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选王制是导致波立联邦衰落的主要原因吗?

回答
关于波立联邦(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的衰落,选王制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要说它是“主要原因”,可能还需要更细致地梳理。波立联邦的衰落是一个多方面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选王制如同一个关键的症结,极大地削弱了国家的健康机能,为其他问题的爆发提供了温床。

咱们可以这样一步步来看:

选王制到底是怎么回事?

首先,我们要明白波立联邦的选王制有多么与众不同。它不是简单地通过世袭来继承王位,而是由贵族(称为“什拉赫塔”,Szlachta)在国王去世后,通过选举来选出新国王。最初,这种选举权是相对集中的,但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瓦尔措瓦条约》(Pacta Conventa)等文件的出现,几乎所有的什拉赫塔都拥有了投票权。

选王制是如何一步步侵蚀联邦力量的?

1. 政治分裂与外部干预的根源: 设想一下,每一次国王去世,都意味着一次全国性的政治动员,而且这次动员是以争取王位为目标。这本身就为国内外势力介入制造了绝佳机会。国外的强权(如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法国)会积极扶植自己属意的候选人,通过贿赂、许诺、甚至军事威胁来影响选举结果。这使得每一次王位更迭都可能变成一场由外国势力操控的代理人战争,大大损害了联邦的主权和独立性。

2. “自由否决权”(Liberum Veto)的恶果: 选王制与“自由否决权”紧密相连,并将其负面影响放大到了极致。自由否决权允许任何一名什拉赫塔在议会(Sejm)上投反对票,从而使整个议会会议无效。而选王制的存在,使得国王在位期间,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往往需要不断地拉拢和安抚贵族,承诺各种特权,这其中就包括对自由否决权的维护。当国王想推行改革,或者需要通过重大决议时,一个不满的贵族就可以利用自由否决权来瘫痪整个国家机器。而这种“瘫痪”在选王期间更是常态,因为贵族们知道,每一次议会成功的决策都可能加强国王的权力,而国王的权力越强,他们未来在选王时的影响力就可能越弱。

3. 改革的阻碍者: 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各国都在进行各种形式的政治和军事改革,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格局。然而,在波立联邦,选王制使得任何有意义的改革都举步维艰。改革往往需要国王拥有更强的中央权力,能够有效征税、组织军队、颁布法律。但强大的国王对于许多什拉赫塔来说,是他们自由的威胁。他们宁愿保持一个虚弱的国王,以及他们各自的既得利益,也不愿意支持可能限制他们权力的改革。所以,每次有改革的提议,总会有一部分贵族,出于对国王权力膨胀的担忧,利用自由否决权将其扼杀。

4. 军事和经济的落后: 缺乏中央集权的强大军事力量,以及无法有效征税,导致联邦的军队规模和装备都难以与周边强国相比。选王期间,国王的军费需要贵族们的同意,而贵族们常常不愿意为国王的战争出钱出力,除非这些战争能够直接维护他们的利益。经济上,税收制度的落后也限制了国家财政收入,无法支持长期的军事建设和国家发展。

5. 贵族共和的真空: 理论上,选王制也包含了“贵族共和”的色彩,即权力不完全集中于国王,而是分散在贵族手中。然而,这种分散化的权力并未转化为一个高效的治理体系,反而因为贵族阶级的私利和相互倾轧,形成了一个政治真空。在缺乏一个强有力、有权威的国家元首的情况下,国家无法形成统一的意志和有效的行动。

那么,选王制是“主要原因”吗?

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它是唯一的“主要原因”,因为还有其他同样重要的因素,比如:

地理位置的劣势: 处于几个强邻之间,夹缝中生存,本身就非常困难。
社会结构的僵化: 什拉赫塔阶层的特权和封闭性,阻碍了社会整体的发展。
经济基础的脆弱: 农业经济占主导,工业化进程缓慢。
文化和宗教的复杂性: 内部民族和宗教矛盾,虽然初期是联邦的优势,但后期也可能被外部势力利用。

但是,选王制就像一个“病根”,让所有其他问题都变得更加致命。

它加剧了外部势力的干预,使得边境安全和国家主权始终处于威胁之下。
它固化了政治分裂,使得任何旨在解决社会、经济、军事问题的改革都难以推行。
它削弱了中央权威,使得国家在面对外部压力和内部挑战时,无法形成有效的应对机制。
它纵容了贵族特权,使得国家整体的现代化进程滞后。

试想一下,如果波立联邦有一个世袭的、权力相对稳固的君主,并且能够进行改革,那么它或许有更大的机会应对来自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的挑战,甚至可能避免被瓜分的命运。

所以,我认为,与其说选王制是“主要原因”本身,不如说它是一个核心的制度性缺陷,它极大地削弱了联邦的自愈能力和抵抗能力,从而使得其他各种问题得以积累和恶化,最终导致了国家的灭亡。 它像一个黑洞,吞噬着国家的活力和统一的意志。

没有选王制,波立联邦可能依然会面临诸多挑战,但其衰落的过程肯定会截然不同,甚至有可能找到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因此,选王制是理解波立联邦衰落,尤其是理解其为何在18世纪欧洲各国都在寻求强大的中央集权时,却反其道而行之,走向彻底的政治瘫痪,一个至关重要的解释。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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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我前几天的回答:

@阿列克谢耶夫斯基 同志的回答做一些补充。

选王制、自由否决权、大贵族这些,都对波兰衰落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民族主义时代,波兰人给这些元素都带上了“祸国殃民”的帽子——可能不冤,但是本质原因我个人觉得还是要仔细考虑。

选王制并不是衰落的充分条件,中世纪的王位传承多少都有一些“贵族民主”的成分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就是选举产生,但也并没有产生波兰17世纪的那种混乱状态。因为波兰的贵族阶层和西欧、中欧的封建国家都有很大的区别。中世纪末期到近代,波兰贵族占总人口的比例甚至可以达到10%;从生产力角度分析,九个人养一个人,要想保证这个人过上远超普通人的贵族生活,那么社会经济一丁点动荡都不能出现,否则这个供养体系一定会崩溃。而至于波兰为什么能形成这么高比例的贵族阶层,我觉得可能要讨论一下波兰贵族产生的历史和发展过程。

波兰贵族的基本特征:“种姓制”色彩和贵族平等原则

关于波兰贵族阶层——施拉赤塔Szlachta——的起源,由于罗马帝国晚期到黑暗时代的欧洲历史文献留存下来的本来就少,波兰地区就更少,再加上后世基督徒和民族主义者都试图往里面加佐料,所以就更加扑朔迷离。后来很多波兰贵族自己也并不清楚自己贵族身份的来源,只能自称是“古老的贵族(szlachta odweiczna)”,所以关于贵族阶层的确切起源,现在只能是猜测。

一部分人认为起源自萨尔马提亚人——一个斯基泰人或者雅利安人部落——这批人在二世纪征服了东欧平原,成为波兰贵族的祖先,而波兰平民的祖先就是被征服的达西亚人或者格皮德人——这种说法带有早期民族主义色彩;另一部分人则带有沙漠一神教色彩——诺亚的三个儿子:闪,含和雅弗分别是波兰境内犹太人、平民和贵族的祖先。在《创世纪》中,含因为看到父亲的裸体而被诺亚施以诅咒,所以其后代只能成为社会下层的平民。当然还有一种理论认为,波兰贵族并不是斯拉夫人,而是北欧人的后代,比如波兰贵族的博雷科宗族一系的纹章中就有左旋“卐字”标识,不过这种说法就有点纳粹的意思了。[1]

但这三种理论都暗示了一点,即——波兰贵族认为——波兰贵族和波兰平民并不同源,在血缘上就有严格区别。甚至有的文献会用两个nations(民族)来指代波兰贵族和波兰平民。[2]一些波兰贵族对平民阶层的蔑视已经上升到种族主义的层面:比如大贵族波托茨基家族的瓦茨瓦夫·波托茨基就说过“平民天生就是平民,就应该被拴在土地上”以及“哪怕念过书,平民也依旧是平民,因为不可能把一只狗变成猞猁”。

而在波兰贵族群体内部却缺乏明确的等级划分,这是和西欧、中欧的封建制度差别最大的地方。波兰的邻国神圣罗马帝国就形成了一套非常复杂的贵族等级制度。而理论上讲,波兰的贵族人人平等,无论是富可敌国的大贵族,还是穷的和平民没啥两样的小贵族,原则上都是平等的——除了极少数几个王室特别册封授予特权的大家族(一般被称为“亲王(prince)”)。但这种平等确实也只能停留在原则上——因为私有制社会下,这种“平等”的结果必然是以财产和地产来区分贵族阶级。所以波兰的贵族一般根据其掌握财产和地产的多少分为“显贵(magnateria)”,“中级贵族(średnia szlachta)”和“小贵族(drobna szlachta)”。

由于波兰贵族人数众多,还有很多大家族控制了大量地产,必然有相当一部分波兰贵族的经济水平只是略高于普通人,甚至不如普通人也不罕见。顶级的大贵族,比如立陶宛豪族拉齐维乌家族,或者波兰贵族扎莫希奇家族,这些顶级大贵族只占所有贵族的极少一部分,却拥有大片的土地和数以万计的农奴。[3]

而中级的贵族就差一些。如果一个贵族自己有地,有几个农奴,能不靠别人,光靠自己的地和农奴养活自己,这样的贵族就叫“Pan Sobie”——“lord unto himself”。所谓中级贵族大部分就是由这种贵族组成。这批贵族控制的地产大约占所有贵族的1/3到2/5。

而贵族阶层的最底层,就是数量最多最贫穷的下层贵族,理论上,他们和波兰的顶级权贵政治地位是等同的。他们生活在因出售或租赁而被拆散的大庄园里,往往会抱团共享自己的农奴和土地来组织生产。这些里面还可以细分:

佃户贵族(Szlachta czynszowa):有农奴,没土地,靠租赁大贵族的土地生活的贵族;

小户贵族(Szlachta zagrodowa):有土地,没有农奴,靠自己耕地生活的贵族;

堡内贵族(Szlachta zasciankowa zascianki):一些小贵族抱团结成坞堡,将自己封闭起来,共同组织生产,也隔绝所谓“无知”的世界;

乌合贵族(Hołota):既没有土地也没有农奴,靠当佃农、劳工或者士兵来生活;

城市贵族(Szlachta brukowa,“鹅卵石贵族”):既没有土地也没有农奴,选择去城市里从事底层工商业的贵族。

理论上,波兰的平民阶层是可以被册封合法成为贵族的,但是从纹章学的资料来看,从14世纪到18世纪末,波兰总共合法册封贵族家族的数量是1600个——其中有一半是在王国末期波尼亚托夫斯基改革时推选的“新贵族”,所以正常册封的贵族家庭大概是400年800个,也就是平均一年两个。所以整体来讲,波兰的贵族集团是相对封闭的。

但是,波兰的贵族总人口却不少。一般认为中世纪的施拉赤塔占波兰总人口的6-12%,远远高过一般欧洲国家1-3%的贵族比例。在一些城市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比如普沃科、波德拉谢,贵族的比例能超过25%;而城市经济比较发达的克拉科夫,贵族比例就比较低,只有1.7%。

可以说,波兰的“贵族”-“平民”概念带有浓重的种姓制度色彩[4]而波兰贵族内部的平等理想主义又带有一定的部落民主制的特点。我觉得这或许会让波兰的中世纪的贵族-平民关系,和西欧主流的基于封建关系的贵族-平民人身依附不太一样——更像是一种部落社会向封建社会过度时的体制;而波兰贵族和波兰平民的关系,确实非常类似征服民族和被征服民族的关系。而波兰贵族内部从15-16世纪开始盛行的萨尔马提亚主义,确实非常推崇传统的游牧生活,并且强调波兰贵族在血统上和平民的区分,或许也是对这种现象的一种追认。

这种极其特殊的贵族形态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我觉得在没有确切的考古学成果前很难有定论。如果参考波兰的民族神话,认为早年间游牧生活的萨尔马提亚人从中亚草原迁徙到波兰平原,征服了当地的斯拉夫人,成为了后来的波兰施拉赤塔;而当地被征服的斯拉夫人,则成为了后来的波兰平民阶层——这样来强行解释,也能说通。但我觉得,真正使波兰保持这样的贵族形态的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而不是历史的巧合。

波兰贵族的历史发展:纹章氏族和特权法令

(本章部分参考:Davies, N. (1982). God's playground : A history of Pola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波兰的地理位置有其独特性,其位于东欧平原东部,除了南部的喀尔巴阡山方向和北部的波罗的海方向之外,和西部、东部都没有天然屏障。但是也没有特别特殊,因为波兰的地理位置和德国可以对照来看,比斯图拉河对应易北河,奥德河对应莱茵河,喀尔巴阡山对应阿尔卑斯山,波罗的海对应北海,二者极为相似——但是波兰的历史走向却和德国大相径庭,而波兰的贵族形态和德国——尽管有相似处——也有本质上的不同。波兰一直处于西方文明社会——不仅是罗马,还有后来的早期天主教世界——的东方边陲,其皈依基督教的时间相对较晚(到965年梅什科一世才受洗,并正式将基督教立为国教),所以中世纪早期的的波兰保留了很多部落制的特征——这一点深刻的影响了后来波兰的贵族形态

Szlachta的词源一般认为是古低地德语中slahta——该词也和现代德语中的schlagen或者Geshlecht相关。schlagen的意思是冲击、打斗;而Geshlecht的意思是性别、种族、家庭。捷克语中slehta就表示贵族的意思。波兰语中的“般(pan,领主)”,“瑟姆(sejm,集会)”,“克罗尔(król,国王)”等词汇可能都是从捷克传入,这是一条很清晰的自西向东的文化影响链。

倒是有很多学者试图寻找波兰贵族的祖先是外来征服者的线索,因为这种外来征服者成为一个国家的贵族阶层的例子在欧洲并不少见:比如诺曼征服之于英格兰,或者瓦良格人之于俄罗斯。于是最后就造就了一个萨尔马提亚主义——但是却没有多少实证性的证据,倒是考古学大致说明现今的波兰人起源于在波兰地区定居的最后一批人种,并没有波兰贵族更优越的证据;另一些研究者认为波兰是由一大批相关部落合并而成的,而早期的波兰君主,包括皮雅斯特王朝的前几位,至多也就是部落酋长的级别——而波兰贵族则是血统纯正的阶层,底层平民的血统则和囚犯、外国人以及奴隶杂混。

后者可以从波兰的纹章学找到一些证据。波兰的纹章从来不是个人持有,也不会是单个“家庭(family)”持有,而是由一大群家庭形成的大氏族(clan,波兰语Ród)共同持有的。波兰贵族自称时,也会在自己名字后面加上自己的氏族。比如:

彼得·卢博米尔斯基,来自斯雷尼亚瓦氏族(Piotr Lubomirski, herbu Sreniawa)

这就有点类似德国贵族的“von”和法国贵族的“de”。这些大氏族人口众多,很可能一个人和持有相同纹章的另一个人都未必认识,关系也并不紧密。现有的研究很难找到这些氏族究竟是以什么原因组织起来的——这在欧洲是罕见的,但是也比较符合对波兰早期部落联盟体制的假设。

另一点就是中世纪波兰实际上并没有专门管理贵族身份档案的组织,也没有“纹章院”之类的部门——所以波兰贵族的授勋数量只能通过新增的纹章数量来大致推算。如果一个贵族被质疑不是贵族,那就只能上法庭解决。要证明自己是贵族,就必须在法庭上提供六个宣誓的证人,以证实其父系三代人的贵族血统,然后他就能得到法庭开具的证明。但这个流程在当时是非常繁琐的——为了避免频繁被人质疑贵族身份,一些小贵族家庭或许会选择和另一些家庭联合组成一个共用纹章的大氏族,这样别人质疑你贵族身份的概率就变低了——这或许是波兰后来一直维持这种“氏族纹章”制度的原因之一。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波兰贵族的贵族地位并非完全来自国王的封建授权,贵族们对国王也可能并没有完全的封建义务。这种情况下,国王很难控制和监控地方贵族的数量,这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尽管波兰历史上授勋次数很少,但是波兰贵族的人数比例却冠绝欧洲的状况。

这样的情况使得波兰的贵族们非常习惯于抱团向国王提条件。我们回顾波兰后来的历史,就会发现波兰贵族很少以个人身份出来做什么事,往往都是一群贵族、一派贵族集体出面来进行政治活动。中世纪末期,欧洲国家普遍发生了王权和贵族权力的斗争,而在波兰的中世纪晚期,恰恰发生了安茹王朝绝嗣事件。

“大帝”卡齐米日三世在1370年去世,皮雅斯特王朝绝嗣。卡齐米日三世的外甥,匈牙利安茹王朝的“大帝”拉约什一世继承波兰王位——连着两个“大帝”,也挺难得。但是拉约什一世也没有儿子,为了保证自己死后王位能传给自己的女儿之一,拉约什一世就被迫和波兰的施拉赤塔签订了《科西策特权法》:

  1. 免除所有贵族的门税和土地税(除了象征性的每亩土地征收2格罗申之外);
  2. 免除建造和维修城堡的义务,除了东方边境之外;
  3. 向亲自参加国王发起的军事行动的士兵支付工资;
  4. 解除建造城镇和桥梁的义务;
  5. 国王在国内旅行时,免除地方贵族为国王一行提供食宿的义务。

可以说《科西策特权法》是拉约什一世为了保证自己的女儿能继位,直接给波兰贵族相当程度的自治权和几乎完全独立的经济权力(甚至连差旅费都要自己出了)——这为后来王国动不动就经济崩溃埋下了伏笔。克雷沃联合之后,为了接纳立陶宛贵族,1413年《格洛德诺特权法》又把《科西策特权法》的范围扩展到所有立陶宛贵族——立陶宛的贵族也可以自由加入波兰的大“氏族”来共享一个纹章。

接着就是1422《采温斯克特权法》,1430《耶德尼亚特权法》,1433《克拉科夫特权法》,1454《涅沙瓦特权法》确认没有贵族同意国王无权征收新税种及组建军队,1496《皮奥特科夫特权法》确认了贵族对土地的垄断权。然后就是1505年《无新法》,将绝大部分决策权完全交给了议会。

而很快,贵族在法律上的优势就转变成经济优势。

波兰贵族的经济基础:农奴制和粮食贸易

波兰中世纪贵族和平民的关系,有农奴制的典型特征。在这一领域,现代历史学家研究很多。[5][6]波兰自耕农和佃农的比重很低,大部分是和贵族有直接人身依附关系的农奴(serf)。波兰语Folwark就指这种农奴构成的大规模庄园。[7]

16世纪是波兰历史和文化上的黄金时代。经济上的重要原因就是随着地理大发现推动西欧经济快速增长,西欧国家需要大量的原材料。波兰在16世纪成为了欧洲最重要的粮食出口国,而且主要的对口国家就是荷兰。而由于波兰贵族对领地有着完全的经济权利,粮食出口就是直接通过贵族,绝大部分利润都直接进入了波兰贵族阶层的腰包。比斯图拉河沿岸建起了大型的folwark,依靠河流进行运输——这也促进了波兰重镇:格但斯克(但泽)的发展。这种粮食贸易反而促使贵族加强了对农奴的控制,本来就不多的破产小农和破产工商业者都被吸纳进了这样一个大海绵里。农奴制和大规模农庄成为16世纪之后波兰的经济命脉。除此之外还有所谓的“二次奴役”。即地主不仅是农奴和土地的所有者,还是农奴的法官,同时地主对土地的使用有完全的权力。然而,完全的农奴制度无法提升劳动积极性,极大的压低了单位生产效率。这迫使贵族更大程度的压榨农奴,形成了恶性循环。波兰还经常出现A地主策划帮助B地主手下的农奴逃跑的事情,而作为报答,这些逃跑的人就成了A地主的农奴。所以客观上贵族根本不会支持任何有利于发展城市工商业的议案,也不会丝毫减轻农奴的人身依附。到18世纪末,尽管波兰犹太人处在历史低谷,仍然能占城市工商业阶层的75%的比例,说明绝大部分波兰人没有机会——贵族也不会允许——进城从事工商业活动。

17世纪20年代开始,粮食产业在波兰就开始走下坡路。大洪水时代的瑞典-波兰战争爆发,瑞典人对大波兰和小波兰地区进行了粗暴的劫掠和破坏,甚至比俄罗斯人更甚。现在相当多的波兰城市都能列出一长串的被瑞典人抢走的文物、艺术品名单。同样,瑞典人对乡村的破坏也非常严重。波兰人大致估算瑞典人的破坏造成了200万波兰人死亡,面对如此规模的人口减少,波兰贵族对农奴的压榨也就开始变本加厉。所以大洪水时代的战乱虽然像法国百年战争的战乱那样重创了封建庄园经济,但是反而加剧了波兰农奴制,农奴能获得的自由更少了。

严重的战乱也导致了波兰大批中小型农庄的破产。在15世纪中叶的卢布林某地,农民使用的土地,将近一半(49.9%)掌握在财产少于1600公顷土地的贵族手中;而到18世纪末,这个数字变成了9.8%。而大贵族(9000公顷土地以上)所拥有的土地比例从13.3%激增到41.9%。[8]

波兰贵族的文化和政治:超然地位和黄金自由

尽管贵族内部的经济利益千差万别,似乎很难形成统一的诉求和文化,但事实上却并不是这样。在三个问题上所有贵族表现出了出奇的一致性:1. 贵族地位;2. 贵族平等;3. 田园牧歌的生活方式。

贵族们为了保证自己的贵族地位高于一般平民,甚至用到了许多后来被一些民族主义者使用来给自己民族和别的民族做区分的手段。Walerian Nekanda Trepka 在1620年代写过一段话:

如果一个贵族女人嫁给一个平民,她一定会生出一个非贵族的孩子。因为这样的不纯洁能产生什么纯洁,这样的臭味能产生什么香味!有一个明智的谚语:“夜莺不是由猫头鹰生出来的。”(Military Technique, Policy and Strategy in History, (Warsaw, 1976), 295 ff.)

Trepka这个人写过一本《含之书》,穷其一生就为了证明贵族阶层是纯洁的,与众不同的。[9]在1630年,Trepka卖掉了自己家族的地产,搬到了克拉科夫。他在这段时间到处走访,记录各种丑闻,并且把自己怀疑是假贵族的人和事迹变成了一个档案,也就是所谓《含之书》。他是非常相信波兰贵族是雅弗的后代,而平民是含的后代这套理论的。Trepka的书里面记载了很多例子:比如一些大贵族帮助他们的重要客户来获得贵族身份;克拉科夫的工商业者都拿到了伪造的贵族文件;如果哪个贵族的女儿坚持要嫁给一个平民,那么这个贵族宁愿把这个平民领进家族,也不原因冒在公众面前留下污点的风险;还有一些人就是简单的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一个“-ski”,并希望不会被发现。这说明波兰没有官方的贵族档案机构,导致了平民像贵族晋升的途径被贵族本身掌握,所以尽管搞出来10%的贵族人口,却没有几个人真正听国王的——毕竟都不是国王册封的。

波兰有拿钱给谋杀或故意伤害抵罪的传统——直到1764年改革才废除——1347年一个贵族的人命大概是30枚钱币,贵族的鼻子、手或者脚是15枚,手指是3枚;一个平民的人命大概是6枚钱币,受伤的就是1.5枚;到1547年,这个就变成了一个贵族60兹罗提,一个士兵15,一个平民10兹罗提——6兹罗提给寡妇,另外4兹罗提给这个平民的领主。如果是地主杀了自己的农奴,就只要2兹罗提就可以免罪——而且这还是在这个贵族自己的法庭上审判。

波兰对贵族地位的尊崇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地步。英国小说家,《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迪福曾经说过威尼斯和波兰是“一个将贵族血统贬低到极致,另一个将贵族血统抬高到机制的国家”。

正因为如此尊崇,波兰贵族才试图控制普通人到贵族的晋升途径——绝不能交给国王。到1578年《亨利文件》和1601年,瑟姆从国王手中夺过了授勋权,除了在战场上,国王连骑士都不能册封了;任何授勋的人都必须经过瑟姆会议的认可,还需要得到其地主的首肯。[10]

在文化上的超然地位,其保证就是政治上的“黄金自由”——这一概念专门指波兰-立陶宛的贵族民主制。波兰衰落的17-18世纪,整个欧洲都在集权化和开明专制化——国家概念越来越清晰,而国家对经济、社会和教育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是波兰似乎完全置身事外了——18世纪晚期之前,波兰作为一个整体对欧洲的变化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反应。这是因为波兰贵族盛行的无政府主义导致的真正的无政府状态。

波兰贵族相信一句格言“Nierzadem Polska Stoi”——“波兰因为不被统治而屹立不倒”[11],或者意译一下就是“无政府主义造就波兰”。很接近19世纪无政府主义者的口号“安纳其就是秩序”。所以,波兰后期的无政府状态,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自由否决权滥用后偶然形成,而某种程度上就是波兰贵族追求的结果。

在自由否决权滥用之前,波兰贵族体制就已经有了一些很特别的点——极其强调每个贵族的平等身份。但是在私有制社会,个人掌握财产的区别注定了不平等的存在——何况波兰贵族中还有一大群没有什么财产的下级贵族。对于这些下级贵族来说,这个贵族身份——或者说这个贵族身份背后的政治权力——成了最重要的财产,甚至可以用来交换生活所需。这就使得大量下层贵族依附于大贵族,出卖自己的政治权力来谋生,而大贵族则利用这些小贵族来控制地方甚至中央瑟姆,形成了一种罕见的贵族-贵族间的人身依附关系。

这和东方的幕府、霸府或者门客政治有本质上的区别。门客政治中的门客本身没有多少政治权力,其依靠的是出谋划策来巩固和加强家主的政治权力。而波兰的贵族-贵族人身依附关系中,下级贵族本身就是政治权力,哪个大贵族能拉到更多的下级贵族,谁就在瑟姆斗争中有优势。所以波兰的下级贵族,虽然本身经济地位和大贵族完全不一致,但是在政治诉求上却和大贵族高度重合,二者合力进一步在政治上弹压要求削弱贵族权利的声音。

但是这对贵族来说还是有隐患的。国王可以通过和和几个大贵族搞好关系,来一定程度的压制贵族整体的意见。比如齐格蒙特三世,一开始大刀阔斧改革,马上遭到一大群贵族反叛后,选择和瑟姆议会搞好关系,在1609年召开了专门的“安抚瑟姆”,再后来推行反宗教改革时,还是差点被一个小贵族米哈乌·皮卡尔斯基刺杀。[12]

齐格蒙特三世是卢布林联合后唯一一个把王位成功传给儿子而后儿子又成功传给另一个儿子的国王。他的儿子瓦迪斯瓦夫四世因为没有其他竞争者,被选为国王,但是依然对瑟姆承诺了一大堆,包括不组建常备军,不给外国人提供职位和军衔,不和外国谈判和平条约、也不未经瑟姆许可对外开展,未经瑟姆许可不结婚,皇家铸币厂的利润归财政部而不归国王本人等等。

瓦迪斯瓦夫四世死后,名不见经传的低地约翰二世·卡齐米日被选上国王。他当上国王的当年(1648年)爆发了赫梅利尼茨基起义。四年后的1652年,一个叫西辛斯基的小贵族在瑟姆上喊了一声“Nie pozwalam(我不同意)。”直接导致这个在17世纪当了20年波兰国王的约翰二世没有任何值得拿出来说的履历——特自己甚至是1668年退位——有点类似辞职——的。他的退位也结束了瓦萨家族对波兰的统治。

西辛斯基的“我不同意”开了一个坏头——自此开始,自由否决权开始被滥用。由于波兰的“贵族平等”思想,任何一个贵族的反对意见都被视为同等重要,所以波兰瑟姆一直以来力求实现一致通过,对一些提反对意见的贵族也会尽量劝说,或者一直重开到一致通过为止。而西辛斯基这次说完我不同意之后啥也没说直接骑马回立陶宛了。而大会首席也没办法重开瑟姆,因为很多人已经离开了华沙,人数不够召开会议——所以这场瑟姆中的所有议案都不能被通过。而据说西辛斯基这次“我不同意”就是收到亚努什-拉齐维乌的指示,从此各大贵族家庭开始肆无忌惮的瘫痪瑟姆。而由于瑟姆几乎瘫痪,导致的结果就是贵族们遇到各种问题不再考虑从中央寻求解决方案,更大程度的强化了贵族的权力。事实上,自西辛斯基的“我不同意”开始,波兰就已经分裂了。

结论

这样,实际上我们就勾勒出了波兰贵族对波兰方方面面影响的脉络:

  1. 首先,作为天主教世界的最东部,波兰从部落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过程不彻底,封建制度也不完善:波兰国王更像是部落首领的召集者,而非国家的统治者,甚至连常备军都难以组织;贵族身份和地产并非都来自国王册封,大多数贵族所有的土地并不是“封地(feud)”而是“全权所有(allodial)”,这里面也就不涉及封建义务;[13]同时贵族身份而被解释成血统差异并被特别强调,这些都使贵族本身具有超然的地位;既然地位和财产都不是来自国王的册封,那么国王也没有权威,只能通过不断授予贵族特权来换取贵族的支持;
  2. 其次,贵族人数众多,迫使贵族和平民之间建立了更严苛的人身依附关系——农奴制。而内外因的推动下,波兰农奴制反而越来越变本加厉,更加强化了波兰贵族阶级的力量——同时极大的削弱了新兴工商阶层的力量;
  3. 波兰小贵族阶层形成了庞大的低经济地位、高政治地位群体,他们成为了大贵族可以轻易收买的政治资源,所以政治上和大贵族们步调高度一致,极力反对任何削弱贵族权力的改革。

相比之下,西边的英国、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有相对完善的封建制度,而东面的俄罗斯则因为蒙古人的入侵,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原本存在的社会结构,比如波雅尔(Boyar)阶层的衰落和王公(Knyaz)贵族的崛起。卡在中间的波兰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极其特别的贵族形态。

而选王制、自由否决权、大贵族寡头政治这些,都是波兰特殊的贵族阶层形态产生的后果。

参考

  1.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oreyko_coat_of_arms
  2. ^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0406222122/http://czaskultury.pl/en/wp-content/uploads/2017/02/WKuligowski_AHistoryOfPolishSerfdom_CzasKultury_3_2016.pdf
  3.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gnates_of_Poland_and_Lithuania
  4. ^ http://www.jstor.org/stable/25776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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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某东欧键历研究群的管理员(摄政),我想暴论一下个人理解,等有时间再补完论述。

君主选举制在中世纪欧洲并不罕见,神罗皇帝就是选举出来的。然而从表面上看,神罗皇帝有能力让几位选帝侯相信自家太子有力接班;但波兰国王未必能说服那上百位瑟姆议员在自己安息主怀以后还这么投票。

投票权和贵族特权直接使得瑟姆议会骗了个法国佬回来当国王(中世纪君主选举制国家往往不太考虑候选人来自哪国),然后利用他不懂波兰国情骗他签了一堆文件。以至于国王亨利看清楚情况以后,这位法国“黑太后”美蒂奇的亲生儿子都不得不连夜逃回法国老家……

而此前呢,瑟姆议会说不批军费就真的一毛钱都不给,让刚刚从立陶宛回来继承波兰王位的卡老四在支援但泽地区人民起义时,跟条顿骑士团打了一场我习惯叫做“穷鬼战争”的“十三年战争”——要是骑士团有钱就不会这样迫害商人阶层,而要是波兰军队有钱……你们早死了。结果还是挨不住卡老四吃了条顿叛军的“仙人跳”:说是金币买城池,结果瑟姆不批、靠自己筹钱交了以后,骑士团主力又把城池夺回……

再之后呢?呵呵。比如说,“强力王”奥古斯都就是个笑话:你的亲兵很能打嘛,你萨克森老家的卫队很能打嘛,所以我们议会军就在前线看直播,看你怎么扑街,好让我们继续编排陛下您的段子。

再后来,五三宪法这一真的尝试厘清国王、议会、人民之间关系与权力的“社会契约”出来了。表面上换来的是守旧的瑟姆贵族反抗、最终波兰被第3次瓜分。实际上只是把波兰第一“共和”(他们是这么说;确实波兰国王的权限确实是比现在议会制共和国的总统多一点)死缓期拖多了几年而已。本质上,贵族们通过滥用“黄金自由”、以“议会”形式(考虑到末期的一票否决制,这一时代的瑟姆议会的意义甚至值得加个引号)为自家谋利,早已把被列强瓜分得差不多的“国家机器”架空掉了。这样像斯坦尼斯瓦夫·波尼亚托夫斯基这样的装了大半辈子傀儡、实际上一上台就立即试图复兴波兰的国王,也没啥可以成事的可能。


选王制没有毁掉波兰。“选王”的那群人——如果他们配得上叫做“人”——才是把自家祖国推入万劫不复的魔鬼。

《瓜分波兰》,简称“Rejtan”的那幅画,足够说明瑟姆贵族们到底有多么不在意自己的祖国到底会被怎样割据:反正不就是把税交给奥皇、沙皇或者普王,反正我也看不到会议室门外卫兵像sb一样看着 Rejtan 这位会场里唯一热爱波兰的瑟姆议员怎么撕裂衣襟怒吼时的表情。

这国家死了就死了,死不足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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