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历届内阁大臣中，你最敬佩的是哪一位？

说到明朝的内阁大臣，这个问题真是让人挠头，但又忍不住要去细细琢磨。要说最敬佩的，我脑子里最先跳出来的，不是那些位高权重、呼风唤雨的权臣，也不是那些被历史舞台推到前台的帝王宠臣，而是那位在风雨飘摇中坚守，用自己的智慧和担当，为那个摇摇欲坠的帝国续命的—— 徐阶。

为什么是他？其实细想一下，明朝的内阁，说是辅佐皇帝，但更多时候，皇帝就像个甩手掌柜，甚至有些皇帝昏聩，需要内阁大臣们去担起一切。徐阶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是那种锋芒毕露、叱咤风云的人物，他的伟大，更多体现在那种不动声色的深沉和真正的政治智慧上。

他上任内阁首辅的时候，明朝已经过了最辉煌的隆庆时期，嘉靖皇帝驾崩没多久，隆庆皇帝在位时间也短。到了万历皇帝年幼登基，朝政大权落在了以高拱和张居正为首的几个重臣手中。徐阶这时候已经是元老了，他经历了嘉靖朝的种种黑暗，也见证了隆庆新政的短暂辉煌。他没有居功自傲，也没有急于争权，而是以一种审慎的态度，观察着朝局的变化。

我最敬佩徐阶的一点，就是他与张居正的关系。当年，张居正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翰林院庶吉士时，就是徐阶慧眼识珠，看出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极力举荐，才有了后来那个叱咤风云、力挽狂澜的张居正。这本身就是一种胸襟，一种不计较个人得失，只看重国家人才的大格局。

后来，张居正掌权，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这时候的徐阶，已经退居二线，但他并没有因此心生嫉妒或者反对。相反，他看到了张居正改革的必要性和魄力，并且在关键时刻，给予了张居正巨大的支持。你知道吗？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这样的重大改革，触动了太多既得利益者的奶酪，朝中非议不断，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这时候，如果徐阶站出来反对，那改革很可能就推行不下去了。但他没有，他选择了沉默，甚至在一些公开场合，巧妙地为张居正解围，维护了改革的顺利进行。这种“退而不退”的智慧，既保全了自己的地位，又成全了国家的改革，实在难得。

更难得的是，张居正改革虽好，但也因为过于激进和强势，得罪了不少人，最终在他死后，被清算得非常惨。而徐阶，作为曾经提携过张居正的老前辈，又是他改革时期的重要支持者，却能够安然无恙地度过张居正倒台后的政治风暴。这怎么解释？我认为，这正是徐阶政治智慧的体现。他知道张居正的改革是“过河”，也知道“河”不能永远这样激流勇进。他支持改革，但并没有把自己完全绑在张居正的战车上。他在关键时刻选择退让和支持，但在张居正改革的“尾声”或者说“转折点”上，他却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原则。

想象一下，当张居正的风头正劲，万历皇帝也对他言听计从的时候，徐阶这个老首辅虽然退了，但他的威望和影响力依然在。他没有利用这种影响力去挑战张居正，也没有在他死后落井下石。相反，他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之外，保持着一份清醒和超然。在他晚年的时候，他看到了万历皇帝怠政的苗头，也看到了朝堂上新的权力平衡。他没有再去掺和这些权力斗争，而是选择归隐，专注于读书和教育后人。

他的晚年生活，据说非常清贫，但精神上却很富足。他把自己的学识和经验传授给自己的子孙，也留下了不少著作。他的这种处世哲学，不是那种不问世事的隐士，而是那种深谙世事，但选择了一种更高级的“退”的方式。他把自己的才华和精力，用在最恰当的时机，为国家做了最需要的事情，然后在合适的时机，选择功成身退，不留恋权势，不贪恋名利。

相比于那些为了权力不惜一切的权臣，或者那些因为改革过于激进而身败名裂的改革家，徐阶就像一个深谙韬晦之道的智者。他没有张居正那样轰轰烈烈的影响力，但他却能在政治的巨浪中，保持自己的清醒和远见，既能成就他人，也能保全自身，更能为国家留下一些宝贵的经验和思想。

所以，在我看来，明朝的历届内阁大臣中，最让我敬佩的，就是徐阶。他的智慧、他的胸襟、他的担当，以及他那种不动声色的政治艺术，都让他成为一个真正值得尊敬的人物。他不是一个光芒四射的明星，而是一个沉默的巨匠，用自己的方式，在那个充满变数的时代，为大明朝的延续，付出了他最宝贵的东西。

网友意见

我的荆州老乡——张居正。

张居正，一个天才，一个奇才，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有明一代的诸多宰辅，无能出其右者。这个没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

我现在真的是由衷地敬佩他！

而且你越是读史读书读得多，就会越敬佩张居正。

我目前在读《明神宗实录》（隆庆六年六月——万历十年六月）及韦庆远先生的《暮日耀光：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

（ps:韦先生的这部书真的强推，是研究张居正的一个宝库，内容实在太丰富了，不仅包含了张居正的生平经历、施政手段和政绩、哲学思想等等，还包罗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政局分析及对当时的主要政治人物的剖析，譬如嘉靖、隆庆和万历皇帝、李太后、夏言、徐阶、严嵩、高拱、高仪、李春芳、赵贞吉、张四维、申时行、王锡爵、海瑞、王崇古、方逢时、梁梦龙、朱衡、潘季驯、戚继光、葛守礼、杨博、李幼孜、赵锦、骆问礼等等知名历史人物。）

《神宗实录》才看到隆庆六年九月，《暮日耀光：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看到第六章，对于张居正的理解认知，我现在其实连皮毛都还算不上。

但如果现在非要我用一个词评价张居正，那么我会用“务实”一词。他是一个真正的实在型政治家，是一个典型的外儒内法的改革家、思想家。

古代士大夫的思想学说往往被冠以“X学”之名，比如程朱理学、阳明心学之类，张居正的一生，大半时间都在从政，尤其是掌握最高权柄的最后十年，几乎全身心的扑在了改革上，没时间顾及其他，也谈不上什么著书立说，系统地总结自己的思想和理念。

但如果把他在大量的奏疏、信件、文章中所表现的思想总结起来看，我愿称之为“太岳实学”。

我是不太喜欢儒家的，古代儒家士大夫那一套，什么程朱理学、阳明心学之类的，对16世纪的中国恐怕没什么实际益处，丝毫解决不了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

比如隆庆内阁，以徐阶、李春芳、赵贞吉三人为主要代表的、尊奉在南宋学者陆九渊“心学”基础上发展过来的“阳明学派”。他们三人在阁内坚持保守旧制的治道观点也是如出一辙的。这就必然要激发与实际信奉和推行商、申、韩法家学说的高拱、张居正间的冲突。

尤其是徐阶，利用拥有的职权威望以扩大其讲学活动，大力宣扬“阳明学”，以著名理学家而兼为最高级大官僚，每以宋明理学的传人自居，每以能将理学教义原则溶注入实际政治自炫。他还利用执掌的行政权力，大力奖掖甚至亲自主持讲学，一再邀集朝廷各衙署和地方来京官员听讲，经常在官馆、僧舍和道院召开近千人的经旬大会，“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

而张居正尊崇实学，倡奉变法。他指出，当时的理学家们标榜虚寂，其实是“剽窃仁义”，其谬种流传，不但混淆视听，而且阻碍变革。他主张反其道而行之，一切应从实际出发，重实学，贵实行，办实事，求实功，“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根据嘉隆时期的现状，他认为只有适时变法才是唯一的出路。

张居正立足于变，一以时势和民生利害作为判断的准绳，甚至倡言可以不受“圣贤”和“祖宗成法”的束锢，这是需要很大的理论和政治勇气的，而它却是居正所持治道和学术思想的核心。

如果古代的儒学都进化成以张居正、高拱等人为代表的实学，那么我是乐意接受的，虽然很多学者会认为张居正等人实际上是挂羊头卖狗肉，儒家的皮，法家的骨。

但这层皮在当时的明朝也有它的用处，比如提倡仁爱和道德，稍微减缓一下法家用刑的暴戾和苛刻，对维持社会安定有一定作用。

而实际上又坚持严肃法纪，整顿吏治，尽量去“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极大改善了明初以后对宗室、贵族、勋戚、官僚等权贵阶层太过宽纵以至于他们无法无天、目无纲纪的毛病，缓解了尖锐的阶级矛盾。

张居正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也有失误、失律甚至失德的问题，虽然他的改革基本上也是人亡政息，但这主要是皇权专制制度的问题。他至少尽他所能，最大限度地延缓了明朝的覆亡。

而张居正得以执政改革，更主要是依靠代行皇权十年，仅靠内阁首辅的位置，或者说掌握内阁，根本无法实行“万历新政”，张居正终究无法改变这种制度本身，但他无愧是一个伟大的人。

最后，要完全评价张居正，我现在还没这个能力，引用《暮日耀光：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书中绪论部分的一些段落作为结尾，感兴趣的可以看看：

张璁、张居正、李贤、胡烎吧

这几个人我都很喜欢，因为算是救时宰相

张居正和张璁不说了，大家都蛮熟悉的

李贤：干掉天顺的反正功臣，帮助英宗治理朝政从英宗到成化年间，稳定国势和维护朝局方面功不可没，明英宗复辟之后心里疑惧猜忌心强，但对李贤则是推心置腹，曾经明英宗认为明宪宗过于懦弱想要废了他，是李贤全退了英宗。

胡烎：在土木堡之变后，于谦上书要坚持对抗和战争，他是内阁大臣，支持于谦放手干，从而拯救了明朝，我认为虽然于谦很重要，但支持他的胡烎和皇宫也是在难得。

温体仁这种也改革，但私心重，关键崇祯不信任他，所以蛮可惜的这个人。

张璁

《明那》对他的评价有失偏颇，认为他投机取巧，奉承上位，膨胀而败。

书中只字未提张璁的改革，以及为了改革被权贵排挤，七次外放依旧不改的初心。

张璁的改革力在打压不法权贵，改善人民生活，因为他自己就是底层出身，知道民间疾苦，却因为侵害权贵利益，被打击出阁以后加以诬陷，更被后人意图吸引目光的小说家拿来当话柄，实属可悲。

（沈鲤）
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
这一年的二月，一个叫做沈鲤的书生在河南归德府乡试中举，即将踏出自己迈向大明王朝公务员编制的第一步。
沈鲤中举后不久，归德府正巧有个叫师尚诏的人发动了一场叛乱。
明朝叛乱时有发生，无论是因为老百姓对生活不满发动叛乱，还是边疆地区的土司们想要单干从而发动的起义，对动荡不安大明王朝来说，一切似乎早就习以为常了。
但师尚诏发起的这次叛乱却绝非寻常，作为农民起义军的首领，他打出了一个非常新颖的口号，即：
不杀人，不放火，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放粮赈灾，救济穷苦百姓。
这帮人霸占了官府，打开了粮仓，胡闹一阵后又很快离去。
县太爷虽然惊魂未定，但却稍微喘了口气。
粮食虽然被师尚诏分发出去不少，但至少自己脑袋还在。
若是按照以往，一乡之地如有起义，肯定是要把县太爷抓来砍头祭旗的。
大家逐渐放松，认为师尚诏必然一去不返，这回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只有沈鲤同志，头脑十分清醒，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意见：
如果贼兵们可以毫无理由的离开，那么他们同样也可以毫无理由的回来。
而结果正如沈鲤所料，不到半夜，师尚诏又带着人回来抢粮食，不过这回官府已经有了准备，早就调集精兵防卫，师尚诏碰了一鼻子灰，只好悻悻离去。

（师尚诏）
师尚诏之后的故事我们暂且按下不说，本篇文章我们只来讲一讲这个沈鲤。
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沈鲤考中进士，正式成为了大明王朝的一名基层公务员。
巧的是，沈鲤参加考试时，这场考试的主考官，时任内阁大学士的高拱和沈鲤是不折不扣的同乡。
所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大明官场上结党结派，强拉关系的行为十分严重，同年考取进士的，可以互为好友，同年进入翰林的，可以结为知交，乃至哪怕是咱们并不认识，只不过考试的时候你坐在我后边，我也可以攀一攀你的关系。
大家如此热衷于拉关系，原因不外乎一点——朋友多，混得开。
只要朋友遍天下，走到哪里都不怕。
只要朋友一伸手，高官厚禄全都有。
比如堪称大明第一巨奸的严嵩同志，当年在南京仅仅是个小吏，仕途无望，他左右活动，拉关系走后门，最后找到了自己的同乡，时任大学士的夏言，夏言三八两句话，直接把严嵩调回了中央。
严嵩老奸巨猾，但我们的沈鲤同志却是一身正气。

（严嵩）
他放着这层关系不用，反而在考试期间没有和高拱有过任何接触。
我们能了解到的有关沈鲤在官场上的最早记录，是在隆庆年间。
由于才学十分出众，他被当时的隆庆皇位委任为东宫讲官，专门负责太子的文化课工作。
那时节我们的万历皇帝仍然是太子，年纪不到十岁，而性情十分秉正的沈鲤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给皇帝留下的印象十分之多，但他留给世人的印象却并不是很多。
时间一晃，就来到了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
这一年，隆庆皇帝驾崩，属于万历的时代来临了。
当然，与其说是万历的时代，倒不如说是内阁首辅张居正的时代。
万历冲龄登基，年方十岁，首辅张居正自然而然地当起了小皇帝的家长，当皇帝的家，做皇帝的主，揽皇帝的权力。
张居正实在是太强了，强到皇帝畏惧，百官拜服，强到在那个时代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的名字。
官员们争相巴结，都希望和这位张首辅攀一攀关系，但沈鲤却始终不为所动。
有一次张居正卧病在家，几天不能上朝，大臣们一看机会来了，都争先恐后地跑去探望。
有钱的给钱，有礼的送礼，啥都没有的，也必须恬着脸送上几句吉祥话，反正只要能让张居正印象深刻，以后保不齐就能升官发财。
但沈鲤却像当年对待高拱的态度一样，不闻不问，一次也没去拜访过。
一起上班的同僚们看沈鲤如此不开窍，对他连连规劝，表示咱们都是同事，按道理应该去看望看望。

（张居正）
没想到沈鲤脸拉的老长，十分严肃地说了这么一句话：
“事当论其可与不可，岂能论同官不同官！”——《明史》
做事讲究的是这件事到底能不能做，可不可以做，而不是讲究是不是一起同朝为官。
这样的观点，别说是在古代，恐怕放在当代也有一些过于迂腐，且十分不近人情，但沈鲤同志有他自己的考量。
他认为，张居正和我同朝为官，他生病了我本来是应该去探望一下的，但那仅限于普通同僚。
可张居正是谁？他是内阁首辅，是权倾朝野的人物。
本来我想去探望，结果你们这帮臣僚们也不管跟人家有交情没交情，一窝蜂地跑过去探病，甚至还有官员扬言，要给张居正开坛祈福，你们摸着良心问问你们自己，你们是奔着探病去的么？
不，你们是奔着功名利禄去的。
沈鲤认为，如果自己也不能坚持住原则，那么朝堂上下就会逐渐滋生出谄媚，献媚的歪风邪气，到时候满朝文武沆瀣一气，哪儿还会有什么忠贞之士？
按作者来看，沈鲤的观点固然有些迂腐，但实在是“迂”的可爱。
后来张居正痊愈，认为沈鲤这个人挺不一般，很有意思，于是邀请他到自己的府邸来商谈国事，没想到又碰了一鼻子灰。
沈鲤接过张居正的请柬，掷地而还，冷冷地说了这么一句话：
“国政绝于私门，非体也！”——《明史》
沈鲤表示，国事就是国事，私事就是私事，凡事都讲个公私分明，你要是想约我吃饭喝酒，我一定赴宴，咱们来个不醉不归，但你要是想找我商谈国家大事，咱们还是朝堂上见吧。
有人说，骨头硬也是有极限的，沈鲤对权臣是一副臭脸，总不见得对皇帝也是这样的吧。
您还别说，对待皇帝，沈鲤的态度更加恶劣。

（万历皇帝朱翊钧）
我们的万历皇帝十分喜欢收集奇珍异宝，曾经为了买一颗精致的宝珠花费纹银一千万两。
底下这帮大臣们知道皇帝豪金掷物，心里可算是乐开了花。
不怕你没弱点，就怕你没爱好，只要你有爱好，我们这帮大臣就能投其所好。
皇帝的爱好往往能成为被大臣攻陷的软肋。
大臣们一看皇帝爱购物，纷纷表示，自己愿意捐出自己的一部分的俸禄，用以供给皇帝购买奇珍异宝的开销。
沈鲤知道这事儿后，十分愤怒，对着这帮谄媚的大臣就是劈头盖脸一顿骂。
“我只知养廉，不知逢君之欲。”——《明史》
我知道为官要廉洁，却不知道当官还要迎合皇帝的陋习。
这还不算完，嘲讽完大臣，沈鲤立刻跑到万历皇帝面前，表示皇帝你可不能再搞什么疯狂消费了，必须赶紧杜绝今天买这个，明天买那个的行为了。
你自己本来没有这么多钱花，现在都是底下这帮大臣们给你钱花，以后大臣们也没钱了，你是不是还得搜刮老百姓的钱财？
万历一头，头都大了，赶紧表示，沈老师别生气，我改还不行吗？
不管从什么角度看来，沈鲤都是一名充满了正气的官员。
他赤胆忠心，一门心思想要报效国家，所以为人十分刚正不阿。
得罪皇帝也就算了，毕竟他当过万历皇帝的老师，万历虽然是个懒人，但并不是个庸人。
换句话说，沈鲤想做比干，但万历却并不想做帝辛，所以皇帝一般能忍就忍，能让就让。
但沈鲤屡屡不给臣僚面子，乃至时常让同僚们下不来台的行为却让他在大明官场成了一个人见人嫌的存在，大臣们屡屡弹劾，内阁里攻击沈鲤的折子，没有一百，也有八十。

（申时行）
加上张居正一死，继任内阁首辅的申时行和沈鲤又十分不对付，而申时行的一纸奏疏，则成了压倒沈鲤的最后一根稻草。
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沈鲤辞官归乡，黯然又坦然地离开了紫禁城。
按理说，沈鲤下台了，退休了，本篇文章到此也该告一段落，但在文章结尾，另有一件事儿，引起了我的注意。
作者在翻阅部分史料后发现，沈鲤同志并没有像那些退休官员一样赋闲在家，颐养天年，而是做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他身体力行，上书万历皇帝，为民请命，亲自组织修复了水灾泛滥的黄河大堤。
黄河，是中国民族的摇篮，但从某种角度来讲，她也是一条害河。
从秦汉以来，平均三两年就决口一次，过百年再来一次大改道。
古代黄河流经之地，沿岸百姓没少遭殃，沈鲤的家乡归德府（商丘）也没能幸免。
而沈鲤为了修堤，整整用了十四年。

（黄河）
历史有动人的温情，也有波澜壮阔的故事，更有诡谲骇人的往事，但无论如何，历史似乎总是会被一些客观存在的限制凝结成三言两语。
史书上的内容虽然详实，但却未必鲜活，所以大多数时候，人们只能在一堆故纸中凭空想象。
但当我们站在黄河大堤的故址之上时，面对如此蜿蜒，邃长的河流，眼前却可以清晰出现这样一幅画面：
四百多年前，那是一个在建筑行业中一切都要肩扛手提的年代。
人们束水攻沙，以水治水，数以千计的民工，撸胳膊挽袖子，往来穿梭，昼夜不停。
而在这广袤的劳动人群之中，已经到了花甲之间的沈鲤脚步稳健，一边筹集工程款项，一边指挥众人工作。
他早已褪去了官服，穿上了普通百姓的衣服，他将投身于造福人民群众的事业之中，无怨无悔。
多年的官场不如意没有打消沈鲤对生活的积极性，他明白，或许这里，或许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才是属于自己的大明官场。
这官场没有尔虞我诈，没有相互攻伐，更没有人性的丑恶和权力的交锋，有的，只是单纯的奉献。
只要能造福百姓，我沈鲤，死而无怨！
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沈鲤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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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历史大牛，如果明朝和清朝的顺序调换，会是怎么样的场面？

各位知友，问出这个问题，可见是对历史进程有着深刻的思考。如果真的能玩“穿越”，把明朝和清朝的顺序调换一下，那画面，啧啧，可真是够精彩的，甚至可以说得上是“风云变幻”。咱们不妨就着这个设想，一点点地掰扯掰扯，看看到底会是怎样一番景象。首先，咱们得明确一下，这个“调换”是什么意思。是说，原本该是明朝建立.............
如何评价明朝三百年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明朝三百载：承前启后，亦有遗憾的帝国印记论及明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绝非一句“强盛”或“衰落”所能概括。这三百年（13681644）的王朝，犹如一座巍峨的山峦，既有拨云见日的雄姿，亦有风雨侵蚀的痕迹。它在中国漫长的帝制长河中，扮演了一个承前启后、又留下深刻复杂印记的关键角色。承继洪流，奠定王朝基石明.............
为什么《明朝那些事儿》会是当年明月写出来的，而不是历史教授写出来的？

“为什么《明朝那些事儿》会是当年明月写出来的，而不是历史教授写出来的？”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且具有洞察力的问题，它触及了“作者身份”、“叙事风格”、“大众阅读心理”以及“历史著作的定义”等多个维度。要详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一、作者的“非主流”身份带来的优势：脱离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