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如果俄罗斯在2014年对乌克兰发动全面战争,是否会比2022年更顺利?

回答
2014年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战争,其进程是否会比2022年更顺利,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涉及到当时的政治、军事和国际环境的诸多方面。我们可以从几个关键维度来剖析。

首先,从军事准备和能力上看:

2014年时的俄军: 俄军在2014年普京主政初期经历了一系列改革,旨在提升其现代化水平和作战能力。然而,与2022年相比,2014年的俄军在许多方面仍显稚嫩。虽然“新面貌”改革已经启动,但部队的士气、训练水平、装备的现代化程度、后勤保障体系,以及联合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都还没有达到其后几年(特别是2018年之后的进步)的水平。当时,许多部队仍然是苏式建制和思维的遗留,改革的成效尚未完全显现。
2022年时的俄军: 俄军为2022年的入侵做了更充分的准备。在过去十年里,俄罗斯投入了大量资源进行军事现代化,包括引进新型装备(如T90M坦克、S400防空系统、新一代战机等),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以提高部队协同能力,并尝试改善后勤和指挥体系。虽然事后证明这些改革并非完全成功,且存在许多深层问题,但在计划发动大规模入侵时,其“表面上”的准备和能力似乎比2014年更“到位”。

如果2014年发动全面战争,俄军可能面临的挑战:

后勤保障薄弱: 俄军的后勤系统在2014年改革期间仍处于过渡和建设阶段,其大规模部署和持续作战的能力可能不如后来。一旦战争规模扩大,补给线和维护将是严峻的考验。
协同作战能力不足: 各兵种(陆、空、海)以及不同部队之间的协同作战是现代战争的关键。2014年的俄军在这一方面的经验和能力可能相对有限,尤其是在大规模、复杂的作战环境下。
信息战和心理战准备: 尽管俄罗斯一直重视信息战,但在2014年,其在媒体控制、网络战和叙事塑造方面的经验可能不如后来成熟。全面战争需要对舆论进行更强有力的引导和控制。

其次,从政治和国际环境上看:

2014年的国际反应: 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支持顿巴斯分裂势力,虽然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制裁,但西方国家的反应在初期相对克制。当时,欧洲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程度更高,对冲突的直接军事介入顾虑也更大。虽然有经济制裁,但其力度和范围与2022年不可同日而语。许多国家可能更倾向于外交解决,而非立即采取严厉措施。
2022年的国际反应: 在2022年全面入侵后,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反应是史无前例的严厉。经济制裁的范围和深度大大超出2014年,包括冻结俄罗斯央行外汇储备、将多家俄罗斯银行踢出SWIFT系统等。更重要的是,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先进武器装备、情报支持以及人道主义援助,这在2014年是难以想象的。此外,芬兰和瑞典等国也因此改变了中立政策,加入了北约,进一步孤立了俄罗斯。

如果2014年发动全面战争,对俄而言的“有利”之处(相对而言):

乌克兰的军事力量: 2014年,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规模、训练水平和装备现代化程度都远不如2022年。经过8年的战争准备和西方国家的援助,乌军在2022年已成为一支相当有韧性和作战能力的军队。如果2014年爆发全面战争,乌克兰可能难以组织起同等规模和强度的抵抗。
西方国家的“不确定性”: 虽然西方会谴责,但当时可能不会有如此一致和坚决的支持乌克兰的军事抵抗。俄罗斯可能认为,通过快速军事行动,能够迫使乌克兰政府屈服,并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其战略目标,而国际社会的介入和制裁会相对有限,易于承受。

对俄而言的“不利”之处:

国内的“战略耐心”: 2014年,俄罗斯国内对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和接受度可能没有那么充分。一场漫长且代价高昂的全面战争,其在国内的政治影响和稳定可能更难控制。
对“战果”的依赖: 如果2014年发动全面战争并进展不顺,俄罗斯可能会很快陷入一个既无法快速取胜,又难以摆脱的战略困境。尤其是在国际社会可能还没准备好如何全面应对的情况下,任何明显的失败都可能导致其战略目标彻底破产。

综合来看:

如果俄罗斯在2014年选择对乌克兰发动一场全面入侵式的战争(而非局限于克里米亚和顿巴斯的有限军事行动),那么其军事上的“胜利”或许会比2022年更容易取得一些,主要原因在于当时乌克兰的军事实力相对薄弱,以及国际社会在最初的反应和支持乌克兰的力度上可能更为谨慎。俄军或许能以更小的代价(至少是初期的)控制更多领土,甚至推翻基辅政权。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整个战争进程会“更顺利”,因为:

1. 国际社会的长期反应: 即使在2014年,全面的入侵也必将引发严厉的国际制裁和孤立。俄罗斯能否承受与2022年类似甚至更严厉的长期经济打击,并在没有之前改革成果的情况下进行战争,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2. 乌克兰的抵抗意志: 即使军事力量不如2022年,乌克兰人民的抵抗意志和民族认同感在2014年就已经显现。一场全面入侵很可能会激发更强的抵抗,包括游击战和国内政治的动荡。
3. 俄罗斯自身的发展: 2014年的俄罗斯与2022年的俄罗斯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上存在差异。全面战争的巨大消耗可能会对俄罗斯当时的国内稳定构成更大的风险。

结论:

2014年的俄罗斯在军事上或许更有可能在短期内取得“战术性”的进展,例如迅速控制基辅或推翻乌克兰政府,这是因为当时的乌克兰远不如2022年强大。但从“战争的整体顺利性”——包括能否实现长期战略目标、能否承受国际压力和制裁、以及能否保持国内稳定——来衡量,一场未经充分准备且在2014年就全面升级的战争,很可能同样会陷入巨大的困境,甚至可能比2022年更加难以收场。

可以理解为,2014年发动全面战争可能是“开局容易一些”,但“后劲不足”的风险更高,且“战略成本”可能同样巨大甚至更高。而2022年的入侵,虽然面对的是一个更强大的乌克兰和更团结的西方,但俄罗斯似乎是抱着一个更“成熟”的战争机器和更“周全”的(尽管最终证明是错误的)战略设想去进行的。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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泻药。

首先应该定义俄罗斯在2014年何时对乌克兰发动全面战争。

2014年1—2月,还是2014年4—8月?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必须分类讨论。

一、2014年1—2月

此时是欧洲迈丹运动(Euromaidan)的高峰期。当时乌克兰的亚努科维奇(2010—2014年在位的乌克兰总统)政权在俄罗斯的施压下放弃了与欧盟的联系国协定,谋求加入俄罗斯主导的欧亚联盟,从而引发了国内各阶层各势力的抗议活动。主导抗议的亲欧派买办大资产阶级为对抗亚努科维奇政权的镇压,扶植西部乌克兰早已存在20多年、有一定军事经验的乌克兰法西斯准军事组织招兵买马成立“迈丹自卫队”保护抗议活动,随之与军警发生冲突,造成了一定人员伤亡。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军警出于各种考虑,开始选择置身事外避免卷入内战,但亚努科维奇仍拥有内务部金雕特种部队等一批军警宪特的支持。此外,亚努科维奇阵营当时在顿巴斯、克里木、哈尔科夫(注意这一点很重要)乃至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敖德萨等地有着相当强大的群众基础,顿巴斯、哈尔科夫等地也多次组织了数万人规模的群众集会支持亚努科维奇。

基辅发生流血事件后,亚努科维奇阵营认为镇压迈丹运动越来越困难。此时亚努科维奇本人的动向还值得研究,但是他左右的地区党(亲俄买办大资产阶级政党)里已经有国会议员向普京写信请求普京派兵干涉。普京的态度是除了拉拢克里木共和国部分领导人答应必要时会控制克里木外,拒绝了亚努科维奇政权的干涉和保护要求。这导致亚努科维奇的亲俄买办阵营丧失了进一步镇压的信心,大量地区党议员倒戈。

2014年2月19—22日,基辅发生政变,亚努科维奇失去了对基辅国家机器的控制,在亲欧反对派武力胁迫下签订了交权协定并逃离基辅,不久逃往国外。随即,最高拉达(国会)通过决议解除其职务,图尔奇诺夫担任代理总统。之后克里木爆发了反对政变、要求独立的运动,俄帝介入干涉并保护,最终吞并克里木。顿巴斯的亲俄独立运动也在皇俄特务斯特列科夫[1]等人的参与策动之下随之爆发了。

如果在2014年1—2月(具体说是2月19日)以前出兵干涉,俄军可以获得以下便利

1.俄军可以得到总统亚努科维奇邀请的大义名分。即便亚努科维奇本人突发奇想不再配合,俄军也可以在其左右亲信帮助下第一时间制造既成事实;

2.俄军也可以获得地区党当时依然掌握的那部分乌克兰国家机器(包括军警宪特)配合。至少可以轻易控制住左岸乌克兰;

3.对手比较的无组织。此时乌克兰亲欧反对派尚未整合国家机器,其控制的武装规模也很有限,仅数万装备轻武器的“迈丹自卫队”民团,可能还有部分倒戈军警,且分布非常分散、彼此之间互不统属。反对派之间,也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俄军入境后,还可以通过一些手段(如主动释放季莫申科来制衡亚努科维奇[2])分化瓦解反对派。

然而也有如下困难

1.俄军兵力不足。俄军此时仍处于谢尔久科夫改革后的混乱时期,且对乌克兰局势缺乏提前准备,能随时出动的仅有西部军区一个空降师和几个摩托化步兵旅十余个BTG,即便经过两三个月准备也不能增加很多兵力;然而,如上所述,其需要面对的敌人也是相对无组织的;

2.俄联邦政治经济上对于西方的制裁缺乏准备。即便有亚努科维奇邀请的大义名分,俄罗斯对乌克兰政局的干涉大概率也不会得到西方的默许,在亚努科维奇缺乏国会支持的情况下找到其邀请俄军行为的法律瑕疵也并非难事。欧美诸帝完全可能以亚努科维奇的邀请违宪无效等理由,展开法律战,进而对俄帝进行制裁;而此时,俄帝对西方的制裁是缺乏准备的。然而,2014年正是伊斯兰国肆虐的一年,西方诸帝深陷阿拉伯之冬的泥潭,几乎不可能对俄帝的干涉作出任何有效的应对,出兵自不可能(面对今日俄帝的核讹诈尚且一筹莫展),经济制裁的严厉程度也不会超过OTL(现实世界线)的2014年;既然OTL吞并克里木半岛之后都能逐步克服,在新世界线当然更不存在问题;

3.亚努科维奇之后仍有倒戈的可能。亚努科维奇作为买办,并非殖民地官僚,本身也有着自己的利益,与俄帝也时有分歧,因此存在着未来倒戈的可能性。然而,俄帝干涉之后,完全可以通过亚努科维奇对俄军的一时依赖,逼迫乌克兰走向对俄罗斯的高度依附,比如驻军基辅等等;也可以通过释放季莫申科等办法,对亚努科维奇进行制衡[3],至少情况不会比现在更坏;

4.俄帝如此干涉可能引起独联体各国的警惕,导致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等政权离心。然而历史上俄帝吞并克里木、分离顿巴斯的操作让这些国家更加离心,卢卡申科、纳扎尔巴耶夫一度都因此远离了俄国。出兵保扶亚努科维奇不会对这些人带来超过OTL的刺激。

如此看来,俄帝在2014年1—2月出兵保扶亚努科维奇政权的可能后果是

1.空降兵师在亚努科维奇政权军警帮助下,先发制人稳定基辅,平定“迈丹自卫队”,逮捕部分反对派头目;俄军一个集团军率领数个摩托化步兵旅开进左岸乌克兰,并在当地亲亚努科维奇势力配合下重建亲俄的乌克兰国家机器;而后通过释放季莫申科、改组政府、修改宪法等措施分化瓦解反对派,并在乌克兰国家机器的配合下平定西部乌克兰继续分散割据、反抗的“迈丹自卫队”。俄军在乌克兰局势稳定后,迫乌克兰签订同盟条约而使之附庸国化,然后大部分撤出乌克兰。这在短期内对俄帝是最好结果(长期后果则取决于俄帝整合乌克兰经济的能力,说实话我不看好,但无论如何对俄帝而言也比经营顿巴斯的赔钱殖民地、跟乌克兰国家长期对峙要好)。

2.俄军行动不顺利,未能第一时间控制住基辅,导致国会反对派议员出逃到利沃夫建立一个对立政府。对立政府得到西方承认,并在以加利西亚为中心的地区割据,结果可能是逆向的2014年顿巴斯战争。这个结果对俄帝而言仍远远好于OTL的情形。

3.俄军表现极度拙劣,搞出了俄罗斯版黑鹰坠落。即便如此,只要空降兵保护(挟持)亚努科维奇等人逃离基辅抵达哈尔科夫,依然可以在左岸乌克兰建立一个亲俄傀儡政府。换言之,即便军事彻底失败的最不利情形对于俄帝而言依然远远好于当前状态。

综上所述,对俄帝而言,在2014年1—2月出兵保扶亚努科维奇是上策,最坏的结果也不会比现在更糟糕了。然而,普京基于2004—2014年的老经验,对于乌克兰局势的演变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仅仅试图保住克里木租界的利益,这直接导致了俄帝目前的被动局面。

中间是2014年3月,俄帝因为普京2月份的决策(不保扶亚努科维奇、全力确保控制克里木半岛)正集中各种政治、军事资源忙于占领克里木半岛,似无力全面进攻乌克兰。

二、2014年4—8月

因为俄帝坐视基辅政变的发生,之后又占领克里木半岛,所以跟乌克兰的新政权陷入了难以解决的对抗之中。2014年3月,顿巴斯俄族受到克里木“独立”而后又“入俄”鼓舞,并且受到乌克兰新政权排俄的刺激,在皇俄特务斯特列科夫等人的参与策动下,也发动了独立运动。这个运动当然是亲俄的,并且受到俄帝的支持;但是,跟普京政权又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因为皇俄政治势力的崛起对普京为首的希拉维克保守势力也有威胁。因此,普京政权对其采取了有限援助的态度:仅给予一定的财力、物力、情报、技术兵器支持,但不直接派遣地面部队入境参战。

2014年4月,乌克兰新政权代理总统图尔奇诺夫下令讨伐顿巴斯。然而,此时乌克兰国家机器处于濒临瓦解的状态,根本无力组织大规模的讨伐,至5月仅拼凑军警1.5万人,且士气低落,结果被斯特列科夫率领的俄联邦雇佣军(主要来自北高加索的奥赛梯等地,约2000—3000人)和顿巴斯当地亲俄买办、黑道、倒戈军警以及各路亲俄法西斯势力拼凑的民兵在斯拉维扬斯克等地阻住,双方陷入对峙。随后,乌克兰举行大选,大买办资本家(食品业寡头)波罗申科当选总统,进一步整合了国家机器,并动员乌族法西斯民团大量开赴前线,至7月拼凑了军警、民团5万人,分兵五路[4],对顿巴斯自我宣布“独立”的两“共和国”发动了总讨伐。斯特列科夫等人,指挥两“共和国”拼凑的“新俄罗斯联军”2万多人展开抵抗。至8月底,两“共和国”军队虽然在俄军越境火力打击帮助下击溃一路讨伐军,但已被其他四路讨伐军分割包围,其中卢甘斯克岌岌可危。俄军被迫下场,投入5个BTG为中心的干涉军,迅速击溃精疲力竭的乌克兰讨伐军,并在伊洛瓦伊斯克歼其一部。

在这个过程中,俄军当然有多个时间点提前发动干涉战争,乃至于对乌克兰发动全面的侵略战争。然而,发动全面战争对俄帝来说也存在以下困难

1.师出无名。因为亚努科维奇签署放弃权力的文件并逃离乌克兰,俄罗斯迅速失去了全面干涉乌克兰的大义名分。

2.兵力不足。亚努科维奇政权全面崩溃后,俄军就不再能指望得到乌克兰国家机器的帮助,即便有也只是地方当局不完整的协力。这就导致俄军必然要动员更多兵力才能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即便政变上台的新政权同样面临国家机器崩溃、难以动员足够多的兵力(至5月仅动员1.5万野战兵力,至7月仅动员5万野战兵力),但依然不是区区一师数旅就能粉碎得了。而俄军进一步动员又需要时间,如此次动员20万人花费俄军10个月以上。这就出现了俄军越动员,乌克兰新政权也越巩固、潜在亲俄势力越减少(敖德萨屠杀、“哈尔科夫人民共和国”被乌族法西斯民团镇压,等等),反过来就需要俄军进一步动员的恶性循环。

3.对西方制裁缺乏准备。若俄在2014年2月亚努科维奇垮台后再全面入侵乌克兰,则西方对俄制裁无疑比OTL的2014年加码,可能逼近乃至超过如今水平(因为2014年时美帝的威势仍强于如今)。而俄帝当时全无准备,损失会比现在更大。而且当时尚未发生贸易战[5],俄帝也难以指望东方的全力支持。

4.严重刺激独联体其他国家。和目前不同,2014年俄帝尚未干涉白俄罗斯(2020年)、哈萨克斯坦(2022年),贸然全面入侵乌克兰,可能导致这些国家采取激进措施背离俄罗斯。

当然对普京政权本身而言,还有最大的一个不利因素

5.此时全面入侵乌克兰会助推皇俄势力崛起。若普京在2014年4—8月全面入侵乌克兰,则无异于帮助斯特列科夫及其背后的皇俄势力。到时,皇俄势力在俄国内的威望会大增,而管理庞大的占领区无疑也要依赖于皇俄势力的帮助。当时,皇俄势力在俄国内是普京反对派的重要成员之一,参加了激进反对派联盟“另一个俄罗斯”。帮助如此政敌做大,无疑不符合普京政权的利益。

不过也存在若干有利条件

1.当时(2014年)的乌克兰国家机器,无论如何,比起今日的来说总是虚弱不少。

2.当时(2014年)乌克兰国内亲俄力量仍多于现在,愿意欢迎俄军入侵的俄族数量多于今日。

如此看来,俄帝在2014年4—8月全面入侵乌克兰帮助斯特列科夫打天下的可能后果是

1.俄帝迅速取得军事胜利,瓦解乌克兰新政权拼凑的散兵游勇,逼迫新政权逃往利沃夫,对外成功在基辅扶植傀亲俄政权,对内也足以威慑羽翼未丰的斯特列科夫等皇俄。斯特列科夫等皇俄威望大振,但尚不足以挑战取得更大军事胜利的普京,只是在杜马内构成有力的反对党;

2.俄帝在左岸乌克兰迅速击败乌军,但因兵力、后勤不足,未能攻占基辅,最终仅能保有东部数州之地,同乌克兰当局陷入对峙。因俄军消耗严重,又难以扶植全乌克兰亲俄政权,俄帝国力和普京威信均下降;斯特列科夫等皇俄势力在左岸乌克兰巩固地位,成一强藩,威望大振,与俄国内皇俄内外勾结,对普京政权构成巨大威胁;

3.俄帝兵力分散,军事行动反不如OTL成功,陷入灾难境地。在这种最不利的情况下,斯特列科夫可能从前线回师进军莫斯科,普京政权或陷入危机。

总的来看,除了最好的情况利弊互见之外,其他各种情形对于普京政权而言均明显地不利于OTL的状态。因此,普京在2014年4—8月不全面入侵乌克兰,而选择在顿巴斯的有限战争,则是比较其个人比较理性的判断。

参考

  1. ^ 斯特列科夫原名吉尔金,是俄罗斯总参情报总局(格鲁乌)的中校,也是一个皇俄雇佣军头目。
  2. ^ 季莫申科本人长期摇摆于欧、俄之间。当时她被亚努科维奇以“在购买俄国天然气时收受回扣对俄卖国”的罪名逮捕,导致季莫申科势力反而成为迈丹政变的主谋之一。
  3. ^ 俄罗斯本身在阿布哈兹、南奥赛梯等地长期如此实践,多次操纵亲俄版“颜色革命”,一步步把阿、南等地从独立性很强的附庸政权加以殖民地化;甚至俄罗斯在保加利亚、摩尔多瓦等国也策动过亲俄的“颜色革命”,对此并不陌生。
  4. ^ 即所谓“反恐战区”(ATO)下辖的A、B、C、D、M分区。
  5. ^ 尽管美帝在2012年已经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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