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土耳其希腊在推翻奥斯曼统治后没有像中国推翻满清后那样认为自己恢复了罗马（汉主体的中华）的身份？
这个问题触及了民族主义、历史叙事和国家认同建构的深层逻辑，将土耳其和希腊与中国做对比，确实能看出一些有趣的差异。简单来说，土耳其和希腊在推翻奥斯曼统治后，并没有将自己视为“罗马”的继承者，主要是因为：
1. “罗马”在他们历史中的象征意义与实际控制是脱节的。
2. 民族主义的兴起更多地是基于语言、文化和地缘的“新”身份认同。
3. “恢复罗马”在政治和实践层面是不可行且不合时宜的。
我们来详细拆解一下：
历史背景的差异：罗马与奥斯曼帝国
首先，要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奥斯曼帝国和中国清朝的历史以及它们各自的统治性质。
奥斯曼帝国： 这是一个以突厥人为主导，但却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帝国。奥斯曼帝国在征服拜占庭帝国（也就是东罗马帝国，通常也被称为拜占庭）后，继承了其部分领土和许多制度，尤其是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作为首都，这使得奥斯曼苏丹在某种程度上也扮演了“罗马皇帝”的角色，虽然这种继承是复杂且带有争议的。然而，奥斯曼帝国在其统治的几百年里，并非单纯的“罗马民族”的统治，而是由一个突厥王朝统治着包括希腊人、亚美尼亚人、斯拉夫人、阿拉伯人等等众多民族的广大疆域。
清朝：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由满族建立。虽然满族是一个少数民族，但清朝在统治中国时，很大程度上 adopted 了汉族的文化、制度和政治哲学。尤其是到了后期，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积极吸收汉文化，甚至将自己置于“中华正统”的地位。因此，对于汉族人来说，清朝的统治，虽然是外族建立的王朝，但其统治方式和国家构架，很大程度上是承接了之前的中华文明体系。
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国家认同的重塑
这是造成土耳其、希腊与中国反应不同的关键。
土耳其的民族主义：
“土耳其人”的崛起：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在帝国境内各地兴起了民族主义运动。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由穆斯塔法·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其核心诉求是建立一个以“土耳其民族”为基础的民族国家。他们的目标是摆脱奥斯曼帝国这个多民族帝国的框架，建立一个独立、主权的、以安纳托利亚为核心的土耳其国家。
强调“突厥”根源： 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特别是凯末尔的追随者，积极发掘和推广土耳其民族的语言、文化和历史根源，将注意力从奥斯曼帝国的泛伊斯兰或泛奥斯曼身份转向了更具体的“突厥”身份。他们将古代突厥民族（如匈奴、突厥汗国等）视为自己的祖先，构建了一个以安纳托利亚为中心、以土耳其语为纽带的新民族叙事。
“罗马”的定位尴尬： 对于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来说，“罗马”的遗产，尤其是与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联系，与他们所要构建的以伊斯兰文化（尽管凯末尔提倡世俗化）和突厥文化为核心的土耳其国家身份是矛盾的。虽然土耳其控制了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也继承了罗马/拜占庭的部分物质遗产，但他们并没有将自己视为“罗马人”的政治或文化继承者。相反，他们更倾向于将奥斯曼帝国视为一个前身，但要建立一个崭新的、摆脱帝国历史包袱的土耳其共和国。
希腊的民族主义：
“希腊复国”的渴望： 希腊人在奥斯曼统治下遭受了漫长的压迫，他们心中怀揣着“希腊大业”（Megali Idea）的梦想，即恢复古希腊的辉煌，建立一个包含所有希腊民族居住地区的国家。他们的民族认同基于古希腊文明的语言、哲学、艺术、民主思想等，这是他们与奥斯曼统治者区分开来的关键。
“罗马”的另一种继承： 希腊人确实在某种意义上认为自己是罗马（特别是东罗马/拜占庭）的继承者，但这种继承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和历史情感上的延续，而非政治上的直接延续。在奥斯曼统治时期，东正教会成为维系希腊民族认同的重要载体，而东正教会正是拜占庭帝国的国教。因此，当希腊独立战争爆发时，复兴拜占庭帝国（罗马的东半部分）的理念是存在的，但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这种理念逐渐被更清晰的“现代希腊民族国家”的建构所取代。
目标是“希腊”，而非“罗马”： 尽管希腊的文化基因深植于罗马（尤其是东罗马）的血脉，但他们的民族建构目标非常明确：成为一个现代希腊民族国家。他们的历史叙事聚焦于古希腊的城邦时代、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以及拜占庭帝国时期，并将这些视为塑造现代希腊身份的组成部分。然而，当国家建立时，他们是“希腊人”，而不是“罗马人”。
中国推翻满清后“恢复罗马（汉主体）的身份”：
“中华”的连续性： 与土耳其和希腊不同，中国在推翻满清后，虽然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变革，但其核心的“中华民族”或“中华文明”的叙事有着更强的历史连续性。汉族作为主体民族，其文化、语言、政治制度在大多数时间里是中国的主流。即使是像唐、宋、明这样的汉族王朝，其统治也包含了对前朝制度的继承和发展。
“正统”的观念： 中国历史长期以来有一种“大一统”和“正统”的观念。即使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如元朝和清朝，在被汉族人推翻后，新建立的王朝（如明朝推翻元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清朝）往往会强调自己继承了“正统”的中华文明。这种“正统”的观念，是将前朝的制度、文化以及对疆域的统治视为一个整体延续下来，而不是完全抛弃。
“恢复汉族统治”的意涵： 推翻满清，对很多革命者来说，意味着恢复汉族作为主体的政治统治，以及延续中华文明的国祚。这种“恢复”更多的是指恢复中华民族的主体地位和国家主权，而非回到某个特定朝代（如汉朝）的“罗马”身份。虽然中国文化有着悠久的“儒家文明”传统，可以类比为一种广义的“罗马文明”的形态，但它更倾向于将自己视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而不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中华文明的“根”是汉族文化和汉字体系，而非某个古代帝国。
“罗马”在不同历史叙事中的角色
对土耳其而言： 奥斯曼帝国是多个民族的帝国，突厥人是统治者之一，但并非唯一的民族主体。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基于安纳托利亚这片土地上的土耳其人民。他们要建立的是一个现代的、民族的土耳其国家，而不是恢复一个包含多民族、历史悠久且已经衰落的帝国（东罗马/拜占庭）的政治遗产，尤其是在他们认为自己是突厥人，而非罗马人的情况下。
对希腊而言： 希腊民族认同的核心是古希腊和拜占庭（东罗马）的遗产。他们确实在争夺历史解释权和民族传承权。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使其更倾向于以“希腊”为核心的身份，而不是以一个更广阔、更具帝国色彩的“罗马”为目标。他们承认罗马的遗产，但更认同自己是“希腊的”复兴。
对中国而言： “中华”是一个长期演变形成的文化和政治概念，汉族是其核心主体。推翻满清是推翻一个外族王朝，恢复的是“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独立自主和汉族的主体地位，以及对悠久的“中华文明”的继承，而不是去宣称自己是某个古代帝国（比如汉朝，汉朝常被比作中国的“罗马”）的直接政治继承者。汉族主体性的恢复，也恰恰是对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强调。
总结：
简而言之，土耳其和希腊在推翻奥斯曼统治后，各自的民族主义运动塑造了新的国家认同，而这种认同更多地是基于语言、文化和地缘上的“新”民族概念，而非对一个历史悠久但已不复存在的帝国的政治上的“恢复”。他们要建立的是现代民族国家，而非帝国。
而中国在推翻满清后，虽然经历了革命，但其“中华”和“汉族主体”的叙事，具有更强的历史连续性，强调的是对自身文明和政治实体的继承与延续，而非去认同一个与自身主体民族文化差异较大的“罗马”身份。他们的“恢复”更多的是恢复国家主权和民族主体性，以及对中华文明的传承。
可以说，这反映了不同文明和历史环境下，民族主义如何选择和构建自己的国家认同。土耳其和希腊更多地是在寻求一种“新”的、现代的民族身份，而中国则在强调一种“旧”的、连续的文明身份的延续。
1. “罗马”在他们历史中的象征意义与实际控制是脱节的。
2. 民族主义的兴起更多地是基于语言、文化和地缘的“新”身份认同。
3. “恢复罗马”在政治和实践层面是不可行且不合时宜的。
我们来详细拆解一下：
历史背景的差异：罗马与奥斯曼帝国
首先，要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奥斯曼帝国和中国清朝的历史以及它们各自的统治性质。
奥斯曼帝国： 这是一个以突厥人为主导，但却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帝国。奥斯曼帝国在征服拜占庭帝国（也就是东罗马帝国，通常也被称为拜占庭）后，继承了其部分领土和许多制度，尤其是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作为首都，这使得奥斯曼苏丹在某种程度上也扮演了“罗马皇帝”的角色，虽然这种继承是复杂且带有争议的。然而，奥斯曼帝国在其统治的几百年里，并非单纯的“罗马民族”的统治，而是由一个突厥王朝统治着包括希腊人、亚美尼亚人、斯拉夫人、阿拉伯人等等众多民族的广大疆域。
清朝：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由满族建立。虽然满族是一个少数民族，但清朝在统治中国时，很大程度上 adopted 了汉族的文化、制度和政治哲学。尤其是到了后期，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积极吸收汉文化，甚至将自己置于“中华正统”的地位。因此，对于汉族人来说，清朝的统治，虽然是外族建立的王朝，但其统治方式和国家构架，很大程度上是承接了之前的中华文明体系。
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国家认同的重塑
这是造成土耳其、希腊与中国反应不同的关键。
土耳其的民族主义：
“土耳其人”的崛起：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在帝国境内各地兴起了民族主义运动。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由穆斯塔法·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其核心诉求是建立一个以“土耳其民族”为基础的民族国家。他们的目标是摆脱奥斯曼帝国这个多民族帝国的框架，建立一个独立、主权的、以安纳托利亚为核心的土耳其国家。
强调“突厥”根源： 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特别是凯末尔的追随者，积极发掘和推广土耳其民族的语言、文化和历史根源，将注意力从奥斯曼帝国的泛伊斯兰或泛奥斯曼身份转向了更具体的“突厥”身份。他们将古代突厥民族（如匈奴、突厥汗国等）视为自己的祖先，构建了一个以安纳托利亚为中心、以土耳其语为纽带的新民族叙事。
“罗马”的定位尴尬： 对于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来说，“罗马”的遗产，尤其是与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联系，与他们所要构建的以伊斯兰文化（尽管凯末尔提倡世俗化）和突厥文化为核心的土耳其国家身份是矛盾的。虽然土耳其控制了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也继承了罗马/拜占庭的部分物质遗产，但他们并没有将自己视为“罗马人”的政治或文化继承者。相反，他们更倾向于将奥斯曼帝国视为一个前身，但要建立一个崭新的、摆脱帝国历史包袱的土耳其共和国。
希腊的民族主义：
“希腊复国”的渴望： 希腊人在奥斯曼统治下遭受了漫长的压迫，他们心中怀揣着“希腊大业”（Megali Idea）的梦想，即恢复古希腊的辉煌，建立一个包含所有希腊民族居住地区的国家。他们的民族认同基于古希腊文明的语言、哲学、艺术、民主思想等，这是他们与奥斯曼统治者区分开来的关键。
“罗马”的另一种继承： 希腊人确实在某种意义上认为自己是罗马（特别是东罗马/拜占庭）的继承者，但这种继承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和历史情感上的延续，而非政治上的直接延续。在奥斯曼统治时期，东正教会成为维系希腊民族认同的重要载体，而东正教会正是拜占庭帝国的国教。因此，当希腊独立战争爆发时，复兴拜占庭帝国（罗马的东半部分）的理念是存在的，但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这种理念逐渐被更清晰的“现代希腊民族国家”的建构所取代。
目标是“希腊”，而非“罗马”： 尽管希腊的文化基因深植于罗马（尤其是东罗马）的血脉，但他们的民族建构目标非常明确：成为一个现代希腊民族国家。他们的历史叙事聚焦于古希腊的城邦时代、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以及拜占庭帝国时期，并将这些视为塑造现代希腊身份的组成部分。然而，当国家建立时，他们是“希腊人”，而不是“罗马人”。
中国推翻满清后“恢复罗马（汉主体）的身份”：
“中华”的连续性： 与土耳其和希腊不同，中国在推翻满清后，虽然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变革，但其核心的“中华民族”或“中华文明”的叙事有着更强的历史连续性。汉族作为主体民族，其文化、语言、政治制度在大多数时间里是中国的主流。即使是像唐、宋、明这样的汉族王朝，其统治也包含了对前朝制度的继承和发展。
“正统”的观念： 中国历史长期以来有一种“大一统”和“正统”的观念。即使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如元朝和清朝，在被汉族人推翻后，新建立的王朝（如明朝推翻元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清朝）往往会强调自己继承了“正统”的中华文明。这种“正统”的观念，是将前朝的制度、文化以及对疆域的统治视为一个整体延续下来，而不是完全抛弃。
“恢复汉族统治”的意涵： 推翻满清，对很多革命者来说，意味着恢复汉族作为主体的政治统治，以及延续中华文明的国祚。这种“恢复”更多的是指恢复中华民族的主体地位和国家主权，而非回到某个特定朝代（如汉朝）的“罗马”身份。虽然中国文化有着悠久的“儒家文明”传统，可以类比为一种广义的“罗马文明”的形态，但它更倾向于将自己视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而不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中华文明的“根”是汉族文化和汉字体系，而非某个古代帝国。
“罗马”在不同历史叙事中的角色
对土耳其而言： 奥斯曼帝国是多个民族的帝国，突厥人是统治者之一，但并非唯一的民族主体。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基于安纳托利亚这片土地上的土耳其人民。他们要建立的是一个现代的、民族的土耳其国家，而不是恢复一个包含多民族、历史悠久且已经衰落的帝国（东罗马/拜占庭）的政治遗产，尤其是在他们认为自己是突厥人，而非罗马人的情况下。
对希腊而言： 希腊民族认同的核心是古希腊和拜占庭（东罗马）的遗产。他们确实在争夺历史解释权和民族传承权。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使其更倾向于以“希腊”为核心的身份，而不是以一个更广阔、更具帝国色彩的“罗马”为目标。他们承认罗马的遗产，但更认同自己是“希腊的”复兴。
对中国而言： “中华”是一个长期演变形成的文化和政治概念，汉族是其核心主体。推翻满清是推翻一个外族王朝，恢复的是“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独立自主和汉族的主体地位，以及对悠久的“中华文明”的继承，而不是去宣称自己是某个古代帝国（比如汉朝，汉朝常被比作中国的“罗马”）的直接政治继承者。汉族主体性的恢复，也恰恰是对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强调。
总结：
简而言之，土耳其和希腊在推翻奥斯曼统治后，各自的民族主义运动塑造了新的国家认同，而这种认同更多地是基于语言、文化和地缘上的“新”民族概念，而非对一个历史悠久但已不复存在的帝国的政治上的“恢复”。他们要建立的是现代民族国家，而非帝国。
而中国在推翻满清后，虽然经历了革命，但其“中华”和“汉族主体”的叙事，具有更强的历史连续性，强调的是对自身文明和政治实体的继承与延续，而非去认同一个与自身主体民族文化差异较大的“罗马”身份。他们的“恢复”更多的是恢复国家主权和民族主体性，以及对中华文明的传承。
可以说，这反映了不同文明和历史环境下，民族主义如何选择和构建自己的国家认同。土耳其和希腊更多地是在寻求一种“新”的、现代的民族身份，而中国则在强调一种“旧”的、连续的文明身份的延续。
网友意见
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土耳其共和国国家元首，“安纳托利亚和罗马利亚保护协会”元老，第三任总统拜亚尔还说过：“奥斯曼帝国奴役了土耳其民族六百年”、“让斯拉夫人和阿拉伯人离开我们祖国，让希腊与罗马（小亚细亚）的同胞重建国家”。
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在奥斯曼帝国崩溃的大乱之秋，土耳其青年党、狂热民族主义者、保皇党、狂热宗教份子、赤色份子、太一论者、共和论者，天知道有多少说法。
希腊人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不承认罗马帝国对希腊统治的合法性，想要复兴古典希腊。
巴尔干的一系列民族国家的早期观念都非常魔幻，比起血统，不如说宗教更能代表民族成分。
直到近代之后，希土彻底割离以后，身为罗马帝国继承人的说法才成为希腊民族主义者的最高信仰，而土耳其共和国到上世纪70年代还在排斥奥斯曼皇族，不承认其为土耳其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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