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世界以什么依据给以色列建国的，如果说以古以色列历史为依据，那也是千年前的事情，合理吗？
二战结束后，世界之所以“同意”在古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以色列国，这背后是一系列复杂的地缘政治、历史、宗教和民族主义思潮交织作用的结果。并非一个简单的“千年历史依据”就能完全概括，而且这个过程也充满了争议和不公。
要详细梳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几个关键点切入：
1. 犹太民族主义（锡安主义）的兴起与早期活动：
首先要明白，以色列国的建立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犹太民族主义思潮长期酝酿和推动的结果。自19世纪末以来，欧洲 antisemitism（反犹主义）的抬头，特别是俄国的 pogroms（大屠杀），让犹太人开始寻求一个安全的家园。锡安主义运动应运而生，其核心主张就是让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回到“应许之地”——古以色列（或称锡安）——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早期实践： 从19世纪末开始，一些犹太组织就开始购买巴勒斯坦地区的土地，并鼓励犹太人移民到那里。这批早期移民被称为“第一波阿里亚”（Aliyah）。他们当时面对的是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当地主要是阿拉伯居民。
宗教和历史联系： 锡安主义者强调犹太民族与这片土地之间长达数千年的历史、宗教和文化联系。他们将这片土地视为民族的根源和精神家园，认为这是犹太人回归并恢复民族尊严的必然选择。虽然“千年”这个时间跨度确实很大，但在犹太民族的集体记忆和宗教叙事中，这片土地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
2.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英国的承诺：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改变中东格局的关键节点。奥斯曼帝国战败，其在中东的领土被英法等协约国瓜分。在这个过程中，英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 1917年）： 为了争取犹太社区的支持，并在战后在该地区建立影响力，英国政府发表了《贝尔福宣言》。宣言中写道：“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民族之家（national home），并当尽最大努力促成此目标的实现。” 这个宣言为犹太复国主义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依据和国际承诺。
对阿拉伯人的承诺（与《贝尔福宣言》的矛盾）： 然而，与此同时，英国也为了拉拢阿拉伯人反抗奥斯曼帝国，向阿拉伯领导人麦克马洪（Henry McMahon）做出了承诺（《麦克马洪胡赛因通信》），暗示支持阿拉伯人在战后建立独立国家。这些承诺在后来成为阿拉伯人对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不满的重要根源，因为它们存在明显的冲突。
3.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托管统治：
一战结束后，国际联盟将原奥斯曼帝国在中东的领土划分为多个“委任统治地”（Mandates），由英法等国代为管理，目标是最终走向独立。巴勒斯坦地区被划归英国的托管统治之下。
犹太人移民增加： 在英国托管期间，特别是随着欧洲反犹主义的加剧（例如纳粹德国的崛起），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的移民显著增加。这加剧了当地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土地和资源的争夺日益激烈，冲突也随之频发。
英国的困境： 英国在巴勒斯坦的统治面临两难。一方面，它要履行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承诺，另一方面，它又要处理日益增长的阿拉伯人的反对和暴力抗议。英国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如限制移民、划定区域等）来缓解冲突，但效果不佳。
4.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纳粹德国对欧洲犹太人的系统性灭绝（犹太人大屠杀）是促使国际社会最终同意建立以色列国的“催化剂”。
人道主义同情与责任感： 犹太人大屠杀的惨烈事实让世界各国对犹太民族的苦难产生了强烈的同情和深刻的反思。许多国家认为，必须为幸存的犹太人提供一个安全、能让他们摆脱迫害的家园。这成为支持建立以色列国的一个强大的人道主义理由。
犹太复国主义的合法性增强： 犹太复国主义者利用大屠杀的悲剧来进一步强调他们关于建立民族国家的必要性，并向国际社会争取支持。他们认为，如果没有自己的国家，犹太人将永远处于被奴役和屠杀的危险之中。
5. 联合国的分治计划（1947年）：
二战结束后，英国因无力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将此交给新成立的联合国处理。联合国为此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UNSCOP）。
联合国第181号决议： 经过深入调查和讨论，联合国大会于1947年通过了第181号决议，提出了“巴勒斯坦分治计划”。该计划建议将巴勒斯坦地区划分为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一个独立的犹太国，以及耶路撒冷作为国际共管的特殊区域。
支持与反对： 犹太方面接受了这个分治计划，尽管它未能给予犹太人他们期望的全部领土。然而，阿拉伯方面及其领导人坚决反对，认为这个计划不公平，剥夺了阿拉伯人的土地，并且是在未经当地多数人同意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他们认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人口和土地所有权远不足以支持一个独立的国家。
6. 以色列建国与第一次中东战争（1948年）：
在联合国分治计划提出后不久，英国的托管统治于1948年5月14日结束。以色列的领导人立即宣布建国。
阿拉伯国家的反应： 以色列建国后，周边阿拉伯国家（埃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立即出兵，试图阻止以色列的建立。这就是第一次中东战争。
战争结果与领土扩张： 尽管阿拉伯国家实力不弱，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在战争中失利。以色列在此过程中不仅保卫了自己的国家，还占领了联合国分治计划中原计划划给阿拉伯国的更大一部分土地，并控制了部分原计划属于国际共管的耶路撒冷。
关于“千年历史依据是否合理”的讨论：
确实，用“千年前的历史”作为现代国家建立的唯一或主要依据，在国际法和现实政治中是一个极具争议的点。
合理性争议： 从现代民族国家和主权独立的角度看，仅仅依据历史联系来剥夺或分割现有居民（阿拉伯人）的土地和权利，是难以站住脚的。这涉及到土地归属、人民自决权等复杂问题。许多阿拉伯人和支持者认为，这是历史上的不公和帝国主义遗留的产物。
历史联系的“双刃剑”： 犹太人强调与这片土地的历史联系，而阿拉伯人同样拥有在此地生活和耕耘了数个世纪的悠久历史。谁的历史更“优先”或更“合法”，这本身就是一个无法轻易解决的争论。阿拉伯人在该地区有近千年的持续居住历史，远比近现代的犹太移民多得多。
现实政治的考量： 最终促成以色列建国的，并非仅仅是历史依据，更是二战后的国际政治现实、大屠杀带来的道义压力、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强大组织能力和政治游说，以及犹太人在独立战争中的军事胜利。可以说，历史叙事是其争取合法性的重要工具，但最终建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
总结一下，二战后世界以以下几个主要依据（虽然并非所有都站得住脚且充满争议）给以色列建国：
1. 犹太民族主义的悠久历史诉求和政治实践： 将古以色列的历史和宗教联系作为回归故土、重建家园的理由。
2. 国际社会的同情与对犹太人大屠杀的责任感： 认为需要为受迫害的犹太民族提供一个安全庇护所。
3. 《贝尔福宣言》等历史性政治承诺： 英国等国在特定时期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做出的承诺。
4. 联合国的政治决议： 尽管是分治计划，但它提供了一个国际框架和“合法性”的起点，即使受到一部分人的抵制。
5. 犹太人在战争中的军事胜利： 在建国前后以及随后的战争中，以色列通过军事手段巩固了自己的存在。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这个过程是建立在对另一群体（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权利和意愿的剥夺之上的。他们的土地被瓜分，许多人被迫流离失所，这构成了至今未解的巴以冲突的核心根源。因此，用“合理”二字来评价整个过程，是远远不够的，它充满了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和道义上的困境。
要详细梳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几个关键点切入：
1. 犹太民族主义（锡安主义）的兴起与早期活动：
首先要明白，以色列国的建立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犹太民族主义思潮长期酝酿和推动的结果。自19世纪末以来，欧洲 antisemitism（反犹主义）的抬头，特别是俄国的 pogroms（大屠杀），让犹太人开始寻求一个安全的家园。锡安主义运动应运而生，其核心主张就是让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回到“应许之地”——古以色列（或称锡安）——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早期实践： 从19世纪末开始，一些犹太组织就开始购买巴勒斯坦地区的土地，并鼓励犹太人移民到那里。这批早期移民被称为“第一波阿里亚”（Aliyah）。他们当时面对的是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当地主要是阿拉伯居民。
宗教和历史联系： 锡安主义者强调犹太民族与这片土地之间长达数千年的历史、宗教和文化联系。他们将这片土地视为民族的根源和精神家园，认为这是犹太人回归并恢复民族尊严的必然选择。虽然“千年”这个时间跨度确实很大，但在犹太民族的集体记忆和宗教叙事中，这片土地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
2.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英国的承诺：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改变中东格局的关键节点。奥斯曼帝国战败，其在中东的领土被英法等协约国瓜分。在这个过程中，英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 1917年）： 为了争取犹太社区的支持，并在战后在该地区建立影响力，英国政府发表了《贝尔福宣言》。宣言中写道：“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民族之家（national home），并当尽最大努力促成此目标的实现。” 这个宣言为犹太复国主义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依据和国际承诺。
对阿拉伯人的承诺（与《贝尔福宣言》的矛盾）： 然而，与此同时，英国也为了拉拢阿拉伯人反抗奥斯曼帝国，向阿拉伯领导人麦克马洪（Henry McMahon）做出了承诺（《麦克马洪胡赛因通信》），暗示支持阿拉伯人在战后建立独立国家。这些承诺在后来成为阿拉伯人对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不满的重要根源，因为它们存在明显的冲突。
3.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托管统治：
一战结束后，国际联盟将原奥斯曼帝国在中东的领土划分为多个“委任统治地”（Mandates），由英法等国代为管理，目标是最终走向独立。巴勒斯坦地区被划归英国的托管统治之下。
犹太人移民增加： 在英国托管期间，特别是随着欧洲反犹主义的加剧（例如纳粹德国的崛起），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的移民显著增加。这加剧了当地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土地和资源的争夺日益激烈，冲突也随之频发。
英国的困境： 英国在巴勒斯坦的统治面临两难。一方面，它要履行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承诺，另一方面，它又要处理日益增长的阿拉伯人的反对和暴力抗议。英国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如限制移民、划定区域等）来缓解冲突，但效果不佳。
4.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纳粹德国对欧洲犹太人的系统性灭绝（犹太人大屠杀）是促使国际社会最终同意建立以色列国的“催化剂”。
人道主义同情与责任感： 犹太人大屠杀的惨烈事实让世界各国对犹太民族的苦难产生了强烈的同情和深刻的反思。许多国家认为，必须为幸存的犹太人提供一个安全、能让他们摆脱迫害的家园。这成为支持建立以色列国的一个强大的人道主义理由。
犹太复国主义的合法性增强： 犹太复国主义者利用大屠杀的悲剧来进一步强调他们关于建立民族国家的必要性，并向国际社会争取支持。他们认为，如果没有自己的国家，犹太人将永远处于被奴役和屠杀的危险之中。
5. 联合国的分治计划（1947年）：
二战结束后，英国因无力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将此交给新成立的联合国处理。联合国为此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UNSCOP）。
联合国第181号决议： 经过深入调查和讨论，联合国大会于1947年通过了第181号决议，提出了“巴勒斯坦分治计划”。该计划建议将巴勒斯坦地区划分为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一个独立的犹太国，以及耶路撒冷作为国际共管的特殊区域。
支持与反对： 犹太方面接受了这个分治计划，尽管它未能给予犹太人他们期望的全部领土。然而，阿拉伯方面及其领导人坚决反对，认为这个计划不公平，剥夺了阿拉伯人的土地，并且是在未经当地多数人同意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他们认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人口和土地所有权远不足以支持一个独立的国家。
6. 以色列建国与第一次中东战争（1948年）：
在联合国分治计划提出后不久，英国的托管统治于1948年5月14日结束。以色列的领导人立即宣布建国。
阿拉伯国家的反应： 以色列建国后，周边阿拉伯国家（埃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立即出兵，试图阻止以色列的建立。这就是第一次中东战争。
战争结果与领土扩张： 尽管阿拉伯国家实力不弱，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在战争中失利。以色列在此过程中不仅保卫了自己的国家，还占领了联合国分治计划中原计划划给阿拉伯国的更大一部分土地，并控制了部分原计划属于国际共管的耶路撒冷。
关于“千年历史依据是否合理”的讨论：
确实，用“千年前的历史”作为现代国家建立的唯一或主要依据，在国际法和现实政治中是一个极具争议的点。
合理性争议： 从现代民族国家和主权独立的角度看，仅仅依据历史联系来剥夺或分割现有居民（阿拉伯人）的土地和权利，是难以站住脚的。这涉及到土地归属、人民自决权等复杂问题。许多阿拉伯人和支持者认为，这是历史上的不公和帝国主义遗留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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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政治的考量： 最终促成以色列建国的，并非仅仅是历史依据，更是二战后的国际政治现实、大屠杀带来的道义压力、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强大组织能力和政治游说，以及犹太人在独立战争中的军事胜利。可以说，历史叙事是其争取合法性的重要工具，但最终建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
总结一下，二战后世界以以下几个主要依据（虽然并非所有都站得住脚且充满争议）给以色列建国：
1. 犹太民族主义的悠久历史诉求和政治实践： 将古以色列的历史和宗教联系作为回归故土、重建家园的理由。
2. 国际社会的同情与对犹太人大屠杀的责任感： 认为需要为受迫害的犹太民族提供一个安全庇护所。
3. 《贝尔福宣言》等历史性政治承诺： 英国等国在特定时期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做出的承诺。
4. 联合国的政治决议： 尽管是分治计划，但它提供了一个国际框架和“合法性”的起点，即使受到一部分人的抵制。
5. 犹太人在战争中的军事胜利： 在建国前后以及随后的战争中，以色列通过军事手段巩固了自己的存在。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这个过程是建立在对另一群体（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权利和意愿的剥夺之上的。他们的土地被瓜分，许多人被迫流离失所，这构成了至今未解的巴以冲突的核心根源。因此，用“合理”二字来评价整个过程，是远远不够的，它充满了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和道义上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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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是说词，实控才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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