辱,便一头撞在墙上,头破血流,昏倒在地。待日军走后,才由父亲和难友把她抬回地下室休息。就在这天中午,又来了3名日本兵,将男人都赶走,将她和另外两名妇女分开,准备分别强奸。一名日军上来解她的纽扣,她自幼跟父亲学过一点武术,便准备将那名日军腰间挂着的佩刀夺过来,与敌人拼搏。她在后来叙述这场斗争时说:
我趁机握住刀柄,日军见状大惊,同我争夺刀柄。我刀不能用,就用牙咬,咬住日军不放。日军被咬痛了,哇哇直叫。隔壁屋里的两个日军听到喊声,就跑过来帮助这个日军。我一个人对付这三个人,没有办法,但我紧紧抓住刀柄不放,和这个日本兵在地上滚来滚去搏斗,其他两个日军就用刺刀向我身上乱戳。我的脸上、腿上都被戳了好几刀。最后,一个日军向我肚子刺来,我立即失去了知觉,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了。
日军走后,李父以为她已经死了。便找来几个邻居,准备用门板把她抬去五台山旁埋葬。她被抬出门以后,才在冷风的刺激下苏醒过来。经医院检查,她身上共被刺了37刀,嘴唇、鼻子、眼皮都被刺破了;第二天,她又发生了流产。后来,她经7个月的医治,才恢复了健康。
屈辱中的抗争,反映了南京人民和中华民族爱憎分明、勇敢无畏的崇高品质。这是南京人民的光荣与骄傲。

——《南京保卫战史》(孙宅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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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日,开始撤退的第二天)午后三时许,我们已到燕子矶。当我路过乌龙山时,还看到一些工人正在给永久工事浇水泥,我劝他们不用再浇了,他们反以不能耽误工期作答。

(《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南京保卫战》第175-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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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饥荒和鸦片。


有人提到了1942,提到了饿死三百万,甚至还有人愤愤不平地说,为什么这么大的事情,历史课本不记载?!


因为,在民国的环境下,1942年的大饥荒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严重,1942年的中原大饥荒,仅仅是因为电影《1942》,才在今天这么出名。


而实际上,很不人以前不知道1942年河南(中原)大饥荒的同时,同样不知道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1927年关中大饥荒、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1931年长江流域大饥荒、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1941年广东大饥荒、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


民国时期,有记录的大规模饥荒有十一次,1942年的河南(中原)大饥荒是第八次。


至于死亡人口及灾民人口,1942年中原大饥荒绝对不是最惨烈的,比如1920-1921的华北四省大饥荒,就饿死1000万人并产生了3000万灾民;1928年-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估计死亡1300万人;1931年长江流域因为洪灾导致的大饥荒产生灾民约一亿人,不过“只”死亡了300万人;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死亡人数无统计,但四川万源县人口减少1/3;1943年广东大饥荒死亡300万人;1946-1947年南方大饥荒,仅广东、广西、湖南三省饿死1750万人……


民国时期的饥荒太普遍、太频繁,以至于饥荒无法成为热点事件和重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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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进一步了解到,产生饥荒的一大原因(并非是全部原因),是因为军阀混战,军阀为了筹措军费,强令农民种植来钱最快的“经济作物”——鸦片;


福建:长期四分五裂。军阀们无不强迫农民种植鸦片,占据闽南八县的陈国辉,在辖区内种植罂粟百万亩;割据闽西南的张贞,在山区广种鸦片。闽北、闽西的气候不宜罂粟生长,但据守那里的卢兴邦、郭锦堂等看着别人卖鸦片发了财,也忍不住给辖区内的农民发放罂粟种子,要求种植。结果种出的罂粟,不是开花不结球,就是结球无浆,让老百姓白白忙活了一年。福建的情况,正如中华民国拒毒会1931年的报告所说,“闽省各县本年大举种烟,多由驻军劝种配捐。”


云南:1932年,全省烟田面积约224万亩。1927年前的几年,云南每年收入约1100万元,其中鸦片收入804万元,1932年鸦片税收占当年总收入的38%。


四川:鸦片的重要产区。当地军阀除了征收烟苗税、起运税、印花税等十几种杂税外,还发明了所谓“懒税”,以惩罚因“懒惰”而不种鸦片者。此外,他们甚至规定“如农民种粮食而不种烟,则种粮食一年,应完三年的税,而种烟则只完本年一年的税;如明年再不种烟,仍种粮食,则明年一年,应完五年的税;到后年,再不种烟,仍种粮食,则这一年,应完七年的税。”这就是为什么,“四川田赋,在民国23年时,已预征到民国68年,预征了45年”。


紧邻云南、四川的两广、两湖,因气候条件所限,鸦片产量不大,但他们垄断了鸦片外运的通道。湖北在1924年征收鸦片通行税1500万元;广西在1932年收入3100万元,其中鸦片过境税1588万元。


总之,除了吉林、山西两省,全国各省大小军阀无不视鸦片为重要财源。一项关于13个地区种烟面积变化的调查显示,1914年—1919年,种烟面积占耕地面积的3%,到了1929—193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20%。军阀割据,是鸦片种植面积急剧扩张的根源。

归绥(今呼和浩特)城郊的鸦片种植地

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北京大学李小姐在归绥城郊考察大片鸦片地

(1937年7月5日万里国情调查摄影)



1934年国联第十八届禁烟委员会会议上,美国代表发言说,“中国产烟各省,为四川、云南、贵州、陕西、山西、甘肃、热河等省。云南地域之大,甚于波兰,四川则甚于法国,贵州则五倍于荷兰也。按照中央鸦片处之消息,全世界除中国外,每年鸦片产额1770吨。据中国政府高级官吏之估计,中国1930年之鸦片额为12000吨,已等全世界产额之七倍。然多数有研究者之意见,以为此项估计尚属过低,最近四年来之产额,当然更行增加。”


这么多好地都去种鸦片了,遇到灾年不发生饥荒那才真见鬼了。


吴德华,试论民国时期的灾荒,《武汉大学学报》,1992.3

王□,北京政府时期的军阀与烟毒泛滥,《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2.6

高岩弘,民国时期禁言内幕,《广西文史》,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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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号使者在王宫大杀特杀,砍下国王的脑袋,然后宣读不存在的讨伐旨意。

西班牙的美洲殖民队与之相比简直就是孩子

果然文明带来进步,野蛮带来胜利。

可惜后来中国只会讲文明懂礼貌


ps:其实具体事件还有很多,比如各种请客杀客人,被宴请杀主人,杀爹立儿,杀哥立弟,还有和亲公主与汉使合谋杀人。

解忧公主杀乌孙王()被一个叫张翁的sb特使训斥,然后这个sb回到长安就被砍了,副手也被阉了


总的来说务实的汉朝虽然嘴上讲儒家,实际上并不信儒家。到后来君君臣臣专为上位者服务的儒家才成为正统信仰,更是跟印度种姓制度一样被外族侵略者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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