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土耳其继承法内斗可以出十代神君，而西晋一内斗就暴毙了？
不过，我们可以从几个关键角度来分析为什么这两个政权在处理权力交接和内部稳定上表现出如此大的差异：
1. 继承制度的“成熟度”与“稳定性”：
奥斯曼的“亲王囚禁制”（Kafes）与“苏丹屠杀”（Fratricide）：
奥斯曼帝国早期，继承权是比较模糊的，常常导致兄弟相残。但从穆罕默德二世（征服者）开始，确立了“兄弟屠杀”的残酷制度。意思是，新继位的苏丹有权处死所有潜在的竞争者，也就是自己的兄弟。这看起来很血腥，但从维持统治的短期稳定来看，它确实消灭了最直接的威胁。
更进一步，到穆拉德三世时期，实行了“亲王囚禁制”（Kafes）。皇子们在宫廷内的一个特定区域（称为“The Cage”）被软禁，从小在监视下长大，无法接触朝政，也没有太多实际的军事或行政经验。
好处（从统治者角度）： 这种制度的最大优点是，它极大地削弱了皇子们争夺权力的基础。他们没有军队、没有地方势力、没有政治羽翼。一旦苏丹驾崩，通常是储君（虽然储君制度本身也不是完全固定）或者最有可能被推荐的皇子，能够相对容易地接管权力，因为其他皇子根本没有实力反抗。
坏处（长期来看）： 缺点也非常明显。被囚禁的皇子们往往缺乏治理经验，心智也不健全，甚至有的因为长期压抑而变得精神不稳定。这导致了许多苏丹继位后能力平庸，甚至出现昏君。同时，这种制度也限制了家族内部的经验传承和人才选拔，纯粹依赖血缘。
“十代神君”的错觉： 所谓的“十代神君”，可能是指奥斯曼帝国在某几个时期确实出现了一些能力出众、统治稳固的苏丹。但这并非继承制度本身“神”，而是帝国在扩张和巩固阶段，偶然出现了一些素质较高的统治者，并且他们成功地利用了继承制度的残忍性来维持了权力。而且，奥斯曼的皇位继承也并非总是平和，许多苏丹在继位过程中还是经历了残酷的斗争，甚至是被军队拥立或推翻。
西晋的“诸王并列”与“宗室干政”：
西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朝代。它是由司马炎（晋武帝）通过“禅让”从曹魏手中夺取的。西晋为了巩固权力，同时也是为了防范自己被他人效仿（因为自己也是这样上台的），采取了一种与汉朝不同的策略：大肆分封皇族，给予他们极高的权力和封地。
分封的后果： 这种“郡国并行”的制度，虽然表面上是分散了权力，避免了外戚或权臣专权，但其致命缺陷在于，这些诸侯王手中握有重兵，并且拥有极大的地方自主权。他们不像是奥斯曼被软禁的皇子，而是拥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官僚体系，并且有能力挑战中央。
司马炎的担忧与失策： 司马炎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临终前曾想过要削弱诸王，但由于他已经分封太多，又担心一旦削弱，中央集权会受到挑战，所以最终还是采取了“让他们自我约束”的幻想。
“八王之乱”的根源： 晋武帝死后，这些拥有强大实力的诸侯王们，在争夺中央权力时，就爆发了持续十六年的“八王之乱”。这场内耗几乎将西晋的统治力量消耗殆尽，军队大量损耗，民生凋敝，中央政府威信扫地。
2. 政治制度的“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
奥斯曼帝国： 尽管奥斯曼帝国也有一些地方总督，但中央的集权程度相对较高。苏丹的权力至高无上，主要的军事和行政权力都集中在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即使有地方势力，也难以与中央直接抗衡，尤其是当中央皇位继承相对稳定时。
西晋： 西晋的“分封制”导致了地方权力的高度膨胀，中央的控制力相对薄弱。诸侯王们不仅仅是贵族，更像是拥有军队的封疆大吏。一旦中央出现权力真空或领导者能力不足，地方的宗室就有理由、也有能力去“纠正”中央，或者直接争夺最高权力。
3. 帝国扩张与内部稳定的平衡：
奥斯曼帝国： 在其鼎盛时期，奥斯曼帝国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军事帝国。对外战争的需要，使得帝国需要一个相对稳定和有能力的领导者来指挥军队。苏丹屠杀和亲王囚禁制，虽然残酷，但也为帝国在对外扩张时提供了相对统一的指挥链。对外战争的胜利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转移内部矛盾，凝聚人心。
西晋： 西晋的建立本身就充满了权谋，并没有经历大规模的对外征服来巩固内部。其主要精力几乎都用于内部的权力分配和巩固。一旦内斗爆发，国家缺乏强有力的外部驱动力或统一目标来凝聚力量，反而是内部的封建势力相互消耗，将国家拖入了深渊。
4. 历史背景与文化因素：
奥斯曼的伊斯兰文化： 伊斯兰文化中，对君主的忠诚和家族的延续有其特殊的理解。苏丹的权力被视为安拉的恩赐，而苏丹家族的延续也是帝国稳定的一环。虽然内部斗争也存在，但总体上，对“苏丹”这一权威的认可度，以及为维护其权威所采取的极端手段，在某种程度上被接受。
中国封建王朝的周期律： 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迭，往往遵循着“兴起鼎盛衰落灭亡”的周期律。西晋处于汉朝之后，继承了汉末以来军阀割据、门阀政治的影响，加上其独特的继承制度设计，使得其在内部矛盾爆发时，没有像其他一些朝代那样拥有强大的中央集权缓冲。
总结一下：
与其说土耳其“继承法内斗可以出十代神君”，不如说奥斯曼帝国通过残酷但有效地削弱皇子势力的继承制度（如亲王囚禁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像西晋那样，因为权力过早地分散到有实力的地方诸侯手中而导致大规模内乱。
西晋的“暴毙”则是因为其“诸王并列”的制度设计，将权力过早地、过度地分封给了拥有军事实力的宗室。一旦政治平衡被打破，这些拥有强大地方势力的宗王们就会直接争夺中央权力，最终导致了“八王之乱”，将国家彻底拖垮。
可以说，奥斯曼帝国在“稳定皇权”方面，选择了“集中压制”的道路，虽然牺牲了部分统治者的能力和人道，但暂时维持了中央集权；而西晋在“分散皇权”方面，虽然是为了防范外戚和权臣，却误判了宗室的野心和实力，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网友意见
历史上一个王国或者帝国也会出现内斗出现神君的情况。也会出现西晋那种情况。
说实话，中世纪到近代西亚北非大部分穆斯林王朝都会出现西晋八王之乱那种王室之间内斗而且伴随着政变不断乃至君主更替频繁。其中许多穆斯林王朝都因此成为短命王朝甚至不少还不如晋朝时间长。奥斯曼帝国前期实际上也是一定程度上依赖君主个人能力和连出明君。可是大部分和奥斯曼帝国一样的穆斯林帝国和王国因为大规模内乱都会导致衰亡。
就拿阿夫沙尔帝国与赞德王朝来说。阿夫沙尔帝国在第一代君主遇刺身亡后，他的侄子阿迪尔策划了那场谋杀后篡位，可是各地长官乃至藩王都不承认和宣布独立或者起来讨伐他，阿迪尔任命他的弟弟易卜拉欣为军队统帅讨伐叛军。哪知道易卜拉欣却也借机起兵造反推翻了阿迪尔。易卜拉欣篡位，可是几个月后又被第一代君主的孙子沙鲁克支持者废黜，沙鲁克把阿迪尔与易卜拉欣折磨死后登上皇位。可是此时阿夫沙尔帝国已经因此土崩瓦解，沙鲁克也仅限于帝国东北部的呼罗珊一带直到被攻灭。
再说赞德王朝，赞德王朝在第一代君主卡里姆汗驾崩后，他继承王位的大儿子是一个无能的统治者从而让第一代君主拥有封地和军队的兄弟们先后起兵造反想夺取王位继而造成赞德王朝王位战争。之后卡里姆汗的另一个儿子被立为国君但是又被推翻，卡里姆汗的兄弟萨基汗掌握大权不久后也被杀死。赞德王朝陷入大乱导致恺加部落趁机逐步坐大和扩充领土，最终恺加部落首领在卡里姆汗死后十五年就结束了赞德王朝。算起来，赞德王朝和阿夫沙尔帝国存在的时间还远不如晋朝呢。
我想过关于奥斯曼帝国明明继承的时候，经常那么乱，动不动就新苏丹靠内战夺权，或者是耶尼切里禁卫军废立苏丹，面对内忧外患，但仍然能撑到1923年。而中国类似秦朝、西晋后期养蛊反而玩脱了。
我觉得这得考虑综合因素，并不一定是内斗养蛊的做法有利于出神君。
1.首先，奥斯曼神君辈出的时代，和统一的秦朝、西晋有很大不同。奥斯曼神君辈出的时代，更类似于战国、三国时代这样的乱世，从统治者到各个阶层主要靠军事扩张获取利益、靠军事胜利巩固统治。奥斯曼的建立和扩张，得益于大量加齐的支持，既为信仰而战的人，在拜占庭帝国衰落后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边境对敌人进行劫掠。苏菲派神秘主义教团在安纳托利亚的盛行，更是宣扬为信仰进行扩张。奥斯曼的苏丹们就是源源不断得到从伊斯兰世界各地赶来的加齐们的支援，才有了军事扩张的实力和动力。奥斯曼苏丹后来从马穆鲁克获取了哈里发头衔，更是以伊斯兰教领袖的名义号令全球的逊尼派。
地中海东部，奥斯曼接壤的那些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派系，与中国统一后边境不适农耕的草原、荒漠、山地不同，许多是历史悠久的富庶地区。奥斯曼帝国的扩张中鼓励劫掠行为，让战士们获得战利品，无论是初期的加齐，还是后来被授予封地提供骑兵军事义务的蒂玛尔领主西帕希，奴隶出身的禁卫军耶尼切里，富有权势的大维齐尔和帕夏们，能够从不断的军事扩张中获取不同程度的财富、土地、特权和威望，热衷于对外军事扩张，并且加强对有军事才能的苏丹的忠诚。苏丹的领导能力，加上各种主观客观的形式、运气，许多弱小、旗鼓相当或是强大的对手被奥斯曼击败，成为他们版土或附庸的一部分，这可以说是奥斯曼出现十代明君的重要原因。
同样我国战国时期，自商鞅变法以来的秦国，军功爵制，打破了旧贵族对政治、军事权力的垄断，使得许多秦人把军事扩张，赢得军功，获得土地、财富、爵位、特权的赏赐，实现社会流动，作为动力，从过去的勇于私斗，怯于公战变为后来的热衷于对外扩张的虎狼之师。而魏晋尚未统一之时，同样拥有大量部曲私兵的，豪强、士族出身的将领们，将对蜀、吴的战争看做是加官进爵，提高在朝廷的地位的途径，可以说司马懿就是靠军事上的贡献，提高地位，有机会发动高平陵之变控制朝政，架空曹氏。司马师、司马昭在夺取朝政后，也不断靠对蜀、吴的战功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最终为司马炎建立晋朝提供合法性。在乱世，通过军事扩张为各阶层谋取利益加强凝聚力，是提高君主合法性的最好途径，可以说这样的局面，也可以让乱世时期的秦、晋出现一系列明君。
但统一后的秦朝、晋朝，在扩张上可以说达到极限，或者说对周边不适合农耕地区的民族派系的扩张，不再像奥斯曼那样通过对外扩张，能够满足各阶层对获取利益的需求，反而是扩张的成本大于收益。这样国内的皇室、贵族、豪强们就会把目标转到国内，以谋求绝对权力最为实现利益的最大途径。无论是秦朝末期胡亥、赵高等人的专权与迫害异己，还是西晋末年八王之乱，都体现了在无法通过军事扩张获取利益来满足各阶层的情况下，本来可以为皇帝立下战功的将领们，会被视为对皇权十分危险，皇帝会倾向压制、铲除而不是发挥其才能；而无法通过进一步的战功获得晋升，皇族、贵族、士族出身的豪强们，则会热衷于独霸一方，甚至控制朝政，通过在内部获取权力来扩大自己的利益，而魏晋时期恰恰是士族拥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中央集权较为虚弱，许多百姓和士兵人身依附于士族，在他们作乱时会跟随他们一起，导致内乱发生，国内一盘散沙，最终走向灭亡。
2.其次，奥斯曼帝国和秦、西晋的属性有很大不同。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同时是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拥有强大的神权，在全世界的逊尼派中有极大的号召力。即使是在一战时期，奥斯曼帝国接近灭亡，奥斯曼哈里发照样可以号召远在英属印度的穆斯林发动“哈里发运动”，反对跟随英国殖民者对奥斯曼作战。
虽然奥斯曼哈里发跟不同民族、派系、部落有很多矛盾，奥斯曼历史上造反的、割据自治的、反抗中央集权的耶尼切里禁卫军、部落首领、阿扬豪强们也非常多。但是作为哈里发，那些反抗奥斯曼苏丹的人，必须尊重其宗教领袖的地位，因为各地的统治者，必须靠尊崇伊斯兰教获得合法性，而哈里发的承认是这一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开除教籍意味着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因此地方豪强反对奥斯曼苏丹时，只是希望苏丹承认他们在地方的自治、世袭特权，比如包税、垄断地区贸易、训练和统帅军队甚至直接进行外交、贸易活动，而不希望推翻苏丹或是否定其哈里发的权威，恰恰保留在奥斯曼帝国和哈里发宗教领袖的承认保护之下，才能最大程度保持自己的权力安全。从17世纪中后期开始，奥斯曼朝廷三0弱君辈出，中央集权虚弱，对地方的控制较弱，被迫放弃了苏莱曼时期高度中央集权的理念，承认地方豪强阿扬们的特权，但是奥斯曼也能从他们获得包税、军事的支持，保持了帝国的延续，比如18世纪的多次俄土战争，巴尔干的阿扬们征税、招募军队，提供了很大帮助。对于阿拉伯半岛的部落，则是给予金钱、礼物赏赐，让他们保护而不是劫掠通往圣城的朝圣者和商人。可以说即使在中央集权衰落，地方豪强崛起的背景下，奥斯曼皇室能够和地方豪强达成默契，就是前者容忍后者的特权，后者支持前者的统治。
当然，奥斯曼苏丹作为哈里发的神权，也要与其是否尊崇伊斯兰教的教义道德有关。作为宗教学者的乌里玛阶层，参与行政、司法管理，垄断教育、医疗、社会服务行业，并且对哈里发的权威向民众进行宣传，举行仪式让民众效忠。但如果哈里发背离宗教道德，受到乌里玛的反对，则很有可能被乌里玛和耶尼切里联合推翻。可以说奥斯曼苏丹的权威，首先来自于宗教，如果背离，就会面临失去合法性的危险。
但秦、晋不同的是，秦、晋的天朝皇帝虽然有天命这样的理念，也有很强的宗教、君权神授的意味，但是不是哈里发这样的宗教领袖，中国作为皇权合法性的教权和政权密切相连，并不像伊斯兰教等宗教是自成体系，而且教权是依附而不是高于皇权。很大程度，中国的天命理念，认为君主统治失败，无才无德，失去天命的合法性，其他人可以夺取，然后构建这样的合法性。所以像刘邦、项羽、像刘渊可以不考虑奥斯曼这样的问题，直接推翻前朝，建立新的朝代，再去塑造一系列合法性的理念和仪式来巩固统治。
所以秦、晋时期，尤其是西晋之后的五胡十六国，自前赵的刘渊开始，许多少数民族部落首领夺取皇位，并不需要像奥斯曼那样考虑宗教，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军事胜利上。与此相比是奥斯曼帝国，甚至是之前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同样从9世纪开始许多民族、部落的政权拥兵自立，割据地方，甚至架空巴格达的哈里发，但是白益、塞尔柱等伊斯兰教王朝都是保护和尊崇哈里发，并没有取而代之，通过保护宗教获得合法性，直到并不属于这一体系的蒙古人打下巴格达。可以说宗教领袖这一地位的缺失和皇权教权关系不同，使得中国古代王朝比奥斯曼帝国苏丹更容易被改朝换代。
西晋末期和奥斯曼还有个不同点，就是受朝廷控制极为松散的那些部落成分更加突出。在奥斯曼帝国，虽然部落成分也很浓重，而且在18世纪，这些部落首领的混战，占据农田为牧场，极大影响了黎巴嫩等地的社会经济。但是奥斯曼能够通过压制和妥协，让这些部落局限于地区的特权和利益。而西晋末年，在八王之乱造成中央集权衰落，人口锐减的情况下，自东汉末年大举内迁的五胡各部落，已经在社会生活中十分强势，人口众多，而且有一定的军事实力。不仅与西晋朝廷有着矛盾，而且像刘渊等人学习吸收了中原的政治等知识，有了更多的政治野心，这也是西晋末年迅速暴毙的原因。
3.我还认为是时代背景下的技术不同。比起秦、晋的冷兵器时代，奥斯曼帝国从15世纪开始就逐渐使用火器，到16世纪苏莱曼大帝时期火器就已非常成熟，奥斯曼与波斯萨法维、印度莫卧儿并称伊斯兰三大火药帝国。火器的威力强大，且成本较高，皇室与中央政府控制这一武器，并且通过中央集权下的财政、税收加以支持，可以建立像耶尼切里这样训练有素、士气高昂的常备军，用来有效打击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加强对地方的行政管理，维持秩序与稳定，从地方获得更多税收，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
当然奥斯曼从17世纪中后期地方豪强也非常强大，并且招募其自己的军队，但这是建立在中央与地方妥协的基础上，虽然奥斯曼中央集权衰落，朝廷难以控制地方势力，但地方势力同样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推翻奥斯曼朝廷。
而秦、晋时期，无论是秦末的农民起义军或是旧贵族的势力，还是西晋末年八王的部曲、少数民族部落的游牧骑兵，虽然很多方面弱于朝廷的军队，但是武器等方面差距不够大，如果朝廷对地方的控制能力被极大削弱，且将领犯了很大错误，而反对者的士气高昂，将领指挥有方，则还是可能歼灭朝廷的军队，使其走向灭亡的，比如项羽的巨鹿之战、刘渊对西晋的几次野战和对洛阳、长安的包围。秦、晋时期朝廷和反对者的力量对比，并没有像奥斯曼那样朝廷拥有大量火器，与反对者形成极大差距，这是奥斯曼能够长期持续的原因之一。
4.最后我认为首都的位置也是重要原因，奥斯曼在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夺取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成为首都（日常精罗震怒）。君士坦丁堡位于欧亚交界，地势险要，而且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地中海黑海的贸易路线。从历史上看拜占庭帝国多次受到波斯、阿拉伯的围攻，但化险为夷，主要是因为地势险要，城墙坚固，还有就是海峡难以封锁，只要海军强大，就可以源源不断获得粮食补给，让那些经常靠围城断粮的军队知难而退。
奥斯曼帝国同样因为将君士坦丁堡这一易守难攻之地作为政治、经济、宗教中心，使得即使衰落，但是攻下君士坦丁堡，无论对外国列强，还是本国的割据反对势力，都是极其困难的事，成本高昂，代价巨大。这样奥斯曼即使面对内忧外患，也可以比其他帝国更难导致首都陷落，王朝灭亡。
与奥斯曼同时期的伊斯兰火药帝国，波斯萨法维王朝，遇到的许多问题和奥斯曼一样。萨法维也有许多地方割据势力，以及难以控制的军事力量强大的游牧部落，也有中后期虚弱的中央朝廷。但伊斯法罕不像君士坦丁堡有险可守，于是被汉达基部落的阿富汗人包围数日后，粮食耗尽而陷落，萨法维王朝名存实亡。
同样，秦末的咸阳，西晋末的长安、洛阳，虽然也有一定的天险，但不像君士坦丁堡那样有可以提供粮食补给的海路，一旦中央对地方失去控制，反对者的军队将首都团团包围，外无援军，就只能坐以待毙。
晋史不了解，就对所谓的“土耳其”继承法谈谈吧
一，土耳其继承法不算奥斯曼自己发明的，王子担任总督择优继承早在萨珊波斯时代就有的东西，给穆斯林抄走了，同理还有迪万，维齐尔，结果还被套了个“土耳其”之名，霍斯劳，阿尔达希尔听了怕不是要哭出声，如果你特指兄弟相残的话，那确实是奥斯曼特色，也是蠢得可以的办法
二，十世明君这个牛皮也就算了，如果奥斯曼十世都算明君的话，我建议萨珊君王集体封圣，且不说安卡拉这种丢人的事，就几次打君堡还被怼回来就没脸说了，经济制度一直到默罕默德二世才算有个形，更别提还有谢利姆一世这种屑中屑了，我觉得伊斯玛仪千不该万不该输给这种烂人
三，奥斯曼的崛起是多种因素导致，安纳托利亚的分裂，拜占庭的衰落，十字军再起不能，再加上地理优势，我寻思是个人都可以稍稍的扩张一下吧，请问如果把这十个明君扔到中亚，他们还可以缔造出奥斯曼一样强大的国家吗？怕不是哪天给突厥军头灭了族都不知道
这个神君标准有点低。
十个人加在一起的努力，国家的地盘，人口，控制能力都不如朱元璋一个人。
可能是以东照大神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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