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明的存在是不是表示儒家文化也可以有海洋属性？
首先，我们得厘清“海洋属性”在这里的含义。它并非指儒家文化必然要发展出像西方航海文明那样以探索、征服海洋为主导的特征，而更多的是指向一种与海洋环境共存、共生、甚至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的特质。这包括了对海洋的认识、利用、管理，以及从中衍生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
郑明，作为明朝末年的学者，其思想中闪烁着与海洋的紧密联系。虽然他不是一个真正的航海家，但他的著作，特别是《郑开阳杂著》等，都反映了他对海洋地理、海事、对外贸易以及海防的关注。他深刻地认识到海的重要性，不仅是国家安全的屏障，更是经济发展的命脉。他反对“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倡导发展海上贸易，甚至提出了“通洋裕国”的宏大设想。这种对海洋经济潜力的认识和积极的倡导，在以陆地农业为中心的传统中国社会中，无疑是一种突破。
那么，这种与海洋的联系，是否就意味着儒家文化有了“海洋属性”呢？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 儒家思想的“向外”与“通达”：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是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和责任。这种“仁”的理念，在发展到极致时，可以是对“天下”的关怀，是对“万物”的关怀。海洋，作为连接世界、沟通不同文明的纽带，恰恰为这种“仁”的实践提供了广阔的舞台。郑明对海外贸易的提倡，实际上是将儒家的“仁”推向了更广阔的国际视野。通过互通有无，可以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这难道不是一种“海洋式”的开放与包容吗？
更进一步说，儒家强调“学而时习之”，强调学习与实践的结合。海洋的未知性、复杂性，本身就对学习和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郑明对海洋事务的关注，体现了他一种积极求索、适应环境的“学”的精神。这种“学”，是开放的，是面向世界的，与仅仅固守传统、满足于既有知识的思维模式有着显著的区别。
2. 儒家价值观在海洋环境下的转化与调适：
儒家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和谐共存。在海洋这个充满变数的环境中，这种“和而不同”的精神就有了新的诠释。海上贸易需要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进行交流，这就要求一种理解、尊重和协商的精神。郑明对“通商”的强调，隐含着对这种跨文化交流的期许。这种对多元文明的包容和融合，正是海洋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同时，儒家讲究“礼”，讲究秩序和规范。在海洋活动中，建立有效的贸易规则、航海准则、海事法律，是维持秩序的关键。郑明对国家管理和政策制定的关注，虽然他没有专门去设计一套海上秩序，但他提出的“裕国”目标，必然需要一套与之匹配的制度安排。这可以说是在现有儒家框架下，对海洋活动所需要的秩序和规范的一种思考。
3. 儒家文化自身的包容性与可塑性：
我们不能将儒家文化看作是一个僵化的教条体系。历史上，儒家文化一直在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思想进行碰撞和融合。从汉代的独尊儒术，到宋代的理学，再到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儒家都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性。郑明的思想，正是这种生命力的体现。他并没有抛弃儒家的核心价值，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儒家注入了新的思考和新的方向。
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更偏向于“内向型”、“大陆型”的文化，那么，像郑明这样的思想家，就是为儒家文化打开了一扇通往“海洋”的大门。他不是在创造一种全新的、与儒家无关的文化，而是在儒家的根基上，发掘和拓展了其潜在的“海洋”维度。
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当然，我们也需要审慎地看待这个问题。郑明并非一个主流的、被广泛接受的儒家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在当时也未成为主流。而且，相较于西方那种以征服和开拓为基调的海洋文明，中国历史上对海洋的认识和利用，确实存在着“重陆轻海”的倾向。
所以，更准确地说，郑明的存在，并非表示儒家文化“天生”就具有强大的海洋属性，而是说明，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当儒家思想遇到海洋的挑战和机遇时，它所展现出的 潜力、包容性和可塑性，使得它 能够 发展出与海洋相关的思考和价值取向。他为我们揭示了儒家文化中潜藏的、可以与海洋环境相互辉映的因子。
总而言之，郑明以他独特的视角和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儒家文化与海洋关系的鲜活案例。他并非颠覆了儒家，而是以一种“古为今用”的方式，将儒家的智慧引向了更广阔的海洋。这种对海洋的关注和探索，恰恰证明了儒家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以及它在不同环境下的适应与成长能力。可以说，郑明的存在，是儒家文化走向“海纳百川”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注脚，展现了其并非只能固守大陆的封闭格局，而是可以拥抱广阔海洋的可能。
网友意见
是否下海，和什么文化、属性一点关系都没有，就看挣不挣钱。
首先，在明清时期，最稳定的买卖是在家乡买房置地。一面把土地佃出去，一面放债，然后拿租子和利息再买房子置地，供族中子弟读书考科举，当官保证自己土地的安全性。至于做生意，利润可能更高，但是风险也更大，不如投资土地划算。
就算要做生意，中国商人所处的环境也和欧洲商人完全不同。
欧洲商人出海为了获得金银，中国商人出海也为了获得金银，所以日本航线上的中国商船多得很。
欧洲商人出海为了获得香料，中国商人出海也为了获得香料，所以沿着越南沿海到马来群岛的中国商船也多得很。
粮食，东南亚就有，也不用往远了跑。铜矿日本就有，锡东南亚就有。
奴隶，中国不需要，自家的穷人多得没地方安置，人力成本低得吓人的国家怎么可能搞奴隶贸易。
生丝、棉布、瓷器、茶叶、糖、生姜、大黄、各种生活用品，这都是中国自己的产品，都不需要进口。
至于马六甲以西的产品，锡兰的宝石、东非的象牙、索马里的乳香之类的东西，能有多大市场？由南亚、西亚的商人经营，早就饱和了。
如果说是为了把自家的商品卖出去而出海，那就又面临另一个问题，人家买不买呢？
在风帆战舰时代，欧洲海军来到中国沿海，没有一个能威胁中原王朝的统治。跨越半个地球的投送距离消磨了大部分的军事力量。反过来说，就算中国当时的战舰比全欧洲的加起来还多，难道还能绕过好望角，远征万里到欧洲去逼他们开关贸易吗？非洲和阿拉伯半岛没有购买力，印度也是手工业发达的地方，尤其是大量产棉布，都能远销美洲和欧洲。何况印度洋上群雄并起，中国商人想挤进去要付出高昂的成本，却没有足够的利润。
既不可能把货卖到欧洲去，又不需要从马六甲以西的世界进口多少东西，那么又何必要负担长距离远航的高昂成本呢？每年跑一趟东南亚，对于中国海商来说就是最赚钱的方式了，所以就算是清朝迁界禁海的时候，也无法禁绝走私。同理，因为跑到马六甲以西挣不到钱，所以就算开海也没人去。
土地倒是中国人急需的。放眼周边，朝鲜、日本、越南适合种地，但当地早就有主了，去了打不过。婆罗洲、湄公河三角洲、吕宋、爪哇、苏门答腊，那都是气候湿热，蚊虫肆虐，疫病横行的地方，必须要耗费成千上万的人命去开垦，才能最终变成适合农耕的地方。除了在国内穷得快饿死的穷人，谁愿意当这个“开拓者”？这些人既然如此之穷，又怎么能有耕牛、种子、农具去开垦土地呢？而有这样能力的富人，在国内当地主不香吗？为何要去海外？
澳大利亚有无风带和大堡礁当屏障，在风帆时代支撑不起殖民所需的贸易线，除非发现金矿，否则就吸引不了足够的人，但要发现金矿，就先得有农业基础，然后才能支撑大规模的勘探。英国人找到澳大利亚之后，在起初几十年只把它作为流放犯人的地方，后来才慢慢探索，发现了金矿。而中国人当时连东北平原都没住满，难道还缺流放犯人的地方吗。与其在那么遥远的地方花大价钱开拓，不如对东北多花些力气才是正经。
去美洲也不用想，且不提横跨太平洋比横跨大西洋的死亡率高多少，美洲西部也没有多少适合垦荒的地方。西班牙人占了加利福尼亚三百年，都觉得那儿没什么价值，连墨西哥人都不爱去，怎么能指望中国人去。直到淘金热，加利福尼亚才抢手。
综上所述，对于明清时期的中国人来说，有钱人要下海挣钱，去日本和东南亚是最佳选择，穷人要下海谋生，只有东南亚是唯一选择。
任何一条海上贸易线，都是无数人用性命探索出来的，而能推动他们去探索的只有利润。若是无钱可挣，哪里会有人愿意拼命去趟地图。欧洲商人的利润在新大陆，在地球的另一边，所以他们就跑遍全球，中国商人的利润在日本和东南亚，所以我们就在家门口晃悠。
钱可以改变文化，而钱的事靠文化解决不了。要是丝绸、茶叶、棉布、瓷器、香料都产在索马里、肯尼亚，东亚各国统统没有，那肯定会有一帮腰插顺刀、身背火绳枪的武装儒生奔赴大海，也绝对会有一群大儒出来解释儒家文化里的开拓精神。然而地球不是这么设计的，东亚士大夫最稳定、最挣钱的生意是蹲在家里买地、放贷，其次才是经营手工业和跑南洋、日本的生意。郑芝龙在海上挣了钱，也照样回福建老家买地。郑成功一直想反攻福建，在大陆上实在待不住才去台湾，即便这样还是有很多人反对，畏惧台湾的气候。
一个政权要是像明郑这样只剩下金门、厦门这几个岛了，只要不是废物，怎么可能不奔向大海。反之，一个控制了从辽河到珠江的广阔农耕区的王朝，又怎么可能对海外的荒地感兴趣。不是因为儒家文化没有海洋属性，中国人才不爱下海，而是因为中国人下海没什么赚头，所以在构建儒家文化的时候就没把海洋属性加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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