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务人员在没有完备防护措施的情形下，有没有权利拒绝救助感染埃博拉病毒等高传染性、高致死率的患者？

这个问题非常尖锐，涉及到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法律责任以及生命安全保障等多个层面。在没有完备防护措施的情形下，医务人员是否拥有拒绝救助感染埃博拉病毒这类高传染性、高致死率患者的权利，这是一个复杂且充满争议的问题。

核心矛盾：救死扶伤的职业使命 vs. 生命安全保障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医务人员的核心职责是“救死扶伤”。这是写入医德规范、职业誓词，也是社会对他们的普遍期望。面对病患，尤其是生命垂危的病患，救助是他们的天职。然而，埃博拉病毒等高传染性、高致死率的疾病，对医务人员自身构成了极大的、实实在在的生命威胁。当防护措施不足时，施救行为本身就可能成为传播的媒介，导致医务人员被感染，甚至死亡。

从法律层面来看：

普遍的法律原则： 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法律都不会强制要求任何人在自身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必须执行某项任务。医疗法律体系通常也强调在保障患者权益的同时，也要保障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和安全。
紧急状态下的例外？ 在一些极端情况下，法律可能会考虑“紧急避险”的原则。如果救助行为将导致医务人员遭受不可承受的生命危险，且存在其他可行手段（例如等待更安全的救援力量到来），那么拒绝在不安全条件下施救，或许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权利。
责任界定： 如果医疗机构未能提供必要的、完备的防护措施，而强制或间接要求医务人员在危险条件下工作，那么一旦发生感染事故，医疗机构将承担主要的法律责任。医务人员在这种情况下拒绝施救，也可以看作是对自身权利的维护，以及对机构失职的警示。

从职业道德和伦理层面来看：

“不伤害”原则（Primum non nocere）： 这是医学伦理中最基本的一条原则。在没有完备防护的情况下救助高传染性疾病患者，不仅可能伤害自己，也可能无意中将病毒传播给更多人，违背了“不伤害”的原则。
职业风险与义务： 医务人员确实接受了相对较高的职业风险，但这种风险是在“可控”和“有保障”的前提下。如果风险已经超出了一般可接受的范围，并且没有得到充分的风险抵消措施（即完备的防护），那么继续履行义务就变得不合理。
道德困境： 这种情况确实给医务人员带来了巨大的道德困境。一方面是救助生命的冲动和职责，另一方面是对自身和家人生命安全的担忧。在没有明确、安全的方案前，做出任何选择都可能面临良心的拷问。

“完备防护措施”是关键的衡量标准

“完备防护措施”是界定是否有权拒绝救助的核心要素。这个概念本身需要非常具体和明确：

1. 个人防护装备（PPE）： 这包括但不限于：
专业级别的隔离防护服： 能够完全覆盖身体，防止体液飞溅和接触传播。
医用级别的手套： 双层佩戴，并有正确的穿戴和脱卸流程。
防护眼罩或面罩： 防止眼部粘膜接触。
呼吸防护： 至少是N95或更高级别的防尘防颗粒物口罩，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需要使用全面罩呼吸器或正压式呼吸器。
脚套和头套。
2. 工作环境的隔离与净化：
负压病房： 防止病毒通过空气传播到其他区域。
严格的消毒流程： 对接触的物体、环境进行彻底消毒。
废物处理： 感染性废物的安全收集、处理和焚烧。
3. 培训和演练： 医务人员必须接受过如何正确穿戴、脱卸PPE，以及如何在隔离环境下工作的专业培训，并进行过演练，确保熟练掌握。
4. 人员配置与支持： 确保有足够数量的医务人员轮岗，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风险环境中导致疲劳和判断失误。有心理疏导和健康监测支持。
5. 明确的流程和指南： 医院应有针对此类传染病救治的详细、科学、可操作的应急预案和操作指南。

当防护措施“不完备”时，情况复杂化：

轻度不足： 例如，只有一层手套而没有双层，或者只用了医用外科口罩而非N95。在这种情况下，拒绝救助的“权利”就变得模糊。很多情况下，医务人员可能会在“尽力而为”的前提下，承担一定的额外风险，但也可能基于更审慎的考虑而选择等待更充足的装备。
严重不足： 例如，完全没有防护服，或者只有普通口罩。在这种情况下，医务人员拥有明确的拒绝在极度危险条件下施救的权利。因为这种施救行为已经不仅仅是承担职业风险，而是近乎于“自杀式”的冒险，并且可能违背“不伤害”原则。

实际操作中的权衡：

在现实中，尤其是在疫情初期或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医务人员可能面临“没有最好，只有次好”的窘境。

部分能力内的救助： 如果某些初步的、相对安全的救助措施（如简单的询问、安抚、测量体温等，且保持一定距离）可以在不立即危及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医务人员可能会选择这样做，同时立即向上级汇报，寻求更完善的防护和支援。
等待与求援： 最符合逻辑和安全的做法是，在确认防护措施不足以保障安全时，医务人员应该立即向上级和相关部门发出求援信号，请求调配更高级别的防护装备、专业的医疗团队或转移病人到具备隔离条件的医疗机构。在此期间，尽量避免直接接触。
领导责任： 医疗机构的管理者在这一过程中负有重大责任。他们必须确保医务人员的生命安全是首要的，不能以任何形式逼迫或暗示医务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人。管理者有责任组织协调，确保防护物资到位、流程清晰、人员培训到位。

结论：

总而言之，医务人员在没有完备防护措施的情形下，原则上拥有拒绝救助感染埃博拉病毒等高传染性、高致死率患者的权利，但这个权利的行使需要审慎，并建立在客观评估的生命安全威胁程度以及合理采取了其他规避风险措施（如等待、求援）的基础上。

这并非是逃避责任，而是基于科学的风险评估和职业伦理的自我保护，也是对医疗体系整体安全负责的表现。如果硬性要求在缺乏保障的情况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不仅不人道，也可能适得其反，导致更多医务人员倒下，最终削弱整个医疗系统的应对能力。

最理想的状态是，任何时候面对此类风险，医疗机构都应具备充足的防护物资和完善的应对预案，让医务人员在安全可控的环境下履行救死扶伤的职责，而不是被迫在道德和生命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

网友意见

根据我国法律，医疗机构发现感染埃博拉病毒等高传染性、高致死率的传染病病人，应当采取相应疫情控制和医疗救助措施，并进行疫情报告，不得拒绝救助；如不具备具备传染病救治条件和能力，应当在采取疫情控制措施后及时转诊至具备传染病救治条件和能力的医疗机构 。

理由如下：

我国法律规定，医疗机构对于传染病应当进行疫情控制和医疗救治。

疫情控制：医疗机构发现甲类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及其接触者，应当采取隔离治疗、在指定场所进行医学观察等其他必要的预防措施；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医疗结构采取强制隔离治疗措施；对于乙类或者丙类传染病病人，应当根据病情采取必要的治疗和控制传播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39条）还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或者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内容、程序、方式和时限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30条）

医疗救治：医疗机构应当对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提供医疗救护、现场救援和接诊治疗，书写病历记录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并妥善保管。 医疗机构应当实行传染病预检、分诊制度；对传染病病人、疑似传染病病人，应当引导至相对隔离的分诊点进行初诊。 医疗机构不具备相应救治能力的，应当将患者及其病历记录复印件一并转至具备相应救治能力的医疗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52条）

法律责任：医疗机构未按照规定报告传染病疫情，或者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疫情的；发现传染病疫情时，未按照规定对传染病病人、疑似传染病病人提供医疗救护、现场救援、接诊、转诊的，或者拒绝接受转诊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处分，并可以依法吊销有关责任人员的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69条）

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的，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3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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