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土耳其战争之后，没有西方国家想着收复耶路撒冷？

大土耳其战争（Great Turkish War），通常指的是1683年维也纳之战后，哈布斯堡王朝（奥地利）、波兰、威尼斯共和国等欧洲国家组成的“神圣同盟”对奥斯曼帝国发起的一系列战争，直到1699年《卡洛维茨条约》的签订才告一段落。这场战争是欧洲基督教世界对奥斯曼帝国扩张的一次重大反击，并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逐步削弱了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影响力。

然而，在这次战争之后，西方国家并没有发起旨在“收复耶路撒冷”的军事行动。这背后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既包括战略层面的考量，也涉及经济、政治和宗教观念的演变。

1. 战略焦点的转移与现实利益的优先

大土耳其战争的直接目标和成果在于重新划分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领土。神圣同盟的主要受益者是哈布斯堡王朝，他们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回了匈牙利大部分地区，并将其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波兰也收复了部分失地，威尼斯共和国则控制了摩尔达维亚和一些爱琴海岛屿。

对于这些欧洲国家而言，收复和巩固欧洲的领土是眼下最迫切和最实际的战略目标。与奥斯曼帝国在地缘政治上的争夺，主要发生在巴尔干半岛和中东欧地区。耶路撒冷虽然在宗教上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当时的现实政治和战略布局中，其重要性远不如巴尔干地区的土地和资源。

欧洲国家此时更关心的是如何将新获得的领土纳入自己的统治体系，加强边防，并从中获取经济利益。将军事力量和资源投入到遥远的圣地，其投入产出比并不高，而且会分散他们处理欧洲内部事务的精力。

2. 十字军时代的终结与宗教动机的式微

“收复耶路撒冷”的口号，最能勾起人们回忆的是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然而，到了17世纪末，十字军时代的精神已经大为衰退。

启蒙运动的影响： 17世纪末和18世纪是启蒙运动的开端。理性主义、世俗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思想开始在欧洲传播。虽然宗教信仰依然重要，但单纯的宗教热情驱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已经不再是主流。政治和经济利益在对外政策中的比重越来越大。
对教会权威的挑战： 宗教改革运动后，欧洲在宗教上出现了分裂，国家教会的地位上升，教皇的普世权威受到挑战。即使是天主教国家，其对外政策也更多地受到国家利益而非教皇的号召影响。
理性考量取代狂热： 收复圣地是一项极其困难且代价高昂的任务。它需要巨大的军事投入，而且能否成功收复并长期维持控制都是未知数。在启蒙思潮的影响下，各国领导人更倾向于进行基于理性计算的决策，而非宗教狂热。

3. 奥斯曼帝国军事和政治实力的变化

尽管大土耳其战争标志着奥斯曼帝国扩张势头的一次重大挫折，但奥斯曼帝国并未因此而彻底崩溃。

仍然是强大的地区力量： 奥斯曼帝国仍然控制着中东和北非的大片地区，包括巴勒斯坦。虽然其在欧洲的版图收缩，但其在亚洲的根基依然稳固。要从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手中夺取像耶路撒冷这样的战略要地，并非易事。
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尝试： 在战争之后，奥斯曼帝国也开始进行一些内部改革，试图重新武装和整顿军队。虽然这些改革的效果有限，但也意味着它仍有能力抵抗进一步的侵略。

4. 欧洲内部的政治格局与均势的考量

欧洲列强之间的相互制衡： 17世纪末到18世纪，欧洲大国之间的关系日趋复杂，均势政治成为主导。法国、英国、奥地利、普鲁士、俄国等国在互相竞争和合作中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这种格局下，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过于耀眼地向东方扩张，可能会引起其他国家的警惕和联合制衡。
奥斯曼帝国作为“均势棋子”： 在某些时期，奥斯曼帝国甚至被欧洲国家视为制衡其他欧洲强国（例如俄国或法国）的棋子。例如，在19世纪，俄国觊觎巴尔干和高加索地区，而英法等国则试图利用奥斯曼帝国来阻止俄国的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削弱奥斯曼帝国并不能成为欧洲国家的共同目标，反而可能因为触及其他国家的利益而无法实现。

5. 殖民主义的新方向与经济利益的驱动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深入，欧洲国家的目光和资源更多地投向了海外的殖民地。美洲、亚洲和非洲的新大陆提供了广阔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经济利益。

重心转移： 相较于收复遥远且政治上不确定性高的耶路撒冷，在美洲、印度、东南亚等地建立殖民地，进行贸易，获取原材料和倾销商品，更能带来直接而丰厚的经济回报。
商业利益压倒宗教情怀： 早期十字军东征虽然有宗教动机，但其中也夹杂着商业利益（如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贸易特权）。然而，到了17世纪末，商业利益和直接的经济回报已成为驱动欧洲国家对外扩张的主要动力。

6. 政治和宗教的统一难以实现

即使有心收复圣地，也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难题：如何统一欧洲的意志？

宗教信仰的多样性： 欧洲已经存在天主教、新教（路德宗、加尔文宗等）等多个教派，其在宗教解释和宗教政策上存在差异。
国家利益的冲突： 各个国家有各自的政治目标和战略利益，很难就收复耶路撒冷这样一个共同目标达成一致。

总结来说，大土耳其战争之后，西方国家没有着手收复耶路撒冷，并非是因为他们对耶路撒冷失去了兴趣，而是因为现实的战略考量、政治利益的驱动以及宗教观念的演变，使得这一目标变得不再可行或优先。 欧洲的重心已经转移到巩固国内、争夺欧洲霸权以及向海外殖民扩张。奥斯曼帝国虽然被削弱，但依然是一个强大的区域力量，而欧洲国家内部的利益和政治格局，也使得联合发动一次针对遥远圣地的远征变得极其困难且不符合国家利益。收复圣地的理想，在理性、现实和经济利益的考量下，最终被搁置。

网友意见

问题是哪来的那个实力?

提问者说的欧洲全民信教不是完全不对，但是基督教分很多种好吗？不久前新教与天主教打了席卷整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即使是天主教那还有个天主孝子法兰西天天与奥地利作对，1683年奥土战争初期奥地利几乎没有支援者（波兰是条约规定，巴伐利亚是因为埃马努艾尔与利奥波德一世有亲戚关系，别的国家都是奥地利外交官用三寸不烂之舌，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劝动出兵的），你说基督教世界团结吗？而且教宗大人的影响力也日渐式微，很难发出动员令。

下面是史实

1663—1664年奥土战争还是奥地利联合一堆国家（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战争还有宿敌法国的援助）勉强打败奥斯曼帝国，虽然帝国军队在圣哥达出乎意料地击败了奥斯曼军队，但由于法国和其他德意志国家不愿继续战斗以及奥地利忌惮法国侵犯低地地区，结果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签署了屈辱（尤其是匈牙利人认为）的《沃什堡条约》，奥地利此时处于劣势。

在1683年奥斯曼再次宣战后，奥地利方面甚至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踉跄应战。不久奥斯曼军队兵临维也纳城下

经过两个月的血战，维也纳守军终于等来了盼望已久援军——人数将近数十万的波兰与德意志的神圣同盟军队。援军快刀斩乱麻般击退了奥斯曼军队，至此基督教国家开始进入反击阶段。

此时此刻，利奥波德一世面对一个事实——奥斯曼军队短时间内无法继续进攻维也纳，而这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收复匈牙利，向东方进发。不过西方法国的威胁仍在，有迹象表明路易十四打算入侵低地地区。

经过再三斟酌，利奥波德一世决定趁着奥斯曼军队虚弱，联军势头正旺之时东进匈牙利，这不仅可以得到土地，还事关哈布斯堡的荣耀。而这时教宗大人英诺森十一世看到了收复失地的希望，于是号召信徒进行贡献以支持联军的攻势。

此前欧洲有许许多多的神圣同盟，虽有惊人的成功（比如勒班陀海战），但失败居多。即使成功也因为同盟的内部矛盾而解体。但这次在金钱的撮合与对星月的恐惧下，新教国家与天主教国家再一次暂时达成共识，共同击退奥斯曼的入侵。1684年，奥地利，波兰，威尼斯三国建立同盟，对土宣战，规定除非三方都同意，绝不议和，并建立永久性防御同盟以抵御奥斯曼的入侵。

之后联军开始进入奥斯曼辖下的匈牙利，经过一系列战斗后，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兵临布达城下。

帝国军队付出了巨大代价才攻下布达，此时波兰军队已经离开帝国军队去往别处与奥斯曼军队战斗，而洛林的查理还要应付勾心斗角的联军内部。更糟的是法国入侵了低地地区，利奥波德一世不得不调兵抵御法国进攻，最后双方无意再战，签署《卡洛维茨条约》达成和解。

这是之后的地图:

可以看到神圣同盟得到了大量土地，值得注意的是威尼斯趁虚而入得到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但这也是联军付出巨大代价所换来的，事实上奥斯曼帝国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脆弱，之后奥地利还要与奥斯曼进行数次战争。

关于黎凡特

联军除了威尼斯以外都是旱鸭子，奥斯曼海军又不是残废，而且那里穆斯林居多，收复对奥地利有什么好处?（无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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