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护稳定团结角度考虑，明史案是否罪有应得？
明史案的根源：时代洪流中的政治敏感
明末清初，社会正经历着剧烈的变动。一个延续了近三百年的王朝刚刚覆灭，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兴的、充满异族统治色彩的清朝。这种政权的更迭，本身就带着巨大的政治敏感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关于“明”的评价，尤其是在官方史书中的评价，都可能被解读为对新政权的挑战或是不敬。
“明史案”的主角，是清朝官修的《明史》。顾名思义，《明史》是要记载和评价明朝的历史。然而，在当时，明朝的许多遗老遗臣，以及一部分对明朝怀有特殊感情的文人士大夫，对于新朝的统治并不完全认同。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参与《明史》编纂的过程中，或是在私下的言论中，流露出对明朝的同情，甚至是在字里行间隐晦地表达对清朝统治的质疑。
《明史》编纂中的“不当”言论
《明史》的编纂是一项浩大的工程，由朝廷组织，众多文人参与。在编纂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对明朝皇帝、大臣、政治制度的评价。一些文人，出于对明朝的怀念、对汉族文化的认同，亦或是出于对清朝某些政策的不满，可能会在史书中留下一些“不够客观”的笔触。
这些“不当”之处，可能表现在：
歌颂明朝遗老： 对一些明朝的忠臣义士，给予过高的评价，甚至将他们的抗清行为描绘成“忠贞不屈”。
淡化明朝弊端： 对于明朝晚期就已经存在的腐败、政治黑暗等问题，可能处理得不够深入，甚至有所回避。
模糊新旧朝代界限： 在一些措辞上，可能不自觉地流露出对明朝的依恋，而对清朝的合法性或统治缺乏足够的肯定。
隐晦批评： 更为隐蔽的方式，是利用史书中的某些典故、比喻，来影射或批评当朝。
清朝统治者与“罪有应得”的逻辑
清朝作为异族统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相对于汉族王朝来说，需要更强的论证和维护。因此，清朝统治者对任何可能威胁其统治合法性的言论都异常警惕。
从“维护稳定团结”的角度来看，清朝统治者认为：
1. 《明史》是官方史书，必须代表官方立场： 官方史书不是个人博客，其内容必须服务于当朝的政治需要，即巩固统治，获得民众认可。如果《明史》中充满了对前朝的赞美，或者对现朝的隐晦批评，这无疑是在削弱清朝的统治合法性，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社会动荡，甚至会唤起明朝遗民的反抗情绪。
2. “大义”的维护： 在统治者眼中，他们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有功之臣”，是“天命所归”。《明史》的编纂，本应是他们“继承大统”的重要载体，是用来论证其统治“正统性”的。如果史书中出现的“不当”内容，会被视为对这种“大义”的挑战，是对其统治合法性的根本动摇。
3. 防止“汉奸”论的扩散： 参与《明史》编纂的许多人，本身就是汉族士大夫。如果在史书中表现出对前朝的过度同情，可能会被认为是对新朝的“不忠”，甚至被扣上“汉奸”的帽子。反过来，如果统治者在维护“正统”的过程中，对编纂者进行严厉惩处，也可以杀鸡儆猴，震慑那些可能心怀异议的士大夫，从而达到“维护稳定”的目的。
4. 思想控制的需要： 史书的评价，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如果《明史》中的某些评价，被后世用来抨击清朝，或者证明明朝的“优越性”，那将是清朝统治者无法容忍的。因此，对《明史》的控制，也是一种思想控制的手段。
“罪有应得”的辩护与批判
因此，从清朝统治者的视角来看，对于那些在《明史》编纂中“犯忌”的士大夫，进行惩处，甚至在某些极端情况下追究其“罪责”，是“罪有应得”的。他们的逻辑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新政权的稳固，对任何可能动摇根基的行为，都必须严厉打击。
然而，如果从更为公正、客观的历史视角来看，“罪有应得”的说法则值得商榷：
1. 史官的职责： 史官的职责，本应是秉笔直书，记录历史的真实面貌。即便是在一个新朝代，对于前朝的评价，也应该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和学术判断。过度政治化，将史书变成政治工具，本身就违背了史学精神。
2. 文化压迫： 清朝的文字狱，以“维护稳定”为名，实际上是对汉族文化和士人思想的压迫。许多士大夫在《明史》编纂中的“错误”，可能只是表达了他们对故国的情感，或者是对某些历史事件的个人理解，其主观恶意可能并不强。将这种行为定性为“罪”，显得过于严苛。
3. “稳定”的代价： 以严厉的文字狱和政治清洗来换取所谓“稳定”，其代价是压制了思想，扼杀了创造力，也可能导致历史真相的扭曲。这种“稳定”，并非真正源于民众的认同，而是源于恐惧。
总结
从“维护稳定团结”这个角度来看，清朝统治者采取严厉措施处理明史案，在他们自身的逻辑框架下，是为了巩固统治、消除潜在威胁。他们认为，通过惩处那些在《明史》中“不当”评价前朝的士大夫，可以起到震慑作用，防止思想的传播，从而维护政权的稳定。在他们看来，这些被惩处者，是在挑战新朝的权威，动摇其统治基础，因此是“罪有应得”。
然而，这种“罪有应得”的说法，是在特定政治语境下的解读，它忽视了历史的客观性、史学的独立性，以及对个体言论自由的尊重。历史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对《明史》案的评价，也需要我们审视那个时代特殊的政治生态，以及统治者维护政权的手段。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看，这种以压迫思想换取“稳定”的做法，其长远影响和真正的“罪”与“非罪”，则需要更深入的讨论。
网友意见
这要看是维护什么稳定团结。如果是从维护民族稳定团结角度考虑，当然不是。如果从维护统治阶级的稳定团结来讲，也不尽然。当然，总的来说是造成恐慌情绪，不是维护团结稳定。
孔子有教无类之前，史书仅仅是写给统治者看的，当然句句是实话。“你的祖宗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你可要引以为戒啊。”孔子有教无类之后，或者说，教育不再被彻底垄断之后，史书就不能再句句实话了。曹操是个抢别人新娘子的无耻之徒，我们为什么要听他的？刘邦是一个小瘪三，我们为什么要认他当皇帝呢？这当然是不行的，这样我们还怎么牧民呢？还怎么鱼肉人民呢？所以，必须要改正史书。我们不是说，必须把所有的王侯将相都塑造成“伟光正”的。但历史该怎么写，至少我们的发言权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历朝历代，私自作史都是大罪。宋代一般是诏毁刊本，削官流边。蒙古元朝呢，“诗人吟咏情性，不可诬以谤讪。倘使是谤讪，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诗人想怎么写怎么写，民间愿意怎么说怎么说，不管。
明清呢管得就都严一些，方式呢，叫做“文字狱”。洪武朝，沾“贼僧道”必死，“法坤”=“发髡”，死。“藻饰”=“早失”，年轻的时候没干好事儿，你他娘讽刺谁呢？死！这老朱家的子子孙孙很有几个把这一套发扬光大的。当然，后来没有那么弑杀。拖到外面用狼牙棒打屁股，死活看运气。
满清呢，和洪武皇帝挺像，出身不好。他是大明的臣子，而且是关外夷族。建立统治的过程呢，也有一些运气成分。当然和朱重八一样，忌讳说这个。当然，本来只是一个乡绅作的私史，这本没什么，皇权不下乡。可惜呢，他把杭州举人查伊璜的名字写了上去。查伊璜害怕，把他们告发了。清廷没把这个事儿当个事儿，万幸。但一个叫吴之荣的知县当个事儿了，拿着这个事儿去勒索庄家。庄家不管，把别人顶回去了。吴知县状告北京，一时间人头如雨。
从民族团结上讲，自此之后，汉官人人自危，哪里来的民族团结呢？
从统治团结上讲，明史案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恶人们以“逆书”敲诈勒索，效法吴之荣，寻章摘句，牵强附会，指为“逆书”，漫天敲诈。后来竟发展到自制逆书，想敲诈谁就把谁的名字列上。最疯狂的时候，沈天甫、夏麟奇、吕中等人刻印诗集，假托为陈济生所编，书中作者为大江南北名士巨室七百余名。康熙六年(1667年)沈天甫到内阁中书吴元莱家索银两千两被拒，遂将此书检举报官。但是呢，假得太厉害了，经刑部审理大白真相，沈天甫四人被斩于西市。
但是，总有一些，以假乱真的害人性命吧？
所以，要说明史案维护团结稳定的话，大概是维护了诈骗犯们的团结，稳定了他们诈骗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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