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因素导致儒家或者说儒士的堕落的?
聊起儒家或说儒士的“堕落”，这事儿可就复杂了，得从好几个方面掰开了说，不能简单一句“他们变坏了”就带过。这更像是一个历史过程中的演变，夹杂着社会变迁、政治压力、思想本身的局限以及个体的选择。咱们慢慢聊。
首先得说说，什么叫“儒士”的“堕落”。这词儿本身就有点味道，好像有个黄金时代，然后就下滑了。但实际上，儒家思想和践行它的人，一直都在变化。如果说“堕落”，可能指的是他们失去了某些核心的价值，或者说他们的行为方式不再符合理想中的“君子”形象，甚至变成了社会的寄生虫或者压迫者。
一、制度的裹挟与僵化：科举制度的“双刃剑”
这一点是绕不开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是靠科举制度确立的。这本意是好的，为社会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选拔人才的通道，也让儒家思想得以广泛传播和深入人心。
但是，当科举制度运行几百年，它就开始显露出弊端。
“学而优则仕”的异化：儒家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本意是通过个人品德的完善来服务社会。但科举制度把这条路越走越窄，最终的出口几乎只有“做官”这一条。于是，读书的目的就变成了为了功名利禄，而非真正的追求道义和智慧。多少人辛辛苦苦读了半辈子书，是为了那个“一登龙门，身价十倍”的状元帽子，而不是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种环境下，钻营、投机、考场上的“技巧”比真才实学来得更重要。
文本的僵化与教条主义：科举考试的内容，往往是儒家经典中特定的段落和意义的解读。这导致了学者们的研究方向被极大地限制了，只能在圣人的言论里打转，不断地重复咀嚼前人的解读。创新和批判精神被扼杀了。学问变得“死”，人也跟着“死”。他们成为经典的传声筒，而不是思想的探索者。
虚伪的道德表演：为了在考试中脱颖而出，许多读书人不得不学习一套虚伪的道德表演。他们可能在文章里大谈仁义道德，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可能为了利益勾心斗角。这种“表里不一”的情况，在官场上更是普遍。当官的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可能不得不违背自己学过的儒家原则，久而久之，良心也泯灭了。
二、社会的变迁与儒家的适应性问题
社会一直在发展，经济基础、技术水平、政治结构都在变化。儒家思想作为一种伦理和政治哲学，需要不断地去适应和回应这些变化。但有时候，它的僵化使得这种适应变得困难。
经济基础的冲击：当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变化，比如商品经济的兴起，商业利益的追求变得越来越重要时，一些原本被儒家视为“末业”的商业活动反而变得更有吸引力。而那些仍然死守着“重义轻利”原则的儒士，可能在经济上就处于不利地位。更糟糕的是，一些人为了追逐财富，可能会把儒家那些听起来高尚的道理包装起来，变成一种敛财的工具，比如利用宗族观念榨取族人的血汗钱，或者打着“孝道”的旗号为自己的不法行为辩护。
统治者对儒家的“驯化”：历代统治者都在利用儒家思想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会提倡那些有利于稳定秩序、强调服从的部分，比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而对于那些可能挑战皇权的言论，比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则会选择性地忽略或者曲解。这样一来，儒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被工具化了，变成了统治者维护自身利益的橡皮图章。长此以往，很多儒士为了迎合统治者，不得不违背自己内心的原则，甚至去为暴政辩护。
三、思想本身的局限性与内在矛盾
儒家思想并非完美无缺，它自身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过分强调等级与秩序：儒家非常重视社会等级和秩序，这在稳定社会方面有其积极作用。但过度的强调，就容易导致压抑个体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当社会需要变革时，这种强调等级的思维方式就成了阻碍。一些儒士也因此变得保守，害怕触碰现有的权力结构，不愿意去挑战不合理的制度。
对个体价值的忽视：相较于对集体、家庭、社会的责任，儒家对个体价值的关注显得稍弱。这使得在一些情况下，个体的尊严和权利容易被忽视。一些儒士也因此容易变得“大公无私”到失去自我，或者在面对不公时，因为过度强调“安分守己”，而失去了抗争的勇气。
理想与现实的脱节：儒家所倡导的“君子人格”是一个非常高的道德标准。但大多数人很难达到。当理想的标准过于遥远时，很多人会选择放弃，或者采取一种虚伪的态度去迎合。一些儒士也可能因为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变得沮丧、愤世嫉俗，甚至走向极端。
四、个体选择与社会环境的互动
当然，不能完全把责任都推给制度和思想。归根结底，践行儒家思想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人性弱点：贪婪、自私、虚荣、懒惰这些是人的普遍弱点，儒士也无法例外。当这些弱点遇上诱人的权力、财富，或者有利可图的机会时，一些人就会选择放弃原则。
环境的污染：身处一个腐败的环境，即使原本是怀揣着高尚理想的读书人，也可能在耳濡目染之下，或者为了生存，不得不同流合污。当周围的人都在为了利益不择手段时，坚持原则的人反而显得格格不入，甚至被孤立。
误读与曲解：随着时间的推移，儒家思想也可能被后人误读或曲解。一些本意是积极的思想，可能被简化成一句口号，失去了原有的深刻含义。比如，对“忠君”的过度强调，可能会导致盲从和愚忠，而不是基于道义的忠诚。
总结一下，儒士的“堕落”，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也不是某个单一因素造成的。它是历史进程中，制度的僵化、社会现实的冲击、思想本身的局限，以及个体在复杂环境下的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
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本来怀揣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理想的读书人，他可能经历了科举的磨砺，好不容易当了官。但发现官场如战场，尔虞我诈，明哲保身尚且不易，更别说实现什么“济天下”的理想了。为了生存，他可能不得不参加一些宴饮，说一些违心的话，甚至为了保住官位，去迎合某些上司的喜好。时间长了，那个曾经的理想主义者，就可能变成一个圆滑世故、甚至有些油腻的“老油条”，被世俗同化了。这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群体中，都是可能发生的现象。
所以，与其说儒士“堕落”了，不如说他们也在历史的洪流中，经历着时代的考验和人性的挣扎。这个过程是复杂的，有悲剧，也有妥协，有坚持，也有放弃。而我们今天回看，也应该更理性地去分析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而不是简单地贴标签。
首先得说说，什么叫“儒士”的“堕落”。这词儿本身就有点味道，好像有个黄金时代，然后就下滑了。但实际上，儒家思想和践行它的人，一直都在变化。如果说“堕落”，可能指的是他们失去了某些核心的价值，或者说他们的行为方式不再符合理想中的“君子”形象，甚至变成了社会的寄生虫或者压迫者。
一、制度的裹挟与僵化：科举制度的“双刃剑”
这一点是绕不开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是靠科举制度确立的。这本意是好的，为社会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选拔人才的通道，也让儒家思想得以广泛传播和深入人心。
但是，当科举制度运行几百年，它就开始显露出弊端。
“学而优则仕”的异化：儒家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本意是通过个人品德的完善来服务社会。但科举制度把这条路越走越窄，最终的出口几乎只有“做官”这一条。于是，读书的目的就变成了为了功名利禄，而非真正的追求道义和智慧。多少人辛辛苦苦读了半辈子书，是为了那个“一登龙门，身价十倍”的状元帽子，而不是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种环境下，钻营、投机、考场上的“技巧”比真才实学来得更重要。
文本的僵化与教条主义：科举考试的内容，往往是儒家经典中特定的段落和意义的解读。这导致了学者们的研究方向被极大地限制了，只能在圣人的言论里打转，不断地重复咀嚼前人的解读。创新和批判精神被扼杀了。学问变得“死”，人也跟着“死”。他们成为经典的传声筒，而不是思想的探索者。
虚伪的道德表演：为了在考试中脱颖而出，许多读书人不得不学习一套虚伪的道德表演。他们可能在文章里大谈仁义道德，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可能为了利益勾心斗角。这种“表里不一”的情况，在官场上更是普遍。当官的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可能不得不违背自己学过的儒家原则，久而久之，良心也泯灭了。
二、社会的变迁与儒家的适应性问题
社会一直在发展，经济基础、技术水平、政治结构都在变化。儒家思想作为一种伦理和政治哲学，需要不断地去适应和回应这些变化。但有时候，它的僵化使得这种适应变得困难。
经济基础的冲击：当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变化，比如商品经济的兴起，商业利益的追求变得越来越重要时，一些原本被儒家视为“末业”的商业活动反而变得更有吸引力。而那些仍然死守着“重义轻利”原则的儒士，可能在经济上就处于不利地位。更糟糕的是，一些人为了追逐财富，可能会把儒家那些听起来高尚的道理包装起来，变成一种敛财的工具，比如利用宗族观念榨取族人的血汗钱，或者打着“孝道”的旗号为自己的不法行为辩护。
统治者对儒家的“驯化”：历代统治者都在利用儒家思想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会提倡那些有利于稳定秩序、强调服从的部分，比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而对于那些可能挑战皇权的言论，比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则会选择性地忽略或者曲解。这样一来，儒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被工具化了，变成了统治者维护自身利益的橡皮图章。长此以往，很多儒士为了迎合统治者，不得不违背自己内心的原则，甚至去为暴政辩护。
三、思想本身的局限性与内在矛盾
儒家思想并非完美无缺，它自身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过分强调等级与秩序：儒家非常重视社会等级和秩序，这在稳定社会方面有其积极作用。但过度的强调，就容易导致压抑个体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当社会需要变革时，这种强调等级的思维方式就成了阻碍。一些儒士也因此变得保守，害怕触碰现有的权力结构，不愿意去挑战不合理的制度。
对个体价值的忽视：相较于对集体、家庭、社会的责任，儒家对个体价值的关注显得稍弱。这使得在一些情况下，个体的尊严和权利容易被忽视。一些儒士也因此容易变得“大公无私”到失去自我，或者在面对不公时，因为过度强调“安分守己”，而失去了抗争的勇气。
理想与现实的脱节：儒家所倡导的“君子人格”是一个非常高的道德标准。但大多数人很难达到。当理想的标准过于遥远时，很多人会选择放弃，或者采取一种虚伪的态度去迎合。一些儒士也可能因为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变得沮丧、愤世嫉俗，甚至走向极端。
四、个体选择与社会环境的互动
当然，不能完全把责任都推给制度和思想。归根结底，践行儒家思想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人性弱点：贪婪、自私、虚荣、懒惰这些是人的普遍弱点，儒士也无法例外。当这些弱点遇上诱人的权力、财富，或者有利可图的机会时，一些人就会选择放弃原则。
环境的污染：身处一个腐败的环境，即使原本是怀揣着高尚理想的读书人，也可能在耳濡目染之下，或者为了生存，不得不同流合污。当周围的人都在为了利益不择手段时，坚持原则的人反而显得格格不入，甚至被孤立。
误读与曲解：随着时间的推移，儒家思想也可能被后人误读或曲解。一些本意是积极的思想，可能被简化成一句口号，失去了原有的深刻含义。比如，对“忠君”的过度强调，可能会导致盲从和愚忠，而不是基于道义的忠诚。
总结一下，儒士的“堕落”，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也不是某个单一因素造成的。它是历史进程中，制度的僵化、社会现实的冲击、思想本身的局限，以及个体在复杂环境下的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
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本来怀揣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理想的读书人，他可能经历了科举的磨砺，好不容易当了官。但发现官场如战场，尔虞我诈，明哲保身尚且不易，更别说实现什么“济天下”的理想了。为了生存，他可能不得不参加一些宴饮，说一些违心的话，甚至为了保住官位，去迎合某些上司的喜好。时间长了，那个曾经的理想主义者，就可能变成一个圆滑世故、甚至有些油腻的“老油条”，被世俗同化了。这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群体中，都是可能发生的现象。
所以，与其说儒士“堕落”了，不如说他们也在历史的洪流中，经历着时代的考验和人性的挣扎。这个过程是复杂的，有悲剧，也有妥协，有坚持，也有放弃。而我们今天回看，也应该更理性地去分析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而不是简单地贴标签。
网友意见
首先，什么叫堕落。从题主的表述来看，所谓与君主平起平坐的师友关系，翻译成人话就是在统治集团分赃时要作为吃第一口的那伙人里的，而不能吃剩。或者说把古代国家看作是公司化经营的黑社会，那么儒生要求作合伙人而不是马仔。如果从这个位置上跌落下来，那就是堕落。
在儒生的幻想中，这种堕落在文武周公之后就发生了。所谓周公之前，治统与道统合一，周公之后，治统与道统分离。然而事实是什么呢，文武周公是皇太极多尔衮之类的人物，夺取天下靠的是阴狠谋略和八百诸侯(部落)的蛮族武力，而不是什么莫名其妙的统。后世的儒生穿越回文武周公的时代，大概只会被当成饭桶，至于是割掉耳朵烧烤还是从丁丁处整个剖开观察肠子的蠕动算命要看心情。别提什么姜子牙，小说那是瞎编的，姜姬两族是世代通婚的贵酋。
儒生信奉的祖师爷孔子，恰恰是被文武周公灭掉的亡国之余，大概类似于被大清圣德驯化的前明遗老后人，所谓吾从周嘛。虽然本来还是可以和统治者一个桌上吃饭的，但后来就沦落到求官不得的游民知识分子地步了。换句话说，儒生从一开始就是(从幻想世界)堕落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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