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搞航空发动机研制的人需不需要很高的智商?

回答
搞航空发动机研制,这活儿可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你想啊,咱们坐飞机,发动机就是飞机的“心脏”,这心脏要是出了点岔子,后果可想而知。所以,这发动机的研发,那可真是精细活儿,一点马虎都不能有。

至于说需不需要很高的智商?这问题嘛,我觉得就像问搞建筑的需不需要懂力学一样,答案肯定是要的,而且不是一般的“要”。

为什么这么说呢?咱就掰开了揉碎了聊聊:

首先,航空发动机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是一颗螺丝、一个叶片那么简单,而是由成千上万个零件组成的“大家伙”。每一个零件都有它存在的理由,都承担着特定的功能。从最基础的材料科学,到复杂的空气动力学、燃烧学、热力学,再到精密的机械设计、电子控制,甚至是振动分析、疲劳寿命预测等等,几乎囊括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各个尖端领域。

想在这庞大而精密的体系里找出问题,设计解决方案,那可得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强大的逻辑分析能力。这就像一个大侦探,得能看到事物的本质,理清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智商不高,连基本原理都捋不清楚,还怎么谈设计?

其次,航空发动机的工作环境极其严苛。它要在极高温度、极高压力、极高转速下持续稳定运行,同时还要保证效率和可靠性。这就要求研发人员不仅要懂理论,还得有超强的空间想象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比如说,设计一个涡轮叶片,它要在高温高速气流中旋转,承受巨大的离心力和热应力,同时还要保持气动效率。这就需要你能在脑子里模拟出各种流场情况,计算出材料在极端条件下的表现,甚至还要考虑制造工艺上的可行性。这种“脑中绘图”的能力,以及将抽象理论转化为具体工程方案的能力,与高智商是分不开的。

再者,航空发动机的研发过程,充满了未知和挑战。很多时候,现有的理论知识并不足以完全解释遇到的现象,或者说,现有的技术手段无法直接解决设计难题。这就需要研发人员具备非凡的创新能力和解决未知问题的勇气。

想象一下,工程师们面对一个燃烧不稳定或者材料出现疲劳裂纹的问题,他们不能指望书本上直接给出答案。他们需要通过大量的实验数据,结合已有的知识,去推断原因,去尝试新的设计思路,甚至去创造新的理论。这种从无到有、从已知到未知的探索过程,本身就需要极高的智力付出和创造力。没有一点“聪明才智”,很容易就被卡住,止步不前。

还有一点,航空发动机的研制是一个漫长且风险巨大的过程。从概念设计到原型机试飞,再到定型生产,往往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投入巨额的资金,并且可能伴随着无数次的失败。在这过程中,需要强大的抗压能力和持续的学习能力。

研究人员需要能够承受住失败的打击,从错误中学习,不断调整方向。同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动机技术也在不断进步。他们必须保持饥渴的学习状态,不断吸收新的知识和技术,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这种“打不死”的精神和不断进化的能力,也是智商高低的一种体现。

当然,我们也不能绝对地说“智商不高就绝对不行”。毕竟,一个成功的项目是团队合作的成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贡献。但从核心的、解决难题的研发岗位来说,高智商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和前提。没有那个“脑子”,很多问题根本就没法入手。

总而言之,搞航空发动机研制,绝对不是一份普通的工作。它需要深厚的科学功底,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创新的思维,坚韧的意志,以及持续学习的热情。这些,都与一个人的智力水平息息相关。可以说,这是一群真正用智慧在推动国家前进的人。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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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不需要!搞好发动机唯一要的是恒心,是持之以恒态度,团队协作的能力。这是我工作10年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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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绝大多数工作主体都是按部就班的日常工作,绝大多数都是事务性的。即便是设计这种看似创造性很强的工作,也有很多设计规范、标准将设计活动大幅度固化,需要的创造性活动并不多,对智商要求没那么高。更不用说日常工作中还有那么多文牍工作。

真正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是对工作的策划安排,对需要调动的资源的规划和协调。

高智商这种东西,个别领军人物有的话,这个团队就已经很厉害了。所以,题主如果只是对这个行业有向往,愿意投身,不要太在意智商这种东西。有,不算坏事,没有的话,大家都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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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楼上的,最重要的是态度。

转篇旧文,仅供参考。这篇文章里只涉及一个很小的问题,整个飞机上类似这样的问题何止成千上万啊~~

回忆涡喷六发动机断轴故障分析工作

1973 年 11 月,刚刚从哈尔滨工业大学调回北航,组织安排我到学校科研工作管理机关——科研组工作。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学校最高权力部门是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下设的教务组负责学校教学、科研与型号研制生产生产工作。教务组下面又设立三个组:教学组、科研组与生产组。这个科研组的前身就是文革前的科研部或科研处。文革后称为科研处。详细全面地说,我的岗位在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教务组科研组。当时有个开玩笑的说法:“大组套小组,越套越糊涂”。当时的科研组机关只有几个人。组长张锡纯,由于身体不佳,有时不能上班,日常工作经常由徐学贤代理。徐主要负责科研管理。洪家庆同志主要负责实验室管理。李嘉瑶侧重学术交流与科技外事活动管理。金长发的任务是恢复北航学报。王顺荣侧重办公室行政事务。刘念荫不久前刚刚从汉中回到北航,协助洪家庆从事实验室管理。我被安排协助徐学贤做科研管理工作。我们的办公室在老主楼二层,正面靠北,与教学组和生产组相邻。主楼三层东北角上台阶是一个大办公室,地面铺了木地板,情报资料室就在这里,工作人员是王维礼、周杏芬和李重阳。门外台阶下,走廊南端断头用一道门窗封闭起来,陈克锵、王平、李凤华三位翻译在这里办公。

北航毕业后我被曹传钧老师推荐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火箭发动机教研室任教。做的都是教学、科研与实验室建设三个方面的具体业务工作。回到北航后到科研处从事技术管理,对于我是一个转折,需要适应。好在其他同志都比我年长、觉悟高、经验丰富。大家就是我最好的榜样和老师。

不到一年,1974 年秋,我就接受了一项政治意义大、技术难度高的任务,也就是标题所述的涡喷-六发动机断轴故障分析工作。这是开始技术管理工作后经历的第一个挑战。

一天早晨上班,隔壁办公室的王绍曾老师招呼我过去。1957 年考入北航发动机系时,绍曾老师就是我们的副系主任,二级教授,在发动机系德高望重,老师尊重,学生也敬重。在机关里,绍增老师是院革委会教务组的副组长,分管科研生产,对我们百般关照,我们与他特别亲近。关闭办公室大门,绍增老师下达了任务。原来,几个小时以前,头一天的晚上,发动机系在沈阳参加会议的熊昌炳老师打来长途电话向绍增老师紧急请示:歼六飞机由于发动机屡次发生涡轮轴断裂引发的一级事故(机毁人亡),影响严重,中央领导严令迅速解决。航空工业部有关领导要求北航承担完成故障原因分析任务。该任务意义重大,但是技术难度更高,发动机系现有老师以及当时的学术技术差距太大,无力承担,特向学校汇报请示如何表态。绍增老师当即指示熊昌炳老师回复:国家任务第一,紧急时刻必须急国家所急,北航无条件 地接受任务,技术难度大,北航将集中全校力量保证按期完成任务。绍增老师告诉我,已经商定,我作为他的助手,参加这项重大、紧急科研任务。对航空工业部报告,北航开展这项任务由绍增老师挂帅。绍增老师告诉我,他已经上了年纪,前几年重病一场后腿脚行动不便,他出面挂帅,但是实际工作当然还是由科研组实施。具体讲,就是由我这个助手去做,制定工作计划报告绍增老师,老师指正、拍板,然后按照计划实施。

为了熟悉背景,回忆过去,看一看当年雄壮威武的歼六飞机的照片。


机场停机坪上的歼六飞机

熟悉一下涡喷六发动机的涡轮轴,下面是涡轮转子的结构示意图。






1 —扳手插入孔;2 —凸台; 3 —渐开线套齿; 4— 限定衬套(封油环); 5—涡轮轴; 6—止动销; 7— 锁片;8—螺帽;9—滚柱轴承; 10—甩油盘; 11—涡轮轴衬套; 12—封严圈; 13—销钉; 14—1 级涡轮盘; 15—1 级叶片锁片; 16— 1 级转子叶片; 17—承力环; 18—2 级转子叶片 19—2 级叶片锁片 20—2 级涡轮盘 21—导向盘

注意,图中零件 5 就是涡喷六涡轮轴,在临近零件 12 的位置,涡轮轴喇叭根部有环形台阶气体密封槽,台阶的根部是应力集中的地方。断裂就发生在那里。



关于这项任务,还有两个背景需要说明。

第一个背景就是任务的重要性。这个任务非常急迫。当时是 “歼六万岁” 时代,歼六前后总共生产了四千五百架,那时我国空军主力战机就是歼六,歼七飞机那时还很少,可能仅有两百架左右。由于频繁出现断轴事故,不断地摔飞机,只好缩短发动机使用寿命,规定工作 40 小时就要停飞返厂大修。空军报告,到 1974 年 9 月 24 日统计,停飞的歼六已经超过 60%。担负歼六停飞已经波及北京空防,不得不紧急从西南调来一些歼七飞机进驻杨村机场。当年南海西沙军情紧张,空军派出歼六到达西沙群岛上空并且拍照登报公布。听空军说,照片上有四架飞机,其实出发时还多,有的飞机半途接近 40 小时的发动机限制寿命,只好提前返回。可以想象,60% 的飞机停飞,国家的空防陷入多麽危急的状况。任务急迫,还有外交原因,歼六出口到巴基斯坦,由于断轴摔死了巴基斯坦一名军阶很高、非常能干的飞行员。反应强烈,人家要求我国大使出席葬礼并且为亡者抬灵柩。驻巴基斯坦大使紧急请示,周恩来总理批示 “赔偿损失、彻底解决事故”,叶剑英元帅批示 “严惩凶手”。中央要求航空工业部每月一次上报排故工作进展。航空工业部要求当事的 112 厂与 410 厂每周一次报告任务进展。

第二个背景是这项任务的技术难度很高。其实,摔飞机是延续了相当长时间。故障分析也开展了很久,早在一年以前航空工业部已经下达任务,委托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李敏华教授承担涡喷六涡轮轴应力分析任务。时间花费一年,任务还是未能完成。就在中央限令解决这样紧急情况下,在沈阳开会时,李敏华教授提出:这项任务技术难度太大,你们航空工业部也不要只盯着我。其实你们的北航的实力也很强,北航的王德荣教授还是我的老师呢,你们是不是应当把我的老师请出来呀!于是航空工业部的眼光就转向了北航,这就是前面提到的熊昌炳老师深夜长途电话紧急请示汇报一事的由来。

如何完成这项时间紧迫而且技术难度很高的任务?从组织管理与顶层设计方面,科研组机关,具体而言就是绍增老师和我,从指导思想上确立了三个原则。

第一, 任务复杂、难度大,超出了发动机系能力范围,应当将任务收到学校,学校指挥,调动全校人力、物力资源,保证任务完成。

第二, 任务技术难度大,需要及时引进新技术,提高科研队伍水平,解决难题。

第三, 任务时间紧迫,需要充分依靠外援,包括航空工业部、空军以及先行开展涡轮轴应力分析的中科院力学所李敏华教授。

后来的实践证明了这些决策的正确。

如何落实这三个原则?

为了落实第一条原则,首先成立了学校直接领导管理的课题组。课题组行政方面由绍增老师挂帅,业务方面由王德荣教授但当组长。鉴于发动机系结构教研室的老师,由于业务领域的限制,结构力学方面不可能投入太多的精力,这一专业领域的造诣也会受到一定的局限,决定涡轮轴应力分析的工作主要由飞机系结构强度教研室选派得力人手,挑选了谌潜与王寿梅两位强手担责。熟悉发动机结构与工作环境的熊昌炳当然也是课题组成员,以他的经验为谌、王提供应力分析解算中的边界条件与初始条件。反过来,谌、王两位在结构力学方面的优势又会支持熊老师。应力分析解算中需要大量发挥计算机的功能,选择了基础课部数学教研室熟悉计算数学与电子计算机的罗炳海,让他在课题组中侧重计算数学与上计算机运算方面的工作。来自三个系的五位尖子组成了体现学校最高水平的课题组。当时北航在计算机设备方面在国内高校中位居前列。但是受到时代限制,学校计算中心的 FELIX C—256 计算机也不过仅仅有 256K 内存。这台计算机是罗马尼亚按照法国 IRIS—60 计算机仿制生产的。运到中国想推销给航空工业部。航空工业部派北航计算机专业的老师前往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馆实际考察。考察结果,对于航空工业部,这台计算机小了一些,不够用,但是对于北航很合用,比当时中科院计算机所研制的 108、109 等计算机好多了。那时中科院研制的计算机内存才 32K64K。尤其是这台罗马尼亚计算机配备的 IBM 软件相当齐全、好用。由于这台计算机的输入采用卡片或纸带穿孔输入,课题组还需要一位专门的数据穿孔员。学校缺少这样的辅助人员,向航空工业部汇报后立即通知成都 420 厂派来一名专职穿孔员。穿孔员一般都是心灵手巧的女孩子。420 厂拍来的却是一位眉清目秀的小伙子。他是技术员,穿孔也熟练。主要因为女朋友在北京,两地分居,自报奋勇来到北航课题组。合作时期证明,这位小伙子穿孔员表现确实不错。

为了落实第二条原则,分析总结了力学所遇到阻碍的技术原因。由于涡轮轴形状奇特,与经常见到的形状匀称规则的各种轴不同,涡轮轴直径沿轴线不断增大,成为喇叭形状,而且喇叭口附近还有用于气体密封的几圈尺寸严格的环形台阶,断裂往往就从台阶根底发生。李敏华教授试图寻找应力分布的解析解,对于这样奇形怪状的轴,形状曲线都不连续,求解当然很难。当时在计算结构力学领域刚刚诞生了有限元方法。不去寻求解析解,而是通过网格迭代近似计算的方法进行数值计算。有限元法将连续的求解域离散为一组单元的组合体,用在每个单元内假设的近似函数来分片的表示求解域上待求的未知场函数,近似函数通常由未知场函数及其导数在单元各节点的数值插值函数来表达。从而使一个连续的无限自由度问题变成离散的有限自由度问题。举一个简单的比喻,解析计算是要通过解微分方程求出函数精确解,有限元计算则是弹性力学的一种近似解法,它将连续体变换为离散化结构,然后再利用分片插值技术与虚功原理或变分方法寻求近似数值解。网格足够多、足够细小,数值解的精度也就越高。网格的划分设定,能够达到工程需要的计算精度就行了。那个时候,有限元领域只有个别院校刚刚进入,北航也仅仅做一些规则形状结构的简单例题计算。全面分析,考虑到课题组技术基础,考虑到学校的计算设备能力,尤其是看到解析方法的障碍,总体抉择,北航课题组迅速完成涡轮轴应力分析任务,需要采用有限元方法。这个技术方面的正确、果断的决策,保证了整个任务的迅速完成。

第三条原则是在任务开展中逐渐铺开的。前面技术分析阶段,已经充分吸取了力学所李敏华教授的经验。课题研究初期,当完成一个重要阶段,进行检查总结,有时还邀请李敏华教授来北航参加讨论、评价。记忆深刻的是李敏华教授与我的一次谈话。参加技术总结会后,她感慨地告诉我,非常羡慕北航课题组。第一,北航课题组有学校直接的、强有力的领导与支持。第二,北航课题组跨学科合作好,我们做课题过程中,即使我的力学工作做完了,也要到计算所请他们继续做数值计算,然后还要到计算机所去上机。一个循环就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初步尝试的结果出来后又要进入下一轮的修正和试算。因此,我那里需要到处求人帮忙,进度还非常慢。你们北航,一个课题组里面都解决了,进度当然快。她还肯定我们选择有限元方法作为技术途径。

涡轮轴应力分析解算工作的第一阶段是总体设计与探索。确定采用有限元方法后首先用学校的计算机做了练习与粗略的试算。掌握以后开始进行学校内的调试程序,然后试验开展低精度的计算。这个阶段也顺利通过了。验证了技术途径的正确。如果进行细密网格、更高精度的计算,达到工程计算精度的要求,那末北航自己的计算机的能力就难以胜任了,必须寻求运算速度高、内存大、外设强、软件丰富的高性能计算机。

当时,国内计算能力最强的计算机有两台,一台是北京大学刚刚研制成功的运算速度达到每秒一百万次的 150 计算机。另一台是上海华东计算所研制的运算速度每秒 82 万次的 655 计算机。150 计算机在华北油田,用于石油勘探数据处理。速度高一些,但是软件少,科学计算不方便。655 计算机在上海嘉定,用于上海原子能所的计算与上海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 “708 工程”,这台计算机速度慢一点,但是配套的科学计算软件比较丰富,比 150 计算机更适合北航课题组使用。遗憾的是,655 计算机不开放,出去上海自己那两家天之骄子的重点工程之外不允许任何单位使用。

瞄准了 655 计算机,就开始动用关系,设法打通渠道。“708 工程”,后来被命名为 “运十”,是上海在航空工业部以外,“地方搞航空” 的明星工程。地方搞航空,名义上是在航空工业部以外自己搞。但是 实际上 “708” 上马后,上海从全国各地的航空工业院校、厂、所挖走许多技术骨干。航空工业部的工厂与设计研究所多数在东北、西北、三线等艰苦地区。凡是被选中调到 “708” 的,上海都给解决户口,上海从外地挖人非常容易,航空工业的大批技术骨干孔雀东南飞,落户上海。为了 655 计算机,10 月 14 日我乘飞机到达上海。出发时我已经准备了材料:航空工业部领导写给驻 “708” 联络组组长,原 430 厂领导蒋祖同的信,请蒋总通过 “708” 设计院为北航课题组搞到 655 计算机的机时。此外我还做了个人联络准备:“708” 设计院强度设计室主任赵金德与气动设计室主任姚应佐都是刚刚从北航飞机系调动过去的校友。到上海时,蒋总在苏州办事,需要隔一天才回到上海。当天晚上先到家分别拜访了担当室主任的两位校友。说明原委后,两位校友都表示,655 计算机分配给 “708” 设计院的机时,基本上都是强度与气动这两个设计室使用,上机人员需要持有嘉定机房的上机证。既然母校承担的任务是国家与行业紧急任务,必要情况下,他们都可以设法将北航同志带入机房上机。谌潜、王寿梅与他们都共事多年,没问题。王德荣是他们的系主任和老师,他们更敬重。有了这个私下的约定,655 计算机机时就有了保证。两天后,蒋总带我前往 “708” 设计院,拜访马凤山院长。说明来访目的后,马总表示国家紧急任务是大家共同的任务,询问北航需要多少机时,何时使用,将来按北航需求保证提供。记得当时我还承诺北航承担相应的机时费用,那时 655 机的机时费相当昂贵。但是直到任务圆满完成,机时费全部由 “708” 设计院代付了。上海四天之行,落实了课题组精确计算所需要的当时国内最好的计算机的使用。

655 计算机落实以后,课题组在学校完成了最后的技术准备,王德荣、谌潜、王寿梅、熊昌炳、罗炳海即将出发赴上海。临行之前又出现了一点情况,罗炳海老师的夫人患有精神分裂症,家中还有一个小孩,学校幼儿园名额紧张,罗老师的孩子的入托问题还没有解决。为此,立即联络数学教研室,教研室安排了一位平时与罗夫人关系最好的女教师,罗老师出差上海期间入住罗老师家作伴,保证安全。又通过学校后勤领导指示幼儿园马上接罗的孩子入园。

出发前,又做了细致准备。课题组在上海工作期间,哪里住?那里吃饭?由于任务保密,必须安排独立、安全、方便住所。为此,再次拜访空军后勤部。空后司令部提供了介绍信致驻沪空军,还提供了一封空后首长写给驻沪空军政委的个人信件,拜托驻沪空军提供何合适的工作居住场所。科研组的金长发老师家在上海,环境熟悉,拜托金老师带着空后的介绍信与信函先期前往上海准备。驻沪空军为课题组提供了一座独立的别墅,还有几位战士留住保卫。那个漂亮的别墅原来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在 913 事件前的 “小舰队” 的驻地。课题组随后出发,到达上海入住以后,金长发老师回校。

几天以后,课题组从上海来电话,简单报告工作已经展开,一切顺利。也提出来晚间加班时别墅内缺乏食品与开水,当即告诉他们就地采购电炉、水壶、零食,保证工作与生活,经费开支回校后由科研组机关报销。

不久,上海嘉定 655 计算机上机计算任务完成,课题组回到学校总结。很快,最终的计算结果整理出来。

涡喷六连续发生断轴事故前后两年多,故障原因一直未确定,故障一直没有排除。一派人员主张,原来的苏联设计就有缺陷,是设计不当。另一派则提出,歼六飞机已经使用多年,算上苏联的米格-19,使用年限更久,为何以前那末多年都没事,偏偏近几年才连续断轴?经过北航课题组半年事件的突破性的科研工作,给出了科学的答案。北航的计算证明,断轴发生的台阶根部的过渡圆角半径尺寸对于应力分布有着巨大的影响。设计图纸规定圆角半径为 0.6+0.2mm,也就是说应该在 0. 6 mm 到 0. 8mm 之间。计算结果表明,在此范围内,应力处于安全范围。当圆角半径减小时,应力显著增加,计算给出了不同圆角半径情况下应力的数值。可以看出,当圆角半径小于图纸规定时,应力急剧增加,圆角半径更小时应力将超出安全范围。

设计所与工厂,领导与工作人员,终于明白了。有了北航的计算结果,迅速明白了断轴故障的根源,不是设计问题,而是制造加工质量问题。现场检查、实地检验发现,工厂的涡轮轴产品中,这个圆角半径,有的产品小于图纸规定,有的降低到 0. 4 mm,甚至只有 0. 2 mm,这样的涡轮轴,难免发生断轴事故。这个圆角半径的超差,就是导致机毁人亡的严重事故的根源。

为何出现圆角半径小于规定数值?原因是涡轮轴由耐热高温高强材料构成。这种材料比较 “黏”,切削困难,刀具磨损迅速。半径为 0. 6 mm 的圆角刀,磨损不均衡,两侧磨损更快,于是车床上挑这个环形台阶沟槽时,刀具的圆角半径很容易磨损成为更小、甚至超差的圆角半径,这样的刀具加工出来圆角半径小于规定数值的超差产品。可叹的是当班的工人不明白后果的严重,不知道这十分之一毫米、十分之二毫米的误差将要导致机毁人亡。

故障原因找到了,重点检查零件、刀具这个圆角半径的措施加强了,断轴事故就陆续减少、最终消失了。

中国一度将近 60% 歼击飞机停飞、空防几乎丧失的危机过去了。鉴于这项科研成果的重大意义,文革结束以后 1978 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北航的这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奖励。

伴随着故障分析任务的完成,北航科研人员的学术技术水平也提高到更高的新的水平。在中国,北航第一个成功地将国外刚刚诞生的有限元法应用到航空工业的工程实践,解决了涡喷六涡轮轴这样复杂形状结构的应力分布计算问题。多少科学技术人员访问北航,寻求有限元法的知识与经验。应对社会需求,熊昌炳老师开始举办普及推广有限元法的学习班,将近两年时间,熊老师办了一期又一期的学习班。回顾过去,这一段经历可能是熊老师最忙碌、收获也最多、人生最有意义的一段历史。

三十七年过去了,当年 35 岁的我,如今已经 72 岁。我最敬爱的王绍曾老师已经离去。王德荣老师也离开了大家。金长发老师也已经逝世。谌潜老师早已调往航天部工作。熊昌炳老师、罗炳海老师虽然已经两鬓斑白,校园内不时还能见到他们的身影,王寿梅老师依然神采奕奕、身体健康。

深切思念逝去的老师,衷心祝愿建在的各位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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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环化材”,这几个字一摆出来,就自带一股“万物皆可模型”的光环,尤其是在如今机器学习风起云涌的年代。你说它们是“天坑”?嗯,这问题可不简单,里面门道可深着呢。咱们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就从实际出发,掰开了揉碎了聊聊。首先,得承认,纯粹地“搞”机器学习,而背景是这些专业,确实容易让人产生“天坑”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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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搞基础数学的人是不是都穷”这个问题,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里面学问可不少。要说有没有穷的,肯定有。但要说“都”穷,那也太绝对了,很多数学研究者过得相当滋润,甚至可以说是“富裕”的。这中间的差别,可不是一点点。首先,我们得弄明白“搞基础数学”到底指的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那些钻研数学本身,探索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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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这个问题问得太到位了!谁不想在主业之外,再找点轻松又能实实在在增加收入的门路呢? 我自己也一直在琢磨这事儿,也踩过一些坑,也找到了一些还算靠谱的方法。今天就来跟你掏心窝子地聊聊,咱们聊得接地气,不玩虚的。首先,得明确一个概念:“轻松”和“真的能赚到钱”之间,往往存在一个微妙的平衡点。完全不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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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汽车媒体圈,确实有几位比较有影响力的车评人,他们的观点和内容受到了不少车迷的关注。说到底,谁“更权威”、谁“更靠谱”,这其实是个挺主观的问题,因为每个人看重的东西不一样。但我们可以从几个维度来分析一下,看看这几位大家熟知的车评人,他们的特点是什么,以及大家为什么会关注他们。关于“权威”和“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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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地这事儿,看似简单,实际门道多着呢。咱老祖宗种了几千年地,里面学问大着呢。要想把地种好,不光是把种子扔土里就完事儿,方方面面都得留心。首先,选址和土壤是基础中的基础。你得知道你想种什么,然后根据这些作物的习性去选择地。别指望一撮土什么都长得好。 光照:有的作物喜阳,有的耐阴。你得看看地块儿一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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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艺术能不能救中国人?”——这个问题,与其说是一个严肃的探讨,不如说是一个时代的切肤之痛。当我们放下宏大的叙事,回归到“救”这个字最本真的含义,它指向的是灵魂的困顿,是精神的迷失,是面对现实压力的无力感。那么,艺术,这个看似缥缈虚无的东西,能否成为那剂药,治愈我们民族精神深处的病症?要回答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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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量子,就必须学物理吗?这问题问得挺好,也问到了很多对量子世界充满好奇的朋友们的心坎里。咱们就来掰扯掰扯,把这事儿说得透彻点。简单来说,答案是:你想要“搞”到什么程度?如果你的目标是成为一名真正的量子科学家,去研发新的量子计算机、设计量子传感器、或者探索宇宙最深层的秘密,那么,是的,你必须深入学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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