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中造派的一些经济诉求是否合理？CR是否冲击了工资和薪酬制度？
中国共产党（CR）内部，尤其是在其发展进程中，常常涌现出不同的派别和思潮，其中“造派”作为一种强调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力量的倾向，其经济诉求在特定历史时期和背景下，确实包含着值得探讨的合理性。同时，这些诉求在实践中也对中国的工资和薪酬制度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造派经济诉求的合理性
“造派”经济诉求的核心，往往围绕着“发展经济”、“工业强国”、“富国强民”等宏大目标。在分析其合理性时，我们需要将其置于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国际环境之中。
1. 补工业化短板的紧迫性：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基础极为薄弱。西方列强在工业化道路上早已遥遥领先，国家生存和独立面临严峻挑战。在这种背景下，造派强调大力发展工业，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目标，这是对国家发展现实的直接回应，具有极强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这种发展工业的诉求，本质上是为了摆脱贫困落后，提升国家实力，确保国家安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压倒性合理性的。
2. 提升生产力的必然性：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造派倾向于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发展重工业，引进和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迅速提升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虽然早期可能存在过度强调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问题，但其提升国家整体生产力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一出发点是无可厚非的。
3. 应对外部压力的现实需要： 在冷战时期，中国面临来自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强大的国防工业和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国家生存和抵御外部压力的重要保障。造派对发展军工和重工业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应对这种现实的国际压力，确保国家能够独立自主地发展，不受制于人。
4. 集中资源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拥有强大的资源调动能力。造派的诉求往往与这种体制相适应，即通过集中全国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投入到关键的工业项目，从而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工业化。虽然这种模式可能带来效率损失和资源浪费，但在特定时期，尤其是在追求“赶超”目标时，确实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取得一些突破性的成就。
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造派的经济诉求也并非完美无缺，其侧重点和方式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派别之间也存在差异。例如，早期对重工业的过度强调，可能导致了农业和轻工业的相对滞后，对民生需求的满足带来一定影响。但总体而言，其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的核心诉求，在当时中国国情下，具有显著的合理性。
CR对工资和薪酬制度的冲击
造派的经济诉求，尤其是其强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推行的经济政策，对中国的工资和薪酬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既有其内在逻辑的体现，也有一些非预期的后果。
1. 优先保障生产和建设的工资结构： 在以工业化和生产为核心的造派经济模式下，工资首先被视为一种激励和分配生产要素的工具。为了鼓励工业生产，特别是在艰苦条件下奋斗的工人阶级，工资的分配往往优先向工业部门倾斜，尤其是技术工人、重工业部门的职工。 这导致了在一段时间内，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工资差距可能相对较小，但工业部门的平均工资水平相对较高。
2. “平均主义”倾向与激励机制的弱化：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资的确定很大程度上由国家统一规定，而非完全由市场供需决定。造派的某些经济思想，在实践中可能与“平均主义”思潮相结合，导致了工资的普遍低水平，同时岗位之间的工资差距也受到限制。这种“平均主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过度贫富差距，但也削弱了按劳分配的激励作用，使得多劳者不一定多得，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3. 行政性调薪与工资与生产效益脱钩： 工资水平的调整往往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更多地取决于国家的宏观调控和财政能力，而非企业自身的盈利能力和生产效益。造派强调生产，但其实现方式更多依赖于指令性计划，这使得工资与实际的生产成果、劳动贡献的直接挂钩被削弱。 即使某些企业效益良好，其工资增长也可能受到国家统一工资政策的制约。
4. 福利分配的“大锅饭”模式： 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造派的经济诉求常常与“福利经济”相结合，工资并非是劳动者唯一的收入来源，更重要的是单位提供的住房、医疗、教育、食品等各项福利。这种“大锅饭”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全体人民的基本生活，但也进一步模糊了工资的激励作用，使得个体的劳动贡献与最终的物质待遇之间的直接联系变得模糊。
5. 对不同群体的待遇差异： 随着经济发展的推进，以及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不同群体之间的工资和薪酬差距开始显现。造派强调的国家重点项目、核心技术领域，以及后来市场化改革中涌现出的新兴产业，其工资水平和激励机制也出现了显著差异。例如，在早期，为国家重点项目服务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以及在外贸领域工作的职工，可能享受到相对优厚的待遇，这与造派重视关键领域发展的思想一脉相承。
6. 改革开放后的冲击与调整：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造派的经济诉求在新的语境下被重新审视。市场化改革带来了工资的商品化和要素化，工资水平与企业效益、个人能力、市场供需的关联性大大增强。然而，造派时期形成的对特定行业（如重工业、国防工业）的倾斜，以及一些行政性的薪酬制度，也对市场化的工资改革带来了挑战。 如何在保障关键行业发展的同时，建立起更加公平、高效的市场化薪酬体系，一直是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总而言之，CR中造派的一些经济诉求，特别是围绕着发展经济、工业强国、国家安全的诉求，在特定历史时期具有其合理性，是国家走向强大的重要驱动力。然而，这些诉求在实践中，尤其是在工资和薪酬制度方面，也带来了“平均主义”、行政化、福利化等一系列特征，对激励机制的有效性产生了复杂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薪酬制度改革中，既要继承和发扬造派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积极思想，也要克服其在薪酬分配机制上的弊端，力求建立一个既能激励创新、又能保障公平的薪酬体系。
网友意见
先大概介绍一下题目中提及的“经济诉求”
经济主义中的诉求比较繁杂和五花八门，由于上海是经济主义的“重灾区”，所以李逊总结的经济主义几大诉求可以作为代表性参考。
类型一：非正式职工组织及其经济要求
- 第一类组织由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组成。
这些组织的要求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条：一，要求享有职业保障，工厂不得辞退临时工、合同工及外包工；要求取消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用工制度。二，要求与全民所有制工人在政治上、经济上同等待遇，提高工资与劳保福利。例如能够参加所在工厂的工会，能够参加"文革"运动并组织自己的群众组织，将计件工资、日工资改为月工资，享受医疗保险和病假工资，等等。三，一些在"文革"中被工厂辞退了的临时工、合同工要求恢复工作。
2.第二类组织由"回乡支农"工人组成。
由于当初支农的大批工人被改为农村户口，因而他们大部分要求恢复城市户口，回到全民所有制或大集体所有制的原厂工作。并补发支农期间的工资。
3.第三类组织由支内职工组成。
这部分人群主要是三线建设中前往中西部支援的职工人员，他们要求归还他们上海户口及上海的工作。
4.第四类组织由"上山下乡"、"支农支疆"的青年组成。
上海郊县农场或远在新疆的农场工作，他们也大批返回上海，要求将户口迁回上海市区。
类型二：正式职工组织及其经济要求
- 首先是要求补发工资。认为过去评定的工资级别不合理。许多人提出，本单位的领导在过去加工资时，没有按照有关文件办理，压低了工资标准，因此要求按当时的文件重新评定自己的工资级别，并补发这些年的差额。
- 第二是要求补发或增发各种劳动福利费用或劳动保护物品。如交通费、早餐夜餐费、加班费、洗澡费、有毒有害工种营养费等等工作津贴，以及工作服装、工作手套、工作鞋、洗脸毛巾、肥皂、套鞋等劳动保护用品。其中，有些是低福利的集体所有制职工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福利的攀比，有些则是企业50年代曾经实行过，后来被取消或标准降低了的。
- 第三是抢占住房。上海职工住房主要由企业或政府分配，人口稠密的上海住房分配向来紧张。"文革"中许多运动对象的住房面积被缩小，或者干脆被赶出住房，一些人便去抢占这类房子。尚未分配的空房也是抢占目标。这种抢占住房的行动大都借用单位造反队的名义，甚至一家三口组成一个造反队去占领一栋房子。
- 第四是瓜分资金。如年度生产资金，工会基金等。
- 第五是要求发放各种"革命"活动经费。如串连费、宣传费、袖章费等；或要求提供宣传工具如扩音器、喇叭等，交通工具如轿车、摩托车、自行车等。
其他各地均有类似的经济主义风潮，也基本可以被归纳至上面所述的内容。
（图为《上海CR史话》对经济主义诉求的描述。）
了解了大致的经济诉求后，我们回到题目的第一个问题，这些经济诉求合理么？
通过上文的介绍，大部分人应该发现，这些诉求不应一概而论，其性质也各有不同。
但我更想说的是，我认为抛开整体背景，革命的进程，主要矛盾和斗争方向这些内容，空洞的去谈论目的是否合理是错误的。
这些经济主义诉求提出的背景并不是一般年代（若是如此，则应当对其抱有更高的宽容度和评价），而是革命时期，既然提出经济主义诉求的人们，建立了各类组织，加入了革命的潮流之中，那就应当以革命者的姿态来认识，提出并实现诉求。
然而在经济主义风潮中，绝大部分参与者，源自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自发性”完全压倒了无产阶级革命者应当有的“纪律性”。很显然，一部分左翼自由主义者对这种自发性颇为赞许，而对纪律性则颇为漠视。自然会对后续的反经济主义产生诘难。
同时，他们没能建立明确斗争方向的组织。最具有此特征的是代表临时工，合同工的全红总在斗争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很快后续随着一套错误的行动而功亏一篑。
而其他各类人员，则连全红总都远远不及，往往以家庭，公司，朋友为单位建立临时性质的造反队，目的单纯为一类经济要求。这种全凭自发性的随意活动不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方式。
更重要的是，他们往往不能认清当时革命的主要斗争方向和主要矛盾。这种经济主义的风潮一旦压过了政治路线上的革命，势必起到转移矛盾，削弱革命力量的结果。这也就难怪为何当权派会对各种经济诉求大开绿灯，屡屡让步了。更进一步，他们还会用经济主义收买和煽动更多群众。这些小骂大帮忙的诉求，对当权派来说，简直求之不得。
引人注目的是，在这场经济主义风暴之中的最大工人造反组织工总司从可以查到的资料来看，除了要求活动经费外，没有提出过明显的经济要求。"工总司"提出的口号都是政治性的，所提的要求也都是政治性的。
许多左翼CR史研究者，容易陷入群众最革命，party最不革命的认知之中。更进一步则会进入摆脱party闹革命的理念之中。然而通过上海的经济主义风潮及后续的反对经济主义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到，有着明确政治路线，重视party性，无产阶级革命的纪律性的工总司证明了我们依然需要将自己置身运动中心，引领运动方向的先锋，而绝非把CR理解为反对抛弃这个先锋的运动。
第二个问题：CR中的工资和薪酬制度
CR中的工资制度变动主要是1971年的调整，主要内容为提高低收入工人群体的工资，附录在下：
另还有临时工，合同工问题，也在同期做出相应调整：
工资变动还有关于计件工资问题。
CR前计件工资调整及数量大体如下
CR后则基本完全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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