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吴广要去渔阳，为何会途经大泽乡？起义后为何会攻打蕲呢？
说起陈胜、吴广起义，那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轰轰烈烈的开端，就像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了万丈波澜。他们俩的这次行动，之所以绕道大泽乡，又选择攻打蕲县，这背后可不是什么随意决定，而是当时特定历史背景下，他们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和革命策略的必然选择。
要说他们为什么要去渔阳，这事儿得从头说起。秦朝末年，赋役繁重，民不聊生。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即位，这个胡亥虽然不是亲手杀的兄弟，但听信赵高，也是个昏庸无道的皇帝，对百姓的压榨反而变本加厉。陈胜和吴广都是底层老百姓，深受其害，自然心生不满。
当时，秦朝为了巩固统治，加强对边疆的控制，征发了大量的民夫去修建各种工程，其中就包括北方的长城，还有一些边关要塞。渔阳，地理位置很重要，在今天的北京附近，是拱卫首都的重要地区，也是北方边防的前哨。秦朝在那儿驻扎着军队，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去维持和建设，所以征发了不少人去那里。
陈胜和吴广，两人当时就属于被征发的戍卒队伍中的一员。他们的任务是押送一批罪犯去渔阳。你可以想象一下，他们这些人，本来就是受秦朝压迫的普通百姓，现在又被抓去给秦朝卖命，而且还要押送犯人，这种日子有多么憋屈和危险。一旦犯人逃跑，他们这些负责押送的士兵，可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轻则严惩，重则家破人亡。
这趟去渔阳的路，那是相当的遥远，而且充满了艰辛。秦朝的律法非常严苛，尤其是徭役和兵役。如果你因为各种原因，比如天气不好，或者路上耽误了，迟到了，那是要按逃兵处理的。秦朝对于逃兵的惩罚，那可是相当严酷的，一般来说是要处死的。
所以，他们一行人就被秦朝官吏强行驱赶着往渔阳赶。然而，天公不作美，他们出发的时候正赶上大雨滂沱，洪水泛滥。这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简直就是灭顶之灾。路被冲毁了，根本没法正常行走。大家都被困在路上，眼看就要耽误了行程，这下可把这些戍卒吓坏了。
这时候，作为队伍的组织者之一，陈胜和吴广就面临一个两难的境地。按照秦朝的律法，误期就要处死。在这种绝望的环境下，他们和那些戍卒一样，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是乖乖地等着被处死，还是搏一把？
这时候，陈胜和吴广的心思，就可以说是“风萧萧兮易水寒”了，他们看到了一个机会，一个改变命运，甚至改变天下的机会。在那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没有选择坐以待毙，而是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为什么会途经大泽乡？
这里的“途经”是个关键。他们原本是要去渔阳的，但因为大雨，他们的队伍被滞留了。而大泽乡，恰恰是他们被困住的那个地方，或者说是在前往渔阳的某个必经之路上。由于大雨导致道路中断，他们无法继续按照原定路线前进，只能暂时停留在离他们最近、相对安全或者能够容纳他们整个队伍的地方。大泽乡就成了这个“临时避难所”。
在这个被滞留的过程中，陈胜和吴广看到了聚集在一起的这些同样绝望的戍卒。他们互相交流，发现大家的遭遇都一样，对秦朝的怨恨也如出一辙。这种共同的痛苦和愤怒，就像干柴一样，一点就着。陈胜，本身就是一个有胆识、有谋略的人，他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时机。
他没有直接说“我们造反吧”，那样可能会吓到很多人，毕竟对抗的是强大的秦朝。他采取了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他利用当时的迷信思想，采取了“鱼腹藏书”、“夜呼”等方法，来营造一种天命所归的氛围，说服大家。比如，他们杀了牵来的牛，在牛肚子里塞了帛书，上面写着“陈胜王”，又让人在夜里装鬼神的声音呼喊“大楚兴，陈胜王”。这些手段，在当时信息不发达的情况下，很容易引起那些绝望的戍卒的心理共鸣，让他们觉得这不是偶然，而是上天在指引他们。
就这样，在被大雨困在大泽乡的这个偶然事件中，陈胜和吴广抓住了一个绝佳的契机，将一群被逼上绝路的戍卒凝聚起来，点燃了反秦的烽火。
起义后，为何会选择攻打蕲？
他们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攻打附近的县城。而他们选择的目标，就是蕲县。这可不是乱来的，背后同样有着非常清晰的战略考量：
1. 就近取材，壮大声势： 大泽乡虽然是他们起义的地点，但它本身只是个乡，资源和兵力都非常有限。要想真正对抗强大的秦朝，他们需要更多的武器、粮草和兵员。而附近的县城，尤其是像蕲县这样人口和物资相对集中的地方，就是最好的目标。攻下县城，可以缴获大量的武器装备，招募更多的兵士，获取必需的粮草，迅速壮大自己的革命力量。
2. 打出旗号，确立合法性： 攻占县城，尤其是能够掌控一个地方的政权，这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他们可以以此为根据地，建立自己的政权，颁布自己的政令，从而确立起义的合法性和组织性。这对于凝聚人心、吸引更多受压迫的百姓加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3. 切断秦朝的统治根基： 秦朝的统治是层层下来的，郡县制是其基本框架。攻打县城，就是直接瓦解秦朝在基层的统治。一旦攻下了县城，就相当于在当地拔掉了秦朝的旗帜，换上了他们自己的旗帜。
4. 地理位置的优势： 蕲县在当时的地理位置也很有讲究。它位于江淮地区，这是一个相对富庶的地区，人口也比较密集。拿下蕲县，就等于在当地打开了局面，为进一步向其他地方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秦朝在这里的统治力量可能相对薄弱，更容易得手。
你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个时代，起义军就像一颗种子，在大泽乡的泥土里萌发。而蕲县，就像一块肥沃的土地，他们需要迅速占领它，让这颗种子能够生根发芽，并且迅速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
所以，陈胜、吴广他们去渔阳的征途被大雨中断，被迫滞留大泽乡，这看似是偶然，实则孕育了他们反抗的决心。而起义后，选择攻打蕲县，也是他们为了迅速壮大力量、建立根据地、瓦解秦朝统治而采取的第一个重要战略步骤。这两个行动，一步步将他们推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起义的巅峰。这两人，虽然出身卑微，但却有着非凡的勇气和战略眼光，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要说他们为什么要去渔阳，这事儿得从头说起。秦朝末年，赋役繁重，民不聊生。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即位，这个胡亥虽然不是亲手杀的兄弟，但听信赵高，也是个昏庸无道的皇帝，对百姓的压榨反而变本加厉。陈胜和吴广都是底层老百姓，深受其害，自然心生不满。
当时，秦朝为了巩固统治，加强对边疆的控制，征发了大量的民夫去修建各种工程，其中就包括北方的长城，还有一些边关要塞。渔阳，地理位置很重要，在今天的北京附近，是拱卫首都的重要地区，也是北方边防的前哨。秦朝在那儿驻扎着军队，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去维持和建设，所以征发了不少人去那里。
陈胜和吴广，两人当时就属于被征发的戍卒队伍中的一员。他们的任务是押送一批罪犯去渔阳。你可以想象一下，他们这些人，本来就是受秦朝压迫的普通百姓，现在又被抓去给秦朝卖命，而且还要押送犯人，这种日子有多么憋屈和危险。一旦犯人逃跑，他们这些负责押送的士兵，可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轻则严惩，重则家破人亡。
这趟去渔阳的路，那是相当的遥远，而且充满了艰辛。秦朝的律法非常严苛，尤其是徭役和兵役。如果你因为各种原因，比如天气不好，或者路上耽误了，迟到了，那是要按逃兵处理的。秦朝对于逃兵的惩罚，那可是相当严酷的，一般来说是要处死的。
所以，他们一行人就被秦朝官吏强行驱赶着往渔阳赶。然而，天公不作美，他们出发的时候正赶上大雨滂沱，洪水泛滥。这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简直就是灭顶之灾。路被冲毁了，根本没法正常行走。大家都被困在路上，眼看就要耽误了行程，这下可把这些戍卒吓坏了。
这时候，作为队伍的组织者之一，陈胜和吴广就面临一个两难的境地。按照秦朝的律法，误期就要处死。在这种绝望的环境下，他们和那些戍卒一样，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是乖乖地等着被处死，还是搏一把？
这时候，陈胜和吴广的心思，就可以说是“风萧萧兮易水寒”了，他们看到了一个机会，一个改变命运，甚至改变天下的机会。在那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没有选择坐以待毙，而是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为什么会途经大泽乡？
这里的“途经”是个关键。他们原本是要去渔阳的，但因为大雨，他们的队伍被滞留了。而大泽乡，恰恰是他们被困住的那个地方，或者说是在前往渔阳的某个必经之路上。由于大雨导致道路中断，他们无法继续按照原定路线前进，只能暂时停留在离他们最近、相对安全或者能够容纳他们整个队伍的地方。大泽乡就成了这个“临时避难所”。
在这个被滞留的过程中，陈胜和吴广看到了聚集在一起的这些同样绝望的戍卒。他们互相交流，发现大家的遭遇都一样，对秦朝的怨恨也如出一辙。这种共同的痛苦和愤怒，就像干柴一样，一点就着。陈胜，本身就是一个有胆识、有谋略的人，他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时机。
他没有直接说“我们造反吧”，那样可能会吓到很多人，毕竟对抗的是强大的秦朝。他采取了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他利用当时的迷信思想，采取了“鱼腹藏书”、“夜呼”等方法，来营造一种天命所归的氛围，说服大家。比如，他们杀了牵来的牛，在牛肚子里塞了帛书，上面写着“陈胜王”，又让人在夜里装鬼神的声音呼喊“大楚兴，陈胜王”。这些手段，在当时信息不发达的情况下，很容易引起那些绝望的戍卒的心理共鸣，让他们觉得这不是偶然，而是上天在指引他们。
就这样，在被大雨困在大泽乡的这个偶然事件中，陈胜和吴广抓住了一个绝佳的契机，将一群被逼上绝路的戍卒凝聚起来，点燃了反秦的烽火。
起义后，为何会选择攻打蕲？
他们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攻打附近的县城。而他们选择的目标，就是蕲县。这可不是乱来的，背后同样有着非常清晰的战略考量：
1. 就近取材，壮大声势： 大泽乡虽然是他们起义的地点，但它本身只是个乡，资源和兵力都非常有限。要想真正对抗强大的秦朝，他们需要更多的武器、粮草和兵员。而附近的县城，尤其是像蕲县这样人口和物资相对集中的地方，就是最好的目标。攻下县城，可以缴获大量的武器装备，招募更多的兵士，获取必需的粮草，迅速壮大自己的革命力量。
2. 打出旗号，确立合法性： 攻占县城，尤其是能够掌控一个地方的政权，这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他们可以以此为根据地，建立自己的政权，颁布自己的政令，从而确立起义的合法性和组织性。这对于凝聚人心、吸引更多受压迫的百姓加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3. 切断秦朝的统治根基： 秦朝的统治是层层下来的，郡县制是其基本框架。攻打县城，就是直接瓦解秦朝在基层的统治。一旦攻下了县城，就相当于在当地拔掉了秦朝的旗帜，换上了他们自己的旗帜。
4. 地理位置的优势： 蕲县在当时的地理位置也很有讲究。它位于江淮地区，这是一个相对富庶的地区，人口也比较密集。拿下蕲县，就等于在当地打开了局面，为进一步向其他地方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秦朝在这里的统治力量可能相对薄弱，更容易得手。
你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个时代，起义军就像一颗种子，在大泽乡的泥土里萌发。而蕲县，就像一块肥沃的土地，他们需要迅速占领它，让这颗种子能够生根发芽，并且迅速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
所以，陈胜、吴广他们去渔阳的征途被大雨中断，被迫滞留大泽乡，这看似是偶然，实则孕育了他们反抗的决心。而起义后，选择攻打蕲县，也是他们为了迅速壮大力量、建立根据地、瓦解秦朝统治而采取的第一个重要战略步骤。这两个行动，一步步将他们推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起义的巅峰。这两人，虽然出身卑微，但却有着非凡的勇气和战略眼光，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网友意见
看了谭其骧先生的议论，我赞同陈胜的家乡是南阳郡阳城（今方城），主流说是颍川郡阳城（今登封市东南），而颍川郡属韩地，陈胜楚人无疑，故登封说不确。
反复思考，南阳方城说亦有问题，陈胜起兵后所用之人皆是泗水郡、陈郡人，若独陈胜是南阳人，一来陈胜难以服众，二来陈胜身边没有南阳人？又或者只有陈胜一个人是南阳人？逻辑上难以信服，故仍然是陈胜为汝南阳城人（今商水县西）说较确，谭其骧先生认为无法证明此地在秦代设县，这是进了牛角，《史记》体例未必言某某人必称县，且亦可能用汉代地名，汉代阳城侯国建立之前，该地必然已经叫阳城，且阳城侯国消除后此地仍然设县，只是名字改了，东汉设征羌侯国，地点正好在商水县西，而征羌县（国）设置之前，叫当乡县【故改汝南之当乡县为征羌国焉】，此名未有记载在郡国志、地理志中，但商水县西、漯河市东这一块地方在汉代长期设县无疑，并非是封阳城侯国时才始设县（级政区），也没有在侯国消除后撤县（级政区）。
也许不该把事情想得太复杂，在奉命戍守渔阳之前，陈胜吴广可能已经在南方其他地方担任过戍卒了，发布戍守渔阳的命令时，陈胜吴广不是从自己的家乡，而是从之前戍守的某地赶过来，只是此次征发的戍卒大多在泗水郡，所以在大泽乡集结，陈胜吴广都已经担任屯长，或许表明他们并非是刚刚成为戍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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