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是 1949 年后才开始存在，却常被当做传统的事物？

汉服

这个东西明明是二十一世纪才出现的。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历朝历代的服装体系，汉朝不穿战国衣服，魏晋不穿汉朝衣服，唐朝胡气满长安在宋朝看不到，明朝才有长着双纱翅的官帽。。但是偏偏有人，不分朝代历史等级随便从各种衣服里挑出几个，做了一锅四不像的大乱炖，顺便再抄抄和服韩服的花色布料版式【他们有一个永远的理由是汉服是爷爷，不会有爷爷抄孙子，本来就是我们的 完全无视了现代和服和吴服的差距以及人家自己的发展历程。。】，顺便再造出来什么齐胸襦裙，大曲小曲几绕曲的自创版式，顺便cos一下大明宫词美人心计之类的戏服还自诩“我们才是正宗”。然后就去忽悠别人这是【华夏族黄帝开始几千年的服饰。。】

历史上汉人王朝统治之下的人无论汉人族群少数族群穿的明明都是一样的衣服。。。再说，那么多朝代，那么多服装体系，为什么随随便便挑几个再杜撰几个就变成“汉族传统服饰”了？？

目测会被喷惨，最近知乎涌进的小将多得让人心惊呢，锅盖匿了。

【22日更新】

首先要声明，我没有兴趣，也没什么动机要去“黑汉服”，就服饰定义，范围，形制标准化与否的情况来说，汉服目前本来就有非常严重的问题。事实而已，和黑不黑的没关系吧，如果真的有人觉得目前的汉服和古代传统样式类似，符合历史事实(完全一模一样是肯定不可能的)，那我真的无话可说，您大可全当我在黑。

汉服如果一开始就摆的是“汉民族(华夏族)可追溯到黄帝时的，影响了日本现代和服和韩国现代韩服起源的，民族传统服饰”的姿态的话，就请不要指鹿为马挂羊头买狗肉，蹬着日本式的人字形木屐，梳着平安朝时代的垂髫，用标准的韩服异色领，跪坐就跪成日本人的样子，射箭拉弓也完全模仿日本武士的姿势【中国古代的正坐和骑射究竟是怎么回事似乎并没有人关心和纠正】，偶尔还披着清朝才出现的“一口钟”大斗篷，然后出去宣传说我穿的是深衣是襦裙是什么什么正宗汉民族服饰。划分正宗不正宗的标准就是只会看右衽，然后为明代立领掐个死去活来。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很心疼明朝，对外宣传时候说它是剃发易服悲惨的受害者，转头对内就一脚踢开翻脸不认人把其看做异端完全无视明末女装上多少立领。

总而言之，汉服发展到现代，的确要与时俱进，不可能和陶俑和画像和出土文物一模一样，但是再怎么不同，也不能和和服图案一样，和韩服纹饰一样，和影视剧的版型一样，和忍者武士一样吧？历朝历代的服饰定义能不能分清楚了再宣传呢？宣传的时候能不能说明它是什么时代开始兴起什么时候慢慢消失的呢？我只看到大部分人把汉朝的某一件衣服【版式还不一定对】，五代某一件衣服，隋唐的某个衣服，宋朝的裙子发式之类全部统称“从黄帝沿袭下来”，悉数毁于剃发易服(清朝可以灭掉几千年衣服也是够拼)当做历史事实给别人讲解。

完全无视了服饰自身消亡规律和时代背景，大规模抄袭日韩的创意版式以及古装剧戏服，还必须要打复兴传统的旗号。所以我说，这一类东西明显就是新世纪网络背景下出现的新事物。

再强调一下，日韩真不是中国的冰箱，日韩真不是中国的冰箱，日韩真不是中国的冰箱，没有千年不变原汁原味。当年人家也许是借鉴照搬了服饰，但是和现在我们山寨人家设计师的心血结晶完全是两码事。

至于齐胸襦裙的问题，我并没有说它抄了韩服，同样我说小将大量涌入知乎也只是觉得日前知乎氛围越来越张弓拔剑偏激且好斗，言语之间也没有强行针对支持者们，还是不要强行曲解附会他人言语比较好吧。

【23日更新】

之所以说汉服为新生事物，理由主要有几大点：

1.现在汉服运动支持者定义的汉服，和03年以前各类古籍，史书，新闻报道，地方志中的“汉服”完全是两码事，先不说民族定义，民族观念是何时才普及到深入人心的，以前“汉服”根本不能称得上是一个成词，更多只是和简称。即使是用来指汉人的衣服，概念和范围也是模糊不清的，比如人民日报1993年5月8日第七版曾报道，中国政府赠送给比利时撒尿小童一身红色唐装，但是在新闻稿中所用的词是“汉服”即是汉族人穿的衣服。再比如建国之前做少数民族政治工作时曾大力提倡他们“换汉服”，汉服就是指代汉族人当时习惯穿的各类长衫马褂甚至中山装。这些在很多县志里都可找到。【汉服】专指交领右衽特点的衣服或者清代之前的华夏衣冠的概念，的确是03年汉网之后才明确定义并且被传播的。

2.很多汉服在版式，花色，图案上大量抄袭日本动漫，韩剧和古装剧，甚至照搬，以至于很多公认的汉服其实是个混合日式韩式风格，多个朝代式样混淆而非袭承中国古风的杂交变体。

这个例子我有很多图可证，但是要是举了很可能就侵犯了别人的肖像权，大家尽可以看看各类巫女服或者其他的日本动漫综艺中的和服，还有我天朝《美人心计》《母仪天下》《大明宫词》甚至《武媚娘》的衣服，再上网浏览下清……阁，如……霓裳等等若干店铺的招牌款就会感觉的到。

3.目前汉服推广的几类服装并没有清晰准确的来源介绍，而且朝代混乱样式过少，十分大杂烩风格。

干货的论证资料其实早就汗牛充栋，随便找一些就是许多成体系的完备理论，爪机在手也懒大量搬运了。。就以《中国服饰历史》战国篇为例

私以为，如果要推广，事先的大量考证是必不可少的，现阶段汉服的定义并不能李菊福，所以内部也是一团乱。这也是我自己后来默默退圈的主要原因。

最后贴上很久以前看过的某前辈的话，当时作为爱好明式立领的一份子看到各类争端也是迷惘，然后不爱研究爱撕正统的潮流也兴起了，很多比较早入圈的爱好者退出许多：

究竟什麽才是「漢家衣冠」?所謂「漢家衣冠」的標準是什麽?恐怕很難有人能夠解釋清楚。我在面也說過，中國服飾（當然也不單單是服飾上）胡、漢間的文化傳移可謂夥矣！你根本就沒有辦法回答開頭的兩個問題。而且正因為這種文化傳移，才給漢民族的服飾文化注入了新鮮血液，促進了漢民族服飾的發展，使漢民族的服飾藝術更加絢麗。而且，胡人服飾上的優點只要為我漢家所合理地繼承，那它就屬於漢家衣冠！

有人可能認為，魏晉之後漢民族服飾才開始大範圍受少數民族影響。是這樣的嗎？漢服與胡服第一次的大交流，應該就是春秋時期趙武靈王的漢服改革了，趙武靈王胡服器射可以說是中華服飾史上一項具有「里程碑」式的大事件，也是中華服飾史上的一項巨大功績，其影響之深遠，自不待言。所以說從先秦時代起，就沒有純粹意義上的所謂「標準漢服」。

也請你們記住趙武靈王在進行服飾改革時對諸位反對的保守派說的一句話：「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

真的，因为这场运动从来没逃出过【以今人的时代背景标准衡量古制古法，爱好抄袭模仿来的“正统”，总是还没研究透彻就喜欢给自己加注"日韩之祖"的光环】这样的怪圈，我对它是越来越悲观。

追悼会。这种纪念逝者形式的普及，是毛泽东在纪念张思德《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提出的。

喝开水，也是新中国以后普及的……

谢邀。

“城市居民结婚必须买房”论。

很多长辈会说这是传统。

其实这习惯形成，差不多是21世纪的事了。

您现在去问长辈：“为什么结婚非要买房呢？”

长辈估计也只会说：“结婚就是要买房！传统规矩就是这样的！”

您如果再追问一句父辈，“您当年结婚时，当真自家买了房的吗？”城市里长大的父辈们，听此多半会面露难色。

农村结婚，有要分家分新房，甚至新盖房子的。

但上一代普通城市居民，结婚买房的，比率非常非常非常低。

中国古来，在城市买房，就不是普通人应该承受的负担。

白居易去长安时被开文字游戏“长安居大不易”，三十四岁时在农村买了套房子，到五十岁才“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在长安有了房子。

《水浒传》里，宋江给阎婆惜找地方住是租房。武大郎带潘金莲到阳谷县则是：

因此，武大在清河县住不牢，搬来这阳谷县紫石街赁房居住，每日仍旧挑卖炊饼。

苏轼第一次买房是47岁离开黄州，在宜兴买的：还跟苏辙借了七千贯钱。古代货币跟现代算购买力，按金价米价银价，折算方式不同，大略宋一贯钱，现在折个300元到1000元不等？算最低300好了，这也不是笔小钱了。

顺便，林冲肯花千贯钱买把宝刀，真不愧是八十万禁军教头，当教官真有钱……

到近现代。

老舍《骆驼祥子》，祥子和虎妞结婚，也是租房。

钱钟书《围城》里，方鸿渐跟孙柔嘉在上海结婚，是租房：

房子比职业更难找。满街是屋，可是轮不到他们住。上海仿佛希望每个新来的人都像只戴壳的蜗牛，随身带着宿舍。他们俩为找房子，心灰力竭，还贴上无谓的口舌。最后，靠（遯翁的面子，在亲属家里租到两间小房，没出小费。

张爱玲《鸿鸾禧》里那对伴侣，结婚也是租房：

他自己也很诧异，组织一个小家庭要那么些钱。在朋友家里分租下两间房，地板上要打蜡，澡盆里要去垢粉，朝西的窗户要竹帘子，窗帘之外还要防空幕，颜色不能和地毯椅套子犯冲；灯要灯罩灯泡，打牌要另外的桌子桌布灯泡——玉清这些事她全懂——两间房加上厨房，一间房里就得备下一只钟，如果要过清白认真的生活。

鲁迅先生、冰心先生们租房的故事，我们都知道的——真不是穷，就是习惯租。鲁迅先生在上海是一直租的，冰心先生爸爸算高层了，也租。

中国主流传统，历来是这样：

农村结婚，盖房买房；城市结婚，租房赁房。

我们这一代的长辈还有个选项：等分房。

结婚要买房的概念，何时来的呢？

1958年，户口管理条例分明了；1998年，住房改革开始了。

之后的事，我们都知道了。

城市里结婚必须买房这个概念，中国古来是没有这个传统的。欧洲也不算主流——别的我不知道，2017年的数据：法国1981-1998年间出生的一代人，自有房率只有41%，小巴黎的居民，大部分是租房；而中国1981-1998出生这代人，自有房率是70%。大概世界最高吧。

非要用农村结婚买房来强调城里房子必要性的，属于偷换概念。

去问长辈：“您当年结婚时也买房吗？”

八成长辈会回答：“我们那会儿是分房/租房/乡下盖房子/住家里留的房子。”

其实为啥要买房，道理我们都懂：房子跟户口及其他一大堆东西挂钩嘛。

所以说买房是刚需，归根结底是跟经济利益挂钩的，可以理解。大家要讲经济账，没问题。

但非把这个说是传统约定俗称，说什么“结婚必须买房，不然没有安全感，这是中国人的传统”，靠传统来压人，就扯淡了，就成了个偷换概念的忽悠了，别信。

一些人一路朝拜磕长头到拉萨然后再到冈仁波齐。这件事真的无关信仰和毅力，任何神圣的解读都是可笑的。我认识个雅江的藏族麻醉医生，问他怎么看待磕长头去拉萨和冈仁波齐的事，他说宗教可以信，但是不应该迷信。他认为磕长头耽误生产，浪费时间和生命。

没有川藏公路之前不可能做到一路磕长头，多少天都走不到下一个补给点，而且绝大多数地方根本就没有路可走，修川藏公路死了三千多解放军战士，川藏铁路现在都没有修成，可想而知其中的艰辛。

而且1950年之前百分之九十五的藏族人是农奴，天黑了都是锁在厕所边上睡觉的，哪有功夫让你磕长头去拉萨。

评论里有些人说古代就有磕长头的，给你看看现在川藏线下雪啥样，这样能磕长头？你在逗我？

1950年初，解放军奉命进军西藏，完成祖国大陆统一的历史使命时，毛泽东主席指示进藏部队:“一面进军，一面修路”。11万人民解放军、工程技术人员和各族民工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和顽强的战斗意志，

用铁锤、钢钎、铁锹和镐头劈开悬崖峭壁，降服险川大河。在4年多的时间里，川藏公路穿越整个横断山脉的二郎山、折多山、雀儿山、色季拉山等14座大山；横跨岷江、大渡河、金沙江、怒江、拉萨河等众多江河；横穿龙门山、青尼洞、澜沧江、通麦等8条大断裂带，战胜种种困难。工程的巨大和艰险，在世界公路修筑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整个川藏、青藏公路的修筑过程中，3000多名干部、战士和工人英勇捐躯，一代业绩永垂青史。

1978年以后，国家中断了对川藏线整治改造投资，使本来技术标准就低、病害又多的公路，难以抵抗日益频繁、规模和范围日趋增大的山地灾害袭击。1979年至1984年间，全线平均每年断通164天以上，1985年达270天，至1992年，全线年平均断通达180天左右，川藏公路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

这是中国六次人口普查的男女性别比， 不是很多人喜欢拿来说事的出生性别比。

建国初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是历次人口普查中“男多女少”最严重的一次，高达107.56。

历史分析认为，道光年间，我国的男女性别比高达115，接近近年来由于人工性别干预造成的新生儿性别比。建国初“男多女少”是长年的战争消灭了大量男性，才没有道光年间那么难看。

男多女少的局面是怎么形成的？小农经济破产，人们资源不足，在没有绝育条件的情况下养不起所有的孩子，于是广泛存在杀婴。儿子不能杀，没了儿子就没人养老送终，家里没有儿子就没有实力跟邻居竞争生存资源，会被全村欺负，实现绝户。被杀掉的婴儿以女婴为主。

所以说，“女儿地里埋”是1949年以前就存在的文化传统，没有计生和B超，照样有存在的土壤。倒是进入了新中国，有余粮养孩子了，生男生女都一样。直到后来农村的秩序组织瓦解，同时规定分地只分儿子……再次“没有儿子就没有生存权”，对离开小农社会没有自信的穷人必须生儿子，甚至因为丛林化的环境必须像军备竞赛一样多生儿子。

那么1949年以后才存在，却被人当做传统事物的是什么呢？

是男人不能打光棍，必须娶媳妇。

本身，因为“女儿地里埋”，必然导致“儿媳地里埋”。

旧社会一夫多妻，成功男士可以占有许多女性，小老婆和丫环是可以卖来卖去的私有财产，很少会像潘金莲女士那样便宜给没本事娶妻的武大郎先生。同时，封建礼教禁止寡妇改嫁，这些因素都导致没老婆的男人有很多。

在小农经济破产、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穷逼先进省，有些男人沦为垃圾人口，没有资格留下后代是很正常的事情。我就不说是山东与河北交界地带了，据当地的地方志记载，当时的地主老财针对流民、土匪较多的情况，收留精壮光棍，给他们一天两餐的伙食，训练他们举石锁、看家护院，但是禁止他们接近村里的女眷，以免污染村里的Y染色体。光棍们活到没能力给地主当打手的岁数，就自生自灭了，人们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

光棍必须娶老婆，是解放后的产物。土改跟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正好同期进行，分了地主的钱和地，顺手解放丫环和小老婆，就近找个老实的贫下中农配了。

你们这些无能的单身狗凭什么要娶老婆，凭什么要过上美好的家庭生活，为什么没有本事还不能安安静静的死掉，落得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就是因为解放了。

马督公在评论区里指出：不解放，其中的很多人根本不会出生。贫民的位置是由地主富户的远亲占据的，穷人绝户概率非常高，让出穷人的位置给生育率存活率更高的上层社会旁支。

温暖的平民住宅是新中国才出现的生活环境。

在林区之外的绝大多数北方平民家庭，冬天生炉子，把整个房间烘暖并不是传统生活的一部分。一般的日子只是借做饭的热量烧土炕，加热床铺的同时顺便改善一下气温；过年前后才会特意延长烧炕时间，但也很难把气温加热到脱下棉衣的程度。白天取暖主要靠是“火盆”，实际上就是用一点烟气少的柴炭放在瓦盆里闷烧，保证室内有热源。实际上火盆对房屋整体气温的改善聊胜于无，只能给大家烘烘手。提供的心理安慰远大于物理上的热量，还经常带来煤气中毒。

过去常见的北方冬日。 大家穿着棉衣，坐在还有余温的炕上，围着火盆熬过冷天。

（过去窗户上没有玻璃，只有棉白纸，在屋子里是没法晒太阳的。）

从上文可见，火盆都是一定程度上的奢侈品，更不要说火炉了

为什么不烧炉子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没有燃料。1949年，全国耕地面积只有14亿亩，人口已经5亿多了，人均两三亩地，人均粮食200公斤出头。从宽估算，人均秸秆干重也就是七八百公斤的样子，即每人每天2公斤秸秆，五口之家每天可烧秸秆10公斤。20斤秸秆，一个人就可以轻松提起来。用我小时候常用的计量单位来衡量，差不多是“一抱”玉米秸。烧过风箱大灶的人都知道，这点“软柴”就算已经晒干，也不太够煮一（大）锅汤的，肯定不可能有剩余的燃料拿来烧炉子提高室温了，毕竟吃饭要紧。（以当时的交通水平，不可能从气候温暖的地方运出秸秆，北方人只能指望自己的人均秸秆）

土灶，比我用过的精致多了。但灶头没有墙，会导致小孩子掉锅里。

当然，能烧的不止是秸秆。干草、木材、干牛粪都可以烧。但中国人已经把大多数平地都开成了耕地（否则怎么养活5亿多人），顺便砍光了所有靠近农业区的山地林带。燕山地区算是人口稀疏的农业区，森林覆盖率已经被砍到了6%。草皮灌木更是基本剥光，导致土地沙化、风沙漫天。北京西门外几里路就是沙丘，南面的大兴县甚至有平原沙漠。这意味着从太平天国战乱中恢复的中国人口又达到了环境极限，导致大半个国家生态崩溃。20世纪中叶的中国如果保持农业社会不变，即便没有日本入侵，也会因为全面的水土流失和泥石流导致另一次损失人口上亿的战乱。非此不能解决农业社会的生态危机。

（1959-1961年的死亡率恢复到解放前丰年的水平，核心原因就是因为工业化还不够快，也因为十几年未曾按照农业社会标准“正常”地死人，对社会施加了前所未有的粮食-生态压力。只有工业化能消除这种人口波动。）

引文中的礼贤是现在北京第二机场的选址

从我家族记忆看，20世纪初，我曾祖父早晨出去十几里打柴，为了能减少竞争者，他经常在零下几度的天气踩碎冰碴趟水过河。（温度再高一点不会结冰，再低就全冻上）因为河对岸那片山附近的居民比较稀疏，这种天气不会有多少人去打柴。不过，所谓打柴，也就是搞一些小枝叶和很短的青草，回来晒干再用，因为树已经砍光了，灌木也不可能长到很高才被拔走。我父亲60年代每天都在日出前起床，去捡牛粪和“搂”草，村里还有不少人和他“抢”。80年代之后，我和我父亲每次爬山，他看到路边长到一两尺的草都手痒：

“我们那时候怎么会让草长这么高？真想带一把镰刀痛痛快快地割一通！”

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农村的烧柴问题已经缓解多了，但穷困兼生态紧张的地方依然相当依赖植物燃料。这时我爹把我扔到一个山村学校去读书，冬天每个教室每天只有一铁盆煤，不足的部分要靠“砟子”来解决。

秋天，地里的秸秆被割走了，贴地面的一小段秸秆连同玉米根留在土里，用铲子挖一下，连土一起拔出来，形成的块状物就是“砟子”。两个“砟子”拿在手里对撞，把土打掉，留下可烧的部分，这个工作叫“打砟子”。我们有些老师家里的玉米地比较多，就和学校商量好，由学生去老师的地里“打砟子”，得到的烧柴一半归班级，一半送到老师家里。这才保证炉子有燃料。1990年的秋天，下午第六节课就是我固定的“打砟子”时间。

打砟子不算苦活，但要小心摔倒在没挖的“砟子茬”上，很要命

当然，打砟子取暖、弥补煤炭的不足，这毕竟意味着炉子已经普及到了农村。为什么现在可以开始用火炉取暖？

因为有了煤矿。

1949年中国煤炭产量只有3000多万吨，60年代也只有两亿吨，还不如粮食产量高。就算不给工业用，也只能用一斤煤去煮熟一斤粮食和相配的蔬菜。考虑到一斤粮食往往要做出2斤多饭，农村还有煮猪食、烧水的需求，就算当时的煤炭全用来给中国人做饭，也剩不下多少用来取暖。（实际上大多数煤炭用于工业积累）

60年代后期，煤炭产量开始迅速攀升，1980年已经超过6亿吨，其中有2亿吨左右是县乡地方煤矿的产能，在工业用途之外，可以供给给农民烧柴取暖。即县乡的煤炭产量已经接近于能满足基本的做饭需求，从此，秸秆加上煤炭，不用破坏植被就可以勉强满足农民的炉灶，增量则可以用于烧炉子。

所以70年代的农村开始有少数平民家庭开始买煤取暖，80年代中后期，据我观察大概有60%以上的农村家庭在主卧室普及了煤炉。再加上玻璃窗带来的阳光，北方农民坐在炕上聊天再也不用把手缩进袖筒了。90年代煤炭产量稳定在十亿吨以后，我印象中几乎再找不到烧火盆取暖的家庭。许多家庭出于习惯，还会经常上山打柴（比此前容易的多）。院子里放不下、用不掉，还要专门搞一个储藏室装这些晒干的柴草。90年代农村翻盖房子，许多家庭都丢掉了成吨的陈年柴草。

这样的炉子经常是夏天设在屋檐下，冬天搬进屋里。

与其同时还有生态环境的迅速恢复。50年代开始，公社种的树都大都留在了山上，没有被砍为劈柴。我家附近的森林大多数只有五六十年的历史。1949年中国森林覆盖率8.6%，1976年到12.7%，2014年已经超过20%（当然许多过去的原始森林变成了人工林）。与此同时，农业地区灌木和草皮的恢复对稳定水土可能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个生态进步在人口暴增的年代是了不起的成就。除了人民公社刚解散的那几年，新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一直在快速攀升，工业化拯救了中国生态和中国人。

另一个次要因素是钢铁产量的增加。取暖的炉子和做饭的锅灶不同，锅灶要保温，烧热上面的铁锅就行；炉子要全面散热，把热量尽量散给空气。所以锅灶可以用砖石甚至夯土制作，炉子和烟囱必须用金属材料，才能把屋子烧热。铸铁炉子、火箱和铁皮烟囱今天看起来不值钱，放在50年代的农村是一笔大财产。1950年，人均钢铁产量是1.1公斤，一个金属炉子加上配套的火箱、烟囱起码要几十公斤，配上土暖气要上百公斤，显然超出了普通农户的负担能力。就算当时有足够的煤，普通中国人也只能用火塘或者火盆取暖。（现在只有西南落后少数民族村落还有）

（参见：

日本农业时代也一样。）

到1966年，人均钢铁产量增加到20公斤，扣除工业内部投资循环，怎么也能留下几公斤用来消费。从这时起，一个家庭攒几年的收入，给卧室都装上炉子成为可能（北方一般意味着东西两个卧室）。钢铁的供应节点和煤炭增产相结合，给中国北方的农村带来了温暖。此后，随着技术进步，铸铁烟囱逐步换成铁皮烟囱、镀锌铁皮烟囱、暖气片。温暖的空气和我们熟悉的铁皮青蛙玩具都是中国钢铁工业进步的标志。现在谁要是怀念之前那个“美好的田园生活”，惦记士大夫阶层才能享受的“绿蚁新醅酒 红泥小火炉”（白居易写此诗的时候是资深厅级官员，享受副部级政治待遇），我就得推荐他们去读读《倚天屠龙记》，有了对比才好忆苦思甜：

又走里许，两人都已气喘如牛。张翠山虽然内功精湛，也已给蒸得金星乱冒，头脑中嗡嗡作声，说道：“好，咱们便在这里将绳子掷了上去，若是接不上火种，那就……那就…… ”殷素素笑道：“那就是老天爷叫咱俩做一对茹毛饮血的野人夫妻”
…………
两人喜得相拥大叫。那烤焦的长绳便是现成的火炬，两人各持一根火炬，喜气洋洋的回到熊洞。殷素素堆积柴草，生起火来。既有火种，一切全好办了，融冰成水，烤肉为炙。两人自船破以来，从未吃过一顿热食，这时第一口咬到脂香四溢的熊肉时，真是险些连自己的舌头也吞下肚去了。当晚熊洞之中，花香流动，火光映壁。两人结成夫妻以来，至此方始有洞房春暖之乐。

铁皮青蛙和轻质烟囱都是镀锌钢片廉价化的结果。

当然了，煤炭资源早晚会用完。用化石能源来挽救环境，对人类来说不是长久之计。但反过来说，农业社会本来也不是一个可持续的生态系统。农业人口必然会占满整个地球的温带平原，每年给地表带来至少1毫米的水土流失——比自然生成土壤的速度至少快10倍。不发展工业，不搞产业升级，所谓的田园生活也会在几十万年的灾荒循环之后走向灭亡。既然人类已经走到了工业时代，已经按照工业时代的标准来定义道德和法律，我们就得接受这个现实，把技术进步的路走到底。无论解决方案是核聚变、行星采矿还是太空发电站，总之发展有进无退。

我之前给自己的书做宣传的时候有一个访谈记录，也谈到了类似问题：

某些事情，你不干就没有问题，但不干的话，也不能解决其他问题。世界上不存在没有负面效应的事情，但只要能解决的问题比带来的问题多，就应该做。眼下的大部分发展就是如此。如果你一定要保证任何发展都不产生新问题，那只能停在刀耕火种的年代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觉得煤矿危险，烧煤的锅炉破坏环境， 但从最近几十年的历史来看，煤矿是挽救中国环境，挽救中国人生命的主要功臣。这一点我的家庭有亲身体会。

我小的时候和父亲一起外出散步，走的也不太远，就是离家几里路的样子，沿着长满草的野地。不管走平路还是山路，我父亲经常感慨一句话：“这柴禾咋没人搂呢？”。然后就是忆苦思甜，说他小时候打柴是最麻烦的事情，村落周边根本不可能找到天然的柴草。要烧柴，要么步行好几公里打些蓬草，要么就只能捡牛粪烧。至于秸秆还田，这种事情想都别想。收获之后，秸秆、甚至埋在地里的玉米根，都是和仅次于粮食的宝贵物资。做饭烧炕全指望这东西了。

其实我父亲小时候，烧柴问题已经缓和多了，因为在五六十年代，有条件的县都开了一些小煤矿，城镇家庭和一部分农村家庭开始用煤炭取暖做饭，从而给远处的木材、灌木乃至草皮留了一条活路。在我祖父、曾祖父年轻的时候，也就是20世纪前几十年，一个省未必有一个像样的煤矿，根本不可能向平民百姓供应煤炭。所以他们每天要跋涉十几里去打柴，把远处山上能烧的东西砍下来背回家。直到90年代，我祖父还经常讲述冬天淌着冰水到河对岸的山里去砍柴的经历。

这就是刚建国的时候，五六亿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和现在十三四亿人比起来，这个人口不多。但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农业人口，吃穿住行基本靠土地。所以粮食不够吃，烧柴靠毁坏植被。1949年的时候，中国森林覆盖率只有8.6%，大部分森林都分布在偏远的西北东北。像太行山这种农业区附近的山区，森林覆盖率只有5%不到，到处是光山秃岭。山下的平地就更不用说了。

没有植被，水土流失就严重，洪水泥石流三天两头发生，耕地产量逐渐下降，农民只能继续到山里的坡地去开荒，这进一步加剧了生态危机。到了1949年，可以说整个中国的生态系统都已经崩溃了。根本承载不了这么多农民。

大自然对生态崩溃有自己的解决办法。草原上的食草动物多了，不是食肉动物吃掉一批，就是自己饿死一批。人类社会则是隔上几代人出现一场超级战乱，用大屠杀来减轻人口压力。人口少了，种地烧柴的少了，生态环境就能慢慢恢复，直到再一次超出承载力。当然，这是从大自然的视角来看。从普通农民的视角来看，这是绝对的灭顶之灾。

1949年就是即将爆发超级生态灾难的前夜。之所以中国没有再来一次“自然”的人口波动，死掉上亿人口，关键原因就在于煤矿的快速开发，在于中国的快速工业化。煤炭、煤气在过去几十年逐步变成大多数人口取暖做饭的燃料。所以我十几岁的时候，不用像我的父亲、祖父那样，到几公里外的山上去砍灌木，扯草皮。所以山上的树种的下，载的住，村边地头的灌木草皮能重新茂盛成长，中国的森林覆盖率逐步回升到21%。

在人口增加到13.7亿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还能正常运行，这本身就是工业进步带来的好处。没有工业快速进步，或许我们不用操心矿难和采空区，但现在大多数人口根本没资格活在这个世界上。

当然，你可以说煤炭总有耗尽的那一天，粉尘污染也不能一味放纵。这没错，所以我们更有理由呼吁快速发展，开发新能源，而不是退回去，退到农业时代。我们现在人类社会整个文明都指望工业，指望工业进步才能存在。发展怎么能慢下来呢？

另一次演讲也有关于生态的内容：

我不敢说没房子就有爱情，但总的来说，缺乏私密空间，爱情产生的概率会大大降低，会停留在人群中看一眼，有好感的层次。我看电影，看动画，发现很穷的主角往往是在其他地方穷，吃穿都很差，但不管是买是租，总有一套自己的小房子。这就是为主角创造私密空间的预设。作者也许是有意，也许是无意，总之是发现没这套房子，许多情节就会很牵强。狠一点的作者还会让主角父母双亡，因为孤儿最容易拥有独立空间。所以各种文艺作品里，孤儿主角的比例特别高。

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土木工程专业的任务了，给大家准备房子。

示意图

在汉语里，生产房子的过程，最常用的一个动词是“盖”。盖房子。这个“盖”字顶上的“羊”字实际上是草的形象。就是把草和藤编织的顶部放到下面的器皿上的意思。几千年前，从国王到老百姓都是用草来做房顶。直到我出生的时候，大多数中国人还是住在草房子里。我家的草房到80年代末才拆掉。这几千年里，中国人盖房子，最看重的就是搞一个屋顶，放到四面墙上。

从私密性的角度来说，竖着的四面墙是最重要的。但为啥造房子最重视这个横着的房顶呢。这实际上是一个简单的几何问题。我读土木工程第一课，就说土木工程是一门和重力对抗的科学。竖着的墙也好，柱子也好，都是直接承受压力，而横着的房顶，或者从你楼上的视角来看是地板，则是一半承受压力一半承受拉力。具体来说，就是下半部有被拉长的趋势，是受拉的，上半部有被压缩的趋势，是受压的。

能承受压力的东西，世界上很多很多，比如说石头。水泥其实就是把特定的石头磨碎再烧一下，加水重新凝结成石头。随便挖点土，晒干了就是土坯，可以拿来砌墙。用火烧成砖，建十几层高的房子也毫无问题。全世界几十个文明，几乎没有哪个文明为砌墙费太大的力。

这是因为地球有万有引力，任何地球上出产的固体天然地已经能承受压力，不能承受压力的固体都被重力压垮了，压缩成能承受压力的状态。在地上挖个坑，从十米处挖出来的东西就能承受十米土层的压力。山有几千米高都不会倒，我们在石头上堆几十米高的石头，肯定不会出问题。

能承受拉力的东西就不太好找了，因为几十亿年来，重力把大多数东西都压缩到一起。大多数从地里面挖出来的东西都很重。一旦横着架空起来，自身的重力就把自己压断了。跨度不能太大，隔几步就要设一个柱子。我们看雅典卫城，修的那么高大，门前密集的排列柱子。就是怕上面的梁断掉。实际跨度并不比一个草房大很多。论内部采光和保温可能还不如土房子。所以这种华而不实的东西只能给神庙用，脑袋正常不会住这种性价比极差的房子。

还有一种办法是住窑洞。在比较稳定的地层里挖洞。不过，除了陕北那种降水少，坡地多的地形。其他地方并不适合挖洞。因为采光不好，下雨就容易塌掉。原始人不会造房子才会住窑洞。文明人只要有办法住房子也不会住窑洞。包括陕北的农民，一旦富了。首先的选择就是盖房子。只有穷的没办法的人才住窑洞。我们注意一下传统的文艺作品，窑洞往往和“寒”字联系起来。叫寒窑。黄梅戏天仙配里有一句“寒窑虽破能遮风雨”，秦腔王宝钏的故事里，也说“寒窑十八年”。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黄梅戏流行的地方是安徽，王宝钏虽然是陕西人，但她那个寒窑的遗址现在还在，不是在陕北黄土高原上，而是在西安南面，是标准的平原。这些文艺作品无意中表达了一个意思，就是穷的没办法才住窑洞。正常的夫妻是不会去住这种地方的。所以我们还得盖房子。找点能承受拉力的材料来解决屋顶问题。

真正可靠的方式是靠木头。树不是长在地层里的，长那么高，受风影响很大。凡是不能承受一定拉力的木头都被风拔起来了。所以我们横“梁”的“梁”字下面是木头。

不过木头也有问题，容易着火，容易烂，强度不够。最重要的是这东西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非常稀少，直到90年代初，一套家具还是结婚时非常重要的筹码，当时讲究说多少条腿，32条腿就非常有面子了。我们是农业民族。农业发达的地区没什么森林，所有人都用木头盖房子的结果就是生态崩溃。中国森林覆盖率到1949年已经低到8%了。考虑到当时还有大片的原始森林没法开发，这意味着中国有人住的地方已经没什么树了，水土流失导致中国年年成灾，已经是一个自取灭亡的状态。

当时北京城外就是沙丘。离城有多近呢？从天安门往西走，现在房价3万块的地方当时都是流动沙丘，步行3个小时就能见到小型沙漠。北京隔几年就会有一两次沙暴刮到白天伸手不见五指的程度。现在北京南面，要修北京二机场的地方也是沙丘。焦裕禄在河南兰考县，对付的是货真价实的沙漠。所以，靠木头盖房子，我们中国人就必须在居住拥挤和饥荒人吃人之间做一个两难的选择。至于说每对恋人都能有独立的房间，那想都别想。

解决这个问题靠什么呢？靠钢铁。只有钢铁才能在建筑里承担拉力，而且给每个中国人都提供自己的房间。大家有空可以观察一下工地上的预制板，可以看到，钢筋靠下承受拉力。水泥主要承受压力。就是因为有了足够的钢铁用来造房子，我们才能在保护生态的同时，让大多数人有房子住。让年轻人都有自己搞浪漫的空间

此外，我此前谈到过，音乐“梁祝”和越剧都是20世纪共产主义革命的成果：

全文见：

知乎回答有：

以及：

其他相关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